“靠山张”与“清水塘洪”
在中国，有着数不清的古老家族。而在每一个古老家族的后面，都有着一段艰辛而又曲折的迁徙历程，隐藏着许多“古道西风瘦马”那样凄凉动人的传奇故事。在张治中的记忆里，张家的原籍在江西。大约在明末的时候，从江西迁徙到了安徽，落籍巢县西乡。到了张治中祖父这一代，张家四房落籍四个村落，故有张家“四大房”之称。张治中的祖父为长房，靠着与黄山相邻的一个山冈聚族而居，俗称“靠山张”。对于“靠山张”一房来说，这或许是一个颇有寓意的俗称，因为到了“孙子辈”张治中这一代，这一房兴旺发达起来，甚至贡献出了一个名震天下的“和平将军”。正如许多大人物发迹之后，常视故乡为潜龙之地一样，张家也有不少人视“靠山张”为吉祥之星，本不足为奇。
不过，“靠山张”的发达并不全是“靠山”的功劳，而要归功于山与水的结合。因为不久之后，“靠山张”这一房便已迁至一里之外的洪家疃。洪家疃亦称“清水塘洪”，原因是村侧有一口大水塘，满池碧水，清如明镜。张治中很是骄傲地说：清水塘不但与杭州玉泉寺水池的水一样清，而且面积比玉泉寺的池大得多了。不用说，洪家疃的居民以洪姓居多，张姓只能算是“少数民族”。在旧中国许多偏远的村寨，宗族间的纠纷一直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世代争斗而形成宿敌的，亦不鲜见。但“靠山张”迁入“清水塘洪”的经验值得鉴戒，办法就是走“宗族联姻”的道路。据考，张治中的祖父张邦栋娶的是洪家妹子，张治中的父亲张桂徵娶的也是洪家女儿，后来张治中与表妹洪希厚结婚，又是一个洪家孙女辈。不说“三代”以前，也不说“三代”以后，仅从张邦栋至张治中祖孙三代一脉相承的婚姻状况来看，三代张家男与三代洪家女结亲，可算是“世代联姻”哩!据此，“靠山张”移民洪家瞳，不仅没有受到歧视性的“国民待遇”，而且赢得洪家三代“千金”的芳心，真所谓“分之两伤，合之两利”了。
“清水塘洪”如此大度地接纳与善待“靠山张”，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家族性格的开放性；同时，“靠山张”数代坚持“和平进村”的路线不动摇，亦让我们看到了张家在奉行“和平共处”政策上的远见卓识。可以想象，“靠山张”那种平和的家族性格与“清水塘洪”那种开放性的家族性格的交流融会，对张治中未来性格的形成，起了重大影响。几十年后，一位名满天下的“和平将军”，正是以这种平和、雍容、大度、开放、凝重的个性气质，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一段力促国共合作的佳话。
洪家疃是一个只有100余户居民的传统农业村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春种夏收，这一切似乎成了一幅几千年凝固不变的中国农村风俗画。经济的落后，加上风气的闭塞，导致教育的极度不发达。读书，是有钱人的奢侈与专利，洪家疃的居民大都与读书无缘。据说，在科举时代，这里也出过秀才，大可以看作是“清水塘洪”的一个骄傲；但在民国时期，这里竞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又不能不算是“清水塘洪”的一个遗憾。
“靠山张”的情形大体也是如此。张治中说：“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四大房中好像不但没有做官的，连念书人也很少。”可见，“范进中举”之类的辛酸故事，“根本没听见”；祖上虽出过几名童生，但由于都没有得过功名，自然也是马尾穿豆腐——提不得了。因此，说到张治中的家庭出身，既套不上“官宦世家”的光环，也沾不上“书香子弟”的余荫；唯一能聊以自慰的，大概也就是“世代务农”的清白了。
不过，到了父亲张桂徵这一代，张家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化。张桂徵从小念过书，能写信、记账，粗通文理。教育开阔了父亲的眼界，父亲的目光第一次越过了洪家疃，看到了巢湖之外的那片天空。于是，父亲学会了篾器手艺；并在丰乐河镇上开了一间篾器店，招了几名伙计与学徒，制作与销售竹器农具。从农民到手艺人及小业主；从厮守洪家疃的田间，到开拓丰乐河镇的竹器市场，对于现代的乡镇农民来说，这一步迈得并不算大；但在100年前的封建专制时代，在一个落后闭塞的湖滨农村，在一个世代务农的家族里，可以想象，能迈出这一步不啻是一次离经叛道的壮举。这一切对于父亲来说，所需要的不但是反传统的价值观念，更是义无反顾的生活勇气。
