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是明末农民战争重要领袖人物，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也是一位在史学界长期存在争议的人物。近期随着彭山江口沉银考古发掘而备受关注。《张献忠传论》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记述张献忠一生的传记，作者袁庭栋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就若干争议问题进行了缜密的分析论证，提出自己的见解。

他在四川几乎家喻户晓，因为江口沉银在近年再受关注，有关他的史料歧义丛生，有关的评说争议不断，他就是张献忠！

《张献忠传论》作者袁庭栋对张献忠一生的斗争历史作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对一些有关的问题提出了粗浅的意见，作者希望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便大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初版前言

第一章 明末的社会危机导致大起义的爆发

 一、明代社会危机的加深

 二、统治阶级对人民空前的大掠夺

 三、陕北高原燃起了大起义的烈火

第二章 张献忠在起义军中锻炼成长

 一、大起义初期农民军在陕西、山西的战斗

 二、大起义进一步发展和荥阳大会

 三、大起义初期斗争的特点

第三章 在长江流域的八年转战

 一、凤阳分兵，独当一面

 二、军队编制和作战方法

 三、纵横江楚

 四、谷城伪降

 五、张献忠起义军的极盛时期

 六、军事上取得巨大胜利的原因

第四章 入川建国、抗清斗争和张献忠的牺牲

 一、进军四川

 二、大西政权的建立及其实行的军政措施

 三、在四川的斗争

 四、北上抗清

 五、关于张献忠的死

第五章 张献忠起义军失败的原因

 一、关于张献忠的流寇主义

 二、缺乏正确的纲领口号

 三、张献忠同李自成关系的恶化

 四、入川建国后张献忠的一些变化

第六章 对两个重要问题的探讨

 一、关于“张献忠屠四川”

 二、关于研究张献忠的史料问题

第七章 结语

初版后记

图版

 图一 大顺二年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

 图二 乾隆七年除毁贼像碑

 图三 大顺二年圣谕碑-

 图四 大顺通宝铜币

 图五 西王赏功铜币

 图六 大顺二年骁右营总兵官关防

 图七 大顺二年离八寺长官司印

 图八 大顺元年都纲之印

 图九 大顺二年芦山县印

 图十 大顺二年南郑县印

 图十一 大顺二年潼川府经历司印

 图十二 大顺二年西充县练兵守备关防

 图十三 大顺三年孟秋月造铜镜

 图十四 大顺年号刻字砖

二、统治阶级对人民空前的大掠夺

尽管外患如此严重，内政如此败坏，可是明朝统治阶级仍然和过去一样的贪得无厌、荒淫腐朽，生活之奢侈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万历二十六年(1598)，皇室采办珠宝，一次就用去白银二千四百万两。平时其他开支，动辄数百万两，单是皇宫中的脂粉银，每年都要花去四十万两的巨数。当然，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的官僚集团其奢靡生活所花费的财富那更是不知其数了。

统治阶级荒淫腐朽生活所花去的巨额开支，加上当时维持边防的庞大军费，远远超过了明朝通常岁人一千四百六十一万两的数额，因而人不敷出，年年赤字，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如杨嗣昌在万历末年所说：“今日见钱，户部无有，工部无有，太仆寺无有，各处直、省地方无有。自有辽事以来，户部一议挪借，而挪借尽矣；一议加派，而加派尽矣；一议搜刮，而搜刮尽矣。有法不寻，有路不寻，则是户部之罪也。至于法已尽，路已寻，再无银两，则是户部无可奈何，千难万苦。”为了继续其奢靡腐化的生活和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明末的统治集团便不惜任何手段、采取一切办法来加强剥削，在已经穷困不堪的劳动人民身上施行最大限度的榨取，因而造成了阶级矛盾的急剧尖锐化。

地主阶级对农民最主要的剥削手段是地租。只有占有土地，才能用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将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和部分必要劳动以地租的形式据为己有，因而土地兼并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明代的土地兼并更甚于以往各朝，并具有其自己的若干特点。

