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霍文编著的《让木乃伊跳舞(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变革记)》介绍了，世界上没有哪个博物馆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样——也从未有人像托马斯·霍文那样，对它进行管理，进行变革：从“诱捕”重要的捐赠人，到跨越国界偷运古代珍宝；从与世界上最有势力的古董商达成秘密协议，到与对手周旋；从举办“图坦卡蒙王”等大展，到赢得委拉斯开兹的惊世杰作。在担任馆长的10年间，霍文使大都会博物馆从睡梦中惊醒，将其转变成美国最有活力的文化机构。

在托马斯·霍文编著的《让木乃伊跳舞(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变革记)》一书中，霍文天马行空，不仅展现了使他如此有战斗力的机敏和莽撞，也与我们分享了令大都会博物馆如此振奋人心的热情和激情。他按时间顺序讲述了大都会博物馆的故事，体现了直面对抗、甚至是毫无套路的典型霍文风格。其中制定的决策，对塑造我们的文化生活至关重要。

引子

1．一个危机四伏的地方

2.人事选拔委员会的召唤

3.新官上任三把火

4.举步维艰的官场

5.研究员

6.上流社会与令人生畏的赞助人

7.“压箱底”藏品

8.阿谀奉承

9.让吹毛求疵者见鬼去吧

10.百年不遇的良机

11.我心中的哈莱姆

12.生存需要出奇制胜！

13.生日快乐、战斗快乐

14.甜蜜的胜利

15.真相、而非艺术

16.大“动乱”

17.烫手的希腊彩陶瓶

18.挥金如土

19.有品位的独裁者

20.图坦卡蒙王

21.最后的谢幕

译后记

至少在评估林赛市长团队方面，布鲁克·阿斯特夫人的判断十分精确。公园管理委员会的同事们发起了一场快乐革命，使我成为市民英雄——纽约这座开心城市的快乐王子。林赛小集团内的人对我们的风光心怀不满。我对记者们巧舌如簧，成为电视节目的常客，媒体几乎每天都报道我的活动：在中央公园划船、与犹太人街区的孩子玩夺旗游戏、在斯塔滕岛绿化带徒步、修建运动场、建设室外地滚球场、维护高尔夫球场等等。我名字中间的大写字母P．F．被认为是“永远宣传”的缩写。由于市长在焦头烂额地处理难题，我得以在纽约四处欢呼雀跃、微笑、大笑、说俏皮话，并因这些轻松高兴的工作占据了许多媒体的头版头条。

1967年初夏，《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大都会博物馆新馆长遴选的报道，提到了最受追捧的7个人的名字。他们是：大都会博物馆美国艺术部主任詹姆斯·比德尔，活跃的欧洲绘画艺术部主任泰德·卢梭，保守的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馆长谢尔曼·李，社会名流、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副馆长、娶了该馆主要赞助人保罗·梅隆继女的卡特·布朗，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学者型馆长约翰·亨利锡爵士，费城艺术博物馆馆长伊万·特纳，以及我本人。当我的同事问及此事，我一笑了之，回答说我可不想“再回娘家”。但是，布鲁克的一席话让我陷入了深思。我希望被提名，即便是我不想得到那份工作。很快，另一篇关于遴选委员会选拔候选人进展情况的报道面世。这次只提到4个人：谢尔曼。李，约翰‘亨利锡爵士，詹姆斯·比德尔和泰德·卢梭。这份名单将我剔除在外，我对此感到愤愤不平。

秋天来临时，我确信自己已不在任何人列出的名单中。我已经飞离了鸟巢。亚瑟·霍顿在董事会上给我冷脸，在展览开幕式上躲避与我照面。

随后，我接到了泰德·卢梭的电话。他相貌英俊，属于纽约最成功、最有女人缘的社会名流。据说，小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曾照他的模样做了脸部拉皮。传说他有许多情人，其中一位是嫁给法国拉扎德兄弟的国际顶尖女主持人。泰德说想与我共进午餐。

在餐桌上，卢梭单刀直入主题。他生于巴黎，先后就读于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但是，他的直言不讳却鲜为人知。他说：“暂且算我是来往于交战两军之间的信使，有人委托我与你联系，以确定你认为谁有可能成为大都会博物馆的下任馆长。”

