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瑞青、雷建军著的《四个中国人（Ⅱ）》将延续《四个中国人》的纪实风格，对陕北女说书匠、浙江道士、台湾花车表演者等五位艺人进行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追寻他们的生命足迹，记录他们所珍视和传承的技艺，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并呈现他们在面临现实生活时的真实处境。本书力图展现不同的生命历程，对中国当下文化处境给予描绘，展示中国民间传统艺人的心灵史。

焦瑞青、雷建军著的《四个中国人（Ⅱ）》是一本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日记，一部民间艺人的心灵史。

那些静谧生活和传统记忆，正渐渐远去。当下的中国人，如何生活，如何选择？我们南下北上，认识了陕北的女书匠、浙江的戏道士、台湾的美舞娘和湖南的风水师。他们秉承着做人的底线，也在经历大时代的翻江倒海。

牧彩云

李金巨

Lisa

姚启吉

后记

说陕北，话陕北，书匠贺改明满肚子自信。他说：“陕北没有我找不到的地方。”他身材挺拔，方方正正的红脸膛，标准陕北汉。原本生在延安，婚后随婆姨牧彩云去了安边。18岁学艺，四十年说书，几乎走遍了陕北地界。出陕北，北上长春，南下广州，西行西宁，全国一半的省份他都去过。

这一次，他和婆姨牧彩云、搭档卢响铃到了安塞。书里唱了：“安塞县的腰鼓把美名传，奥运会打出了个全世界。”这是黄土高原的腹地，山高、坡陡、沟深，相对高度有二三百米，是红军打游击的地方。

三人来参加化子坪镇杨庄科的庙会。根据场合不同，陕北说书分庙会书、家书和地摊书。家书用以辟邪、庆生、祝寿、迎亲，庙会书则用以请神、敬神。陕北人识字者少，农民业余最大的消遣就是听书。说书像乐会一样，夏天在树荫底下，冬天在窑洞炕头上，说书人或怀抱琵琶，或一把三弦，弹奏起来，摇头晃脑，说古论今，嬉笑怒骂，把在场农民听得如痴如醉。

说书人来得古老。秦汉时，在宫廷已有了管理说书的“稗官”，这是皇帝专门设立用来搜集民间“街谈巷语”“里巷风俗”的官职。1957年四川成都市郊的一座汉墓中曾出土一个汉代说书俑，它袒露上身，左臂掖鼓，右手握锤欲击，好像正在讲故事；大唐年间佛教兴盛，和尚们为求经书通俗，将佛经改为“俗文”，依韵编排，化导大众。讲前以歌开场，讲后唱歌才散。到了俗讲，演唱增多，于是“道”场变“歌”场。

在清朝《延绥镇志》中有关于陕北说书的最早记载：“刘第说传奇，颇靡靡可听。闻江南有柳敬亭者，以此伎遨游王公间。刘第即不能及其万一，而韶音飞畅，殊有风情。无佛称尊，不即江南之敬亭乎？”

江南多文人雅土，敬亭说书，与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秦淮名妓等多有交游。而陕北说书一度曾是“下贱”的行业。说的书都是口语，“琵琶”不叫琵琶，叫“蝎子”；二片木板不叫“快板”叫“楞子”。说书的不叫“说书人”叫“书匠”，木匠、铁匠、泥瓦匠的“匠”。但书匠的地位还不及工匠，工匠卖的是力气和技艺，书匠靠的是口活。说书是老天爷给盲人留下的饭碗，凭一双腿跋山涉水，凭一把三弦一张嘴，谈古论今。明眼人看不起、不愿意学，盲人也“不让明眼人说书”。据说，一代说书大师韩起祥的师兄马步云，为了能够学说书，甚至不惜用剪刀剜掉一只眼睛。

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说书大师张俊功开始，才招收明眼人说书。三人都是张俊功的徒弟。卢响铃46岁，人长得瘦削，有文人气。牧彩云从艺晚，但她是陕北女人说书的第一人，凭这一点就是书匠中响当当的人物了，声名盖过很多师兄。

