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理智的乐观主义》是吴祖昌的回忆录。20世纪是不平凡的，生在其中，我们得到很多很多。回首过去，总结三代，我们庆幸没有辜负时代、社会给我们的种种恩赐，对培育我们成长的祖国大地、中华民族的瑰丽文化，我们怀有深深的爱和感激。在这里，我们收集了每个时期留下的照片，加上丈字叙述，向亲爱的读者讲述我们这个家族的故事。

《我们是理智的乐观主义》是一本纪实性的回忆录。吴祖昌先生出生名门世家，此书叙述了从辛亥革命到今天改革开放这段漫长历史长河中他们家庭的变迁。从曾祖父吴殿英算起，“吴家”和国家的兴衰紧密相连，这个家族的演变无一不和时代脉博的跳动、祖国的命运、时事的跌宕起伏息息相关，环环相连。他们有过“少爷、小姐”的优裕生活，但更多的是家庭经济不稳定而仅能解决温饱的飘泊日子；他们享有温馨平和的家庭欢乐，也饱尝过颠沛流离的焦虑，遭受过战争带来的可怕磨难；他们经历过种种困难和挫折，甚至蒙受过极大的伤害和委屈，但更拥有成功的喜悦和幸福。这部家史就是吴家祖上二代和父母、兄弟姐妹在这段时事中人生跌宕起伏和为事业顽强拼搏的故事。

引言 替亲人出书为百姓立传

总序 为你的亲人立传

自序

前言

一 先父吴瀛的故宫情缘

 1 家庭社会影响初涉宦海生涯

 2 参与创建故宫利用职务护宝

 3 清点藏品艰难勇挑工作重担

 4 执行古物南运殚精竭虑守护

 5 “故宫盗宝案”起身遭陷害受冤

 6 无奈泪别故宫内心压抑度日

 7 冤案昭雪有日捐献显示真情

二 我们的母亲周琴绮

 1 四姐妹为母祝寿同祭日母随父逝

 2 众多子女的母亲父亲的忠实伴侣

 3 悉心教育子女深明革命大义

 4 团结友爱的楷模身教言传的榜样

 5 众多友人爱我家慈祥母亲人人夸

 6 抚育孙辈第三代真正是“托儿所所长”

 7 吃斋念佛保平安跟上时代不落后

三 父亲和他的子女们

 1 祥和温馨的家庭博学开明的父亲

 2 寓教育于日常生活抓住典型事件不放

 3 色彩缤纷话理想现实支持干革命

四 我家在抗日战争中

 1 先父临危受命主持国宝南运

 2 克服千难万险举家逃离南京

 3 父亲指导大哥创作抗战话剧

 4 重庆遭遇大轰炸避难乡间迎胜利

五 在共和国曙光照耀下

 1 大哥避难去香港全家上海等解放

 2 解放歌声震云霄家中掀起革命潮

 3 最小弟妹俩留守三个孙辈到我家

 4 安居北京度晚年满腔热血献宝藏

六 我们兄弟姐妹

 l兄弟姐妹团结友爱大哥是我们的骄傲

 2 大哥嫂整风反右遭灾难众弟妹合力支撑渡难关

 3 热爱文艺的影响人政治上的启蒙者

 4 兄弟姐妹情意深灾难之后大团圆

七 母亲在艰难的岁月

 1 一人遭难株连全家

 2 大哥发配北大荒母亲承诺守家园

 3 “文革”浩劫再遭灾难母亲大义凛然面对

 4 凤霞嫂不幸中风老母亲竟然自责

八 七姐吴萋22年的劫难

 1 热诚帮助党整风“引蛇出洞”上了钩

 2 农历除夕赶出门儿子重病揪人心

 3 “文革”开始惩罚升级流放滇边高寒大山

 4 认真思考总结教训终于等到“摘帽”这天

 5 灾难继续不间断凶恶病魔不饶人

 6 亲情支撑渡难关漫游“天堂”梦成真

 7 迟到的“平反”天大的教训

九 大哥吴祖光晚年二三事

 1 久经考验终于入党“劝退”令人“啼笑皆非”

 2 生平就爱打抱不平高龄老人竟当“被告”

 3 大嫂突然仙逝大哥悲痛欲绝

 4 文坛沉浮为真理平生荣辱天下知

十 六哥祖强从事音乐教育六十载

 1 非常全面的音乐家诲人不倦的好老师

 2 杰出的领导才能促进文艺事业发展

 3 百般关怀年轻的一代永远是音乐学院一员

 4 各方祝贺情意深祖强答谢感深情

后记

一 先父吴瀛的故宫情缘

先父吴瀛，字景洲，江苏常州(武进)人。生于1891年4月1日(清光绪辛卯年二月二十三日)，卒于1959年5月14日。父亲生前与故宫博物院有着不解的情缘，他以十分特殊的身份参与了故宫博物院的创建，后来又成为故宫的中坚力量。抗日战争前夕，他是负责故宫古物南运的第一人，最后竟蒙冤受害，跌进了一个不深不浅、令人恼火，而又无可奈何、哭笑不得的陷阱，也就是所谓“故宫盗宝案”，这一冤案影响了他一生。