我对卢梭说，我很高兴终于有人询问我此事，说我宁愿假设他是合情合理的候选人。卢梭摇了摇头。他能想象到的最有趣的事，莫过于成为这座世界上最伟大博物馆里面最时髦、最迷人的研究部主任。他问我会推荐谁？我说我相信人事选拔委员会应从艺术史专家中考虑人选，这位候选馆长应“熟悉都市生活方式”，来自于“真实的世界”。这本来是林赛市长对我常说的套话，此时，我却相信确实是这么回事。  我问他人事选拔委员会的成员是谁，工作如何运转？他说委员会只是场面上“做秀”，候选人实际上由亚瑟·霍顿及其亲信私下秘密选出。如卢梭所言，这个委员会的传统习俗是妇女不得入内，由至少5人、最多不超过7人组成，以便随时达到法定人数。该委员会主席受控于董事长，实施“全世界选拔”的方式。委员会要用遴选上届馆长同等的时间寻找新馆长，决不能出现馆长候选人拒绝委任的情况。因此，该委员会对馆长遴选事宜慎之又慎，单身汉、同性恋者、不相干的局外人或妇女同样不在考虑之列。

卢梭对我透露说，委员会主席弗兰克·罗杰斯与霍顿之间的摩擦在不断升级。霍顿心里已确定了候选人，罗杰斯则希望继续扩大遴选范围。

我问，这是否意味着委员会用了9个月的时间选定吉姆·罗瑞墨？卢梭说他会核实。我们分手时，卢梭说我给了他很大帮助，让我等候其他人与我联系。

两周后，卢梭再次打来电话，希望来我在公园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室见我。他到达时已是深夜，只有我一人在富丽堂皇的会客室等候。卢梭对由阿森纳老楼圆塔改建的会客室赞不绝口。他笑望着外面池水中嬉闹的海豹，说喜欢玩乐的公园管理委员会专员，配备这样的办公室真是完美无比、相得益彰。卢梭说，大都会博物馆各研究部主任采取了历史性的大胆举动，自行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反对霍顿和大都会博物馆行政主管约瑟夫·诺贝尔。该委员会温和而坚决地要求向其通报董事会讨论的所有事项。起初，霍顿大为恼火；之后，他渐渐冷静下来，同意了委员会的要求，但警告说，他不会容忍研究部主任们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董事会，或危害博物馆的政策制定。

卢梭兜了一个大圈子，最后才说明他此次找我的原因，让我大喜过望的是，研究部主任们希望我做馆长候选人。我有什么可说的？我对卢梭说，我对此深感荣幸和自豪；但是，我说自己喜欢政治，正忙于市政府事务，而且，人事选拔委员会和霍顿似乎都对我不感兴趣。

我并未吐露心声。实际上，布鲁克·阿斯特的话已使我幡然醒悟。林赛市长的美梦正在破灭，他除了会说漂亮话再无别的实力。我已看到了这种失衡，开始在公园管理委员会伪装自己。我已沉迷于喝彩、赞扬和被要求签名，对社区的支持者们夸夸其谈，说很快就会启动球场、游泳池或科尼岛的总体规划。但是，我心底十分清楚，如林赛市长的项目一样，我的许多项目正变得寸步难行。为按时完成那些项目，我不得不寅吃卯粮，大量超额投入。

我真希望被邀重返大都会博物馆，假装沉溺于一种我描述的田园诗般、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式的生活。问题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并不需要我。

我不敢与目前的同事谈论此事，甚至极力避免与夫人南希谈论这个话题，担心她产生不良反应。当最后不得不告诉夫人时，我仍坚持嘴硬，说我只是希望他们认真考虑我做馆长候选人，仅此而已。南希对我的话半信半疑。结婚时，我们俩都是21岁，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婚后，在前往海军陆战队军官训练营的路上，我们度过了两天“蜜月”。朝鲜战争停战后，我们被送往当时位于宁静小镇圣克莱门特的加州彭德尔顿海军陆战队空军基地，在那里玩耍了一年。之后，我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过着不食人间烟火的学究生活。研究生院期间，唯一使人感到宽心的，是有一年到充满冒险的欧洲、主要是意大利的罗马和西西里岛进行考古调查。返回美国后，南希生下了我们的女儿蒂拉。如果没有孩子，南希肯定会觉得她勤奋好学的丈夫枯燥乏味。拿到美术硕士学位并休整了几周后，我继续为博士学位卧薪尝胆。1959年，我如愿以偿进入大都会博物馆工作。P11-13