从洪家疃到丰乐河镇，90里的距离，中间隔着一道巢湖，路程虽不算远，但这里已是另一个天地了。隶属安徽肥东县的丰乐河镇，是巢湖地区鸡鸭鹅毛的集散中心。商贾们在这里坐庄采购各种禽毛，然后出巢湖，入长江，下芜湖，行销江南。因此，当时的丰乐河镇，可以说是得信息与风气之先。张治中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许多时光，都是在丰乐河镇度过的。正是在这样一个信息发达、风气开放的生活环境里，张治中接受了一种与洪家疃居民完全不同的生活价值观念。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父亲从洪家疃到丰乐河镇这一步，也就没有张治中从农家子到上将军这一步。
张治中为家中长子，以下又来了三个弟弟。从张治中开始，父辈为他们命名为本尧、本舜、本禹、本汤；字为治中、震中、文衷、文心，都是一些极有抱负的名字。后来，他们都成为政坛上有一定成就的人物。张治中兄弟的发迹，原本已在父辈们的想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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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中国现代史上的“张治中现象”
1948年12月25日，正是平津及淮海战役的关键阶段，中共方面公布了国民党战争罪犯名单，计43名。对于南京政府的党政军大员来说，中共此举不啻是一场超强度海底大地震，使其在心理及情绪上均陷入极度恐慌之中。又因为中共方面声明，这一次宣布的只是第一批头等战争罪犯名单，言下之意，当然还有第二批甚至是第三批次等战争罪犯即将公布了。
如此，未入选第一批43名头等战争罪犯名单的国民党军政头目，也就不免终日惴惴，大有“躲得了年三十，躲不过大年初一”的末日之感。不过，换一个角度看，巨大的压力往往也就是巨大的动力。比如，中共方面自公布43名头等战争罪犯名单之后，许多等而次之的国民党军政头目，一方面纷纷把目光放在中共所暗示的第二批次等战犯名单的披露方面(所幸后来并未公布)，更有不少人主动放低反共的调子，以免一不小心被中共方面注意，列入第二批战争罪犯名单；一方面纷纷对已经公布的第一批战犯名单加以研究，以揣摩中共方面列入战争罪犯的尺度，“吃果果，排座座”，私下对号入座，期望幸免人选。
如此一来，在南京政府的大小军政官员中，竟一下子冒出了一大批自学成才与无师自通的“国民党战争罪犯研究专家”；而且，对于中共方面确认“头等战犯”的原则，即何谓“头等”两个字，很是贡献出许多发人深省的真知灼见，拿出了一大批琳琅满目的“科研成果”。
成果之一，是重在政府首脑。总统蒋介石，不但是所谓的“国家元首”，也是中共心目中的万恶之首。不用说，被列为第一号战犯。副总统李宗仁，从法统上来说，是总统的主要帮凶，当然脱不了干系，被推上战犯名单的第二把交椅，当在意料之中。“行政院”是五院之首，不但现任院长孙科、副院长吴铁城被中共视为南京政府的首恶分子，即已经卸任的前任院长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也被一个个“挖”了出来，次第排出座次。另外，内政、外交、国防、财政、教育等五大部长张厉生、王世杰、何应钦、王云五、朱家骅，是南京政府的五大支柱，也都榜上有名。
成果之二，是重在军事头目。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是前后两任参谋总长及国防部长，当然也都是内战的主要决策者及执行者，在43人罪犯名单中，被列为第三到第六号战犯，仅次于总统、副总统的四大战犯，是逃不掉的。另有东北、华北、华中、徐州四大“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傅作义、白崇禧、刘峙，西安、太原、长沙、衢州四大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阎锡山、程潜、汤恩伯，以及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余汉谋、桂永清、周至柔等，贵为一方“督军”，当然被一网打尽；另有陆军副总司令孙立人、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等，虽为军中副手，然因其都是极为活跃的内战打手，均被网罗人内。
成果之三，是重在反共领袖。“CC系”的主脑陈果夫、陈立夫，国民党理论权威戴季陶等，都是国民党内有名的反共领袖，被列入战犯名单，当在情理之中。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党党魁左舜生、曾琦，国社党党魁张君劢，因其甘作国民党的尾巴党，为国民党发动内战推波助澜，亦成为43人战犯名单的垫底人物。