1 家庭社会影响初涉宦海生涯

父亲早年就读于浙江大学堂，由于我们的曾祖父吴殿英、祖父吴稚英均在湖北武汉工作，父亲就转入湖北方言学堂。曾祖父吴殿英是当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任都司衔监操官，担负组训新军的要任。他在湖北新军建设及其军事教育方面卓有建树。1911年辛亥革命，这批新军就是武昌起义的骨干力量。当年黎元洪也曾是他的下属。曾祖父对父亲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父亲就读的方言学堂是清末张之洞创办的我国早期专修外语的高等学校。父亲读的是英文专业，毕业时年仅19岁，受聘东北辽阳县辽阳中学任英语教师三年左右。由于祖父病逝，为请假回南方奔丧和校长发生争执，父亲一怒辞职，来到北京，投奔了任都肃政使的舅父庄蕴宽(字思缄)先生。这是个延用清朝的官名，属国家严肃政务的最高官吏。当时，这位舅父庄蕴宽先生是北京城里的大人物，科举出身，历任军政要职，以为官严正、不畏权贵著称，并以诗文书法名世。当年袁世凯称帝，全国60位约法会议员，59位表态支持，唯他一人冒死请徐世昌代递公开信，痛陈“帝制不可为，民意不可假，时代潮流不可拂”，公然提出取消洪宪年号，撤销大典筹备处，引起袁世凯勃然震怒。

按说在那政治乱象的年代，父亲的兴趣所在应“以一支秃笔，靠书画诗文独善其身”(父亲语)；却反而由于曾祖父吴殿英的影响及他本人的条件，在时局的制约之下蒙当时执政的诸多大人物抬爱，请他做了北洋政府内务部警政司第三科科长，主管的是外事警察及地方治安，还兼任当时北京市政公所坐办(相当现在市政府秘书长)，其中的主要责任，乃是对废帝溥仪与“清宫”事务的监管。由于我们这位舅公的引荐，父亲结识了不少当时社会名流，以及北洋政府的风云人物，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宦海生涯。

2 参与创建故宫利用职务护宝

民国成立已十余年，而溥仪仍在享受着帝王生活，还不断地干出一些梦想复辟的坏事。作为“清宫”监管直接责任人的父亲吴瀛认为“溥仪久居宫禁，颇不安分”，因而不断上书段琪瑞、冯国璋、徐世昌等当权者及历任总统，建议按照推翻清廷时达成的协议，将溥仪等迁往颐和园，但没有一个当权者做出批示，父亲吴瀛也无能为力。  1924年，冯玉祥发动政变，直系政府倒台，由黄郛代理内阁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冯在反曹锟、吴佩孚之前，与国民党人早有联系。同年10月5日，他命北京卫戍司令鹿仲麟将清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国务院随即宣布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国民党人李石曾出任委员长。此时，父亲吴瀛虽在北洋政府中任职，但他的实际思想是倾向国民革命的。父亲的同窗好友易培基(比父亲大11岁)多次以孙中山先生代表的身份赴北京，大多住在我们家，或由父亲在我们家附近公寓为其安置住处，照料他的生活。黄郛组阁后，易培基出任教育总长，又是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由于易的举荐，父亲又兼任了“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并积极参与了清室文物的清理。这个没有工资、完全尽义务的工作，却大大吸引了父亲。谁料到这竟成了父亲一生荣辱的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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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吴祖昌

我有一个收藏个人及我们家资料的习惯。过去写的文稿、总结、“检查”以及报纸、杂志上刊登的有关我们家父兄等的资料，我都习惯于将其收藏起来。这个习惯始于学生时代，直至现在，这些资料袋，已经占据了我书橱的一大块地方，以至于我新买的书籍己无处可放。每次搬家面对这一摊东西，既重又占地方，还舍不得扔掉。怎么办？忽发奇想，把它整理出来，出一本书，做个了断。这本书就作为我80岁生日的自我“献礼”吧！

2010年上半年开始思考，6月份动手整理起来。女儿给我买了笔记本电脑，我学会了在电脑上用手写板写文章。忙了大半年，在我入党60周年的日子——2010年12月30日——基本上完成了这个任务。

我的五姐吴徕生前，在身患肝癌，做了十多次手术，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生正逢时——我们吴家的故事》的写作，并于2002年12月出版，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2003年7月，她与世长辞。我将她在《生正逢时》一书中写的“前言”，放在我所写的《“我们是理智的乐观主义”》的前面，这个“前言”我们姐弟俩的书是可以通用的。