明初的统治者为了避免“国用枯竭”，曾大力提倡农耕，鼓励垦荒。这种政策一方面起了恢复生产、扩大耕地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却给土地兼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为当时既没有抑制兼并的任何措施，又规定“额外荒地，永不起科”，这可以说是对土地兼并的一种鼓励。于是官僚、豪强、大小地主便乘机大量圈占荒田闲土、山林川泽，甚至民田也被指为“荒田”，强迫贫苦农民为他们耕种，成为他们的佃户或奴仆，既可对农民进行高额的榨取，又享受了“永不起科”的优待。这样有大利可图的好事，驱使着所有的官僚地主都热衷于兼并土地，因而明代的土地兼并从明初就已开始，发展到明末时，已经达到我国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了。

明代兼并土地最重要、也是最无耻的手段是利用封建国家的政治权力建立和扩大庄田。《明史·食货志》说：“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奠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庄田在明初洪武(1368—1398)时就已产生，当时是作为对勋臣、亲王、公侯等的赏赐，多是赐予一些当时的荒田或元代的官田，后来就逐渐指派民田作为庄田。其他的大臣、内监、外戚、寺院等见有利可图，便纷纷乞请明王朝赐与庄田，甚至私自抢夺民田作为庄田，于是庄田日渐增多，这一些庄田叫做官庄。到明仁宗洪熙(1425)时，皇帝自己也建立庄田，叫做宫庄，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更名皇庄。无论皇庄或者官庄都是统治阶级的私产，既不向国家缴纳赋税，也不承担力役。庄田在成化(1465—1487)以后猛烈发展，数量越来越大。虽然在弘治(1488—1505)和嘉靖(1522—1566)等朝，明中央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来源，也曾有过一些限制庄田的禁令，但无法推行，俱成空文。“庄田遍郡县”的情况一直未能改变，而且，“中叶以后，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云”。

P8-10

本书写成于1961年，出版于1980年，1984年重印一次。由于将在下面说明的原因，三十多年来我不仅一直不愿再版此书，甚至不愿参加有关张献忠的任何学术活动。但是，去冬今春在四川彭山江口的岷江水下考古发现了大量与张献忠有关的文物，顿时在全国引出有关张献忠的海量议论，被媒体称为“张献忠热”，不仅省市各媒体先先后后对我的采访纷至沓来，远在北京、广州的媒体也都进行数次采访，交换意见。在这些交谈之中，不少人都希望能够再版这本旧作以供大家参考。近年在彭山召开过两次学术会议，来自全国的专家就彭山江口沉银问题进行研讨，几位与会者在会上会下也都提到了这本旧作，还有两位带来了他们过去购买的此书要我签名留念，他们也说此书目前还有再版的必要。

此书有再版的必要，可是怎样再版呢？我很犹豫。

我必须公开承认，写成于五十多年前的此书内容有问题，问题的麻烦还在于我虽然明白有问题却又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而且，不仅我自己无法解决，估计全国的专家目前都无法解决，都不可能提出能够让学术界取得共识的解决办法，更不能得到取得共识的结论。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些在历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基本理论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是历史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有了定论。可是，近年来的历史研究对这些几乎已成定论的基本理论问题发出了不少很值得重视的质疑。又因为不再是热门话题，所以虽然质疑者不少，深入研究者却不多，新的成果更不多，短期内完全看不到有解决问题的可能，盼不到有一个被学术界公认的结论。例如：

中国古代社会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多年来所说的封建社会到底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又有些什幺主要特点？有学者说秦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不是封建社会，那又是什么社会？主要特点又是什么？

中国古代社会有没有阶级、阶级属性和阶级斗争？用不用阶级分析？如果没有阶级、阶级属性和阶级斗争，不能用阶级分析，古代社会中极为严重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又是什么原因？什么性质？如何评价？