成果之四，是重在亲信谋臣。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参军长薛岳，政学系首脑熊式辉，都是蒋介石身边摇鹅毛扇的谋士，现在能被中共在头等罪犯名单中点名，其幕后作用当不可小觑。此外，顾维钧以驻美大使的身份，宋美龄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吴国桢以上海特别市长的身份，分别被列为第22号、23号及24号战犯，自有相当理由。顾氏是外交界的代表，吴氏是地方官僚的代表，都是不可多得的人物；至于宋氏，是为43人名单中唯一的女性，其身份弥足珍贵。
这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以头等罪犯而论，该进来的都进来了，不该进来的，当然还得等一等。以现代术语而言，这就是“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走一个坏人”，可见中共方面的政策性之强；这与蒋先生当年“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的屠杀政策，真有天壤之别!但是，大家深入研究的结果，也不是没有疑问。比如，以职务而言，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治中，负责西北甘、青、宁、新四省军政指挥责任，贵为西北四省总督，比较于各地“剿总”司令及绥署主任，地位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这样一个大人物，却没有列入战犯名单。相反，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两位副长官马鸿逵、马步芳，却被捉进43人名单抵数。于是，有人说，对西北方面的战争头目，中共的政策是“以一张换二马”。
事实上，中共这次公布头等罪犯的“入围”标准，地位与职务确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因素。若纯以反共罪行而言，前任‘行政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长”王世杰，驻美大使顾维钧，以及第一夫人宋美龄等，不是不可以网开一面；即便是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等节制一方的‘督军”，因已在暗中与中共方面洽谈和平起义事宜，中共亦不是不可以等待观望一下。比较而言，倒是有许多没有“入围”43人名单的军政头目，其积极策动内战的罪行，当不在许多‘‘入围”人员之下。但是，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他们既已处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便不能不承担未能积极制止内战的责任。中共方面优先将他们入选43人名单，不是没有道理的。
纯以军政职务而论，张治中确是够得上43人名单的级别。但是，若就战争责任而论，张治中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和平将军”。他不但在战后以来的历次国共谈判中，一贯主张团结，反对分裂，主张和平，反对内战；而且是自大革命国共分手以来，唯一未带兵与中共作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是为国共关系史上的一大奇迹。中共方面将其作为一个特例处理，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实，和平将军张治中也不是一味地‘‘习之和”。譬如，在“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淞沪大战及八年抗日战争中，张治中不但多次率部与暴日接战，以致身先士卒地冲杀在第一线，誓以血肉之躯捍卫国土；而且屡屡向最高当局上书进言，反对主和，力主抗战，是国民党内主战派阵营的代表人物之一，算得上是著名的‘抗战将军”。唯有在20余年的国共冲突中，张治中始终是主和没商量，虽不能做到让主子蒋介石‘傲下屠刀，立地成佛”，但在自己20余年的军事生涯中，总算做到了决不亲手向中共方面放一枪一弹。在中国现代史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史家关注的“张治中现象’。
