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的时候，我搭乘一辆顺风车从福永去南澳。姆妈跟着我。她一路上都没有和我说话，要么打盹，要么看着窗外的景色发呆。我们在路上遇到一辆抛锚的“滇B”、三个出了点麻烦的年轻穿越族、两对在海岸上拍婚纱照的新人和一大群在夕照中返回东部山区森林的白头翁。说实话，我希望能叫出他们和它们的名字，这样也许我们能够说说话，在漫长的路上大家都会好过一点。我们还遇到一场来去无踪的阵雨，这在岭南的夏季是常有的事，但这些都没什么。
车在山海相连的东部群山中穿行，这里气流乱涌，常常有诡异的风从森林中蹿出，聒噪地破窗而过，风中能闻到灵猫、鸢、赤腹鹰、褐翅鸦鹃、穿山甲和蟒蛇的气味，让人觉得指环王时代又回来了。据说东部大山里有野牛和野猪出没，我猜大多数深圳居民和我一样，并不认识它们。在市区里待惯了，有点像刑期过长的犯人，人们习惯了城市牢狱有保障的生活，出城跟出狱似的，免不了有些紧张，如果和野牛野猪遭遇上，需要翻译才能沟通。
夜里两点钟，我离开湿漉漉的大鹏所城，去了哥哥所在的夜总会。这个时候大部分游客都回市里去了，或者没回，在附近的客栈安顿下来，哥哥有机会出来见我。之前我在古城里毫无目的地逛了两小时，在“将军第”对街的小摊上吃了三只茶叶蛋，啃了两只加了玉米香精的煮玉米棒，坐在城门楼垛子下刷了两小时微博，又打了两小时盹。这期间我和姆妈没有说话。她也没和我说。有时候她走到我身边来，好像想要说点什么，但到底没说，站一会又走开了。更多的时候，她在什么地方无声无息地走动着，或者走进某栋老宅子里，在那里消失掉。我知道她会那样。她不会和任何人说话。但我不会勉强她。
哥哥手里握着一支金属材料拐杖从猩红的夜总会大门里一瘸一拐出来，就像一块被巨大的患了水肿的肺咳出来的异物，有些伤感，有些不耐烦。他是个瘸子，有那么一点，不太严重，喜欢随身带一支金属手杖，但并不怎么使用。我站在街对面的山墙下看他。他其实并不老，才三十出头，至少不应该像看上去那么老。好在我能认出他。我们有好几年没有见过面了，九年吧。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见面。我是说，虽然我俩同在深圳，我在福永，他在南澳，相隔不过几十公里，可是九年了，我们从来没在这座城市里见过面，一次也没有。我是说，自打离开老家以后，我俩就再没有见过面——他根本不愿意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见到我，我也一样，我认为我们只不过是兄弟，各活各的，谁也不欠谁，见不见的没什么。但这一次我俩必须见，而且需要好好谈一谈。我们不能在夜总会里见．他只是夜总会保安队的小头目，夜总会不是他的，就跟伶仃岛不是他的一样，要是我请他在夜总会里洗个澡或者干点别的什么，他会认为我在污蔑他，说不定会杀了我。
“我们吃点什么吧。”等哥哥走近，我开口对他说。
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把一些不必要的程序省下，他不用把我带到他家里去，让我认识他的家人，或者别的什么人，我们可以随便去某个地方坐一坐，假装宵夜什么的，在那里把该谈的事情谈了。在路上我就决定了，我不会花他一分钱，不管吃什么，账单都由我支付。
听了我的话，哥哥看我一眼，扭头就走。在那之前他没有正经看过我，对此我什么也没说，跟上了他。
