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中国古代的史书大都“是非尽合于圣人”，以儒家的道德至上主义来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李贽认为，这种评价标准造成了不少冤屈：“真英雄汉子，画作疲软汉矣；真风流名士者，画作俗士；真啖名不济事客，画作褒衣大冠，以堂堂巍巍自负。”在给焦竑的一封信中，李贽慨叹道：“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谁与辨雪？故读史时真如与千万人作敌对……”在《藏书》等著作中，李贽正是抱着“与千万人作敌对”的决心，重新评价历史人物，“为前人出气”。下面以几个案例来看他对历史人物的认识。
“千古一帝”——为秦始皇翻案
毛泽东对秦始皇有过高度的评价，称其“比孔子伟大得多”；在我们今天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对秦始皇的评价也比较高。但历史上对秦始皇的评价却截然相反：两千年来，他一直遭后人唾骂，即使是依照“秦制”治理国家的帝王们，也鲜有对其功过是非作出客观评价者。而李贽则公然称秦始皇为“千古一帝”。李贽认为秦始皇“混一诸侯”，废封建、立郡县，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期的混战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是一位对中国历史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皇帝。当然，他对秦始皇焚书坑儒、大兴土木的做法也进行了批判。
“知时识主”——对李斯的评价
李斯，战国时期楚国人，荀子的学生，他深知楚王不足以成大事，六国皆弱，自己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于是便投奔秦国，建议秦王嬴政“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秦王听取了李斯的建议，并采用了他的离间计，在此基础上以武力逐步消灭了六国。李斯因此遭到历代正统儒家的咒骂。李贽却称李斯为“识时之主”，在《藏书》中将其列入《才力名臣》，而且放在首位，对其不拘一格用人才、辅佐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必如曹孟德等，方可称之为江淮河海之水”——为曹操翻案
东汉末年，群雄纷争，战乱迭起，东汉政权名存实亡。曹操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挟天子以令诸侯”，一举统一了北方。但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封建社会，曹操的功绩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反而背上了“逆贼奸臣”的千古骂名，为历代正统史家所不齿。然而，李贽却公开为曹操翻案，在《藏书》中他没有将曹操放在“奸臣篡夺”一类，而是放在“三国兵争”一类里评述。官渡之战前，曹操的第一谋士郭嘉分析曹操必能战胜袁绍（绍有十败，公有十胜）的十大原因：因时因事而制宜，顺应历史潮流、合乎道义，宽猛相济、赏罚严明，唯才是用，谙熟用兵方略等。李贽非常赞同郭嘉对曹操的评价，他说：“尝欲为老瞒（曹操）作一定案，不意郭生言之甚确也。”李贽称赞曹操“有二十分识，二十分才，二十分胆”，是知人善任、爱惜人才的“真英雄”。李贽还将曹操比作江海之水，他说：“必如曹孟德，方可称之为江淮河海之水。”
正是封建社会的愚忠思想和正统论观念，使曹操一直得不到公正的评价。李贽则不顾传统观念对曹操的非议，在历史上第一次摘掉了儒家意识形态套在曹操头上的“逆贼奸臣”的帽子，还原了曹操的英雄本色，肯定了他顺应历史潮流，统一北方的历史功绩。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史学界组织了对曹操评价问题的讨论，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曹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同意为曹操翻案。
“胜高宗十倍、中宗万倍”——对武则天的评价
对于武则天称帝，传统观念认为是“篡政”，有悖封建的伦理纲常，史学界对武则天的评价都是基本否定的，封建的卫道士更是骂武则天是“牝鸡司晨”。在几乎众口一词挞伐武则天的封建社会，李贽却高呼武则天“胜高宗十倍、中宗万倍”。他认为，武则天“专以爱养人才为心，安民为念”，这一点是绝大多数帝王所不具备的；武则天当政时，重用姚崇、宋璟、狄仁杰等，即使宋璟当众羞辱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武则天也不怪罪他。武则天为收买人心，虽然也曾滥授官爵，但她对于不称职者，坚决予以罢免，对于贪赃枉法者，加以刑诛，对此李贽也大为赞赏，认为武则天此举大快人心。这些评论，不仅是对儒家传统观念的颠覆，而且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20世纪50年代后，武则天才成为被基本肯定的历史人物，比李贽为武则天翻案晚了三百五十余年。
P110-113
万历三十年(1602)五月初六，在京城一座关押朝廷钦犯的监狱里，一位胡须花白、面容憔悴的老者利用狱卒为他理发的时机。夺过剃头刀，直刺自己的咽喉，顿时，血流遍地。狱卒问他：“痛否?”他以指蘸血写道：“不痛。”狱卒又问：“你为什么自杀呢?”他又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次日子夜，这位老者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六岁。
这位老者就是公然提出“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并敢于“颠倒干万世之是非”的明朝著名“异端”思想家李贽。
李贽(1527～1602)，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是明末杰出的思想家。李贽出生于福建泉州的一个航海世家，到他父辈时家道已经衰落。也许是因为海洋文化的浸润，养成了他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和叛逆精神，李贽从小喜欢独立思考，绝不迷信任何权威，不盲从任何学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正是这种独特的个性使他成为16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