其实，直到1949年北平和谈破裂以前，张治中都是一个忠诚的国民党员，也是一个始终不渝的拥蒋派；反蒋的事，张治中是不做的；反对国民党的事，张治中也是不做的。如果不是在处理国共关系方面同蒋有重大分歧，也许蒋、张之间还会继续合作下去。正是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断送了合作25年之久的蒋、张关系；也是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断送了已维持22年之久的国民党大陆政权。以此可知，蒋、张的国共政策之争，是曲在蒋介石，而不是曲在张治中。这就说明，在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唯有张治中坚主国共联合的道路，才是唯一可以解救国民党于危亡的道路。以此可知，张治中不但是一个真正忠于国民党的好党员，而且也是一个真正懂得关心蒋介石的大忠臣。只是蒋介石看不到这一点罢了。在那么多的国民党文武大臣中，真正主和的只剩下一个和平大使邵力子，一个和平将军张治中。这样一个沉重的历史责任，显然不是张、邵两个臣子所能担得起来的。
1896年，也就是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次年，清廷命洋务大臣李鸿章出访欧美各国。6月27日，李鸿章在德国会见前宰相俾斯麦，询以图治之道。当时，俾氏已下野多年，但由于曾有俗论将俾氏与李氏并称为东西二雄，“或有称李鸿章为东方俾斯麦者”，故“东俾”此次拜见“西俾”，自为题中应有之义。“西俾”擅长之处是推行“铁血政策”，并以派兵帮助法国梯也尔反动政府镇压巴黎公社，从而“扬名”于国际共运史；通过发动丹麦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从而一度成为称霸于西欧的“铁血宰相”。俾氏与李氏相见，三句话不离本行，当即劝李氏练精兵以立国基。接着，俾氏话锋一转，说道：“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
虽然，以无产阶级的眼光来看，无论是西方俾斯麦，还是东方俾斯麦，都是一丘之貉，都不是好东西。然若不以人废言，“西俾”的这句话，倒是不无道理。本来，李氏之起家，靠的就是两条：对内以残酷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等农民起义而出名，对外以善于割地赔款屈辱求和而著名，与欧人心目中的“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者为贱，正是南辕而北辙。‘晒俾”以此语授之“东俾’，其意颇值得玩味!以笔者论之，不但是暗含讥讽，而且也是公开耻于与李氏并称“东西俾斯麦”。对于仆仆风尘、迢迢万里赴西天取经的李氏来说，闻俾氏此语，不啻是热脸贴上冷屁股，闹了—个没趣。
不过，站在俾斯麦角度，听到俗论妄称李鸿章为“东方俾斯麦”，确是一个奇耻大辱。事实上，“李鸿章何足以望俾斯麦。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斯麦取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取俄而反堕彼谋。三者相较，其霄壤何如也”(梁启超语)。对于俾斯麦来说，耻于引李鸿章为同道，正是一个合理的逻辑。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就地域而言，与巢县张治中同属皖中，正可谓是小同乡；就时空而论，李鸿章的一生贯穿了19世纪的下半叶，张治中的一生贯穿了20世纪的上半叶。李、张所经历的100年，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多事、多难、积弱的一个世纪；但就李、张一生的事功论，李鸿章勇于内争，怯于外战；张治中则是勇于外战，耻于内争。二人之高下，不言自明矣!
张治中是民国政坛上一位独树一帜的人物，他在国民党任职期间受到蒋介石的认可和重用；他坚持国共两党和平共处。在其50年戎马生涯中，信守不对共产党放一枪一弹的承诺。解放战争后，鉴于他对中国和平作出的贡献，被称为“和平将军”。杨者圣著的《和平将军张治中》依据大量史料，以流畅的笔触，对张治中的出身、人品、个性、学问、心理以及最后人生境况等，都作了精到恰当的描述。
张治中将军是国民党政坛上一位独树一帜的人物，在其五十年戎马生涯中，信守不对共产党放一枪一弹的承诺，毛泽东称赞其“专做好事，做了许多好事”。《杨者圣民国人物系列》之《和平将军张治中》依据大量史料，以流畅的笔触，再现了一个真实鲜活的张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