“生正逢时”是大哥吴祖光的一句名言。他生前曾明确说过：“上个世纪，百年以来，人世间酸甜苦辣，兴衰荣辱，种种劫难，我们都经历了，有朋友说我吴祖光‘生不逢时’，我所经历的这一切，不是任何人都经历得到的一笔可贵财富，因此，这哪里是‘生不逢时’，这分明是‘生正逢时’。”祖光大哥生前写了上千条“生正逢时”的条幅，送给家人、亲友以作纪念。

1996年5月，在我们和二姐分别了半个世纪重新团聚的前夕，二姐在台湾起程时，她的一些邻居对她说：“你们兄弟姐妹50年未见面，见了面一定抱头痛哭！你要做好淮备。”二姐回答：“我们是理智的乐观主义，是不会抱头痛哭的！”事实果真如此。二姐吴珊的这句话，也成了我们家的名言，因为这句话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家人的精神面貌，以此作为我这本书的书名，我觉得是十分恰当的。

五姐吴徕的那本书出版至今已有12年，各方面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的侄儿吴欢，在研究我家文化历史资料中取得了不少成绩，引出了不少我们家历史上的新鲜故事。

我的父亲吴瀛出生于江苏常州著名世代书香的官宦人家。直系祖上出过17位文武进士，著名的有吴宗达——官至大学士即宰相，吴中行在明朝执掌过翰林院，吴士模是清朝著名的“常州经济派”大家。我的曾祖父吴殿英，清末曾在浙江任钱塘知府加盐运使衔，是两江总督张之洞的部下。后因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曾祖父吴殿英和祖父吴稚英随张来到湖北创建新军，具体执行军队改革。正是这支湖北新军，后来打响了辛亥革命武装起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湖北新军中的骨干，大都是吴殿英当年在湖北武备学堂练兵时期的学生，后任大总统的黎元洪也曾经是吴殿英的部下。吴殿英、吴稚英父子却因支持“戊戌变法”和暗助革命党，被清庭打击排挤撤职，在辛亥革命前后相继抱憾而逝。

成了革命遗孤的青年、我的父亲吴瀛，从张之洞创办的方言学堂外语系毕业后，到东北辽阳中学教英文，担任教师两三年，跟学生关系很好。但不幸祖父病故，父亲要回家奔丧，校长不肯，为此起了冲突，父亲愤而辞职。虽然有许多学生挽留，但他年少气盛，还是离开了这个学校，去了北京。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们要缅怀曾祖父吴殿英、祖父吴稚英当年在创建湖北新军时所做的贡献。2011年又是我的父亲120岁寿辰，写这本书也是对父亲很好的纪念。

在完成这项“自找”的任务的过程中，要感谢我们行健职业学院的钱慧懋、李经纬等同志对我的具体帮助，感谢我的女儿吴玎，在我写作过程中，有关电脑操作上的一些问题，都是她帮我解决的。由于这许多同志的关心，我才得以完成这个出书的心愿。

见《新民晚报》刊出“替亲人出书为百姓立传”——“福寿杯”亲人传记书稿征集活动启事。我有三位亲人(我的妻子张慧珍、三姐吴皋、三姐夫汪企伦)安息在福寿园，因而更增强了参加这项征集活动的决心。

希望这本书能唤起我们对过去的回忆，更坚定地走向未来！如今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我们将安度这无比美好的晚年。

1975年底，老母亲为避北方地震来到上海。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不幸与世长辞，我们万分悲痛，老母亲也是老泪横流，她反复对我们说：“真要感谢周总理，他去世前还关心到你大哥，给他解放了，不然，不知道他的问题要拖到何时！，’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老母亲也消除了心头的乌云，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她也要我们搀扶着下楼，走进马路上狂欢的人群，共享人们的欢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政策如久旱逢甘露，一件件喜事激励了我们的心。首先是大哥、大嫂、七姐、七姐夫的“右派”冤案得到平反。大哥、大嫂都入了党。六哥回到了中央音乐学院担任领导职务，在党的十二大上又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二哥从郑州调回北京中央纺织机械研究院。五姐经历多年下放后，回到福建省人民广播电台，后来担任台长。四姐在南宁，任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当选市人大常委。六姐也从农村回到北京，在《外贸杂志》任副编审。八妹在内蒙古林学院负责创办《内蒙古林学院学报》，兼任过责任编辑、副主编，后任院长办公室主任。我先是被借到区委参加学校整党领导小组工作，后又担任了“文革”后第一次恢复中学招生考试的闸北区的工作组组长。在完成了这些工作后，调到闸北中学任校长。1985年底我们学校被评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先进集体(全国只有两所中学评上)。1986年5月，我调任闸北区业余大学党总支书记；1992年10月退休时，我们学校被评为“全国高等成人教育先进单位”。此后，我又从事社会力量办学10年，为新中国教育事业整整奋斗了半个世纪。我的老伴，高级工程师张慧珍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负责完成了新建年产50吨硅油、硅橡胶及其制品的生产车间，并负责试车成功移交生产，填补了国家的空白，结束了硅油、硅橡胶总是依靠国外进口的历史，为国家做出了突出贡献。

