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1922-1923年黑龙江女子教育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初等小学在籍女子学生数为4161名（占全省总学生数9%），高等小学在籍女子学生数为4797名（占全省总学生数16%），萧红就是其中的一员。
当时的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数、手工、图画、唱歌、体操、裁缝（手工、图画、唱歌、裁缝也可换为其他课程），一年级一周的授课时间为二十一小时，二年级为二十四小时，三、四年级为二十七小时。四年后[第一学年从春季改为秋季，实际上是四年半后（曹，2005）]的1924年，萧红上高级小学时，已经开始实行壬戌学制，小学从之前的七年制改为六年制。据说是因为萧红所上的小学没有开设高级小学，她才转校的。她转校那天，穿着蓝上衣、黑布裙子、白袜子和黑布鞋，跟其他同学打扮一样。
上高级小学时，萧红已经十三岁了。在她高小学习的第二年，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据李述笑《哈尔滨历史编年》（哈尔滨出版社，2000年3月）中记述，6月8日在哈尔滨成立救国会，14日哈尔滨外交后援会等团体声明支持上海的工人和学生。在呼兰，也有一些青年学生、店员、工人为支持五卅运动上街游行，进行演讲和募捐等活动。据说萧红也参加了这些活动。时值七月，学校已经进入暑假，学生们有充足的精力投入到爱国运动中。这些活动持续了将近一个月之久，每次游行都有两三百人参加。据说萧红还参加了募捐活动，参演了在西岗公园表演的一出反对封建婚姻的戏剧（《女作家萧红少年时代二三事》）。下面是其异母弟张秀琢关于这一时期的回忆。
在姐姐青年的时代，封建思想的束缚是很严重的。闺女，顾名思义，是房门里的女子，即所谓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的闺秀。可是姐姐却像一匹不驯服的小马，横冲直撞，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好像她天生不懂规矩似的。那时候姑娘要扎一条长辫子，穿上拖到脚面的旗袍，走起路来必须是步履姗姗，否则就是不懂规矩，缺少管教，甚至说成是大逆不道。父亲治家颇严，虽然不像他人那样要求“女子无才便是德”，但也要求女孩子稳重文雅，三从四德。这一切在姐姐看来，都是对她不可容忍的精神束缚。她敢于改变现状，第一个剪掉长辫子，梳短发，拉上几个女同学上街“示威”，当人们以奇异的目光望着她、发出种种议论的时候，她却毫不在意。家人劝阻，她干脆就说：“我又不是做什么坏事情，不要你们管！”第二天她像是故意和那些封建制度的卫士们挑战似的，穿起了白上衣、青短裙，从南街到北街，游了个遍说：“你们不是要大发议论吗？好吧，再给你们提供一点新内容，看你们怎么样！”
在姐姐的鼓动下，不少姑娘都剪了短发，有的还是她亲自动手剪的。街坊的几个小姑娘，也把辫子剪掉了，加入了“示威”的行列。我们家的一个远亲、王家的大姑娘，当时只有十来岁，就是姐姐给剪的辫子。
（《重读（呼兰河传），回忆姐姐萧红》）
P44-45
我最初接触到萧红是在大学本科时，至今已经有三十多年了。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坚持这么长时间。萧红为何吸引我这么久呢？
当然，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的松懈，研究进展迟缓，这点姑且抛开不论。另一方面，一开始，我关注的是女性的生活方式。上小学之前，大人们问我：“长大以后想干什么？”我的回答很普通：“妻子。”（好像也回答过“奶奶”）但是似乎没过多久，这个答案便不见了。我并非要否定结婚生子这种极为常见的生活方式，然而不知何时，我下定决心，将来要工作、要独立。这或许是由于看到了当小学教师的母亲辛苦工作的身影。长大以后，开始听到母亲对父亲的牢骚，自己也亲身经历了社会对待男女的不同态度，我越来越好奇，女性到底是什么。这或许也多少受到了大洋彼岸爆发的“女权运动”的影响。
我开始关注女性前辈们的生活方式，准备选择一位女性作家写作本科毕业论文。受到骆宾基《萧红小传》的影响，我从谢冰心、丁玲和萧红三位作家中选择了萧红。女性虽然有能力，却难以被社会认可，在各种压力之下似乎要被碾碎了，尽管如此依旧继续前行。那时的我，完全沉溺于这一坚强又柔弱的女性图式之中，倘若当时看到萧红纪念馆前的汉白玉雕像，恐怕不但毫无抵触，反而会大加称赞吧。
大学毕业，升入研究生院之后，基本上过着一帆风顺的生活，但是有高潮也有低谷。出乎意料地结婚、生子。一边养育孩子，一边继续研究，在体力上不算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但是，看到研究室和学会上认识的同代人甚至比自己小一辈的人一个个参加工作、发表成果，很难受。我觉得自己越来越落后，感到很焦躁。曾经有过一次，下定决心要放弃研究。我来到已故恩师丸山升先生在大森的家中，想告诉他自己不适合做研究，准备放弃。为何那时自己会那样做，至今我也不清楚。可以确定的是，我并非想要被挽留才那样做。或许心中期待着老师能够点头说“这样啊”，以此对自己的心思做一个了结。但是出人意料，老师带着些许困惑的表情说：“不是适合不合适，是喜欢不喜欢。”然后他思考了片刻，忽然提高了声音问我：“你现在想干什么？”我不知为何，条件反射似的回答说：“想拿到学位。”但是，心情突然变轻松了。因为我发现取得学位后再放弃才会更加坦然一些。现在想起来，这真是丸山老师的高明之处。
