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姆·莫辛斯基从出生到17岁都生活在上海，对上海这座“故乡城”充满深情。这本《别了上海(附光盘一个犹太少年的回忆)(精)》将他在上海的17年故事写出来，让他的子孙后代领略上海的神韵。阅读本书，看到了犹太人的品质品性，他们的教育理念，文化，上海的历史，战争年代的大众和上层社会。

在上海度过的十七个年头里，山姆经历了数次战争、政权易手、货币变更和多次转学，这段历史折射出当时动荡的政局。一个犹太家庭，作为无国籍居民，在这样的历史时期，能在上海谋得一席之地，靠的是他们的犹太文化和犹太社区的支撑。

《别了上海(附光盘一个犹太少年的回忆)(精)》通过山姆·莫辛斯基对童年的回忆，也由于他对历史的钻研，让我们可以从书中了解上海这座曾是成千上万犹太人家园与避难所的城市的一段独特历史。

给孙儿孙女的信

自序

第1章 我的出生

第2章 我的俄罗斯犹太血统

第3章 鸦片战争和上海

第4章 我的童年

第5章 上海与犹太人

第6章 我上学了

第7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

第8章 上海的犹太学校和贝塔

第9章 犹太人的避难所

第10章 战时的上海

第11章 祖父过世

第12章 战争的最后一年

第13章 日本投降与和平的日子

第14章 战后的上海

第15章 我的成人受戒礼和1947年夏天

第16章 莫干山避暑巧遇蒋介石

第17章 国民党的垮台

第18章 虹口的学校

第19章 规划未来

第20章 初到澳洲——第一印象

后记

重返上海

照片注释以及街道名

尾注

参考资料

鸣谢

我在成长的过程中接受过许多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有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犹太文化。但尽管如此，在我性格形成时期，是我们莫辛斯基家的俄罗斯犹太人出身塑造了我。所以，我的故事还要从我出生前的乌克兰和西伯利亚说起。

我的祖父名叫施勒玛·施莫诺夫奇·莫辛斯基，1884年生于现在乌克兰基辅古勃尼亚省一个名叫基塔哥洛德的小镇上，那时乌克兰还不是个独立的国家，而是沙皇俄国的一部分。

1903年施勒玛娶了十七岁的奥德萨姑娘玛利亚·盖曼为妻。他们是怎样谈的恋爱，婚礼是怎样操办的，现在已不得而知。但他们婚后只生了一个孩子，就是我的父亲亚伯，他是在1904年8月14日降生的。

奥德萨是个大城市，居住着很多充满活力的犹太人，我父亲就是在那里出生的。由于地处黑海海滨，奥德萨经多年发展成了一个重要港口。按俄国的标准，那里气候温和。

奥德萨出现犹太人可追溯到1789年。随着城市的繁荣发展，奥德萨吸引了来自俄罗斯全境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在那里从事出口及批发贸易、银行业、工业、自由职业以及各种各样的手工业。在二战爆发前，这里的许多犹太人都发了财，犹太人口也增加到了十八万之多，约占当时奥德萨人口的百分之三十。

早在犹太复国运动萌发之初，奥德萨就成了拥护犹太复国运动有识之士和积极分子的重要中心。许多传奇人物，像《自动解放》的作者列奥·平斯克、阿哈德·哈姆，特拉维夫市的创建者梅尔·迪桑葛夫、柴姆·纳克曼·比亚里克，以及犹太修正主义组织(现在利库德集团)的创建者弗拉基米尔·乔伯汀斯基等，都曾参与过这场群情激奋的运动。除此之外，奥德萨犹太人的文化生活也多姿多彩，不仅有许多犹太剧院，还有依地语出版物。尽管奥德萨的生活相对开放和国际化，但这并不能掩盖生活在俄罗斯帝国近四百万命运悲惨的犹太人过着朝不保夕生活的现实。在俄罗斯东正教极端反犹势力的影响下，犹太人遭受到极大压迫。这种压迫波及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的社会福利和机会被一步步地剥夺；无论是接受高等教育，还是在政府部门任职，或是从事其它各种工作和职业，犹太人都受到限制。

