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年代(1875-1914)》是经典的世界近代史作品。当一撮先进国家操刀瓜分落后世界之际，经济排档由自由竞争小企业转换到保护主义大集团，政治动力由中产精英下移到动员群众，工人运动从经济最兴隆处迸发，资产阶级从财富最顶端上跌落，民族主义挥舞着国旗向右走去，新女性挣出黑暗现身历史，大众艺术完成了前卫人士志在促成的文化革命，科学革命瓦解了确定稳固的宇宙真理。古帝国掀起革命巨浪，新帝国笼罩战争阴霾。本书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致力于了解和解释19世纪以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了解和解释一个在革命性转型过程中的世界，并在过去的土壤上追溯我们现代的根源。本书具有非凡的知识宽度和深度，又有英国式的历史叙述和优雅的文笔，兼具知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是大众读者了解现代世界历史的最佳入门读物。

资本年代的矛盾渗透并支配了1875年至1914年这个帝国的年代。一方面，凯歌高奏的资本主义国家迎来了日趋稳定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实现了科学、艺术的伟大革新，并将其经济和军事上的霸权正式转化为有系统的征伐、兼并和统治，使世界进入一个殖民帝国的时代。另一方面，这一切又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反叛和革命的合并力量。工人阶级大规模、有组织的运动在这一时期突然出现，并且要求推翻资本主义。帝国格局也慢慢演变成一种越来越恶化，而且超出各国政府控制能力的国际形势，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西方世界，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繁荣的时代，而又同时孕育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战争和对革命的恐惧。之后的世界所面临的希望和恐惧都直接根源于此。

更多精彩内容，请看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的《帝国的年代(1875-1914)》。

序言

序曲

第一章 百年革命

第二章 经济换挡

第三章 帝国的年代

第四章 民主政治

第五章 世界的工人

第六章 挥舞国旗：民族与民族主义

第七章 资产阶级的不确定性

第八章 新女性

第九章 文艺转型

第十章 确定性的基石：科学

第十一章 理性与社会

第十二章 走向革命

第十三章 由和平到战争

尾声 我真正是生活在黑暗时代！

注释

在科技以及随之而来的物质生产和交通量的发展上，进步表现得最为显著。现代机械绝大多数是以蒸汽为动力，并由钢铁制成。煤已成为最重要的工业能源，在俄国以外的欧洲，有95％的能源是来自煤矿。欧洲和北美的山溪，一度曾决定许多早期纺织厂的地点，其名称便可使我们想起水力的重要，可是现在它们又重新成为农村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虽然到了19世纪80年代，大规模的发电和内燃机均已成为事实，但是电力和石油尚不十分重要。及至1890年，甚至连美国也不能宣称它拥有300万盏以上的电灯，而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欧洲最现代化的工业经济——德国每年所消耗的石油还不到40万吨。

现代科技不仅是无法否认、频奏凯歌，同时也是历历可见的。其生产机器，虽然照现代标准来看并不特别强大（在英国，1880年时它们的平均马力还不到20匹），但通常体积都相当庞大，而且主要是由钢铁制成，就像我们今天在科技博物馆所看到的那样。而19世纪最最巨大和最最强大的发动机，也是最容易看到和听到的产品，便是数十万具的火车头，以及在一缕缕浓烟之下，拖在其后的275万辆客货车。它们是19世纪最戏剧性的发明之一，一个世纪之前的莫扎特(Mozart)在撰写其歌剧时，根本不曾梦想过会有这种产物。由闪亮铁轨铺成的巨大网络，沿着平原、跨越桥梁、穿过山谷、穿越隧道，甚至翻过像阿尔卑斯山主峰那么高的山隘。各条铁路共同构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宏伟的公共建设。它们所雇佣的人力，超过任何工业。它们驶往大城市中心，在那里，同样便捷和巨大的火车站正庆祝它们的胜利；它们同样也伸向19世纪文明未渗入的最遥远的乡村。到了19世纪80年代早期（1882年），每年几乎有20亿人次乘坐火车旅行；自然，其中大多数是来自欧洲(72％)和北美(20％)。在西方的“已开发”地区，当时可能没有几个男人一生中从未与铁路有过接触，甚至连不太外出的妇女，也都或多或少接触过火车。或许只有电报这种现代科技的另一产物的知名度超过了火车，绵延在一望无际的木杆上的电报线网络，其长度是世界铁路总长的三或四倍。

