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柏林之前（1879—1914）

爱因斯坦到柏林定居后不久，很多人认为不可避免的战争已经成为严酷的现实。他看见德国一般民众对战争的到来居然欢欣鼓舞，感到非常惊讶；更让他感到惊讶的是，这种好战情绪居然感染了许多学术界的同事。维也纳、伦敦和巴黎也同样对战争的爆发欢欣鼓舞。爱因斯坦一生厌恶战争，也讨厌盲目随大流的行为，因此他的惊讶不难理解。多年之后他写道，任何热衷于集体排成队行进的人，都让他感到嫌恶，因为这种人的大脑神经肯定有问题。“盲目服从的英雄主义、毫无意义的残酷行径和令人厌倦的爱国主义——我是多么强烈地鄙视它们，而战争在我看来更是无耻之尤。我宁可被碎尸万段，也绝不参与这种邪恶的行为！”直到希特勒政权的崛起已经成为事实，爱因斯坦才修正了自己所坚持的和平主义原则。

正是因为厌恶这种普鲁士式的军国主义，年仅15岁的爱因斯坦在1894年离开了他的出生地德国，并且在两年后主动放弃了符腾堡王国和德意志帝国公民身份。此后，爱因斯坦一直处于没有国籍的状态，直到四年后他获得了他非常珍视的瑞士公民身份。

那么，为什么在20年之后，爱因斯坦又接受普鲁士政府的聘用，并且还住在它的首府柏林呢？要想理解这一矛盾，我们必须回顾爱因斯坦定居柏林之前的生活和工作状况。

爱因斯坦的双亲都来自于施瓦本地区的犹太人家族。这个家族的犹太人多年来居住在施瓦本地区（位于德国南部，现在是符腾堡州的一部分）众多的小镇里。他父亲的家族世代居住在布豪小镇，因为当时犹太人的居住地和职业选择都受到很严格的限制。拿破仑时代之后，德国犹太人的自由不断扩大，许多限制逐渐解除。到了19世纪后半叶，有创业精神的犹太人开始进入新的行业，并从祖居的小镇移居大城市。布豪爱因斯坦的好几个家族，都移居到邻近的古老城市乌尔姆，爱因斯坦的父亲赫尔曼（Hermann）也是其中的一员。赫尔曼在1876年与保利娜·科赫（Pauline Koch）结婚，她也有类似的施瓦本犹太人背景，不过她家是个更见过世面的小康之家，成功地经营着谷类生意。

1879年3月14日，赫尔曼与保利娜的儿子阿尔伯特出生在这个居住分散但彼此关系密切的家族。多年以后，爱因斯坦曾经在旅途中拜访过散布很远的一些亲戚。在他人的描述中，阿尔伯特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很晚才开始讲话，而且讲话时有一个习惯是先自己低声构建一个完整的句子，然后才开口说出来。小的时候，他偶尔也会大发脾气，而且不太喜欢与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喜欢独处。据说与其他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其他孩子会感受到他的孤独习性——他一辈子都是这样。

阿尔伯特出生后不久，赫尔曼就把家搬到慕尼黑去同他最小的弟弟雅各布（Jakob）一起经营一家企业。不久，阿尔伯特的妹妹马娅（Maja）出生，这个家庭的人口增加到四个。即使他们离开了乌尔姆，但是他们讲话还是保留了施瓦本轻柔的方言，以及施瓦本地区那种在人名后面加上一个表示“小”的词尾的习惯。例如阿尔伯特对他的家人来说，永远都是他们的“小阿尔伯特”（Albertle）。6岁的时候，爱因斯坦进入天主教的公立学校读书，他是班上唯一的一个犹太学生，常常受到同学们反犹太言语的辱骂。他在这所学校以及后来就读的慕尼黑卢伊特波尔德高级中学即便算不上出类拔萃，表现得也非常优秀了。他特别擅长数学，但是严格的学校纪律让他心烦意乱，而且他对那些为了通过考试而必须修读的课程心怀厌恶。卢伊特波尔德高级中学的老师，非常重视拉丁文和希腊文课程，而对数学和科学课程则不太上心，爱因斯坦只好自己钻研这些课程。