俄国的犹太人不能在他们喜欢的地方生活，他们像牲口一样被赶到国内一些特定的地方，也就是人们俗称的佩利安置区(俄国犹太人定居区)。更糟的是，受征入伍的年轻犹太人(用强征入伍来描述可能更为准确)要为沙皇军队服役二十五年。在军队里他们终日做着最苦的差事，遭受非人的待遇，失去自我，前途尽毁。

面对这样严酷现实的不仅仅只有犹太人。沙皇政权无能腐败，数百万的俄国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通常也遭受着令人难以忍受的困苦。当俄国老百姓所承受的痛苦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时，政府为了规避责任，转移民众注意力，与俄国东正教联手，厚颜无耻地把犹太人认定为大众苦难的主要根源，进而开始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屠杀。

在俄国犹太人定居区，许多犹太人都生活在小村子里，依地语叫“shtetls”。这样的小村子无法招架俄国民兵的突袭。来袭的通常是哥萨克人，他们奸淫掳掠，残杀毫无还击之力的犹太人。1903年基什尼奥夫镇发生了一起灭绝人性的惨案，许多犹太人被杀。这导致了大批的犹太人迁往相对文明和自由的美国和西欧。

然而当从第一批移民海外犹太人的来信中了解到他们所遇到的语言和文化障碍后，一些犹太人便打消了迁往海外的念头，转而选择迁移到西伯利亚，一个沙皇俄国广阔而又人迹罕至的地方。当时政府积极鼓励人们在这一人口稀少的地方定居，1891年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开工修建也大大促使了人们去那里安家。

我的祖父祖母属于选择去了西伯利亚的那群人。那里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之所以对他们来说有吸引力，是因为那儿是“离沙皇最远的”地方。除此之外，已经到了那里的朋友在信中谈到了这座新兴城市所能保证的机会和相对的自由。因此，1906年我的祖父祖母带着两岁大的亚伯，穿越九个时区来到了俄罗斯帝国的另一端。

海参崴之所以会成为一座城市，主要是因为她是通向太平洋的一个出口，那里冬天海港不结冰，这对于一个终年运作的港口来说至关重要。历代沙皇早就在西伯利亚殖民并大力开拓这片广大的东部地区。对于沙皇政权来说，出海口关系重大，但这一问题一直不能得到圆满解决，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与中国达成协议，获得包括后来的海参崴所在地区的领土。1868年双方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

由于位置偏远，气候恶劣，海参崴起初发展很慢。几乎没有俄国人愿意长途跋涉从相对舒适的欧洲来这里。因此，这里中国人很多，他们很早之前就看到了这里地理位置所孕育的机会和其腹地蕴藏的财富。沙皇政府不顾一切强制推行殖民政策，直到1875年才说服足够的俄国人迁居于此，并成立了镇议会。镇议会由镇上所有有投票权的一百六十五个俄国人选举产生。

西伯利亚大铁路东起莫斯科西至海参崴，全长9288公里。不管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它都是一项工程壮举。它的竣工为企业家和工人到此定居开辟了道路，这一地区的商业也因此开始迅猛发展。像斯基德勒斯基(Skidelskys)和布莱奈尔(Brynners)家族这样的大贸易商也在那里设立了总部，建造了许多气势恢宏的建筑，其中有很多今天仍屹立在那里。

P9-11

第一次与山姆·莫辛斯基见面是在1997年10月。那时我应邀在墨尔本的澳大利亚犹太博物馆举办的“犹太人在上海”展览会开幕式上做讲演，他是我讲演的主持人。后来，他又在家中为我专门举办了欢迎宴会，介绍我与澳大利亚各界的犹太名流见面，还陪我见了墨尔本市市长。从那以后，我们便成了好朋友。无论是他来上海，还是我去墨尔本，我们都一定要促膝长谈。