我们去的地方不是正规夜市，是海边的一个鱼鲜码头。码头上空荡荡的，码头的入口处停放着两辆贩鱼鲜的小型货车，夜晚的海风带来一阵阵沉闷的海腥味，四个男人坐在海堤上，借助码头上昏暗的灯光甩扑克。码头靠着出口．一溜摆着几个卖海味的烧烤摊档，节能灯吊在锅灶上，锅灶前油烟蒸腾，影影绰绰。离着码头不远是一条曲里拐弯的巷子，巷子口有两家门脸不大的私家旅社、一间乱哄哄的发廊、一间卖成人用品的小店和一个卖形迹可疑的水果小摊，没有什么像样的人来往。
哥哥在一张油腻腻的低矮小桌前坐下，有点不耐烦的大声召唤摊档主。脑门发亮的中年摊主过来，看上去有点紧张。在此之前他不那样，和两个熟悉的食客笑骂着。姆妈没有跟上我们。我猜她不想参加我俩的谈话。她不会感到饿。她只想知道我和哥哥谈得怎么样，这样就足够了。
我问哥哥想吃什么，或者喝点什么。哥哥骂骂咧咧——不是骂我，我刚到，还不至于——是骂顺着节能灯纷纷往下掉的木蠹蛾。摊主拘谨地站在哥哥面前，用力揩着手上的油污，他肯定想躲得远远的，不愿意见到我哥哥，但是没有办法，他的排档炉火正旺，还有别的客人，不能不负责任地一走了之。
我要了一份炭烤海鲫，一份白水煮濑尿虾，一份姜汁煲鱿鱼须，几瓶啤酒，六瓶吧。酒菜很快上来，我们吃喝起来。P2-5
试试看，把标志性地理符号和建筑符号拿掉
本书责编林菁女士嘱咐我为这部书写一篇后记。我本不打算写。到深圳后，我在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中已经那么做过，该说的话说完了，至少阶段性是这样；接下来，我该去遭遇那些我在多少带有一定预言性的文字中所做出的预测——故事的虚拟和想象原本就具有预言性——或者根本无从遭遇，让预言停留在空置阶段。即使人类已经证明了数学的巨大胜利和统治地位，我仍然不相信生活有着严谨的公式可资依傍，人们能够按照数学规律严格控制人生，更多时候，我需要确信每天看到星落日起，确信人生的确存在不曾把握的暗物质和始料未及的突变，而那些变数，是我人生中常新的思考和行为驱动，也是我的故事资源，太多故事之外的预言对故事是有害的。 可是，我应该完成责编交待的任务。 我和我的责编至今没有见过面，在编辑这部集子的过程中，我们始终通过邮件进行交流，即使此刻，我已经开始完成她交待的任务，她仍然继续发来她对一些问题认真思考的邮件，她严谨的责任感和罕见的耐心给了我巨大鼓励。在写作中，我总能遇到一些出色的编辑，他们不厌其烦地提供点石成金的专业意见和拳拳服膺的鼓励，让我的写作和出版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这是一个写作者莫大的福分。
比如，关于这部书中地域性内容的讨论。
我和林菁女士讨论过深圳这座城市的某些特色和相关文化内涵。我们在如下问题上有着共同认识：如果一部讲述城市故事的书不能表达地域文化，等于它没有完成。
这个共识似乎很容易达成。但是，这里有一个可能被隐藏起来的问题，即，表达了地域文化的故事，是否就是好故事。
林菁女士嘱咐我为这部书写后记时，我恰好在南欧游荡。我想起在卢卡的一段经历。
我在一个下雨天到了卢卡，准确地说，是一周前的4月23日。下了火车后，我乘出租车去预订的乡村旅店投宿。出租车司机是一位面容和衣着都十分整洁的老人，大约七十岁左右。我把旅店订单地址给他看，他点头，表示知道，然后把我带到那个地方。可是，等我淋着大雨下车后才知道，老先生弄错了，我要去的旅店在罗马街1116号，他把我带到了116号，两厢差了整整1000栋房子，那差不多是从罗马到拜占庭的距离。出租汽车已经消失在粉红色的雨雾中，我只能背着行李，按图索骥，在雨地里徒步走完剩下的那几公里路。衣裳很快湿透了，我打了好几个喷嚏，一只顽皮的鸟儿从乡村教堂的钟楼上俯冲而下，从我面前振翅掠过，不像是替我带路的样子。