爱因斯坦的母亲会弹钢琴，是她让爱因斯坦从幼年就开始学习音乐。他在6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小提琴，不过他对老师“机械化”的教法很反感。到了13岁，他开始学习莫扎特的小提琴奏鸣曲，这时他对音乐的热情才被激发起来，并很快就靠自学成为一个技艺出众的业余小提琴手。到了爱因斯坦20多岁的时候——那时他住在伯尔尼和苏黎世，他成了一名很抢手的室内乐小提琴演奏者。终其一生，爱因斯坦都一直热爱音乐。

爱因斯坦的父母，同当时大部分被同化了的德国犹太人一样，虽然乐意传承犹太人的文化，但是对犹太人的宗教习俗并不十分关注。因此，阿尔伯特是在卢伊特波尔德高级中学才开始接受宗教的教育，而且还经历过一小段宗教狂热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他在家拒绝吃猪肉，还写圣歌赞美伟大的主。在爱因斯坦即将接受成年受诫礼前不久，他开始接触到科学并拒绝了正式的宗教，于是他短暂的宗教狂热立即结束。多年后爱因斯坦回忆说，他那时阅读的科普书籍让他相信，圣经里的故事不可能是真的，并在他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此后他就成为了狂热的自由思考者，并且终生“对所有当时社会流行的信仰都持怀疑的态度”。

这些深深影响爱因斯坦的科学书籍，是慕尼黑医学院的一位大学生塔尔穆德（Max Talmud）介绍给他的。塔尔穆德每周四都受邀到爱因斯坦家吃晚饭。这有可能是爱因斯坦家遵从了一项犹太人的传统——邀请一位穷苦的圣经学者共进每周安息日晚餐。塔尔穆德带给爱因斯坦一本欧几里得几何学的书，这本书对这个小男孩起了深刻的影响：“书里的一些断言……可以如此确定地被证明，使得人们不可能有任何怀疑。这种清晰与确证，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不可言喻的印象。”

赫尔曼的生意伙伴雅各布是一位有学士学位的工程师，也是他们五兄弟中唯一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负责他们生意上技术方面的问题，而赫尔曼则负责经营。他们的公司制造发电机、弧光灯和其他一些电气设备。受益于19世纪末刚刚萌芽的电气行业的急速发展，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公司生意兴隆，但是当他们投标于慕尼黑的照明系统时，输给了一家规模比他们大很多的电气工程企业，结果他们的公司被迫倒闭。1894年他们兄弟又到意大利另起炉灶，开办另一家电气公司，家也搬到了米兰。这时阿尔伯特一个人留在慕尼黑一家远房亲戚家里，因为他还要完成他的中学学业，获得高中毕业证书——这是德国任何体面的中产阶级家庭必不可少的证明。

爱因斯坦深深地思念自己的家人，学校里严厉的教育方式一直都让他反感，但是他总算坚持了一个学期。第二学期他决心逃离学校，于是请一个医生（塔尔穆德的哥哥）给他弄到一张证明，说他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状态，要求学校允许他休学半年，以便在父母照料下恢复健康。学校勉强同意了，于是1894年12月在他父母毫无预知的情形下，爱因斯坦出现在米兰的家门口。为了安抚父母对他的担忧，他保证自己整个夏天一定用功读书，然后报考声望很高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即今瑞士联邦理工学院）。

P4-7

当你自以为已经读完所有有关爱因斯坦的书的时候，却出现了一本由物理学家艾辛格写的、读起来十分愉快的新书。爱因斯坦刚刚出名的时候，就开始被邀请到许多地方参观旅游，比如日本和乌拉圭。从他写的日记可以看出这些旅程并不轻松，除了演讲以外，还要出席各种社交活动，穿着他最厌烦的无尾礼服。各地的德国领事都给他的表现“打分”，分打得都挺高，认为他输出了德国文化。但与此同时，他在国内却饱受抨击。这本书会给你带来无数的惊喜和愉快。

——伯恩斯坦（Jeremy Bemstein），《量子跃迁》（Quantum Leaps）作者

（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22—1969）曾经说：“旅途就是人生。”在这本书里，当爱因斯坦踏上旅途时，以前从未见过的人生在他的面前徐徐展开。这位新出名的物理学家从欧洲到巴勒斯坦、普林斯顿和帕萨迪纳，从斯里兰卡到新加坡，再到阿根廷、日本、中国，以及其他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爱因斯坦对于他所见到的一切，有时感到很开心，有时很惊讶，有时还会感到惊骇。他把这一切都忠实地倾诉给他最亲密的旅途伴侣——日记。艾辛格这一本书无异于在不断增加的爱因斯坦研究文类中，又增加了一本令人欣喜的作品。