山姆从出生到17岁都生活在上海，对上海这座“故乡城”充满深情。每次来上海，他都选择住在东湖宾馆，因为那里离他杜美路(即今东湖路)旧居仅几步之遥。在上海的日子里，他总是沿着东湖路、淮海路(当年的霞飞路)、向阳路(当年的拉都路)、汾阳路(当年的毕勋路)这些熟悉的街道漫步，回忆着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点点滴滴，整个身心都沉浸在遐思之中。他有着讲不完的上海故事，一讲起上海便眉飞色舞，神采奕奕。他不但自己来，还把子孙后代都带来上海，让他们领略上海的神韵。

山姆是一个成功的专业人士和社会活动家，曾任澳大利亚多家企业的财务主管和诸多犹太组织的董事会主席，其中包括担任著名的澳大利亚犹太博物馆和《澳大利亚犹太新闻报》的主席，为此荣获了澳大利亚杰出人士奖。无论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他总是要将这些成功与自己在上海的“根”联系起来。

从历史上看，上海开埠后成了一座十分开放的城市。人们可以自由进出这座城市，往往无需护照和签证。实业家们在上海发现了拓展事业的土壤，难民们在上海可以找到避难所，冒险家们也视上海为自己的“乐园”。来自中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不同语言、不同习俗、不同信仰、不同肤色的人们汇聚上海，互相碰撞，互相对话，互相交融，使这座城市成为百花齐放的国际性大都市。在这样的氛围中形成、发展的上海文化，是来自中国内外许多地方的各种文化在开放的国际化环境中交融而成的，具有浓厚的开放性和国际特色。山姆出生在一个具有离散特征的俄罗斯犹太家庭，又在上海这样一种氛围中长大，体现了中、俄、犹三种文化的交融，还通过学校教育接受了英、美、法文化的影响。孕育他的上海使他了解世界的多样性，博采各种文化的精华，确实是他后来定居澳大利亚取得成功的文化渊源。

正因为此，山姆总希望将他在上海的17年故事写出来。经过长期积累和艰苦努力，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推出了我们面前的这部力作。他写的是我们爷爷那个时代的老上海，但他又为今日飞速发展的新上海兴奋不已。三十多年前，经历了“文革”浩劫的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中国的复兴再次与开放和国际化联系在一起，上海的开放性和国际特色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不但再现光彩，而且发扬光大。今日，我们欣喜地看到，来自中国各地的“外地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外”们又活跃在上海滩上。据2002年统计，那一年就有210万外国人来到上海访问、旅游。到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的时候，更有超过7000万访客来沪。又据不完全统计，今日在上海长期居留的“老外”已超过20万，超过了上世纪30年代的最高峰。这些“外地人”和“老外”们已成为“新上海人”，他们带来的文化也使海派文化更加绚丽夺目，在上海的发展中打下了新的印记。同时，许许多多中国人、上海人走出国门经商、留学、旅游，其国际联系不断拓展，使上海的国际影响迅速扩展，也成为上海继续发展的驱动力。所有这些，在山姆的老上海记忆中增添了绚丽多彩的新元素，使他的上海情结进一步丰富和升华。

作为山姆的老朋友，看到年近八旬的他完成了写出自己上海故事的心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忠心祝愿山姆永葆青春，期待着继续听他讲那永远说不尽的上海故事!

潘光

于上海犹太研究中心

2012年5月18日

父亲、伊娃、内森、以利亚和祖母最终设法从上海脱身，并作了和我前一年一样的旅行。他们乘长沙号客船，于1952年3月8日抵达悉尼。我为他们订了一家邦迪海滨度假胜地的旅馆，并飞去悉尼与他们见面。

一家人终于高兴地团圆了。我原担心我们的分离时间会拖得更长。我特别担心祖母是否能熬得住前往香港的艰辛的旅程，以及海上的长途航行。

父亲想在悉尼待几天，和许多在当地定居的朋友见见面。他们大部分来自上海，在第一个停靠港口——悉尼定居。我带他到处去见那些朋友，他收集了关于怎样在澳大利亚开始新生活的信息。尽管大多数人对于前景持乐观态度，他们的意见是，在澳大利亚做生意和在上海做生意是有很大不同的。由于战争的关系，物资还是短缺，而且也没有中国买办帮你铺路。

