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的长篇小说《知青（上下水墨插图版）／梁晓声知青小说精品系列》讲述了：

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被一种不正常的“红色”所笼罩。

赵天亮和全国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一起，背起“上山下乡”的行囊，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知青们在一场瓢泼大雨中来到北大荒，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员，开始了火热的垦荒生活。一望无际的麦海是他们的主战场，收割、赶羊、养马、灭火、修电线、砸石头、边境巡逻、夜斗群狼……异常艰苦甚至充满危险的劳动生活锻炼，使赵天亮、周萍、齐勇、孙曼玲等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迅速成长，并结下了兄弟姐妹般的深厚情谊。

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回城市，知青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爱恨交织、一次又一次生离死别，生命轨迹从此改变。他们用青春亲吻着土地，亲近着人民，挑战着命运，思索着时代……

全书分上下两部，本书是《知青》（上部）。

由梁晓声所著的《知青（上下水墨插图版）／梁晓声知青小说精品系列》一书在陕北、北大荒两块士地上，展开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宏大历史画卷，讲述了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地的知青下乡插队和赴生产建设兵团垦荒的故事，塑造了赵天亮、赵曙光、齐勇、傅正、孙敬文、孙曼玲、冯晓兰、周萍、吴敏、李君婷等一大批知识青年以及他们的父辈和连队领导的生动形象，描写了一代人的爱情、友情、亲情，真诚地表现了一代青年对当时中国现状和国家命运的深刻思考。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夕阳如血。

列车奔驰在秋季的松嫩平原。夕阳悬在车头前方，似乎在勾引列车吻到它。而对于列车，那是不可能的，尽管看起来车头与夕阳的距离近在咫尺；这情形使人联想到“夸父追日”的神话。车头气急败坏地喷吐浓烟，混沌了天地。而于那混沌之中，夕阳将车身映成平原上一道长长的剪影。

夕阳无可奈何地沉落……

列车亢奋地追逐……

迷雾渐散。一缕青烟，从一只斑驳了红色铁锈的灰铁皮烟囱里冒出。这只旧烟囱属于一栋被漆成果绿色的小房子。亮晶晶的铁轨从这小房子前铺过。那是只有北大荒才有的窄轨铁路，将林区丰产的木材一车车运到原野以外的地方。仓库整齐地排列在小房子后边，小房子旁竖着一块牌子，上写“白桦林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竖——1969年。”

已是傍晚时分，天空中大朵大朵的乌云逐渐堆积成团，从远处茂密的白桦林那方压过来。

杨秉奎的手在一盘残棋上缓缓移动，他在小房子里跟自己下棋。窗上，贴着红纸剪的“忠”字和“公”字，除了一张没刷油漆的单人木床，还有桌子、椅子、箱子、柜子，都没刷油漆，木质已被岁月涂得黑亮。床上挂着蚊帐；炉子上的水壶吱吱作响，突突地冒出水汽；一条大狼狗懒洋洋地卧在炉旁。

杨秉奎五十多岁了，一脸该刮未刮的黑胡茬，一身旧铁路服，脚上是双“解放”鞋。

桌上的电话骤然响了。杨秉奎抓起听筒：“对，是我，‘养病亏’站长……放心，我知道……哎，你说话客气点嘛……我不管你是谁，给老子记着！”

他“啪”地放下电话，从墙上摘下铁路信号灯，把与铁路服配套的蓝帽子按在头上，开门出去，大狼狗溜溜地跟着。

天已快黑。

杨秉奎仰脸看天，雨点落在他脸上。

“早不下晚不下，非赶这个时候下。老天爷，你他妈成心找人别扭啊！”杨秉奎扭动着布满胡茬的嘴，喃喃地咕哝着。天仿佛就是要跟杨秉奎找别扭似的，霎时间雷声大作，暴雨倾盆。

