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
黄棠又把故事讲了一遍：“六岁的时候，六岁不到，在我大舅家拉肚子。”当然，黄棠没说拉肚子，她知道我很粗俗，如果提到拉肚子肯定会想到性交这种事。她尤其知道我会把所有事情都想到性交，就算看见头顶的星空也不例外，我就是这种货色。于是为了讲这个故事，她说：“在卫生间，我在卫生间待了很久，到底多久这个谁也不知道，这时候突然我大舅也要进来，接着他就敲门，一直敲门，他敲得很响，他好像知道我在里面一样，不然为什么敲得这么响。但是他怎么会知道我在里面呢。我就不敢开了。”黄棠说。
当时我已经觉得这个故事没意思透了，一开始就没意思透了。可是我还在听，因为我知道她还要讲下去，而我必须听下去。
“后来你猜发生了什么？”黄棠问我。
我“啊”了一声。黄棠说：“我就把纱窗给剪了，从纱窗里跳了出来。”我又“啊”了一声，比上次轻，像是某种不易察觉的怪叫。黄棠把这个怪叫理解成我问为什么，这足以说明她是那种智商不怎么高的女人，这正和她的美貌相得益彰。如果不是因为她的美貌我为什么要在这听这个狗屁故事。
“就是突然不好意思了那么一下，突然，不好意思了。我就从纱窗逃走了。”
她竟然用的是“逃”，我想。
“后来大舅问是谁剪了纱窗，我都没有说。其实他早就知道了，但我就是不说，我不说他就不能证明。”
“后来呢？”
“没什么，修纱窗花了不少钱。”
“哪儿来的剪刀？”我说。
“剪刀？是啊。这我得好好想想。如果没有剪刀怎么办？可真是不敢想象。”黄棠说着从烟盒里抖出一根，她说：“火。”
我说：“你当年还挺身轻如燕。”其实我想的是，她现在身体发育得更好了。
至于黄棠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我怎么会知道，我很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可惜全让她给浪费了。想到这一点，我就又开始觉得她是那种待价而沽的傻女人，和全世界的傻女人都没有什么区别，喜欢给男人编故事。和全世界的女人都没有区别，一律都是傻女人。不然创造她们有什么好处。
我们两个人此刻坐在楼梯口，我过来给她送钥匙。我们坐得很近，她竟然给我讲了个故事。天啊，我哪儿知道她还有个大舅。
事情是这样的，昨天黄棠突然觉得很冷就穿了我的大衣，我们一起走在京市的夜晚里还有几个人，她顺手就把房间钥匙放在我的大衣口袋里，于是她昨天就不能进家门，去了杨亮家。今天我来给她送钥匙，像刚才这样傻乎乎地坐在楼梯口。她已经二十二岁了。我们认识不到一个月，并不常见面，她只是昨天穿了我的大衣，我回家对着大衣打了一炮。现在过来给她送钥匙。
我只是一个给人送钥匙的男人，呵呵。
黄棠是杨亮的女朋友，杨亮是我的朋友，多亏他们不住在一起，因为说句公道话，杨亮确实是个傻逼，我时常冒出一股解救黄棠的念头，但是黄棠又经常讲些没头没脑的故事，让我觉得她和傻逼还真是天生一对。她长了个圆溜溜的胸，隔着衣服也能看出来，简直圆得有点儿不像话。
“你老婆发现钥匙了吗？”黄棠说。
“我老婆，难道我有老婆吗？我怎么不知道我有老婆。”我和她说。
“杨亮说你有。”她说。
“杨亮，哈哈，”我说，“没有，真没有。”
黄棠说男人都没实话。
我想说，她这句还真是实话。
可是我说：“我骗你有什么好处吗？”于是我也抽了一根儿，压惊。当然我确实骗了她。P1-3
当然，她是特殊的。读于一爽的小说，我有时恍如时光倒流，回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那时在北京和南京，也有一些小说家这么干过，不过他们都是男的，而且他们现在都老了。 面对星辰大海，面对鸡毛蒜皮，这世间的某个人无来路、无去处，他纯属偶然，他必须从内部领会这种没道理的偶然。这是一种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萌发的观点。至于为什么是九十年代，说来话长而且也没什么新话，总之，就是这样了，天地翻覆，人原来是在人群里、历史中，现在呢，仰观天俯察地，你发现你其实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如同一个悬浮的基本粒子，既无从逃逸也不知目的。这件事，大大到了虚无，小小到了不值一提。意识到这一点，那些人勉为其难地写着小说，似乎他们写小说只是为了证明他们的无话可说。就像禁欲是纵欲的理由，厌食是饕餮的理由。