我写此书，依靠的主要是书面资料。期间，我访问过书中涉及的一些主要人物，发现只有极少数人保留有比较翔实的记录，大多数人的回忆远没有档案记载的精彩。

我采用的档案资料包罗万象，由几名助手、特别是行政管理主管助理西西莉亚·麦斯考尔整理而成。它们按时间顺序记录了我任馆长10年期间的日常活动，包括书信、来往便函、每次电话及谈话内容、每次董事会会议记录以及按日期、主题和题目归档保留的新闻稿和剪报等；另外，涉及重要问题、尤其是至关重要问题时，我每天至少安排半小时的口头录音，细述有关情况，包括直接引述、对话和讨论。为此，我留下了长达数百小时的录音。

依照理查德·克勒曼《超越恶意》书中所提建议，我将此书的初稿送给我认为对有关章节内容最了解的人士审阅，请其更正任何错误或误解，包括亚瑟·罗森布拉特、休伯特·范·索南伯格、英吉·赫克尔、艾龙·舒奈尔，以及审阅全文的道格拉斯·狄龙。我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

没有埃里克·斯蒂尔、特别是爱丽斯·梅休充满智慧和执着的编辑，本书也无法付梓。爱丽斯用了几个月时间，逐句、逐页对本书进行了堪称最专注、最敬业的认真审校。

衷心感谢我的著作权代理人罗伯特·莱赛尔，这已是他第5次帮我搞定所有出版事宜。

谨将此书献给大都会博物馆支持变革的所有员工、董事、志愿者和赞助者，以及我的夫人南希；谢天谢地，她一直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馆长太太。

开始翻译本书时，我有一个简单的初衷：与中文读者分享阅读经历，通过《让木乃伊跳舞》以及后来翻译出版的《商人与收藏》，相对完整地介绍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之类的西方博物馆，使中文读者了解它们如何建成令全世界瞩目的“普世性博物馆”，如何叙述自家博物馆背后的故事。

可以说，霍文是西方博物馆中最早努力让“死’’藏品“跳舞”的馆长。他的想法和做法，与我们目前提出的让文物“活起来”的口号虽无任何关系，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目的，都是要搞“活”博物馆藏品，搞“活”博物馆，为社会公众提供与时俱进的服务。

霍文之后，西方有更多人加入博物馆“通俗作家”队伍，把原来神秘莫测的象牙塔弄得像“美国大片”，拉近了普通百姓与博物馆之间的距离。近年来，那些人似乎越来越大胆，在赞美西方博物馆的同时，勇于把一些曾刻意回避或羞于启齿的问题摆上桌面；其中，不少事情与中国有关，耐人寻味。

《让木乃伊跳舞》再版，将使更多读者有机会接触本书；对译者也是一件乐事；高兴之余，我还想借此机会对许多人和事表示谢意：

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对本书给予首肯，希望此类介绍国外博物馆发展经历的书籍能对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馆长塔拉先生，曾在自治区文化厅党组会上以《让木乃伊跳舞》一书为例，就如何当好博物馆馆长畅谈自己的见解和建议。

安徽寿县博物馆，一名年轻员工的简陋办公桌上摆放着一排工作用书，包括一本《让木乃伊跳舞》。

曹兵武先生为本书撰写了书评《英雄时代的博物馆》，洋洋洒洒，有血有肉；不少读者、报刊甚至航空杂志发表评论，对本书予以肯定，有的“道西说东”，剖析西方博物馆，反思自己，对我国博物馆发展前景充满期待；也有读者与我联系，对译文信达雅之处点赞，对不妥之处提出修改意见。

当然，最该感谢的还是译林出版社的张遇先生和费明燕女士，他们为本书的翻译出版给予了许多积极支持。

本书再版，对译者是一种肯定和鼓励，让翻译本书期间付出的辛苦变得很值、很有意义。

在写下这篇后记时，窗外参加“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阅兵式”演练的飞机拉出一条条彩烟，正徐徐飘向长安街两侧的十几座各类博物馆。想到那些反映当今人类高科技的飞行器，最终也会变成博物馆藏品，一时对博物馆藏品的“死”与“活”充满幻想，对原书作者刮目相看，对通过“让木乃伊跳舞”使社会公众享受教育等乐趣的博物馆人充满敬意。

张建新

2015年8月

托马斯·霞文是一位非凡的文化经理人，他泄露了博物馆内部的天机……此书风格独持、机智风趣、语言辛辣、生动……引人入胜，无人能出其右。——《芝加哥论坛报》

霍文的书，止我国味了好几个星期……我从未读过如此坦率、如此爆料的著作。——利兹·史密斯，《纽约日报》

任何人都能发现霍文先生是竹筒倒豆子，他笑谈那些不得不面对的人和事，通常，我们顶多偷偷地传递这样的悄悄话。——亚瑟·丹托，《纽约时报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