到墨尔本之后，我一直都住在斯科洛夫斯基家。格里沙决定给我上一个怎样适应澳大利亚生活方式的速成课程。我想他是看到我没有一点长进，所以给了我一份加油站的工作并且送我去搭便车长途旅行。然而，我当务之急是为在墨尔本的家人找到住宿。因为当时住房短缺还很严重，找房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希丽娅·斯科洛夫斯基给我很大帮助，最后我终于租到合适的房子，很幸运，房子也在坎伯威尔，离斯科洛夫斯基家不远。

我在悉尼和家人见面的时候，我感觉还相当适应澳大利亚古怪而奇妙的生活方式。我陪家人到墨尔本，全家安顿在阿拉姆比街一栋租来的房子里。我们需要适应的第一件事是户外厕所。一开始，我们感到，20世纪50年代初的坎伯威尔区街道安静得可怕并且令人不安，特别是夜幕降临的时候。斯科洛夫斯基一家为我们提供了建议和帮助。我们周围的邻居看起来对我们有一点好奇，但态度是礼貌和友善的。

最初的困难落在伊娃身上，她勇敢地面对困难。这里没有厨子或者阿妈，从一开始，伊娃就需要购物，为大家做饭。希丽娅为了帮助我们，把她的清洁女工“借”给了我们，直到我们可以雇到自己的清洁女工。在短时间内，很多事情都需要做。内森和以利亚需要在当地公立学校注册入学，并且，因为父亲还没有买车，我们必须学会如何使用公共交通。

全家基本上安顿下来，大约一个月后，就是犹太教的逾越节了。我们要组织一个逾越节家宴，这是我们在一个新的国度的第一个逾越节家宴。逾越节家宴的每一方面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到哪里去找到犹太逾越节薄饼，鱼丸冻和所有的其他的东西呢?幸亏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带了一本《出埃及记》①。直到我们坐下，我们六个人才意识到我们是多么的孤独。除了格里沙，我们不认识任何人，可格里沙不参加宗教仪式。没有人可以邀请，也没有人邀请我们。很多年之后，有了一个大的家庭，并且家庭人口日益增多，我很开心地看到这么多的家庭成员一起坐在逾越节家宴餐桌旁。在墨尔本的第一个逾越节家宴的孤独感总萦绕在我心头，它更加衬托出我们现在是多么的幸运。

父亲肩负着在一个新的国度里供养整个家庭的重担，在这个新的国度里，经商环境和父亲所习惯的当时上海的环境完全不同。父亲带来了一些资金，他觉得他应该效仿他的父亲经商，很可能他并不应该这样做。很不幸，他的各种商业冒险都不怎么走运。尽管如此，这并没有影响他对未来的乐观态度。他和伊娃确保我们家庭生活的正常与幸福的状态不受影响，并且保证我和我的兄弟继续把注意力集中到学业上。

我至今仍非常思念我的父亲。他将以一个爱交朋友的热心人，一个了不起的父亲，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遗憾的是，他没能看到他的儿子最终取得的成功。他于1963年11月16日一个周六，因突发脑出血病逝。

祖母不得不忍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虽然父亲生前让祖母感到失望，但尽管如此，在父亲的葬礼上，祖母的悲痛仍显示出她对父亲的慈爱。祖母一直在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直到她摔了一跤后住进了穆特菲尔养老院，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在那儿她能得到应有的关照。这些年来，我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祖母一直没有学会中文或英文，我们常常用俄语谈话。她是一个非常有洞察力的女人，鉴于她的年龄和背景，这更是不可思议。当我完成了我的学业，并且开始从事我的专业的时候，一天，她把我叫到一旁，告诉我她的观察，她的观察对我很有好处。她对我说每个社会和每个人群中，甚至在骗子(她用的是俄语“joulikies”)之中，总需要有一个诚实，可信赖的人在中问，这个人受到各方的尊重和重视。她说我应该争取去担任那样的角色。我担任过这样的角色，而且这条建议总是对我很有用。

