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12年，鲁国大臣羽父派了一个刺客，将鲁隐公刺死。公元前611年，襄夫人派了一位刺客，将自己的孙子宋昭公刺死。公元前607年，晋国权臣赵盾的族人，将晋灵公刺死。类似这样的弑君故事，在春秋时期为什么频频上演？春秋五霸谁最名副其实，谁是徒有其名？戎狄蛮夷是如何渐渐融入而成新的“华夏”？古代的贵族是文质彬彬的君子还是赳赳武夫？春秋最著名的美食是什么？……

钱穆的伯乐，谭其骧、童书业、杨向奎、白寿彝等史学大师的老师，在民国史学界长期坐着第一把交椅的历史学家顾颉刚与其弟子历史学家童书业一起，带着满腔诚意轻松开讲。原来，春秋，是野蛮到文明的过渡，是不同种族混合而成中华民族的时代，是封建制度走向奔溃的时代……

作为庶子的小白，是怎么当上齐桓公的？流亡在外的重耳，是怎样逆天改命，当上晋文公的？好色的夷君楚庄王，又是怎么成为一代霸主的？好故事尽在《国史讲话：春秋》。

《国史讲话：春秋》是1940年代顾颉刚与童书业合作撰写的春秋史讲义，正编按时间讲述，附编按专题撰写“世族与世官制度”、“军制”、“爵位与官制”、“教育与刑法”、“宗教与学术”、“礼俗及其他”等。由于中国在政治、文化、宗教、礼俗等方面的制度基础奠定于春秋时期，因此，阅读这段历史，就等同于探索中华民族的根源。

正编

 第一章 三代的略史与周的变迁

 第二章 春秋以前的列国世系

 第三章 郑国独强时代

 第四章 郑的中衰与齐的始强

 第五章 所谓“尊王攘夷”事业的背景

 第六章 齐桓霸业

 第七章 晋秦的崛起与其争霸

 第八章 楚宋争衡与周室内乱

 第九章 城濮之战与晋文霸业

 第十章 秦晋的冲突与晋襄继霸

 第十一章 晋的中衰

 第十二章 楚的强盛与狄的衰亡

 第十三章 晋楚第一次和平盟约的订立与撕破

 第十四章 晋的内乱与悼公复霸

 第十五章 晋楚第二次和平盟约的订成

 第十六章 中原和平时期中的各国内政的变迁

 第十七章 社会组织的变动与学者阶级的出现

 第十八章 北方政局的终结

 第十九章 南方的混战与吴的衰亡

 第二十章 结论

附编

 第一章 春秋时的农民生活与商工业

 第二章 封建社会的组织与其动摇

 第三章 男女关系与婚姻习惯

 第四章 世族与世官制度

 第五章 地方制度与城邑建筑及人口

 第六章 军制

 第七章 爵位与官制

 第八章 教育与刑法

 第九章 宗教与学术

 第十章 礼俗及其他

附录一 春秋史课试题（民国二十六年一月）

附录二 春秋史课试题（民国二十六年六月月）

编后记

第一章 三代的略史与周的东迁

商代以前的中国历史，我们已不能详确知道了。大约在耶稣纪元前二千年左右，黄河流域的中部，有一种比较文明的民族在那里居住着，发展着，这种民族所建立的国家，就是那历史上有名的“三代”的第一代夏。不知在什么时候，出来了一个商民族，在现在山东省的境内发展势力。约在耶稣纪元前一千多年的时候，商民族出来了一位很能干的君主叫做汤，统一了东方诸部族，举兵西向，就把夏国灭了。

