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快速发展日益引起西方国家重视和警惕的背景下，孔诰烽著的《中国为何不会统治世界》着重分析了对“中国热”的常见误解，客观地评价了“中国热”对世界的积极影响和价值，从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国威胁论”的一种否定。同时介绍了中国崛起对南半球国家的影响，对旧有的政治经济秩序的冲击，以及崛起背后的问题，较为客观地阐述了中国不会统治世界的缘由就是自身实力有所局限，以及中国对现有世界秩序的依赖和维护。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崛起正在试图改变现有的全球秩序。然而，如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现在置身于一种以自由贸易和美国控制为特点的全球秩序中。作者孔诰烽通过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前沿分析，详尽地论述了各种利益竞争和经济现实，从而缓解了所谓的正在阻碍整个全球南部增长的“中国霸权梦” 这一论调。

孔诰烽还在书中重点讨论了四个常识性的概念错误：中国作为另外一种经济增长模式将会破坏正统观念；中国强烈地改变了东方和西方的权利关系；中国有能力替代美国成为全球霸权；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将能恢复全世界的财富。

《中国为何不会统治世界》提出中国的发展需要依靠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精英们的利益也在维系这些联系。未来中国虽然在观念上会变得更加坚定和自信，但在能力上仍然显得有限。

前言

引言 “中国热”

第一部分 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起源

 第1章 资本主义诞生之前的商业市场（1650～1850年）

 第2章 中国的原始积累时期（1850～1980年）

 第3章 资本的繁荣（1980～2008年）

第二部 分中国崛起的全球效应

 第4章 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带动效应

 第5章 “后美国”世界的形成

 第6章 全球危机

“中国热”之后

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大事记

注释

参考文献

第2章 中国的原始积累时期(1850—1980年)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他的经典著作《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1962)中指出，只有像英国这样经过早期工业化，并通过新生资产阶级的自发活动，才能发展资本主义工业。作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无论德国、俄罗斯，还是日本都面临着世界经济中日益激烈的竞争，它们需要更高层次的国家干预来引导和集中必要的财力，以更快地启动资本积累。这个说法与沃勒斯坦(1979，1990)的观点契合，他回顾了日本在19世纪末开始的由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与20世纪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认为这些都是落后国家试图从世界系统的外围区域获得上升的努力，通过利用国家权力加快私有进程(如日本)或国有资本(如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始积累。

与中国在1850～1980年所发生的清朝灭亡、战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相伴随的是，国内的精英们都企图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以引导资本主义工业起步，从而应对1839～1842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们激烈的经济和军事侵略。自18世纪末起，清朝政府的实力已经被农民起义和地方的军事化所削弱，从而没有带来资本主义工业的起步，并最终在1911年被推翻。在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政，建立起了一个强大和自治的国家，从而能够把农村集中分散的经济剩余，用于建设国有工业和基础设施的网络，这为21世纪之交中国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有限工业化与清朝覆灭

正如第1章所述，在清朝中期，中国先进的市场经济并没有使资本主义工业自发增强，因为国家不能无条件地支持城市企业家精英盘剥大众阶层。由于国家财政危机的恶化，19世纪城市企业家的经营环境更加恶化。除了间歇性的城市骚乱，清朝也长期经历了暴力异端宗教的起义浪潮。这些起义大多受到白莲教或其变体组织的影响。白莲教起源于约公元1100年，预言腐败的世界最终将被毁灭，取而代之的是乌托邦式的未来。这些千禧年教派尽管受到清政府的全力压制，但是在18世纪从未停止过发展。它们通过招募由于商业化和人口压力所导致的失地流浪者而迅速成长(Kuhn and Jones，1978；Hartell and Perry，1982；Hung，2011：第4章)。