至此，我们兄弟姐妹相互株连的历史彻底结束了。面对这一切变化，老母亲心里踏实了。她经常说：“小平同志真好！胡耀邦同志真好！”老母亲的心里话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声。

粉碎“四人帮”后，老母亲也过上了几年太平好日子，可是年岁不饶人，将近九旬的老人，经受了无数苦难的折磨，终究是年老体衰了。1982年5月中旬，老母病危住进了北京垂杨柳医院。5月13日夜晚，她忽然精神特别好，向服侍她多年的荷翠阿姨问遍了北京和外地的亲人，要在京的亲人到她身边来。

5月14日凌晨，母亲呼吸已极度衰竭，但头脑仍十分清醒。当看到邻床病友在吃大饼油条时，她以非常轻微的声音叫荷翠一定要去买大饼油条。荷翠问：“你想吃？”她微微点头。荷翠因怀疑她真能吃大饼油条而犹豫了一下，没立即去买。她有些生气了，荷翠只好将大饼油条买来。她见到食物笑了，用手指指大饼油条，又指指荷翠：“你吃，吃！”荷翠这才明白她生气的原因。“你陪我一夜，还没吃东西，快吃！”荷翠的眼睛模糊了，充满了激动的泪水。病危的老母亲，临终前还只想着他人，就是没想到她自己。

这一天的晚上8时许，母亲离去了！母亲留下了她的后代60余人。她那慈祥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母亲把一切都献给了别人，对别人却一无所求。我们兄弟姐妹永远怀念她。

从我的曾祖父吴殿英算起，到现在已过百年，我们家族的经历和国家的兴衰荣辱紧密相连，正如堂兄所写：“家国相依为命”。我们家里，父母和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家人和亲友之间也都是团结和睦的。母亲是最好的表率，我们兄弟姐妹之间从来没有过诸如某些家庭为财产继承等而发生的纠纷，而是一方有难，各方支援，共渡难关。

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都经历过不同的挫折，受过不同的冤屈，但我们面对这一切都十分坚强。这正应了二姐吴珊的那句“名言”：“我们是理智的乐观主义！”这是我们的个性，也是我们的家风。首先，表现在困境中看到光明。父亲遭遇“故宫盗宝案”，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无处申雪，他看到了“这一冤案之得中，非等到另一个时代不可”。祖光大哥饱经坎坷，挺过来了，不少人说他“生不逢时”，他却说是“生正逢时”。七姐吴葽更是受尽磨难，她的

“冤案”虽然经历了22年之久，终于得到“平反”，事实证明她是个好党员、党的好干部。“文革”期间我“靠边”三年，经历了“文斗”、“武斗”铺天盖地的种种考验，但我心怀坦然，坚信自己最终定会“解放”，吃得下，睡得着，丝毫没有怨天尤人。其次，在挫折、冤屈、困难面前，我们都没有被吓倒、趴下，而是顽强地与命运搏斗，并且乐观地笑对未来，最终我们都是胜利者。

我们父母兄弟姐妹都是爱国主义者。我们家庭成员在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捐献文物以及日常工作、生活和待人处事中的种种表现都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这本书的写作实际上经历了漫长的岁月。1982年5月在北京办完母亲的丧事回到上海后，出于对母亲的思念，我用了几个不眠之夜，写就了对母亲的回忆《我们的母亲》文稿，一直保留到现在。1987年应常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约稿。我撰写了《先父吴景洲传略》、《这一冤狱之得申，非等到另一个时代不可》。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我写了《我们家在抗日战争中》，发表在《三联贵阳联谊通讯》2005年第4期。2009年4月大哥吴祖光逝世6周年，我写了《我们兄弟姐妹》，发表在上海《文汇报》的《笔会》上。2009年10月，建国60周年《文汇报》的《笔会》和《世纪》杂志联合举办“共和国的曙光”征文，我投稿《我们家的故事》，荣获三等奖。2011年《世纪》杂志约稿，我改写了纪念父亲的文稿《先父吴瀛的故宫情缘》。上述文稿，现在经过重新整理又补充了一些内容，于是这本书就完成了。  我们的童年时代，中华民族正遭受苦难，我们也吃足了苦头。但幸运的是，在父母温暖的怀抱中成长的我们充满了q-国人民必胜的信念，终于迎来了日夜向往的新中国。我们的中青年时代，多次遭遇政治运动的折腾，但我们坚信时代在进步，真理终将战胜错误，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美好，现实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