商民族灭夏以后，势力格外强盛，便成为中原的宗主邦。从近代在河南安阳县发掘出来的甲骨卜辞同铜器铭文等看来，商民族已有较完备的文字，较高尚的文化。《诗经》里说在成汤的时候，一直到西方的氐羌，都没有敢不来朝贡的。最近在甲骨卜辞里也发现了“令周”，“令周侯”的记载。可见商国虽不必如后人所说的那样“赫赫天朝”的样子，也自成个大国的规模。从汤传了二十九代，出来了一个不成材的君主叫做纣，贪酒好色，把商国的政治弄得一团糟。同时商民族的民族性也日就堕落，沾染了贪酒的恶习。《诗经》里说，殷商的人好喝酒，喝醉了整夜呼叫，甚至于拿白天当作晚上，同现在吸雅片烟的人真差不多。近来在河南地下发掘出来的商代器物中也有很多酒器，可见商民族好酒的风俗。商民族正在衰微的时候，西方已有一个新兴的民族叫做周的在等待，他们起来渐渐的代执了中原的宗主权。

周民族是个很晚起的民族，据《史记》的记载，从他们的始祖后稷算起，到代商而兴的文王，还只有十四代，比了商国从汤到纣已有二十九代的还要减少_半。大约这个民族成立的时代就在商。周民族的根据地，大约在现在的陕西省西部，《诗经》上说周民族最初的时候从杜地搬到漆地，到公亶{音dan}父时又搬到岐山下的胥地（周原）。杜为汉的杜阳县，在今陕西省麟游县的西北。漆是漆水，漆地也在现在麟游县的西边。胥不知在何处，总离开不了岐山下的地面。杜、漆、胥都在陕西省的西部。到公刘的时候，周民族开拓的地域广了，除了原有的胥以外，又有京和豳{音bin}，渭水芮水一带地都归了他们。传到太王，势力更向东方发展，开始致力于翦商。再传到了文王，是个很有材干的君主，又有许多的好辅佐，渐渐统一了西方诸部族，东作邑于丰（在今陕西鄂县东），自称受了上帝的命而伐商，于是戡定了黎国，给商国的王畿以很大的威胁。不幸伐商的功绩没有做成，他就死了。他的儿子武王继起。顺天命以伐商，和商国的兵旅在牧野地方开战，勇将师尚父奋力战斗，就把商国灭了。

武王灭商以后，不久去世，他的儿子成王年幼，便由成王的叔父周公旦摄政。在这个时候，周室的内部忽然发生变乱，原因是武王的其他弟弟管叔蔡叔们妒忌周公摄政，造出谣言，说甩公要想自己做天子，引得全国起了猜疑。于是纣的儿子武庚就乘这机会联络了反对周公的周室宗亲和商民族与国淮夷奄等举兵反周，声势很是浩大。这时周室的地位实在危险到万分，幸而周公是个很能干的人，亲自带了人马东征，打了好几年的仗，结果把敌人完全扑灭，东方也因此平定了。

原来武王灭殷，只灭了殷的本邦，并没有把殷民族的地盘完全收归己有，不但东方未全归周民族的势力范围，就是殷的本邦也还让纣子武庚居住着，不过派人监视着他罢了。武王一死，周既发生内变，殷人自然想乘机重新抬头，与周对抗，不幸既衰败了的民族终究敌不过新兴的民族，所以结果反给了周民族以平定东方的机会。

周公东征胜利以后，就在东方大封同姓和功臣为诸侯以镇压殷民，又把一部分顽抗的殷民迁到洛水流域，叫他们建筑洛邑，以为周的东都；洛邑建成，就叫他们居住在那里，以便随时监视他们的行动。就在这时，周公把政权奉还了成王。周公从摄政到归政，首尾共历七年，周室的基业也就在这时期内确立。

从成王到康王是周室的全盛时代，后世的传说甚至于说那时候刑罚停止了四十多年。从这过甚的言词里也可测量出那时的人民是何等享受太平幸福。

康王七传到厉王。厉王是个很专制的君主，政令暴虐，却不许人民批评他。他竭力压制舆论的结果，引起人民的大反动，首都起了革命，厉王被赶到彘地去，由一位共国的诸侯名字叫做和的来代做了天子。过了十四年，王位才归给厉王的儿子宣王。这次革命，可以说是平民革命的开始，然而政权始终在贵族的手里。

