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主编的《追迹(考古学人访谈录Ⅱ)》延续《考古学人访谈录I》的风格，对冯时、郭大顺、李新伟、水涛、徐良高、徐苹芳、许宏、严文明、袁靖、郑振香、朱乃诚等11位学者进行了采访。访谈对象不再限于社科院考古所，内容也不仅仅关注被采访学者自身的学业经历、工作经历、心路心得，同时展现了他们眼中的前辈学者如苏秉琦、邹衡的形象。

书稿原为中国考古网刊登的对社科院考古所的考古学者的访谈。经过整理，王巍主编的《追迹(考古学人访谈录Ⅱ)》选择了冯时、郭大顺、李新伟、水涛、徐良高、徐苹芳、许宏、严文明、袁靖、郑振香、朱乃诚等11位学者的访谈，作为本书稿的内容。这些当代考古学家的访谈录对于了解和研究考古学史及考古学的研究现状皆有重要意义。"

王巍／序言

冯 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郭大月顷／通神礼玉，问祖寻根

李新伟／为伊消得人憔悴

水涛／身体力行在考古的田野中

徐良高／情系两周，探本求源

徐苹芳／探微与纵览盈卷，实践并思考争辉

许 宏／探源中国，情系三代

严文明／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袁 靖／文理结合，开拓创新

郑振香／司母辛，武父乙

朱乃诚／执着探索，不懈奋斗

通神礼玉，问祖寻根

——郭大顺先生访谈录

采访者：乔玉

乔玉：郭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咱们先从您的大学时代谈起吧。在北大的四年，您觉得收获最大的是什么呢?

郭大顺：我在北大学习的时间可不止四年，算起来有十一年吧。1957年入学，到1962年本科毕业，然后读研究生。研究生应该是三年，到1965年毕业前，先后到通县、顺义参加“四清”，接着是写毕业沦文，然后就赶上“文化大革命”，拖到1968年八月才离开学校，分配到辽宁省博物馆。

说到在北大学习时的收获，2012年北大考古系成立六十年前夕，杭侃副院长安排我去系里，就苏秉琦先生的学术思想，给他们研究生做一次讲座。讲座结束之后，有个关于六十年系庆的采访，采访者问了一个大致相同的问题，说你在北大，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当时觉得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回沈阳以后想到，应该是大师的熏陶吧。我们在校的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学校各系的老先生们都健在，在学校随时可以接触到受大家仰慕的各位先生，有本系的，也有外系的，有的听过课，有的听过讲座，有的做过采访或一起开过讨论会。北大有名教授为低年级讲课的传统，我们刚入学就有幸听到张政娘、胡仲达先生讲中国上古史和世界上古史，业余时间还听过哲学系冯友兰、 中文系吴组缃等先生们的周末讲座，还有更多是在校园里远远看到 先生们在燕南园、未名湖畔散步的身影，我们还曾在宿舍里相互评说 先生们做人做学问的传奇故事，那种影响对学生们来说更多是无形 的，却影响一生，是最珍贵的记忆。  

另一个印象深的就是考古实习。我们那个年级，按苏秉琦先生的设计，是三次实习，两次论文。三次实习，一次叫参观实习，一次叫生产实习，一次叫专题实习。两次论文就是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这样完整的教学计划就是从我们五七级开始的。我们班参观实习的地点是1958年在周口店和1960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编者注：即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下同)，生产实习是1960年在洛阳王湾，参加发掘和整理；1961年我的专题实习就是整理洛阳王湾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部分，所以对这部分资料记忆比较深。读研究生的时候，按苏先生设计的教学方向，实习地点安排在东南地区。先到山东，接着到江浙，大部分时间是在山东济南整理大汶口墓地1959年发掘的133座墓葬资料，主要是陶器。这批资料归济南市博物馆管，但有上千件陶器存放在山东省博物馆一间大屋子里，就我一个人，整天和那上千件陶器打交道，画图、排队。王湾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从仰韶时期一直延续到龙山时期，延续时间较长且较为连续，分的时段也比较清晰，在豫西地区具典型性。最下层属于仰韶文化较早期，晚的龙山文化也可分两段，而以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的部分最为丰富，当时称为“过渡期”，即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过渡期的典型单位(从早到晚如H215、H165、H149、H194等灰坑)、典型器物、典型组合(灰黑陶的鼎、豆、小口罐和图案逐步简化的彩陶钵、罐共出)及其阶段性变化都较为显著、完整，可明确分作四期。大汶口那133座墓的随葬陶器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差不多每座墓葬都有以“鼎、豆、壶”为主的基本陶器组合，每种器物甚至每类器物细部的时代对应变化都非常敏感，排队分期可以做得很细。这两处遗址的材料系统典型，给学生实习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后来认识到，王湾和大汶口还有文化上的联系，而且更多的是东方大汶口文化对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想到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到现在，全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了那么多，但这两个遗址到现在仍然具有代表性，我以这两处遗址做实习对象，是非常幸运的，不仅得到了考古学方法论的正规训练，而且对到辽宁工作后逐步自觉地依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为指导进行实践和研究，都受用无穷。

乔 玉：现在的年轻人，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常会比较迷茫，不知道如何尽快展开自己的研究。您刚参加工作时，是否有同样的困惑呢?