我猜，我那个时候就像一头刚刚从利古里亚海水里挣扎出来的傻狍子，那副模样让它开心。走出一段路后，一个高个子中年男人，他从一家乡村咖啡店里出来，打着一把湖蓝色的雨伞，穿过马路，准备开门进自己的家。他看见了我，站下来，在我经过他的时候，他把雨伞递给我，说，伞不好，但能用。我接过伞，谢了他。我说谢谢。他在我还没有走开的时候开门进了家，然后，门铃轻盈地丁冬一下，那道温暖的橘红色大门关上。我继续顶着雨雾往前走，直到找到我栖身的树巢。
……
理论上，传统的地域文化是指向清晰的文化，人们应该拥有一个共同的守护神灵，但实际上，这很难，尤其深圳这种在几十年内快速建成，超过九成五长住居民由移民组成，因为城市吸收了太多杂糅文化而形成混合文明的城市，共享神灵只能是一厢情愿，于是，人们就注定了要和用科技、商业、金融、法律和政治的DNA拷贝数量来证明自己活力的城市捆绑在一起，在物种演化的成功学上彰显自己。问题来了，作为个体生命，他或者她——如果采用绿色环保组织和二次元人类的观念，恐怕还要加上它和TA——为什么要为城市的现代性演化埋单？我个人的观察是，大多数被要求为城市在成功基因组拷贝的增值行为中支付个人幸福指数的人们，都直接表示出了不情愿。
对城市的观察力和想象力是小说家面对的考验，小说家会在自己的故事中对现实中的城市进行拆分、解析，然后重新进行叙述和建构，使其成为个人意识和情怀中的“这一座”城市，这个拆分、解析和重新建构的内容包括地理符号和建筑符号，但它们只是想象的条件，而不是目的。所以，回到我和责编讨论的话题，出色的故事，不但会自主地表达地域文化，同时也会强有力地摆脱符号学意义上的限制，并且超越它——不是斯芬克斯，而是底比斯人的斯芬克斯，这才是故事有效的标准。
试试看，把标志性的地理符号和建筑符号拿掉，作品的全部人文精神是否消失掉了？如果是，故事不成立。再试试看，在标志性的地理符号和建筑符号的实体后面，你是否读到了有趣的精神指问和文化暗喻，进而体验到小说家独特的艺术想象力量？如果不是，故事仍然不成立。
我和林菁女士讨论的，大致就是这些内容。
这部集子是我迁居深圳后写下的第三部短小说集，收录了10篇短小说。《深圳蓝》稍长一点，接近4万字，按时下的划分，属于中篇，其他9篇都是短篇，分别写于2014年和2015年。需要说明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深圳河里有没有鱼》有两处做了删节，如果有读者感兴趣，原文发表在2014年第6期的《作品》上，由《新华文摘》同年1l期转载。
很高兴花城出版社出版我的书，这是我的荣幸。
2016年4月30日
邓一光
邓一光编著的《深圳蓝》讲述了，城市里没有苍鹰和白鹭，阳光被分割成了碎片，不再是一整块，但它什么错也没有，它有什么错呢？他需要城市，就像水果之于果斗，其他人也一样，他们像牛腱肉之于剔筋刀、鸡蛋之于搅拌器、冷油之于旺火、口欲之于色香味，人们需要在烹饪中完成生命的转型，没有城市，他们找不到烹饪之器。
邓一光编著的《深圳蓝》为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邓一光先生的最新短篇小说集。城市里阳光被分割成了碎片，但快递员、景观设计师、奢侈品分析师、程序员、高级厨师等各行各业的人，仍自五湖四海涌向深圳，孜孜追求认可，将城市当作自己完成生命转型的烹饪之器，在各自的岗位拼一个坎，想安一个让自己的心不再旋转颠沛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