1882年时，全球共有2.2万艘汽船，虽然它可能是比火车头更有力的机器，但只有少数走近港埠的人才看得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比较缺乏代表性。1880年时，它们的总吨位仍然(但也只是)较帆船少，即使在工业化的英国也不例外。就世界的船舶总吨位而言，1880年时，靠风力的船舶与靠蒸汽动力的船舶，其吨位比率仍然几乎是3：1。不过，在接下来的10年间，这种情形即将发生戏剧性改变，使用蒸汽动力的船舶将大为增加。虽然木材已换成铁，蒸汽取代了风帆，但在船只的建造和装卸上，传统仍然统治着水路运输。

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的严肃的外行观察家，对于当时正在孕育或正在产生的科技革命究竟投入了多大的注意力？这时候，正在酝酿或推出的科技变革包括各种涡轮机和内燃机，电话、留声机和白炽电灯泡（这些都刚发明），汽车[19世纪80年代，戴姆勒(Daimler)和本茨(Benz)让它投入使用]以及19世纪90年代出产或制造中的电影放映机、飞行器和无线电报。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观察家已期待并预测到与电力、摄影和化学合成这些他们所熟悉的方面有关的重要进展。而他们对于科技应该可以发明机动引擎使道路运输机械化这个明显而迫切的问题得以解决一事，也不会感到诧异。我们不能指望他们能够预先想到无线电波和放射性，但他们必定曾经臆测到人能飞上天这件事（人类何时不做此臆想），而由于这个时代科技上的乐观主义，他们也必然相信它有实现的一天。当时的人们的确对于新发明如饥似渴，越是戏剧化的发明便越受欢迎。1876年爱迪生(T.A.Edison)在美国新泽西州(New Jersey)的门罗公园(Menlo Park)建立了或许是有史以来的第一座私人实验室，当他在1877年推出第一部留声机时，顿时成为美国人的大众英雄。然而尽管如此，任何观察家都绝不会预料到这些新发明对消费者社会所造成的实际改变。因为，除了美国以外，这个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尚未引起相当的注意。

P30-31

本书虽然出自一位职业历史学家之手，却不是为其他学者而写。它是为所有希望了解这个世界，并认为历史对于了解世界大有裨益的人而写的。虽然我希望本书能使读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40年有一些了解，但它的目的却不是告诉他们这段时期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如果读者想对史实有更多了解，只需查阅数量庞大且通常相当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我在本书中设法要做到的，和之前的两册——《革命的年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和《资本的年代：1848-1875》(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一样，是要了解和解释19世纪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了解和解释一个处于革命性转型过程中的世界，在过去的土壤上追溯我们现代的根源；或者更重要的，视过去为一个凝聚的整体，而非许多单独题目的集合，例如国别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等的集合（历史研究的专门化往往会将这种看法强加于我们）。自从我对历史开始感兴趣以来，我便始终想知道过去（或现在）生活的这些方面是如何连在一起的，又是为什么连在一起的。

因而，本书（除了偶尔的例外情形）不是叙述性或系统化的说明，更不是在炫耀学问。读者最好视它为一种理论的展现，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各章来追踪同一个主题。虽然我已尽力让非历史学家了解它，可是这个企图是否成功读者必须自己判断。

我没有办法向许多作者致谢，虽然我往往不同意他们的说法，我却参考了他们的著作。我更没有办法向这些年来我从同事和学生的谈话中所得到的许多构想表示谢意。如果他们在本书中认出自己的构想和言论，他们至少可以责备我误解了他们或误解了事实，或许我也确实如此。然而，我还是可以向那些使我得以将对这个漫长时期的全神贯注浓缩到这一本书中的人致谢。1982年，我在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开了一门为期13次的演讲课，完成了本书的草稿。我对于这个令人敬畏的机构以及发出这一邀请的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都非常感激。1983—1985年，利华休姆信托基金会(Leverhulme Trust)给了我一个荣誉研究员的职位，使我可以得到研究上的协助。巴黎的“人文科学研究所”(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和克莱门斯·赫勒(Clemens Heller)，以及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of the UN University)和麦克唐纳基金会(Macdonnell Foundation)，使我在1986年有几个安静的星期完成本书的正文。在协助我做研究的人当中，我尤其感谢苏珊·哈斯金斯(Susan Haskins)、瓦妮莎，马歇尔(Vanessa Marshall)和詹娜·帕克博士(Dr.Jenna Park)。弗朗西斯·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校读了有关文艺的各章，艾伦·麦凯(Alan Mackay)校读了有关科学的各章，帕特·塞恩(Pat Thane)校读了有关妇女解放的各章，使我少犯了一些错误，不过我怕错处仍在所难免。安德烈·希福林(Andre Schiffrin)以一位朋友和典型的受过教育的非专家身份阅读了整本手稿——本书乃是为这样的非专家而写。我为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Birbeck College)的学生讲述欧洲历史有许多年，如果没有这一经验，我怀疑我是否会产生撰写19世纪世界史的构想。因此，此书也是献给那些学生的。