18世纪爆发的宗教运动通常被政府迅速扑灭。然而，到18世纪末，由于清政府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下降，当异端教派随着失地流浪者阶层的扩大而增强时，起义爆发的频率、规模和强度都不断升级。这些起义随着1796～1805年的白莲教起义达到了高潮，白莲教也成为中国在一个世纪之内反复发生的大规模起义的先驱，之后还有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如果没有西方参与镇压，它们有可能会推翻清政府(Kuhn，1978；Hung，2005)。这些叛乱的爆发直接和间接地进一步阻碍了中国企业家精英的产生。这些教派反叛者们有着强烈的平等主义冲动，热衷于没收富人所积累的财富，并用这种办法消灭富人。清军与起义军之间的激烈战斗又总是会中断当地的商业和农业活动，因此在那些受到起义影响的地区，农业经济中大部分的生产剩余遭到破坏。

P29-31

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中国出口行业遭遇重创。然而，几个月后，中国经济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首次出现的两位数增长速度强势反弹。在全球经济面临崩溃时，中国经济却正经历着超过30年的持续增长。这些成果使得那些左翼和右翼作家对世界的未来充满幻想。

可以肯定的是，左翼知识分子和商业精英对中国的乐观有着不同的原因，这被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称为“中国热”（Sinomania，2010)。中国的崛起和它从危机中表现出的明显的强劲复苏态势，代表着巨大的、全新的和无限的利润。而此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商业盈利能力的扩张空间看起来却越来越窄。例如，商学院教授、资深对冲基金交易员安·李（Ann Lee）的畅销书《美国能向中国学习什么：把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视为我们最好老师的一个开明指南》（2012）引起了商业媒体和咨询行业的广泛好评。亿万富翁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参与2012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曾指责中国“夺取”美国就业，而实际上他本人却是中国式商业运作模式的崇拜者，因为他曾在2008年纽约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中指出：“在中国，人们不断向海洋倾倒渣土以实现填海造地的目的。我问建筑工人：‘你们如此行事做过环境影响调查吗？’工人回答：‘什么·’我问：‘你需要批准吗·’‘不。’那个中国人说。但是，如果我向纽约市的海洋里扔一个石子，估计我将会被处以死刑。”(Heyer，2008)

与此同时，对于一些知识分子来说，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对西方统治的终极挑战。有些人断言“中国模式”是建立于国家主动干预下的经济发展(Ramo，2004)。他们将这种“模式”视作新自由化经济的一个更进步和更高级的替代形式。这种模式以不受监管的自由市场力量为前提，并从20世纪80年代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自由市场改革开始盛行至今。“中国模式”被称赞为能够更有效地处理经济危机，并能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减少贫困。

中国的成功使得人们产生了一些对西方民主制度可行性的质疑，以及对威权型政府美德的思考。例如，《时代》杂志中的一篇文章，《为什么中国把“市场经济”搞得比美国更好》指出，“始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衰退所显示的极大的讽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能比美国民选的政府更好地控制‘市场经济’危机”(Karon， 2011)。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是英国共产党刊物《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社的前任编辑，他一直在极力庆祝“全球新秩序的诞生”和“西方世界的终结”，他在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2009)中将2008年的金融危机描述成“中国主导世界秩序的开始”。这本书连续几个月进入了美国和英国畅销书排行榜，并被主要金融出版社看好。这不是这类左翼作家往常所能得到的待遇。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的“中国热”部分建立在故意夸大中国情况的基础上(Hung，2003)，而被西方世界所称赞的“中国奇迹”以及中国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强劲复苏的表现，也经常被片面地理解成“中国模式”的繁荣。中国是个庞大的经济体，其发展取决于私营和国有部门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中国经济由三个主要引擎所带动：国内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自从19世纪中期清政府被欧洲的炮舰打败后，这三个引擎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对权重就受到中国长久追求现代化过程和路径的影响。因此，任何缺乏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和历史性的观点都是不全面的。

本书的第一个目标是概述中国经济热潮的历史起源，以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导致这种经济繁荣的社会和政治形态。本书详细阐释了18世纪时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自发出现，而当时中国经济正是早期现代世界中最繁荣和令人羡慕的市场经济；为什么中国在19~20世纪早期未能像日本那样促进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的产生；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工业化发展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本书认为，正是由于处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在区域、全球和社会政治的背景下，中国的这种繁荣才成为可能。