这是病，得治。有些人已经治好了，或者知道了自己在哪儿，或者无话可说就不说了。
而于一爽却毫无理由地加入过来，她身处这个时代喧嚣的中心，她的工作是一直在媒体修建话语的高速公路，然而，她同时是一个格格不入者，一个深刻怀疑话语可能的人——她怀疑的不是某种特定意义，不是是否正确或准确，而是怀疑一切是否可能。
“怀疑”是于一爽自己的概括，她把她的第一部小说集命名为《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这句话出自马克思，而美国人马歇尔·伯曼把他探究现代性体验的著作同样命名如此。然后，一个人对于一切坚固之物的不存在还能说出什么来呢？尤其如果你面对的是一本同名的小说，当你的怀疑就是倾听自己，然后眼看着一切从内部坍塌下来，对此，一个外人，或者一个评论者如我是没有什么话可说的，这里发生的是一种真正的现代性体验，一种私密的、拒绝判断和分析的孤独和沉默。
现在，我的面前是这本《火不是我点的》，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写出第二本小说使我意外。我的确曾经确信，她过不了多久就不会再写了。正如我一开始所言，某种内在于她的根本观点会侵蚀写作，在这种观点下，写作终究会被证明是令人厌倦的无意义之事。
但是，她很快又写了一本，她在极度的厌倦中亢奋，怀疑中论欣快、致幻，使得她具有一种“自我的艺术家”的暴烈的、毁灭性的戏剧感。她的小说中贯彻着一种声音和眼光，这种有着明确主权和意志的声音和眼光穿透了人称限制：精确地选择细节，尖刻地自我打量和自我推敲，随时爆发的对自己的恶意和嫌憎，以及那种蓄意的不得体、蓄意的口无遮拦……她竟然还写得出故事，因为对她来说，故事就是最后的戏剧，就是世界终止于自我的黑洞，就是烟消云散。
当我在提到“自我的艺术家”时，我指的就是哈罗德·布卢姆阐释下的哈姆雷特，那是第一个现代人，一个现代的原初形象。我看到哈姆雷特在墓园里大谈骷髅，我也看到于一爽在肆无忌惮令人麻木地发动语言的轰炸，这种类比并不突兀，这只是说明了，现代性体验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一种枯竭的体验，也都在从枯竭中形成全世界都冲着我来，世界大战只是为了炸我的戏剧叙述。它既是向着基本粒子的还原，也致力于使基本粒子膨胀成星辰宇宙。
这种枯竭，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有表露，后来已经被生活、物质、历史、市场、互联网和YY有效疗治。在这个意义上，于一爽的出现是特殊的，她不是一个新人，她是一个老人，但每一次老人的重新出现也许都是有意义，都是一次符号般的提醒。如同约翰·巴思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断言美国小说的枯竭一样，于一爽也是在重新求证一种枯竭的可能。
毕竟，小说往往开始于无话可说之时。
不断有人前往枯竭之地，走迷了路，荷戟彷徨，于一爽不是最后一个。
李敬泽
卡佛说，对大多数人而言，人生不是什么冒险，而是一股莫之能御的洪流。于一爽笔下的男女，在细碎平淡的生活中，所有人都痛恨自身，却无能为力。为前夫怀孕的四十岁女人，暧昧多年始终无法相恋的朋友，在严打时期因“自慰”而入狱的小马……于一爽编著的《火不是我点的(精)》中10个故事，他们都拥有天真的梦想，却在巨大的生活洪流中得不到哪怕一丝温暖与希望。人们的命运，“它只会沿着必然轨迹带你到绝路，把你留在那里”。
孤独不是故事的开始，也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他们故事的全部。人们更希望看到，于一爽编著的《火不是我点的(精)》在共鸣的基础上对自己人生的修订，希望为平淡的生活收获指导和救赎，得到心的慰藉。但在于一爽这里，读者的指望成为泡影。她只会让你重温焦虑，重回那昏暗拥挤的生活巢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