宣王是周室的一位中兴之主，他即位以后，内修政事，外攘夷狄，西北方的猃狁{音xian yun}和东南方的淮夷、徐方、蛮荆（就是后来的楚）都被平定，王室的威灵为之一振。可惜到了晚年，渐渐衰颓，对外打了好几次败仗，人民丧失很多，甚至于有“料（数）民”的举动，数数人民究竟还剩多少。在这里可见周的衰微，在宣王时已开始了。

到了宣王的儿子幽王嗣位，比了他的祖父厉王还要不如，他宠爱一个妃子叫做褒姒的，把政治弄得一塌糊涂。加以这时候天灾流行，民不聊生。在人民流亡的当儿，外侮仍是不息，《诗经》上说那时候“日蹙国百里”，可见周国受戎、狄侵陵的厉害。在这天人两重灾患交逼之下，政治又不上轨道，周国本来已岌岌不可终日了。但幽王还不觉悟，因为宠爱褒姒，想立她为王后，立她所生的儿子伯服为太子，把原来的王后姜氏废了，又把原来的太子赶到外舅家西申国去，于是触怒了申侯，就联合缯国和西夷、犬戎等一同起兵攻周，打破了周都，把幽王杀死在骊山下，周室就亡了。

幽王死后，王室在西方的领土已全被戎族占据，那时申、鲁、许等国诸侯奉太子宜臼在东南方的申地即位，这就是东周第一代的天子平王。同时虢公翰也奉王子余臣在携地即位，后来称为携王。二王并立的结果，携王被平王的党晋文侯所杀，于是周室又归统一；但是在西方已不能立国，于是诸侯奉平王东迁到周公所营建的洛邑，后人就称作东周。周室初遭戎难，刚东迁时，国力非常微弱，只得依附诸侯以立国，王灵衰落，于时列国并峙的形势顿时造成。那时晋、郑两国与东周的王室是最有关系的。等到晋国因分化而发生内乱，于是东周王室唯一的屏藩就只有郑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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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现代转型与历史的“说法”

言及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转型，人们每每联想到的是胡适等一系列学术大师联缀的精英系谱，以及新旧不同学派交错分布的学术“地图”，殊不知其时的史学转型，作为社会文化整个转型的一部分，还有着另一些面目。且不说伴随新文化运动掀起的科学和民主思潮带来的观念变化，不说学术载体和知识传播媒介的变化，仅就以废科举兴学校开始的教育体制的变革讲，其于史学的震荡即足可以“革命”视之。从初级到高级学校教育体制的建立，不仅标志着知识预期受众的变化，输出与接受知识之方式的变化，以及知识体系与内容的变化等一系列革命性的改变，而且连知识的言说与书写的方式亦发生了与传统几近颠覆的变化。在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现代教育体制建立的语境下，即使是中国学术中最传统、最为人们所标榜、认为最可与西方学术之科学性有一拼的历史学，也不得不面临对于所授知识“说什么”和“怎么说”等等最基本问题的思考和尝试。应该说，新的历史知识的解释、言说与书写方式的建构，对于社会一般知识世界中的历史观的形成，其重要性和影响因子，绝不亚于那些学术精英的成果。而说起新史学这方面的转型，那位曾高擎“古史辨”旗帜，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学说“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胡适语）的顾颉刚，无论是理论思考还是具体实践，都同样扮演了不容小觑的筚路蓝缕者的角色。

按20世纪之幕甫揭之时，也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启程之时。先是清政府在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亦称“壬寅学制”）、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开始初步形成现代教育管理体制、学校体制、考试制度和课程设置等现代教育体制雏形。继而是刚成立的国民政府在1912年到1913年先后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以及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将现代教育体制进一步修订、落实。因为此时也是标榜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轰轰展开之时，于是在新的教育学科体制下，面对新的受众，历史课程“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便理所当然地提到了人们思考与实践的日程上。

