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航空MH370航班失联十八天后，根据英国人的探寻结论，搜索区域被定格在空旷的澳大利亚海域，不久后，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宣告了有关航班终结的消息，一个突如其来的灾难，让所有的人不知所措。二百三十九个鲜活的生命瞬间成为了永恒，一个有目的的旅行，得来的却是一个没有归程的结果，除了一声叹息，人们又能够做些什么？时至今日，已经几个月过去，寻找和猜测，困惑着整个世界，忽东又西，如此反复。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某天会真相大白，或许真相永无答案！
生命的无常是毫不由己的，也可以说自己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不过是由你暂时保管而已，何时何地被取走并不会被事先告知，所以，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有多么长，而在于属于你掌管的时间之内干了些什么。
方大曾是一个例子，今天的人们很少知道他是谁，如果我告诉你，他是卢沟桥事变后第一个抵临前线报道的记者，他是被摄影史家称为中国的罗伯特·卡帕的人，他是让著名作家余华、著名战地记者唐师曾等人顶礼膜拜的人，你是不是会因此对他肃然起敬？方大曾与这个世界失联于1937年，那时候他二十五岁，身份是上海《大公报》的战地特派员，也就是说他已经失踪了八十年，如果健在，今年应该是一百零五岁。十八年前，我做过一部纪录片，名字叫《寻找方大曾》，后来很多人是通过它知道方大曾的。说到这部纪录片，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偶然中的机缘，也可以说是命运中的一个幸运的安排。
方大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如何成为第一个现场报道卢沟桥事变的战地记者？他的摄影作品为什么到今天依然受到追捧？他在事业的巅峰神秘地失踪，究竟是源于战火还是另有隐情？我们不妨从一个偶然开始，随着寻找的脚步，慢慢打开问号。
1999年初，我刚刚完成历时两年七个月的大型纪录片《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史》，卸任总编导后，由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专题部《半边天》栏目转到《美术星空》栏目。同年10月，父亲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查出了患有食道癌，病情危重。当时我还不满三十岁，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加之工作中的压力和看不清晰的未来，我一下子陷入了无依无靠的茫然之中，一边在对家人隐瞒父亲病情的状况下联系医生，安排手术和后续治疗，一边又要排遣无人可以分担的困难和苦闷，那段时间简直可以用狼狈不堪或者心力交瘁来形容。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无意之中，在办公室的报纸堆里看到了一份传真，今天这张热敏纸还在，只是经过了十几年的时光退却了颜色，字迹依稀，几乎又成了一张白纸，接近了它最初的模样。这份传真是时任中国摄影出版社副社长的陈申先生发来的，里面提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方大曾，节录内容如下：
作为抗战初期活跃在国内的一位战地摄影记者，欧美许多报刊的供稿人，方大曾在民族抗战如火如荼、个人事业刚刚展开的时候神秘地失踪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位摄影家短暂而传奇的一生和大师水准的作品几乎已经完全沉入了历史的忘川，只有他的胞妹珍藏着哥哥留下的一千多张底片，在孤寂中默默地守候。她相信哥哥没有死，相信他总有一天会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出版社拟将方大曾的作品及世人对他的回忆，合编成《方大曾的故事》一书，以示怀念。
传真是出版社希望合作推广该书的策划方案，其实，那页纸并不是明确传给我的，它和一堆报纸和信件混在一起，假如我迟一点儿去办公室，假如因为手头的事情耽搁，而没有翻看当天的报纸，我或许就不会知道方大曾了。
许多事情的因由都是由偶然开始的，当然我并不知道，这纸传真就是砸中牛顿头顶的苹果，只是那些文字缀成的内容吸引着我，有莫名的亲切感，或许大多的必然就是因为某种关联而生成的吧。
我的职业经验告诉我，这是一个具有诱惑力的信息，其魅力来自于它的陌生和神秘。对于一个纪录片工作者来说，除却命题，兴趣永远是工作的第一动力，不仅记录存在，更要探寻未知。在陈申发来的这段文字中，“方大曾”“神秘地失踪”和“留下的一千多张底片”，成了因为我希望去发现而产生冲动的关键词语。其实，我对于许多片子的兴趣都缘于对其中关键词的兴趣。比如：“世纪女性”这个词，为了它，我和同伴们足足煎熬了两年零七个月，最终完成了这部以口述历史方式制作的、长达六百分钟的大型纪录片《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史》。拍摄期间，尽管困难重重，阻碍大于想象，在边探索边拍摄中，我也有过无奈、孤独、无助和苦闷，但还是愿意为这个词语付出代价，兴趣使然，唯有坚持，因为我始终相信不经历风雨就见不到彩虹。（P3-5)