从艺以来，夫妇二人先是步行，后骑摩托、搭公共汽车，开面包车。婆姨牧彩云现在出了名，一场书1500元起，一年能有十多万元的收入。两三年前贺改明买了一辆桑塔纳，出行方便许多。贺改明豪爽又心细，出行的大小事宜都由他来安排。牧彩云随身带iPad，路上无聊时看看段子，发发微信，打发时光。

从定边到安塞，两百多公里的路，雨天湿滑，他们开了四个多小时。一路上春雨绵绵，杏花如烟似雾，给粗犷的高原添了几分诗意。一路放着陕北大唢呐。过了一道道山，再走一道道梁。我爱这样的高原景象。贺改明也很兴奋。陕北可不都是黄土高原，安边镇在沙漠边缘，红柳滩、盐碱地，看不见山，一年到头黄沙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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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影工作室十年了。十年来清影一直把镜头与研究方向聚焦在当今中国语境下“传统”与“现实”相遇的主题上。传统与现实，这相遇的双方，任何一方都非常复杂，任何简化都可能有失偏颇，所以我们把切入点放在具体的人上。

陕西华县的吕崇德、浙江衢州程宵春、陕西榆林的高喜业、河北赞皇的池素英，《四个中国人》的第一部，我们用温暖的笔触深描了这些人的生存环境与喜怒哀乐。这四个人隔着千山万水，但都与人为善，为人着想，离开了熟人社会的生活系统，却依然保持着做人的底线，他们用日常的生活方式维系着我们心中对“中国人”的幻想。我们发现，传承可能是塑造他们的机制，有闲可能是塑造他们的条件，市场可能是湮灭他们的催化剂。我们希望看完这四个人的故事，与其抱怨转型期的种种社会乱象，不如在你的关系人群中，建设一种可以传承的“手艺”，有目标，有过程，有细节，有规矩，天长日久、经年累月、润物无声。

四年过去了，我们又为大家带来了四个“新人”。陕西榆林的牧彩云，陕北少有的女书匠，在台上豪气冲天，上下五千年，历史在口中翻腾；在台下饱尝冷暖，东西三百里，人生在路上跌宕。浙江台州的李金巨，粉墨登场的戏道士，在台上唱念做打，尚古多少事，都为今生；在台下勤学苦练，父辈有传承，只是度日。台湾台中的Lisa（萧乔匀），化蛹成蝶的女娇郎，在台上风情万种，各种妩媚，都是职业；在台下苦苦追寻，万般吃苦，只为爱情。湖南湘西的姚启吉，通天识地的老阴阳，在台上做支书，修路通渠，都为乡亲；在台下看风水，打卦堪舆，均是天命。

相较于《四个中国人》第一部，牧彩云、李金巨、Lisa、姚启吉这四个人的故事呈现出更多的当代中国特质，当然也就更为复杂。地方领导为了欢迎人民币上毛泽东像的画家刘文西，邀请本地文化名人牧彩云去演出，除了卖力的表演，牧彩云还主动为画家遮风挡雪，希望能和领导一样得到刘文西的墨宝，不曾想到最后画家摆摆手走了，只留下牧彩云落寞的身影在风雪中独自飘摇。李金巨是整个道士戏班的台柱子，祖传道士，唱功上乘，但由于只是个外来的“和尚”，不是班主的徒弟或亲友，就算是再会“念经”也只是一个打工者的角色，班主不会给他应有的收入，也时时处处防备着他。作为一个变性人，曾经的电子花车女郎，Lisa是整个演出的招牌，她已经习惯了被主持人当作噱头，也习惯了来自观众的“咸猪手”，她在人世间躲闪着，也习惯着躲闪，这已经成为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果在过去，姚启吉应该是地方的士绅，既当过村支书又是远近闻名的风水先生，但这种复杂的身份，在现实中却没有人觉得矛盾，人们自然而然地接受着、扮演着，作为一个知天命的人，姚启吉好像知道自己会在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谁都没有告诉，只是坦然地安静地等待着。  四个中国人，四个传统的行当，陕北说书、道士演戏、花车游行、风水堪舆都是过去生活中的常见现象，它们是传承人的饭碗，也是过事人的信仰，是普通民众的娱乐，也是社会整合的手段，在传统的生活方式中，他们兼具着从生活到信仰等不同层面的社会功能，而如今这些功能已经逐渐被新的形式取代。经过近百年的战乱和六十多年的变革，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面对当今的现实，我们其实无法自信满满地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文明没有中断的古国。当今社会乱象丛生，很多人把它归因于信仰缺失而导致的民众底线意识的匮乏，但是当今的国情，我们也无法重新树立一种权威的信仰体系，外来的、传统的、新创的都不可能成为这样的力量。相反，它们互相角力、互相撕扯、野蛮生长，在斗争中妥协，在妥协里共生，这种态势导致了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多种信仰和意识形态的矛盾混合体。基于此，我们是否可以跳出信仰体系和意识形态的框架，从真的不曾中断的、更加稳定的生活方式中寻找问题的解决之道？因此我们关注这些不同行当的艺人，了解他们的手艺和生活，研究一直传承至今的手艺对于他们生活方式的形塑。我们通过参与式观察的方法，用镜头来显微，用文字来深描，试图用传承机制这一框架来呈现手艺传承、个体生活、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