事实上，早在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年，受科学、民主精神感召的顾颉刚先生，就受罗家伦之约，在北京《晨报》所办“五四纪念增刊”发表了《我们最要紧着手的两种运动》。该文指出，要改造中国，最要紧的是进行教育运动和学术运动。顾颉刚认为，教育运动的开展，能使全体国民得到受教育和开心智的机会，而教育运动的深入展开，则又有赖于学术运动的推动。理性的、科学的学术通过教育得到普及，“自然使恶势力都失掉了原来在糊涂脑筋里的根据，更使世界上的好势力，在清明的脑筋里确定了他的根据”，顾颉刚如是说。

顾颉刚的这一认识，也可说是他当时对于社会启蒙与改良认识的基本思路。事实上，自打1920年由北大哲学系毕业留校开始，顾颉刚就一直沿着这两项运动的方向做努力——一方面由姚际恒而崔述而郑樵，由疑古书到疑古史，逐渐深入对于中国古史的认识；一方面也在思考新的学科教育体制下如何将“教科书做成一部活的历史，使得读书的人确能认识全部历史的整个的活动，得到真实的历史观念和研究兴味”（《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的问题。从1921年7月给李石岑书信中所附“拟编中学本国地理历史教科书的大纲”，到1922年4月在《教育杂志》所发表的《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顾颉刚逐渐提出、完善了他对现代历史学科教育体系下“说什么”和“怎么说”的一些设想，并在此基础上，于1923年9月到1924年2月间，撰写了《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初自撰，后邀王钟麒合作）。

作为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历史读本，《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的编撰，也是顾颉刚要民众“初学得承受较正确之古史常识”，以科学的历史知识替代“原来在糊涂脑筋里的根据”，进而“在清明的脑筋里确定了他的根据”，这一社会改良思想的实践。其无论是内容上的“说什么”，还是形式上的“怎么说”，都为现代历史课程教学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尽管后来这部教科书因摈弃了传统以“五帝三皇神圣事’’为信史开篇的叙事而遭禁，但顾颉刚以现代科学的方式尝试中国史“说什么”和“怎么说”的努力并未改变，这就有了《国史讲话》《中国上古史讲义》《春秋史讲义》等一系列的作品。

一部以现代科学精神撰写的中国史应“说什么”和“怎么说”？按照顾颉刚1925年的设想，举其要大致是这样一些：

——主子把人类的活动的状态，拣取最精彩的部分，作亲切的描写；避去呆板的叙述。

——所拣取的故事必要能表现“时代精神”的：时代精神各各不同，我们应当写出它们各各不同的面貌。

——用“打统账”的眼光去作叙述，使提出任何部分时都可见出它的关联之点，都可见出它在全体中的位置；使读者对于历史有整个的认识。

——从向来沉埋于史书下层的记载与器物中寻出各种社会的事实与心理，使叙述的方面不偏重于政治社会和智识阶级。

——从具体的个别的事实中归纳出抽象的共同的时势。

——从时势鼓荡的权力和方向中帮助有名人物的产生之故。

——指示进化的径路，排斥复古观念。

……

（《编纂国史讲话的计画》）

顾颉刚的这些论述还是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其所表现的历史知识教育的话语体系，从“说什么”到“怎么说”，显然与几十年前的清季已俨然两个世界了，更遑论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代表的历史叙事体系的差异！如今，七八十年过去了，再重读顾颉刚当年的这些讲义，重温他以科学和理性的精神重构历史知识世界时的心路与实践，是否我们也有必要思考一下：新时代，从中学到大学，我们的历史教学是否也有“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这里且不说历史知识的内容与解释体系，以及学术与教育的关系，仅就知识“怎么说”而言，顾颉刚讲义文字的流畅和引人人胜，也许是人们最直接的阅读感受。顾颉刚本来就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问题的发现，多少也是得益于他对故事构成的理解。而历史的本质本来也是讲故事，是唯一以叙述为基本言说方式的学科——经语言学转向洗礼而重新发现历史的叙事性的西方历史认识论如是认为，当今史学界亦因此出现复兴历史叙事的吁求；更何况我们唐代的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早就有了“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的认识。历史“怎么说”？读了顾先生这几部讲义后，我们是否会得出这样的认识：历史，包括历史教学，有必要像顾先生那样说——起码是要在历史的叙述方面。