我真正是生活在黑暗时代！

“天真”这个字眼是愚蠢，舒展的眉表示冷漠。那些笑逐颜开的人尚未收到可怕的新闻。

——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937-1938年

之前的几十年，首次被视为一个不断稳定地向前迈进的漫长、几乎黄金色的时代。正如黑格尔所说，只有当一个时代落幕之后，我们才能开始了解它，因而，只有当我们进入下一个时代，才能让自己承认上一个时代的正面特征。我们现在想要强调这个时代的种种麻烦，我们拿它和以前的时代做强烈对比。

——艾伯特·O.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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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1913年前欧洲中产阶级分子提到“大灾难”这个字眼，几乎一定是与少数几个创痛事件有关，与他们漫长但大致平静的一生所涉及的少数创痛事件有关，比方说：1881年维也纳的卡尔剧院(Karl theater)在演出奥芬巴赫(Offenbach)的《霍夫曼的故事》(Tales of Hoffmann)时不幸失火，导致1500人丧生；或是泰坦尼克号邮轮(Titanic)沉没，其受难者也大致是这个数目。影响到穷人生活的更严重灾难——如1908年的墨西拿(Messina)大地震，这次地震比1905年的旧金山地震更严重，却更不受注意——以及永远跟着劳动阶级的生命、肢体和健康的风险，往往仍引不起公众注意。

可是1914年以后，我们可以大致肯定地说：即使是对那些在私生活中最不容易遭遇灾祸的人而言，“大灾难”这个词也一定代表其他更大的不幸事件。克劳斯在他批判性的时事剧中，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人类文明的末日”。事实虽不致于斯，但在1914-1918年前后，曾在欧洲各地以及非欧洲广大世界度过其成年生活的人，都不可能不注意到，时代已经发生了戏剧性改变。

最明显而直接的改变是，世界史如今似乎已变成一连串的震荡动乱和人类剧变。有些人在短短的一生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两次战后的全球革命、一段全球殖民地的革命解放时期、两回大规模的驱逐异族乃至集体大屠杀，以及至少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严重到使人怀疑资本主义那些尚未被革命推翻的部分的前途。这些动乱不但影响到战争地带，更波及至距欧洲政治动乱相当遥远的大陆和国家。再没有谁比走过这段历史之人更不相信所谓的进步或不断提高的了。一个在1900年出生的人，在他或她还没活到有资格领取退休养老金的年纪，便已经亲身经历过这一切，或借由大众媒体同步经历了这一切。而且，动乱的历史模式还会继续下去。

在1914年前，除了天文学外，唯一以百万计的数字是各国的人口以及生产、商业和金融数据。1914年后，我们已习于用这么惊人的单位来计算受难人数，甚至只是局部战争（西班牙、朝鲜半岛、越南）的伤亡人数（较大的战争死伤以千万计），被迫迁移或遭放逐者（希腊人、德国人、印度穆斯林、剥削贫农的富农）的人数，乃至在种族大屠杀中遇难者（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的数目，当然少不了那些死于饥馑和流行性传染病的人数。由于这些数字往往缺乏精确记录或无法被人们接受，因此引发过不少激烈争辩。但是争辩的焦点不过是多几百万或少几百万。即使是以我们这个世纪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也不能完全解释这些天文数字，更不能赋予它们正当理由。它们大多数是发生在人口增长速度没那么快的地区。

这种规模的大屠杀远超过19世纪人们的想象范围，当时就算真有类似事件，也一定是发生在进步和“现代文明”范围以外的落后或野蛮世界，而在普遍（虽然程度不等的）进步的影响下，这种行为注定会减少。刚果和亚马孙的暴行，依现代标准来说虽然不算十分残酷，却已使帝国的年代大为震撼[参看康拉德所著《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因为它们代表文明人将退回到野蛮。我们今日习以为常的事态——比方说，刑讯再度成为文明国家警察所用的方法之一——如果发生在上一个世纪，不仅会深受舆论攻击，也会被视为是回复到野蛮作风，违反了自18世纪中叶以来的历史发展趋势。