我们希望这个框架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四个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理解手艺在身的自尊，理解行走江湖的不易，理解不可挽回的消亡，理解传统与现实碰撞的复杂。在这里我们想要呈现的是这些不断传承的技艺确实塑造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尽管社会变革的洪流浩浩荡荡不可逆转，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这种被传统塑造过的生活中提取温暖、提取底线、提取这一切的形成机制，这就是日常生活的意义。

夏天的一个下午，我和同门好友杨博士一起到清华去。新闻学院是一座典雅的红砖小楼，清新宁静。在三层老雷的办公室，几个人一边说闲话，老雷一边用手指磨蹭杯子上的茶碱。那是《四个中国人》第一部中的主人公程宵春赠予他的，杯子的底部绘着一尾金鱼，仿佛在茶水中游动。阳光透过窗外的爬墙虎，碎了一地。一小时以后，原本有黑色茶碱的茶杯被老雷打磨得很光亮。他说，看，我们这里多像一个手工作坊，磨磨蹭蹭，磨磨蹭蹭，就把活干了。我说，对，磨磨蹭蹭，磨磨蹭蹭，只是别消停。

这是清影工作室日常生活的一幕，细水流长。这本书也是这样，磨蹭了两年的时光。从2008年到清华开始，说起来，我与清影工作室相伴已有八年。起初也是在这间办公室，几个人琢磨出“以影像温暖世界”的宗旨，强调一种有温度的影像。这几年，清影的放映、创作、研究都纷纷结出硕果，大家见面或谈事或闲聊，不再把这句话当作宣言，但我知道，每一个人都在实践它。坚持七年的免费纪录作品放映，国内最大规模的纪录片导演访谈，还有《喜马拉雅天梯》《我在故宫修文物》《飞鱼秀》等批量优秀纪录片作品……

这是清影的坚持。提出一个宣言，或一个主张，并不困难，难的是日复一日的践行。以前拍纪录片，总想做独特的、重大的、有意义的选题，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有价值。后来，渐渐明白，一件小事，当你用摄像机框住的时候本身也就赋予了它意义；日常生活本身就是意义；所有的重大都埋伏在日常生活里。就像熊澄宇教授为《四个中国人》第一部所写的序言，“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是细节，是平淡，是滴水穿石，然后才是沧海桑田”。导演龙淼渊拍过一部纪录片，叫《发现少校》，一个老兵参加了日本受降仪式，这是他的工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回看的时候，这就是历史。历史、人生和文化都是由日常构成的。

所以，我们的影像和书写，逐渐离开新闻、文化、时事、政治、地域的聚焦点，去关注一些有特点的普通人、有意思的事件、不被了解的地域。不同于新闻，不同于游记，不同于小说，关注人，关注文化，用眼睛去看，用心思去想，用脚步去丈量，努力做到真实地呈现，建构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这是一本“理解”之书。说书人、道士、舞娘、风水先生，来自陕北、浙江、台湾、湖南四个不同的地方。抛开在北京的工作、生活和身份，抛开成见，抛开标签，放空自己，去融入他们的生活。桑植县有一个九天洞，入口很小，像一个地下车库。但是进去之后，洞内有天。一层又一层，地下暗流、湖泊、钟乳石，过目难忘。田野调查，像在九天洞的探险，忘记自己，才能打开世界。或者，你带上自己，向世界进军。