向燕南

于北京师范大学

世纪文景出版的“国史讲话”系列三册，分别是《国史讲话：上古》《国史讲话：春秋》以及《国史讲话：宋蒙三百年》，主体皆为史学大家顾颉刚先生的讲义或者讲话，编者定名为“国史讲话”，缘故即在此；其内容严谨可信，语言轻松活泼，既可供专业研究之用，更适合非专业人士阅读。

以成书年代排序，《国史讲话：上古》撰写时间最晚，主体是顾先生1939年1月至7月在云南大学讲学期间编写的《上古史讲义》。根据先生自述，因时局动荡，于颠沛流离之余，又不幸患上高血压，身体骤坏，因此只写了9章就中途搁笔。1939年4月23日，昆明《益世报》刊载了《中国一般古人想像中的天和神》（即本书第一章）。1941年的《文史杂志》连载了《商王国的始末》《周人的崛起及其克商》《周室的封建及其属邦》《西周的王朝》《渐渐衰亡的周王国》等章（即本书第四章至第八章）。1944年的《文史杂志》又刊载了《齐桓公的霸业》一章（即本书第九章）。1988年，中华书局将以上刊出诸章，连同未刊章节及后来编写的两章，一并收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编成共11章的《中国上古史讲义》。新编的《国史讲话：上古》一书，乃这部讲义首次单独集册出版。为方便读者了解上古概况，本书增收了顾先生在1942年8月撰写的《中国古代史述略》一文，该文最早刊载于1943年1月1日出版的《学术季刊》第一卷第二期。

《国史讲话：春秋》的撰写时间次之，其主体是顾颉刚先生在燕京大学讲学期间编写的《春秋史讲义》。1936年7月，顾先生被燕大聘为历史学系主任。9月，新学年开学，在学生兼助手童书业先生的帮助下，顾先生开始编写讲义。1937年5月，讲义编毕。童书业先生称：“当时虽由我着笔，然宗旨完全是秉承顾师的。”（《春秋史·序言》）《国史讲话：春秋》一书，是这部讲义首次单独集册出版，并附有1937年1月和6月顾先生拟定的《春秋史》试题两份。

《国史讲话：宋蒙三百年》的撰写时间最早，其主体是顾颉刚先生为北京孔德学校讲演而写的《国史讲话》；当时顾先生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担任助教。编写工作始于1924年10月，终于1925年10月。2010年，中华书局首次将其单独集册出版。为方便读者全面了解宋蒙时期的政治及文化状况，此次再版，增收了由顾先生与王钟麒先生共同编写，并由胡适先生担任校订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一书中的相关内容。该书初版于1923—1924年，当时顾先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史地部当专任编辑。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因这三本书涉及的年代颇为古老，且编写时间较早，为方便读者阅读并理解书中内容，编者特为生僻字加了音注，为重要内容加了边注，《上古》及《春秋》两册还增加了几幅历史地图。这些地图皆取材于由顾先生与章巽先生合编，谭其骧先生校订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1955年，地图出版社出版），经世纪文景的美编改绘而成。

以上是编者对“国史讲话”系列三册书的成书背景、内容及体例的交代与介绍，希望有助于读者明了书稿的出处及不同版本编辑者的责任。

王煦华

2015年5月于干面胡同

“五四”以来，史学界有许多大明星，但都没有建立一种学派、学风；真正建立学派、学风的是顾先生，是古史辨学派、学风。

——邓广铭

在民国时期的史学界，事实上长期坐第一把交椅的是顾颉刚。顾颉刚不但以古史名世，更以善于识拔、奖掖、培养青年学人蜚声士林。在培养学术传人方面，顾颉刚可以说前有章太炎、胡适，后无来者。

——王学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