——卡拉普赖斯（Alice Calaprice），《终极爱因斯坦语录》（The Ultimate Quotable Einstein），《亲爱的爱因斯坦教授：与儿童来往的信件》（Dear Professor Einstein：Letters to and from Children）编者

爱因斯坦用他那敏锐而有时刻薄的眼光观察他周围的世界，他的日记显然为这种观察提供了特别有趣的窗口，让我们得以看到他被忽视的这一部分生活。艾辛格博士使用生动的语言，又没有过多地干预爱因斯坦的叙述。捕捉到了爱因斯坦的文字中那难以捉摸的魅力。

——舒尔曼（Robert Schulmann），波士顿大学“爱因斯坦文献计划”长期主持人

作者艾辛格在这本书里揭露了一个引人好奇的历史片段——爱因斯坦和妻子兴趣盎然地游历世界各地，1921—1933年在四大洲超过十几个国家里，他们受到了热烈欢迎和款待。作者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爱因斯坦大量日记中的机智而具有深刻洞察力的评论。爱因斯坦对旅行的渴望其实掺杂了许多因素：他需要逃避德国当时的危险和动乱，他热爱漫长的海上航程，将它视为放松工作的机会，再加上他对世界有无法满足的好奇心，以及他热切期盼推动人道主义的志趣。当德国最后的状况坏到极端的时候，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找到了他需要的安宁和僻静。1933年后，他一直定居于此。人们真正需要知道的关于爱因斯坦的一切，或许都可以从这本书中最愉快地得到。

——安德森（Philip Anderson），197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艾辛格以热诚的同情心，和掌握现代科学与20世纪历史的罕见能力，让我们认识到爱因斯坦为了解这个世界付出的执着努力，而这个世界反过来又时而让他非常困惑、着迷和感动，时而把他捧为偶像，时而给他带来巨大的威胁。这本书为读者打开了一扇宽大的窗子，让我们得以了解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在思索一些什么，以及他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西格尔（Jerrold E.Siegel），纽约大学历史学荣誉退休教授，《波希米亚的巴黎》（Bohemian Paris）作者

这本书概述了爱因斯坦尚未出版的旅行日记，以迷人的文笔呈现在读者面前，其时间涵盖1922年到1933年。这一重要时期以爱因斯坦刚刚成为世界最知名的科学巨星为始，以永久移民美国为终，历时约10年。这些旅途中记下的日记，不仅将很多爱因斯坦一生中已知的事件放到了新的背景中来考察，还展现了许多连自认为是研究爱因斯坦的专家也不知道的私人秘密。这本书通过将爱因斯坦的经历与许多科学、政治和文化界的事件联系起来，为这些专家及广大读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注释。

——奥昂贝格（Pierre Hohenberg），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

我一生最信仰和喜爱的科学家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为此，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写了和翻译了五本有关爱因斯坦的书：写了三本爱因斯坦传记（分别写给不同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翻译了一本丹尼斯·布莱恩（Denis Brain）的《爱因斯坦全传》，还写了一本《爱因斯坦图传》。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还有一本人们从来没有想到的描述“旅途中的爱因斯坦”的书！当我发现有这样一本书的时候，我欢乐的心情真是不可言喻！我立即找到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编辑伍慧玲女士，非常希望他们出版社能够赶快接受这本书。没有想到这一次居然非常顺利就如愿以偿：伍慧玲编辑几乎比我还要急切希望出版这本书。这真是我的幸运！版权很快就谈妥了，我也就顺利地从2016年9月8日开始翻译这本不厚的书。到11月17日中午近11点就完成了一稿。也就是说，翻译任务基本完成了，剩下的还有二稿。

由于原作写得比较通俗易懂，我在翻译中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困难。但是，却偶然发现作者在原著中出现了一些错误。我以前在翻译布莱恩的《爱因斯坦全传》的时候犯过一次大错。布莱恩在写作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但是我却以为布莱恩是“纠正”了一个大错，对此表示欣喜，还在《中华读书报》上宣扬这一错误。后来经我再次研究，发现错的是布莱恩！我立即写信询问布莱恩，结果他不得不承认：“我错了。”

由此，我对原书作者开始抱有警惕。这一次翻译中，又发现原作者出现了好几个错误，最不应该出现的错误是把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误以为是193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

在原著第112页的底部，作者写道：

On January 9，Einstein visited Upton Sinclair，a prolific and popularnovelist and social critic of his times，who had just won the Nobel Prize forliterature——the first awarded to an American.