“老伴儿，都说谁也惹不起老天爷，看来此话真不假呢！”“老伴儿”就是那条大狼狗。杨秉奎无奈地退回小房子，将雨衣从墙上取了下来。

闪电劈开雷雨交加的黑夜，瞬间照亮站在铁轨中间的杨秉奎。他左右摆动着手中的信号灯。一列封闭的货车缓缓驶来，车灯橘黄色的光透过密集的雨点，照在杨秉奎身上。

司机探出身喊道：“老站长，对不起啊，让您在雨中为我举信号灯了！”

杨秉奎：“甭客气，应该的。再说也不是你对不起我，是老天爷对不起我。”

列车停稳，一节节车厢的门被依次打开，有人从上面跳下来。顿时，哨声此起彼伏。

一个粗声大嗓的人喊：“全体下车！整队集合！各带队注意，哪一车厢少了一个，军纪处分！”

可是知青们却没有应声从车厢里跳下来，而是犹豫地聚在车门口，谁也不愿意先行一步。一名女知青用上海话抱怨，意思是这么大的雨，淋湿了我衣服和行李怎么办？也没有个站台，也没人准备好雨衣和伞。

张平原连长分开聚集在一起的知青们，指着那名女知青问一名男知青：“她嘟囔什么？”

那男知青也是上海人，绰号“小黄浦”，他用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将女知青的话向他解说了一遍。

张连长：“那也不许赖在车上！”

他跳下车，指着“小黄浦”命令：“你，给我下来！”

这时，团里的曲干事走了过来，把手拢在嘴边，冲车厢大声喊：“男知青先下，接一下女知青，不要让女知青们摔伤了！各领队注意，要保证安全，保证安全！”

刚才已经跳了下来的“小黄浦”张着双手要接女知青，却被一个体态圆墩墩的女知青给压了个屁股着地。

曲干事赶紧上前扶起他们，关心地问：“摔伤哪儿没有？”

报数声在滂沱大雨中此起彼落，像是溅落到金属上弹起的雨点。闪电的光耀下，大雨冲刷着知青们一张张年轻的脸。他们浑身都已经湿透了。有些知青眼泪和淋脸的雨水汇流而下，如此这般地来到北大荒是他们万没想到的。

杨秉奎打开仓库的大门，冲着知青们大喊：“都到仓库里来躲躲雨！”

刚才还整齐列着的队伍一下子散乱开来，大家涌进仓库。张连长望着知青们奔向仓库的背影，束手无策地自语：“这老爷子，真添乱！”

“不许往那跑，列队！”张连长拦住一些知青，被拦住的知青不情愿地向仓库的方向张望着，张连长生气地吼道：“都聋了吗？我再说一遍，列队！”

被拦下来的知青敢怒不敢言，怨恨地瞪着张连长，不情愿地站成队形。

“都没见过下雨吗！”张连长吼声如雷。

无人接言。

“回答我！”

一名女知青小声说：“见过……”

曲干事走来，在张连长耳边低语：“老张，我看是不是暂时……”

张连长看也不看他一眼，恼火地说：“你别管！”

曲干事欲言又止，只好退到一边，习惯性地从兜里掏出一支已经被雨淋湿的烟，刚举到唇边，又想起了什么，将烟揣回兜里。  张连长脸板得像块湿木头：“下雨只不过是下雨，下再大的雨也还是下雨，不是下刀子！你们不是那些插队知青！他们一插队，不想当农民那也是农民了！你们叫兵团战士！是战士就得有点战士的样子！没有口令擅自行动，不是好战士！跑到仓库去的，都要受处分！”

曲干事又说：“老张，还是听我的……”

“不听你的！这时候非听我的不可！”张连长打断他的话，继续训，“我们这个团的团长，是朝鲜战场上的英雄！当年跟随团长转业到北大荒的，号称三个百分之九十五——百分之九十五的党团员！百分之九十五的正副班长！百分之九十五的五好战士！这是我们团的政治血统，这个政治血统必须永远保持下去，保持住了就等于保持住了我们团的光荣！所以，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家庭有严重历史问题的，我一个也没从城市里往一团接！哭鼻子抹眼泪也不要！写血书也不要！你们已经成为一团的战士！你们也应该感到光荣！感到自豪！挨点淋就不要纪律了？不是都发誓要炼一颗红心吗？那就给我从现在炼起！”