……

如前所述，在帝国的年代中，曾有一些既深刻又具影响力的声音预言了不同的结果。但大体说来，对于西方多数人而言，这个时代似乎已较任何时刻更接近这个世纪的承诺。自由主义通过物质、教育和文化的改进，实践其承诺；革命承诺的实践则借助了新兴的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借助了它们的出现，它们所集结的力量，以及它们对未来胜利的坚定信念。如本书所尝试说明的，对某些人而言，帝国的年代是一个不安和恐惧日增的时代。但是，对于生活在资产阶级变动世界中的大多数男男女女而言，它几乎可以确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我们现在可以回顾这一希望。我们现在仍可分享这一希望，但不可能不带着怀疑和不确定的感觉。我们已经看到，有太多乌托邦承诺的实现并未带来预期的结果。我们已经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先进国家当中，现代通信意味着运输和能源已消除了城乡的差异。在从前人的观念中，唯有解决了所有问题的社会才可能办到这一点。但是我们的社会显然不是如此。20世纪已经历了太多的解放运动和社会狂喜，以至对它们的恒久性没有什么信心。我们之所以还存希望，因为人类是喜欢希望的动物。我们甚至还有伟大的希望，因为纵然有相反的外表和偏见，20世纪在物质和思想进步上（而在道德上和文化进步上则未必）的实际成就，是异常可观而且无法否认的。

我们最大的希望，是为那些从恐惧和匮乏之下解放出来的自由男女，创造一个可以在善良的社会中一道过好日子的世界。我们还可能这样希望吗？为什么不？19世纪告诉我们：对完美社会的渴望，不可能由某种预先划定的设计图（摩门教式、欧文式等）予以满足。即使这样的新设计会是未来的社会蓝本，我们也不可能在今天就知道或决定它将是什么样子。找寻完美社会的目的，不是要让历史停止进行，而是要为所有的男男女女打开其未知和不可知的种种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对人类而言幸运的是，通往乌托邦之路是畅通无阻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条路是可能被阻塞的：被普遍的毁灭所阻塞，被回归野蛮所阻塞，被19世纪所热望的希望和价值观的瓦解所阻塞。历史——这一君临19和20世纪的神力，不再如男男女女过去认为的那样，给予我们坚实的许诺，许诺人类将走人想象中的幸福之地，不论这个地方的确切形貌如何。它更不能保证这种幸福的境界真的会出现。历史的发展可能全然不同。我们知道这点，因为我们是生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世界中。而我们也知道，19世纪的成就虽然巨大，这些成就却非当日所预期或梦想的。

然而，就算我们不再能相信历史所承诺的美好未来，我们也不必认定历史必然走向错误。历史只提出选题，却不对我们的选择预做评估。21世纪的世界，将是一个比较美好的世界，此中证据确在，不容人所忽略。如果世人能够避免自我毁灭的愚蠢行为，这个成就获得实现的百分比将更高。然而，这并不等于确定无疑。未来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是它将出乎人们的意料，即使是目光最远大的人的意料。

“年代四部曲”代表了“二战”后史学写作的高峰。很难想象除了霍布斯鲍姆，还有谁能持续写出如此高水平的著作。别人激动、喧闹，他冷静；别人愤怒、粗心，他讽刺挖苦、不偏不倚：别人求助于陈词滥调或体系时，他明察秋毫。霍布斯鲍姆写出这四本书这一成就，最吸引人之处在于他贯穿始终的泰然自若，既非过于单纯，又不太过世故、愤世嫉俗，他恢复了人们对理性探究的信心。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东方学》《知识分子论》作者

我认为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直到今天仍是近现代世界史的最佳入门读物……霍布斯鲍姆的政治立场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位真正伟大的历史学家。他最好的作品都具有非凡的知识广度和深度，优雅、明晰，同情小人物，喜欢讲述细节。我和他都认为，是经济变化塑造了现代世界。他站在工人和农民一边，我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ffuson)，《文明》《西方的衰落》作者

当代英语世界的历史学家中存在着“霍布斯鲍姆一代”。这个群体极具辨识度，他们大约在1959年到1975年进入历史学领域。虽说这些人对历史所下的许多结论与霍布斯鲍姆不再一样，然而正是霍布斯鲍姆的著作影响了他们的学术兴趣……而霍布斯鲍姆对我们的历史认知带来最持久影响的作品就是“年代四部曲”。

——托尼·朱特(Tony Judt)，《战后欧洲史》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