正如米歇尔·阿格里塔（Michel Aglietta，1997，1998）所说的，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没有根本不同（Aglietta and Bai，2012；cf.Nee and Opper，2012）。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动力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具有一般性的，尽管资本主义总是出现在历史的和特定的国家和社会政治结构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定的社会关系、国家机构和地缘政治利益结合在一起，将呈现出特殊的样子，并为全球秩序带来特定的后果。例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承下来的国有企业如何有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其他发展中国家又是如何借鉴这方面经验的（Y.Huang，2008；Acemogluand Robinson，2012）。弗里德里克·詹姆森曾经打过比喻，“（资本主义）系统最好被看作是一种病毒……而它的发展就如同病毒传染”（1998：139-40）。这也说明资本主义的病毒本质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但是受感染宿主的反应和行为仍会根据其身体的先决条件和特点而有所不同。本书不是试图揭示出一个不存在的“中国式资本主义”。相反，本书在于解释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国情下，如何萌芽、繁荣和衰败。

本书的第二个目标是探索中国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全球影响及其繁荣的局限性，侧重于探讨四种有关中国如何重塑世界的常见观念，并就现实情况对其进行评估。第一个观念是，考虑到国有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的分量，中国正在挑战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和全球自由市场，以及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推崇的新自由主义秩序。第二个观念是，中国通过提高庞大的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避免了其他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所面临的收入两极分化的长期趋势，“中国模式”也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努力赶上发达国家的一种新的模式和机会。第三个观念是，中国正在挑战，甚至取代西方对世界的政治影响，特别是美国的霸权地位，从而在根本上改变现有的世界秩序。第四个观念是，在起源于美国和欧洲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正在成为经济增长中最强的推动力，从而拯救全球经济。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起源与全球影响，本书做了一次彻底的研究，并构建出一个视角，通过这个视角我们可以用更为乐观、全面、博学的方法来评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前景。以上四个观念在我看来高估了中国转型对于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和“中国热”的可持续性，这些都将在本书第3章和第6章中详细谈到。与流行的观点相反，我认为中国正在成为能影响世界市场、有竞争力的主要经济力量。中国的繁荣一直依赖于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即基于扩张的、无障碍的商品和资本的跨国流动活动。虽然中国可能寻求一些方法来改变在这种安排下的权力平衡，但中国的真正兴趣其实在于保持现状，而非主导世界。中国自身的增长并不是世界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案。就像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一样，“中国热”作为特定的历史进程和全球力量的结果，并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因此，中国与其说是全球现状的挑战者和解决方案，不如被视为全球现状的基础和矛盾。在它自身所创造出的失衡重压下，这种繁荣注定是难以持续的。

孔诰烽对中国繁荣所做的富有洞察力且易懂的探讨非常适时和重要，本书同时根植于中国自身的长期历史和全球经济的发展模式，并得出了意料之外却情理之中的可靠结论。阅读本书如同跟随一位冷静、明智而审慎的向导所进行的一场激发智慧的旅程。

——Rober A. Kapp， 美中商务委员会前主席

孔诰烽才华横溢地运用全球资本主义的演变分析了中国的国家轨迹，为当代政治经济学中基本的争论问题带来了新的研究活力和视角。

——Peter Evan，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这是一本非常具有可读性和信息性的书，具有广泛的读者群体。本书最大的优点在于它阐述了众多不同的前沿内容，认为中国正在崛起并获得世界统治地位的论断不够现实，或者，至少是比较草率。

——Victor Shih，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孔诰烽的这本重要的著作激励人们思考，并牢牢地将中国现代经济改革恰当地置于其历史背景之下，从而将其发展轨迹完好地呈现出来。孔诰烽向我们展现了中国过去40多年的发展历程，展现了那个在在现代化道路上奋力前行的中国，那个曾经多次面临问题又勇于解决的中国。

——Michael Pettis，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