方大曾与范长江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一个长于文字，一个长于摄影，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双峰，可以并存于世，并存于史，并存于书。
——方汉奇 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我一直怀念着这个英俊干练的青年。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天小方会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对于过早地失去了这样一个年轻轻的伙伴，一个新闻战线上的尖兵，时刻悲痛着，时刻叨念着：他会归来吗？
——方殷 诗人、记者、编辑
他突然失踪了，他的那种消失，几乎是没有声音的消失，用博尔赫斯的比喻，像是水消失在水中一样，无影无踪的那种消失。而后，他曾经生活的这个世界，所对待他的态度，已经完全凝结在方澄敏一个人的身上了，通过她多年来保存的记忆和照片，我们才得以知晓，在三十年代还有这么伟大的一个摄影师。
——余华 作家
我原以为卡帕活得短，只有四十岁。方大曾呢，失踪时可能二十五岁……在战争中失踪最可能就是死了……连个胸牌都没有，无名烈士，名都不知道，更可悲的是，几十年来，没人再去想着他。
——唐师曾 摄影记者、战地记者
由寻找到追随
《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将由新世界出版社修订出版，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两年来，这本书所取得的成绩是我始料未及的，不仅获得了国家级最高文学奖项，还获得了“新闻传播学国家学会奖”特别奖，并且在中国纪录片学院奖颁奖典礼上赢得了来自业界的敬意。
中国新闻学界泰斗方汉奇先生给予这本书至高评价，曾多次对我悉心指导，并身体力行为方大曾纪念室题匾助威，对晚辈的提携鼓励令人难忘。先生学硕品端，令人高山仰止，吾辈榜样，在此致敬！
刚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是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航班失联的第十八天，而到统稿完成时，已经接近第一百天。伴随着焦虑和不安，我们面对的是无声无息的消失，用博尔赫斯的话说,“是水溶进了水里”。对于亲属而言，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牵挂，又是一种悲欣交集的等待。那么，对于方大曾的失踪，几代人苦等八十年，盼望归来就更是残酷的奢望，甚至是没有尽头的遥想。
十八年来，方大曾几乎是我一个放不下的心事，从陌生到熟悉，由寻找到追随，有意无意地与人提起甚至成了一种习惯。其实，像余华、唐师曾、午马、阮义忠等前辈又何尝不是对他推崇备至呢？如果说，这本书能够给你某些启示，那一定是他们的文章或访问，真知灼见、视角独到增加的色彩。
应该感谢陈申先生，从纪录片《寻找方大曾》选题之初的策划，到过程中遭遇困难时的鼓励和帮助，以及这本书的缘起，如果说小方在今天能被更多的人知晓，他就是功不可没的关键人。
最初的寻找完全是出于对人物的兴趣和探求未知的欲望，过程中，随着了解的深入，不知不觉变成了对于一种高尚精神的认同和追随，不止是我，还有寻找过程中的许多人。尽管方大曾的辉煌只有短短的两年，但他流星一般的耀亮和迅失，使人们惊叹他才华的同时更留下唏嘘与叹息。
如果没有方澄敏的坚持，没有李惠元、陈昌谦的牵引，没有吴群的考证，没有范长江、陆诒等人的回忆，不但纪录片做不成，就连这本书也无从谈起，我甚至觉得是小方在冥冥中给了暗示和安排。
两年来，这本书被《解放书单》等多个榜单推荐，走进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的校园，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评介推广，引发了学术界和新闻界的探讨和思考。为此，《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撰文称，从纪录片到图书，从纪念室到公益计划，跨越影视界、出版界、文学界、学术界的“方大曾热”，聚合成为兼具传播力与影响力的现象级话题。
张海鸥总编辑的敏锐和决断，是促成这本修订版面世的关键，使我有机会重又静下心来，补充新知和修订谬误，对书中每一张照片说明进行再写，文本改订千余处，期以更扎实的面貌回馈读者。