李贽生活的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一大批纯粹商业和手工业性质的城镇。这些新兴的城镇与明中后期前传统的城市不同：传统的城市主要是政治性的，居民以官僚和士大夫阶层为主；而新兴的城镇则是商业性的，是以经济和消费为中心，居民也以普通的市民阶层为主。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物质生活的丰富，社会上奢侈享乐、越礼逾制之风也因此愈演愈烈。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一方面金钱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急剧膨胀，出现了“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的局面；另一方面，受封建伦理道德影响最深的封建官僚阶层自身呈现出严重的人格分裂，虽然他们开口闭口仍是大讲封建伦理道德，而实际行动上却与封建伦理道德的“重义轻利”“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价值追求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相违背。很多官员为了攫取财富，利用自身特权参与了商业活动，甚至出现了“官与贾无别矣，贾与官亦复无别，无官不贾，且又无贾不官”的局面。商品经济的冲击，统治阶层自身对道德的践踏与背叛，使儒家的正统思想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中国从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到了程朱理学时期，又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主张，对“人欲”大加挞伐．作为欲望主体的“自我”因此被扼杀，儒家学说日趋僵化。提倡禁欲主义的程朱理学，被作为明代的官方统治思想严格确定下来。但是这种以束缚人性、压制人欲为特征的道德价值体系存在的基础，一是相对贫乏的物质生活，二是专制政权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厉控制。而明中后期的社会思潮恰恰面临着这样一个难得的发展空间：经济发展、物质生活丰富；当时的明廷。由于皇帝的长期怠政，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党争，朝臣间的彼此倾轧，国家机器陷入半瘫痪状态，失去了运转的有效性。再加上阉党专权，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东北女真族的侵扰，内忧外患，使其无暇过多顾及思想领域的问题，这为思想的活跃提供了难得的历史际遇。
明中后期的皇帝大都比较有个性，而且长期不理朝政，这一点在其他朝代是很少见的。如嘉靖帝崇奉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整日幽居深宫，与方士一起炼丹，曾二十年不见朝臣。万历皇帝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十岁登基，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实际掌权三十五年，其中有二十五年是闷在深宫，不见朝臣，不批奏章，长期怠政，以致造成了“官曹空虚”，很多部门长官或其他主要官员退了休而不补缺。到万历三十六年，仅中央六部尚书编制六人、侍郎编制十二人中，就缺尚书三人、侍郎十人，全国行政机构几乎陷入瘫痪。明熹宗也是个非常有个性的皇帝，作为堂堂的一国之君。他不仅不理朝政，还经常躲在深宫里干他钟爱的木匠活。皇帝的怠政虽然加剧了政治的腐败，但客观上却使专制统治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松动。应该说，明中后期思想的活跃特别是大众文化的兴起与这种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关。
程朱理学的日趋僵化和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外在的“天理”对社会失去了约束力。为挽救传统道德所面临的危机，王守仁(因早年筑室阳明洞中，故学者称其为“阳明先生”)创立了“良知学”，亦称“阳明心学”，企图重建封建道德的权威。他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物”“求理于吾心”等命题，试图把传统的道德规范从外在权威转而内化成人的自然情感，其最终目的仍不外乎是“灭人欲，存天理”。但它把心提高到本体地位，从而在客观上突出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使整个社会思潮转向了“内醒”，转向了对尘世中人的内心的关注，使两千年来的传统意识形态出现了裂缝。其后王学不断发展，到了王守仁的学生王艮形成了“泰州学派”，已“非复名教所能羁络”，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认为解决老百姓的穿衣吃饭问题才是真理。李贽正是循着这一裂缝。欲把传统的意识形态和专制制度掀个天翻地覆。
张献忠著的《李贽/大家精要》以对人类文明有卓越贡献的大师李贽为对象，浓缩其生平与思想精粹，旨在“启迪生活智慧，开悟人生哲学”。本书作者是相关领域的研究专家，以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简练、严密地阐述“大家”生平与思想，让读者能快速读懂“大家”。
张献忠著的《李贽/大家精要》一书主要介绍了泰州学派创派祖师李贽的生平履历及深邃思想。他的哲学与社会思想、政治经济思想、文学思想和史学思想，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使他处在时代矛盾的焦点上，在朝野引起了激烈争论，以至于理解他乃是理解晚明政治走向、社会风尚和思潮变迁的一大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