我记得不同时空里的生活气息。比如，在陕北的庙会前夜，一堆书匠盘腿坐在炕上，扯着闲天，屋子的中央是一个煤球炉子，上面坐着一壶开水，煤气管子通到屋顶，像一根大梁一样；在天台山的一个道观，一位居士说，这本书写完，最大的收获一定是你自己，“但，你应该不会聊完就出家的吧……”他开玩笑说；在台北，我觉得Lisa就像姐妹；在湖南，我听不懂那位老先生的话，很艰难地完成对话和写作。直到一年后，回过头来写这篇文章，我才理解，他乐天知命的平静。

我感受到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在毛乌素沙漠，从沙漠里出来，到村里一户人家讨水喝。那个素不相识的陕北婆姨端一碗饭给我，吃完饭还说，累了吧，上炕睡一会儿。我感动得要哭，她说，不哭，出门在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呀！

路人遇到的动人故事，我可以写出很多。然而，我也见识了社会的混沌和复杂。

比如在台州，云芹每天晚上都做不同的菜给我吃。我开玩笑说不想回家，在北京没有这样的生活。临走前，李金巨向我请教女儿的教育问题，他说希望女儿能像我一样。我说，你也很好呀。他特别正经的跟我说，那不一样。比如你，你走到哪里，人家都愿意招待你，如果我们到了北京，有没有谁会给我一杯水喝？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比如在台湾。住了一家很小很脏乱的旅社，床单上是洗不掉的斑点。店主却是一个温柔有礼的老太太，下雨天，她会留客人在门厅里喝茶。有一天，邻居悄悄跟我说，这里有小姐哎，是老太太的妹妹。言外之意，是让我远离。我见过她，她看起来也是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道德败坏”却已成为她身上洗不掉的标签。

所以你将发现，这本书与第一本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第一本书是一本田园牧歌式的回望；那么第二本书，则呈现了更多的复杂性。因为我们和他们都在经历复杂。日常生活并非是绝对的纯粹或者无暇；理解这些复杂，我们会更宽容。四个人物，四种不同的文化，四种完全不同的状态。只有风水先生姚启吉还在土家寨子里，坐看世事变迁。牧彩云、李金巨、Lisa等人，都在积极地追赶时代，不甘心成为边缘人。他们把技艺当作职业，比起艺术家，更像一个职人。

职人介于“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介于“理想状态”与“现实生活”之间。窑洞和吊脚楼的建造者，不是建筑师，是最普通的工匠。他们脚踏实地站在土地上，心里只有技艺，这份踏实的经验又磨炼了笃定的心性、生长出生活智慧。回望中国的文化传统，从乐师到戏子，都先是一门职业，后来成为艺术。不能低估“谋生”的意义——生活不是“诗和远方”的对立面，谋生使我们对社会有更广阔的理解。

他们的技艺，不曾受教于书斋，却受益于这个更广阔的“社会”或江湖。一桌偶然相遇的书匠，交换使用的乐器，即兴唱一个小段，传承和激发都在这偶然之间。而相互间的情谊，又成为支撑他们行走的力量。不信，请想想相声界的纷争……

我也借由田野调查浅涉“江湖”。从写作第一篇开始，背着相机和电脑，住窑洞、吊脚楼、道观和台湾的民宿。陕北的穷苦人家每天只吃两餐，土豆作为主食，在遥远的山村我感觉到真正的饥饿……有时想象自己是个刀客，骑着马，带着我的任务，在艳阳天下行走。

在写这篇后记时，我忽然意识到，书里潜藏着第五人——我自己。一个曾经的诗歌青年，慢慢沉了下来，沉到生活里去，实现了与自己的和解。我是研究者，也可以是被研究者；我是书写者，也在被自己书写。2016年是清影工作室成立十周年，借由清影大家庭这个群像，可以看到，文字或影像，作为一门手艺，怎样在影响着人的思维方式；田野调查或者知行，这样一种方式，怎样影响知识生产；师与徒或者一个共同团体，怎样建构一种新的力量……

磨磨蹭蹭，磨磨蹭蹭，但，不要停。

焦瑞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