中国古代社会中有没有农民起义？如果有，对于农民起义应当如何评价？如果没有，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领导的极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应当如何定性？对陈胜、吴广到李自成、张献忠等人应当如何评价？

中国古代社会多次出现过中原地区的华夏族誓死抗拒边区少数民族武装进攻的战争，出现了一批著名的领导人物，过去都称他们为民族英雄，诸如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现在有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请问，我国是否应当承认古代有抗金、抗辽、抗蒙、抗清的民族英雄？

我明白，以上这些问题在学术界有分歧，在网上更是不仅仅有分歧，甚至到了意见各异者势同水火、相互攻击的地步。

我这本旧作写成于1961年，当年的我毫无疑义地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社会，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农民起义是这种矛盾发展到最严酷时期的暴力革命，农民起义的领袖是反抗暴政的英雄人物，对封建社会中所发生的矛盾和冲突应当进行阶级分析。

虽然近年来有过不少的思考，我至今仍然认为以上理论是基本正确的，因为我还没有发现有一种更正确的理论能够对我国古代社会中所发生的种种矛盾与冲突给予更好的理论指导和合理解释。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所以此次再版时我没有对此书进行改写，除了改正了当年的文字错误和排印错误之外，决定按原样再版。

但是，有几个重要问题必须在这里向读者进行说明，请读者在阅读此书之前有所了解。

除了上述理论问题在本书中是一望可知，明明白白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之外，本书的时代特色也十分鲜明。我对张献忠的研究和本书的写作时间是在1958年到1961年，正是“大跃进”的年代，我十七到二十岁，还在读本科，太年轻的我必然要受到时代大潮的影响，歌颂阶级斗争，赞扬农民革命，以至在笔下表现了明显的偏激。我不想遮丑，更不想化妆美容，当年就是这样，我愿意把这种时代的烙印如实地保留下来，让它成为今天的读者了解当年的一个实例。

作为一本历史著作，必不可少的基本要求是对历史事实叙述与阐释的真实。如有歪曲、造假，就绝对没有出版的价值。本书名为《张献忠传论》，有传有论，有些部分还属多年聚讼、争议未绝。我最近又重读一次，自信本书的史料挖掘是丰富的，史料运用是严肃的，史实论辩是求实的，虽然时过五十多年，还没有发现重要史料有所遗漏，对于若干史实考辨的立论仍然可以成立，所以我才敢大胆地将此书再版。在这里，我愿意坦率地向读者表明我的态度：有关理论问题的分歧（如明代末年的社会冲突是不是阶级矛盾？李自成、张献忠军队是不是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张献忠是不是英雄？）实属正常，既然目前难以定论，也就没有与我争论的必要。但是，在史料的运用和史实的分析上，欢迎批评，欢迎辩驳。

在近来的“张献忠热”中，纸媒上的文章愈来愈多，网络上的帖子更是有如雪片。因为太多太多，我只能选读一=。恕我直言，多是感慨式的杂文，往往有挂一漏万、瞎子摸象之弊，极少有认真研读多种有关史料之后的审慎之作。当然，这些文章的作者不是专业研究人员，没必要也不可能要求他们去翻阅古籍，我只是有一个劝告：如果你真对张献忠问题有兴趣，千万不要根据某一本书上的某一句话遽下结论，因为古籍上有关张献忠事迹的分歧实在太大太大，必须有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如果你有兴趣却又无时间，可以将字数不多的此书耐0读完，我的所有观点你可以完全不理，只注意书中引用的史料，将这些史料仔细对比、研究之后，确定你自己判定的可信或不可信，然后由你自己恢复尽可能逼近真实的当年史事，然后再作出你自己的结论。我在写作此书时，读过当年在四川能够找到的有关张献忠的所有古籍和所有的当代论著，单是书中所引用的古籍就有近百种，其中我自己阅读抄录过原著的有七十多种（方志不包括在内，当年川大图书馆藏的四川府州县志我全部翻检过）。我愿意为业余研究的爱好者当个间接的资料员，免除大家的翻检之劳。实话实说，这也是我愿意再版这本旧作的主要目的之一。