最初，这本书断断续续写了三个多月，行政事务的繁杂搅扰，使我中途几次搁笔，思路中断，拾起时，又不得不从头通读，尽量保持连续。由于年代久远，资料匮乏，除了以往的积累，寻找新线索，补充新材料一直伴随着写作的全程，考证和删改也是从头到尾。不过，还是感谢这种压力和艰难，催生了到目前为止专门介绍方大曾的第一本书。今日修订，检视一路步履，行行复行行，曲折迂回，小方虽身影远去，而精神犹在，还是值得欣慰的。
作为方大曾的亲属，张在璇先生、张在娥女士和家人是这本书的积极支持者，不仅无偿地提供作品，还提供了小方和方澄敏女士的遗物用于写作参考，正是由于小方的关系，我们彼此也成了很好的朋友。
殷陆君、石村、陆波、赵俊贵、姜永刚、于涛诸位兄长不仅给了我许多好的建议，还积极加入到寻找方大曾的行列中，尽其所能，为小方精神声光远播贡献巨大。
值得高兴的是，修订版的责任编辑乔天碧、年轻的同事王烨、孙楠在书稿编辑、查阅部分资料和图片整理过程中，也渐渐成了小方新的寻找者和追随者。
我知道，对于方大曾仍然有许多未知，因此，这本书的资料使用也是有限的，写作中尽量按照冷静、客观为原则，尊重史料，不妄加臆断。由于小方的作品和部分当事人的访谈、文章寻来不易，所以使用时尽量保持原汁原味，而不是简单的转述和改写，这样，读者会在接近方大曾的新闻现场时，更好地通过想象还原他的处境和所见。当然，由于仓促，这本书还有不少值得推敲和琢磨的地方，对于方大曾也只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轮廓，但是我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念有更多小方的未解之谜得以破译，使这本书能够不断地丰满更新，也衷心希望，更多的人熟知方大曾从这里开始。
2017年3月5日北京
冯雪松的这部专著《方大曾：消失与重现》，把湮没了八十多年的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摄影记者方大曾推到了历史的前台，让他的名字开始为公众所知晓，这是对中国新闻事业史人物研究和中国战地新闻摄影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方大曾有关卢沟桥事变和抗日军事活动的一大批新闻照片,是对伟大的全民抗战的忠实纪录。它体现了抗日军民抵御外侮敌忾同仇的民族精神，鼓舞了士气和斗志，也保存了许多拍自第一现场的珍贵画面，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我们为历史上有过如此杰出的新闻摄影记者感到骄傲。他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方大曾与范长江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一个长于文字．一个长于摄影，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双峰，可以并存于世，并存于史，并存于书。
方汉奇
中国新闻史学界泰斗
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方大曾，20世纪30年代的一位天才摄影家，在创作最活跃的两三年里留下了大量在摄影技艺上可与其同时代的摄影大师布列松、何奈·布里、尤兰史·密斯齐相媲美的作品。他是首位到达卢沟桥事变现场的摄影记者，他拍摄的大量具有玛格南图片社风格的影像是当时国内主流媒体，乃至西方媒体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手信息。1937年9月，时年25岁的方大曾赴当时战事最紧的保定采访后失去音讯，并从此被湮没，不为人所知。尽管他留下的抗战影像时常被使用，但罕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中国摄影史》对他的记载寥寥无几。
《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个纪录片导演的寻找旅程)》的作者冯雪松，通过对方大曾生命历程，特别是作为一名战地摄影记者生涯的寻找与发现，把他推向公众的视野，向读者展示了一位不为暴力、权力、金钱驱使的，用生活做背景，用生命做胶片的摄影家的人生故事。
方大曾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大公报》的特聘战地记者，他是首位对“卢沟桥事变”进行报道的记者。他是抗战初期，对正面战场的抗战进行报道的著名战地记者。然而，25岁的他在事业和作品最丰富、最精彩的时刻，却消失在了抗日前线，他的作品从媒体上消失，他成为亲友们永远的思念。中央电视台记者、本书的作者冯雪松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了解到了方大曾的事迹，并通过纪录片将他和他的作品介绍给广大读者。人们恍然发现，许多为人所知的抗战的画面，就是出自这位早逝的摄影家之手，因此他也被称为“中国的卡帕”。冯雪松著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个纪录片导演的寻找旅程)》记录了方大曾短暂而焕发异彩的生命，也记录了作者作为一位纪录片导演追寻方大曾足迹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