当艾达和我认真地考虑结婚的时候，我带艾达去穆特菲尔养老院见祖母，我就当她们的翻译。虽然那次见面时间不长，但是祖母好好地打量了艾达，几天后她告诉我很高兴给予我们祝福。随着我们恋爱关系的发展，有一天，祖母问我结婚之后艾达打算做什么。她从第一次见面中了解到艾达当时正在学习法律。我说艾达可能结婚后放弃学业。祖母告诉我，无论任何情况，都不允许我让艾达婚后放弃学业。她说我应该确保艾达完成她的学业，开始她的事业，并凭她自己的能力挣钱。她说只有当妻子拥有独立与自尊时，婚姻才能稳固。我听从了她的建议，还为艾达重抄课堂笔记，她的字迹太潦草了，甚至她自己都不能辨认。要是祖母可以亲眼看到艾达在法律方面取得的成功以及我们共同抚养的子女，她会多么高兴啊。祖母于1967年7月31日去世，享年81岁。好在马克就在她去世的前夕出生，我最珍贵的一张照片是她抱着马克，而我在她身旁。对于我来说，祖母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人，我感到我非常幸运，她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她仍在激励着我和艾达做好我们八个孙儿女的祖父母。

内森和以利亚将要完成他们的学业的时候，伊娃继续在墨尔本生活了几年。在澳大利亚的这些艰苦岁月以及父亲经历的很多问题，对她的精神造成了伤害。伊娃和她的妹妹娜莎的关系依然很近，并且常常彼此照顾。娜莎的丈夫鲍里斯死后，娜莎让伊娃到悉尼和她住在一起，伊娃欣然同意了。内森和以利亚已结婚，并忙于工作，当伊娃的朋友去世后，她在墨尔本的生活就变得日益孤单。在悉尼的那几年来，伊娃和娜莎过得相当的开心。她们与很多从上海来的，在悉尼定居的朋友交往。很不幸，娜莎患上了痴呆症，伊娃不得不把她送进可以得到特殊照顾的社会福利院，她每天都去看望娜莎，甚至娜莎不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每天都去。最终，伊娃患上了癌症，她癌症恶化时，我们不得不把她接回墨尔本，在穆特菲尔养老院接受特殊的照料，1999年10月14日，她在养老院去世，享年87岁。伊娃给予了我很多的爱，她保证我享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生活，我想永远对她表示感激。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自己与内森和以利亚之间年龄的差异变得不重要，我们了解彼此，这种了解的深度在上海是不可能的。在上海时，在我看来，他们都还是小孩子，我们只有在家庭聚会的时候才彼此见面。然而，父母在养育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以亲兄弟而不是同父异母兄弟相待。如今我们关系很亲近，这正是父亲和伊娃所希望的。他们都建立了美好的家庭，并开拓了成功的事业——内森成为一名大律师，以利亚是一名国际上有名气的歌剧、我去找到她，联系她。我觉得，如果和她联系，就会付出一种代价，而这是我不想做的，因为那会伤祖母和伊娃的心。我担心他们会把我任何寻找生母的举动看作我不十分幸福的征兆。这样有可能显得我很无情。我觉得我是真诚行事，并顾及那些至亲人的感情的。

我们一家整整三代人想要建立根基。从沙皇俄国受压迫的乌克兰，到遥远的海参崴，接着到上海，虽然最初得到许诺，但我们想要建立一个永久家园的努力并不成功。似乎总是有一股力量促使我们向前。然而，如今莫辛斯基一家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已经生活了超过半个世纪，并有了两代人。在此地，我很乐观，我觉得我们可以受到我们宗教文化，以及我们丰富多样的过去的滋养，继续兴旺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