在关于张献忠的大量文章与评论中，在最近很多朋友向我的询问中，大家最关注的问题是两个，我在这里再次简单地表明我的观点，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坚持未改的观点：

关于彭山江口沉银。

有关张献忠在江口主动沉船沉银藏宝的记载与传说（也包括锦江、青城山、龙泉驿、百工堰、青神、重庆等地的有关张献忠主动沉船沉银藏宝的记载与传说）是不可信的。江口有不少张献忠的遗物从江中出土，是因为1646年春天张献忠在这里与杨展的一场水战中大败时沉落在江中的，绝非主动沉船沉银藏宝。作为川西地区最重要的渡口和水码头，在江口的江中发现若干不同时期的其他遗物也是很正常的。我坚决支持已经在江口进行的水下考古和今后继续进行的水下考古，支持在此建立一个高水平的历史博物馆，而且已经有了自己的实际行动。

关于张献忠在四川杀人的问题。

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极度残破，是在清代前期“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之后才逐渐恢复。人口锐减的原因是从明天启年间到清康熙年间前后六十多年的长期战乱，以及战乱带来的饥荒和瘟疫。张献忠在四川争战多年，杀人不少，离开成都时又放火毁城，对于四川人口锐减的责任当然不小。但是把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简单地都归之于“张献忠屠蜀”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张献忠是个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可能不是英雄，但也不能以“恶魔”二字盖棺定论。本书过去持这种观点，至今仍持这种观点。在本书出版之后，我又见到一些重要的有关论述，这里引用两条。著名清史专家肖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说：“川北之平定，在献忠死后二年，而川东则十余年矣。满汉兵丁所杀，殆不下于献贼……盖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事到处行之，而川人真靡有孑遗矣。清人记载胥以此归之献忠，殆成王败寇之公例，其实未必然耳！”著名明清史专家李光涛在《论建州与流贼相因亡明》一文中说：“即如四川之祸，张献忠据此前后不过四年，清人与残明角逐于此者十余年，加以吴藩之乱，后先相映凡数十年，凡不从者，凡不剃发者，凡遁山谷不为编户之民者，彼皆杀之，然后赤地数千里，此又浮于张献忠十倍二十倍不止矣。”（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本）在此转引，仅供研究者参考。

1980年，我在此书的初版后记中说，出版此书是“希望它能够起到抛砖引王的作用”，快四十年过去了，我仍然希望此书在近年的“张献忠热”中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用这块陈年旧砖引来一块块美玉。

袁庭栋

2017年5月于青城山下

这本粗糙的书稿，完成于1961年。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问世。在十年浩劫之中，稿子幸而保存下来，真可谓是劫后余灰。如果不是“四人帮”垮台，书稿是不会与读者见面的。

近几月来，不少师友催促我将这部书稿尽快修改问世。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不可能对书稿做较大的加工，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对书稿做少数的补正和进行一些文字上的整理。所以有勇气将书稿拿出来献丑，主要是想到新中国成立三十年了，至今尚无一本张献忠的传记供大家讨论，希望它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吴晗先生曾为我审改过这部稿子，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鼓励；黄少荃老师曾指导我完成这部稿子，在我身上付出了不少的心血。十九年前，我在完稿时写过后记，是为了衷心感谢他们。今天我整理完全稿之后再写后记，却只能以无限悲痛的心情来深切哀悼这两位被迫害致死的我十分尊敬的前辈了。愿他们在黄泉安息，并原谅我这个学生的不争气。

二十多年来，在张献忠研究中帮助和鼓励过我的师友很多，就在最近，罗福颐先生还对我配制插图给予了大力支持，谨在此一并致谢。

我十分希望听到大家的批评指教，以便在今后再行增补改正。

1980年夏，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