郭大顺：这个情况不一样。现在年轻人的迷茫，我没有切身体会，我们那个时代情况不一样。我在学校呆了十一年，最后赶上“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专业学习的机会了。当时就觉得老在学校呆着干什么?想快点到工作岗位去，到哪去都行。我是张家口人，怕热，在济南实习的时候，住在现在山东省考古所在的叫广智院的万字会旧址大院里，亲身体验过夏天那个热，晚上在屋里呆不住，当时没有空调，深夜里就抱个被子在院里走廊转来转去找个风凉地方。当时研究生分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有个岗位在东北辽宁，我就主动提出去辽宁，因为那儿的气候同我们家乡差不多……

P23-25

2013年夏天，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同仁来找我，谈起他们出版社想出一套面向社会公众、介绍考古学者的丛书，希望得到我们研究所的支持。我听后很高兴，欣然应允全力支持。

我之所以如此痛快地应允，是因为我多年以来痛感民众对了解考古知识的需求与日俱增，但我们学界拿出来的可面向社会公众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介绍考古学知识和研究成果的著述却比较匮乏，远远满足不了民众的需求。即便有一些介绍考古学的著述，也多以介绍考古发现为主，对主持这些考古发现和研究的考古人的介绍却极为稀少。因此，社会公众和考古人之间有一个无形“鸿沟”。考古学家在想什么、做什么，他们的学术经历、治学心得、心路历程等等，这些十分生动、鲜活的“考古史”却鲜为人知。《考古学人访谈录》系列正好弥补了这一空白。

中国考古网是我所主办的学科门户网站，多年来致力于宣传考古学研究成果，同时积极探索公共考古活动的推广，其举措之一即是精心组织了对考古学者们的专访。《考古学人访谈录》系列收录了中国考古网对老、中、青三代考古学家的访谈，使读者可以了解这些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的考古学家们从事考古发掘和相关考古研究的经历和体会。《考古学人访谈录》系列中收入的考古学家，绝大多数是多年在田野考古第一线从事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学者。他们发掘的对象的时代和内容各不相同，有史前时期的村落，有历史时期的都城，也有各个时期的墓葬，可谓五花八门，丰富多彩。他们对亲身经历和体会的讲述，可以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还有的学者通过田野考古之外的其他方法和手段，如科技考古，进行考古研究，这部分是考古学不同于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区别所在，他们同样可以使读者领略考古学的博大精深，和与其他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体会到考古学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交叉学科。

虽然接受访谈的学者们的研究领域千差万别、各具特色，但他们有几个共同的特点。

一是实事求是、严谨务实的治学精神。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追求真理，言必有据，绝不故弄玄虚，哗众取宠。在社会浮躁之风盛行的当下，考古学家的这种务实精神是特别值得提倡的。

二是敬业和奉献精神。这些考古学家多数已经从事考古学研究三四十年，甚至更长，他们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考古事业。考古工作需要到各地去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一年中有大半年出差在外，照顾不了家庭，自己的父母妻儿患病时往往不能陪在身边。田野工作白天八小时在考古发掘现场，晚上回到驻地还要整理发掘记录、撰写发掘日记等，一忙就到了十一二点，因此，每天工作时间往往长达十几个小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有一个信念，就是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三是艰苦奋斗的精神。田野考古是室外作业，风吹、日晒、雨淋。一个发掘季节下来，白皙的皮肤会晒成“茄子皮”色，人也“显老”好几岁。春季刮大风，沙土满身满脸，成为“土人”。夏季骤雨突袭，躲避不及，整个人顷刻成“落汤鸡”。酷暑季节，阳光暴晒，汗流浃背，不仅衣服被汗水湿透了，连眼镜片都可能被汗水浸湿。考古学家们正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发掘任务，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考古成果。业外人士往往只看到一个个引人瞩目的考古发现，殊不知每个发现背后都有着考古工作者的艰苦努力，每个发现都是他们汗水和心血的结晶!

这套书中收入的考古学家只是中国数以千计的考古学家中的一小部分，但他们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学人队伍的一个缩影。希望读者们通过阅读这套丛书，能够加深对中国考古学家的了解，他们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理想、有志向的学者群体，他们可以说是最执着、最坚韧、最接地气的群体。他们为研究和复原中华民族的历史，展现祖先创造的辉煌文明而孜孜以求。希望全社会更加关心考古和文物保护事业，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珍贵的优秀的文化遗产!

王巍

2014年冬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