之后又过了几年，我幸运地得到了在大正大学任职的机会，但条件是必须在五年以内拿到学位。我向已故恩师伊藤虎丸先生报告这件事情时，他立即打来电话让我把萧红研究史作为绪论整理成五十页左右的内容给他看。伊藤老师正是当年严厉批评我的毕业论文“只是会写文章而已”的那一位。但是，他没能看到我的文章。论文的基础《萧红作品及相关材料目录》完成后不久，伊藤老师便去世了。
结果，五年的约定一再延期，最后在工作七年后，才提交学位论文。决定开始写学位论文之后，我重读了萧红的作品，对作品的理解和感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一定是由于我自身身为女性的经历和成长所带来的。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我发现之前从研究方面来看停滞不前的很长一段岁月并非一无所得，从而获得了新的力量。
虽然写作学位论文让我时常感到头痛，但是它也给我带来了丰富的人生体验。其中最重要的是，放弃研究生活这一计划完全落空。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我痛感自己知识的不足和理解的肤浅。忘记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我在批判自己的论文时，丸山老师说：“意识到自己的缺点，说明你还在成长。”当时，对自己的批判被老师认同，让我意志十分消沉，但是现在的我，应该能够做到虚心接受老师的话了。学位论文并非终点，不过是一个里程碑。本书也一样，每次校正时，我都会发现一些理解肤浅、不够的地方，尽可能地修改、订正。尽管如此，一定还有修改的余地。我希望可以一面虚心等待世人的指正，一面将剩下的部分作为今后的课题研究下去。
如今回忆起来，丸山老师总能在重要的时候，用简短适当的话语引导我。没能让他看到我的学位论文是我最大的遗憾。我去大森站前的医院看望老师时，他拿着我带去的论文，像疼爱年幼的孩子一般抚摸着。但是他去世后，我从丸山夫人那里得知，那时老师的眼睛已经基本上看不见了。
这次幸运地得到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术振兴会平成十九年度（2007年）科学研究费研究成果公开促进费的资助，本书获得了出版的机会。汲古书院是我唯一可以商量的出版社，继出版资料集之后，这次也愉快地答应了本书的出版。我从资料集时起就深受石坂叡志社长、小林诏子编辑的照顾，在此衷心表示感谢。此外，本书的出版也得益于许多人提供的信息和鼓励。尤其是端木蕻良的外甥曹革成先生爽快地答应我从他的书中转载一些重要材料。此外，没能让萧军先生、骆宾基先生等已经去世的人们读到此书，我感到十分遗憾。此外，还要感谢许多帮助过我的人。
正如前面提到的，本书是在2005年12月御茶水女子大学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写作而成，之后参考后来搜集的资料，进行了大量的修改、订正。将基础论文的发表（首刊）情况列出，附在后面。
萧红（1911-1942），出生于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近郊的古城呼兰县，是一位在鲁迅的支持下走上文学道路的女性作家。在不足十年的创作生涯中，萧红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独特细腻的描写而创作的作品至今仍为众多读者所钟爱。但是，一直以来，人们喜欢她的原因不仅仅缘于写作。
萧红的一生是充满苦难的一生。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在东北（关外）扶持的伪满洲国触发了萧红的民族意识，促使她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然而，为了继续创作活动，萧红被迫离开故乡东北，流浪在抗日炮火纷飞的中国内地（关内）。为了反抗传统封建家长制的束缚，萧红曾离家出走，这使她成为当时少有的独立女性的典范。萧红这种先锋的性格，使她终生未能从苦难与考验中解脱出来。萧红在大约十年间先后与三位男士同居，与其中两位男士感情破裂，据说与最后那位男士的生活也未必幸福，这足以表明她所面临的困难和考验是多么严峻。可是，这种深刻的苦难也磨炼出她敏锐的观察力，成就了她独特的写作风格。此外，萧红苦难生活的背景，即抗日的历史实存与中国旧体制（封建家长制）社会根源的存在，使得她的作品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获得普遍的共鸣。因此，全世界的女性研究者如今将目光重新转向了萧红。然而，也正是这种普遍的共鸣，使得笔者难以赞同迄今为止世人对萧红的评价。