张连长的训话还没有结束就被打断了，一个知青惊慌地跑过来：“带队，那边打起来了。”

“谁跟谁打起来了？”

“北京的和哈尔滨的，啊不！是哈尔滨的和北京的、上海的打罗圈架！”

张连长和曲干事连忙向事发地赶去。

在列车的尾部，几十名知青打成一团，有女知青在尖叫：“别打了！”

“呼！”

一声枪响使打架的知青都停止了。杨秉奎冲到打架的知青中间，扯开嗓子喊：“谁再打我崩了他！都到仓库避雨去！”（P001-004）

自序

我和我的那些“知青小说”

“知青小说”四字乃姑妄言之；从概念上说是模糊的——知青写的小说？写知青的小说？抑或曾是知情者写的知青小说？

莫衷一是。

何况，“知青”这一概念也多种多样。它曾是知青的当年青年仅有经历的共同点、类似点；在人品、家教、学业程度、文化影响以及心灵的善恶方面千差万别，不能同日而语。

古今中外没有什么统一的称谓能像相同的帽子一样——任何人戴在头上便都是同一种人了。

我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我笔下的所谓“北大荒知青小说”，大抵写的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当年又叫“兵团战士”。

军队编制、半军营化的集体生活方式以及管理方式、老战士们（他们曾是真正的兵，有的兵团干部还是经历过枪林弹雨考验的人）对知青们的军人作风的影响——诸种因素使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在当年与插队知青、农场知青总体“气质”上大为不同。

“气质”一词也是姑妄言之。

．

所以——当然的，我的“知青小说”中的知青们，也与别人笔下的“知青小说”之“气质”不同；这是由笔下知青人物们的不同所决定的。

如果我不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断不会写那么多“知青小说”。

起初我写“知青小说”，当然很受所谓“知青情结”的促使。

怎么会不那样呢？

但后来就不是了。

应该说，从《雪城》开始就不是了——那时我已十分明了，我笔下塑造的只不过是一批曾是知青、返城后人生几乎要从零开始的青年人。知青返城了，知青经历不论对他们的人生影响有多么深——他们，不，我们也不再是知青了。这是常识。

是的，自《雪城》后，我只不过在将笔下的知青人物视为具体的“人”来塑造，这后来一直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某作家笔下的一个或一些工人，不代表“中国工人”；

某作家笔下的一个或一些农民，不代表“中国农民”；

同样，任何文学作品中的兵、学生、商人、干部，都不可能对“全体”具有公认之代表性。

反过来看就对了，就符合文学词典的本意了，即——作家们只不过在写是工人；是农民；是兵、学生、商人和干部的——“人”。

身份不是文学作品中“人”的主要特征；

文学作品中“人”的主要特征乃是由人性怎样、人品怎样、人对自己有无做人准则来决定的。

我笔下的许多知青人物寄托了我对人性、人品、人格的理想——若言理想主义，这才是我身为作家的理想主义，与其他什么“理想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

在极特殊的年代，在人性很容易被扭曲的情况下，是青年的一些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守住做人底线，并在做人的底线上尽量提升自己的精神坐标和心灵标杆的层级——这才是我后来一再写“知青小说”的原因。

我将我的作品中表现没表现此点，一直当成我写得有价值或没价值的标准之一种。

绝不是唯一标准。但在我，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标准。

这是理解我“知青小说”的一把钥匙。

现在我将它交给读者，相信许多读者读后会有如下感受——我爱书中的许多人物；原来做一个心灵中多一些真善美、少一些假丑恶的人是如此值得的事。

我相信许多人读过后，会乐于将我的书推荐给自己的儿女。

有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是受人尊敬的好人呢？

让做人的坏法似乎反而令人着迷的可恶现象见鬼去吧！

中国需要补上好人文化这一课。

2015年10月2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