呼兰的萧红家老宅被改建成为萧红纪念馆，在这座纪念馆前，矗立着一尊萧红的汉白玉雕像。雕像中的萧红凝视远方，仿佛正在深思。这座雕像是何时，经由怎样的原委，由谁来创作的，都不得而知。它的出现，正是对萧红研究状况的真实写照。雕像中萧红的姿势是在现存照片中从未出现过的，面孔在笔者看来也宛若旁人，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在头脑中塑造出的一个名为萧红的女性形象，它被打上了深刻的历史与社会的印记。毋庸置疑，由于笔者与制作这座雕像和认可这座雕像的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中，对其感到难以接受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问题是，这座雕像可能会被视为迄今为止关于萧红研究的某种定论。让笔者担心的是，在今后的日子里，它也可能会左右人们对萧红作品的理解。换句话说，这座雕像会将萧红的形象绝对化，导致人们对萧红的创作态度、思想和生活方式的理解一元化。这样一来，雕像将不仅是一座单纯的纪念碑。而且将成为一个神圣的偶像凌驾于读者之上。
萧红雕像的出现，印证了人们对萧红的喜爱，而这喜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萧红是一名女性。这也是令笔者感到难以认同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当然，笔者无意否定萧红的苦难与其女性性别关系密切。对于唯其是一名女性，才必须经历的众多苦难，作为后辈的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分析与理解，才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但是，人们将萧红理解为打倒封建家长制的工具，是否有些矫枉过正呢？换言之，一直以来，为了强调封建家长制的罪不可赦，夸大了萧红作为被害者的一面。而且，这其中也隐含了不论男女，人们对女性持有的各种态度，以及在旧有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对女性形象的认知与期许。这更进一步说明封建家长制这一社会历史权力是如何强大与根深蒂固。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是否可以将萧红这一活生生的女性幽闭于白色的雕像之中？笔者眼中的萧红是一个与我们普通人一样，有血有肉，既有善行，也会犯错的人物。或许正是因为笔者与中国人生活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才会有这样的理解。建立在汉语这一外语阅读基础上的我的见解究竟是萧红的本意，还是误读？笔者对此也颇感担心。不过，正是因为尊重萧红的作家经历，希望她能够更为广泛长久地被人们阅读，所以才会有对萧红的各种各样的理解吧。
对于拥有不同历史与社会背景的海外读者而言，要掌握理解作家及其作品最有力的工具，历史的、社会的背景自不必说，还要具体追寻作家自身的人生轨迹。目前为止。由海外研究者完成的完整的萧红论只有葛浩文（H.Goldhlatt，1939- ）的《萧红传》（Hsiao Hung，1976）一部作品。这部萧红传记以精心搜集的资料与作品论为主干写就，被誉为此后在中国盛行的萧红研究的先驱之作，获得高度评价。然而，这部作品完成距今已有近三十年的岁月，在这期问又有诸多新资料与新研究问世。笔者试图对其进行收集整理，希望通过对这些材料和作品的分析，尽可能客观地了解现实中萧红的经历。
序章“对萧红评价的变迁”通过整理关于萧红的前期研究资料，试图厘清萧红在人们心中是一个怎样的形象，这些形象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其中还存在哪些问题。第一章之后将萧红的文学活动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部分，对照事实，对其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品进行分析，进而弄清萧红的精神足迹。终章“萧红的作品世界——注视‘远离抵抗的现实’的目光”将对萧红十年来的整体创作活动进行总结。附章追述了关于萧红的死和死后的迁葬问题。
在本书执笔过程中使用的与萧红有直接关系的材料收录于笔者所编的《萧红作品及相关材料目录》（『萧红作品及び関係保资料目绿』，汲古书院，2003年1月）中，如果能够一并参看会更佳。
平石淑子著的《萧红传（精）》，爬梳史料，还原萧红的生活环境，勾勒萧红的生命历程，解读萧红的诸多作品，讲述现代文坛纷纭往事。萧红是否在缺少爱的环境中长大？萧红为何屡屡选择不适合自己的男性作为伴侣？萧红是反抗男权的新女性还是依附男权的受害者？在作品中，萧红选择哪些事实再现，又对哪些进行艺术虚构”其再现和虚构的动机分别是什么？萧红绝笔之作的风格为何会有很大转向？对围绕萧红的这些疑问和争议，作者考订史实，厘清问题，并尽最大努力还原历史中真实的萧红。
平石淑子著的《萧红传（精）》，结合萧红短短一生中的经历，对其创作给予了充分的学术分析与评价，对萧红的经历与其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例如作者试图将萧红从《生死场》到《马伯乐》的全部作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解析与阐释，尤其是将《马伯乐》置于萧红一系列作品的延长线上进行解读，视角新颖，材料详实，论证严谨，更新了我们以往对于萧红的认识及对于萧红研究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