刘易斯因为《大街》和《巴比特》获得了美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居然被作者“张冠李戴”送给了厄普顿·辛克莱，实在是一个大大的笑话，尤其是一位美国著名学者犯这样的错误，更让人惊诧！而且事后我还专门先后两次写信问过约瑟夫·艾辛格博士本人，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没有回信。以前布莱恩的错误他还回信并承认错了，这种精神值得钦佩；但是这一次约瑟夫·艾辛格博士没有回信，让我非常失望。也许他没有收到信？

我非常热爱这本书，以非常热情和认真的态度精心翻译。我相信，这本不厚的书，一定会得到广大读者的热诚欢迎，被评为一本“好书”。非常可能！

我相信读者会像我一样喜欢这本书，因此我热忱地把它介绍给读者！  我是学物理学的，翻译只是业余爱好，翻译水平肯定有限，错误之处一定很多，请专家和读者严格指正！

我要非常感谢伍慧玲编辑的热忱！正是她的努力，这本书才能呈现在读者面前！

杨建邺于华中科技大学宁泊书斋

2016年11月17日初稿

2016年11月23日二稿

推荐序言一

推荐序言二

前言

致谢

引言

时间表

第一章 时代背景

第二章 远东旅程（1922）

第三章 回程：巴勒斯坦与西班牙（1923）

第四章 南美洲（1925）

第五章 纽约和帕萨迪纳（1930—1931）

第六章 柏林和牛津（1931）

第七章 回到帕萨迪纳（1931—1932）

第八章 牛津、帕萨迪纳和在欧洲最后的日子（1932—1933）

尾声 普林斯顿的隐士（1933—1955）

注释

参考文献

译后记

经常有人问我：怎么会想到整理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又是什么原因激发我用旅途见闻的形式。把这些日记重现在读者的面前。与大多数物理学家一样，长久以来我就对爱因斯坦十分着迷。但是我之所以最终能够创作出这本书，那是因为我与爱因斯坦有着一种十分微弱的私人联系。

事情得从几年前说起，那一年安多尔·卡里乌斯（Andor Carius）先生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他是一位学者、艺术家，当时我们并不认识，此后我们才成为朋友。安多尔那时正在研究孟加拉文化与音乐，他对爱因斯坦与孟加拉知名艺术家、哲学家、诗人和作曲家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之间两段正式的对话很感兴趣。这两段对话发生在1930年的柏林，当时欧洲学术界正对东方艺术与文化很有兴趣，并常常把泰戈尔和爱因斯坦分别视为东西方文化出类拔萃的代表。在他们的对话中，他们对东西方的艺术、科学、音乐和宗教的观念做了一些比较。但是最后没有发现什么共识。

安多尔在研究中发现。爱因斯坦和泰戈尔之间的会面，是布鲁诺·门德尔（Bruno Mendel）博士安排的，其中一次会面地点是位于万湖的豪宅，布鲁诺·门德尔与妻子赫莎（Hertha）、他们的三个孩子，以及丧偶的赫莎母亲托妮·门德尔（Toni Mendel）太太都住在这儿。当爱因斯坦从1914年到1933年居住在柏林的时候，门德尔一家人一直都与爱因斯坦和埃尔莎保持交往，托妮·门德尔更是爱因斯坦的亲密好友，常常往来。无论是政治还是音乐，她与爱因斯坦有很多共同的爱好：他们有时也会乘爱因斯坦的豪华帆船“海豚号”到河上漫游。布鲁诺·门德尔的政治嗅觉非常灵敏。很早就发觉了希特勒带来的威胁，因此纳粹上台后不久。他很快就带着家人离开了德国。他在法国和荷兰工作了不长的时间，发觉整个欧洲都不安全，就带着全家横渡大西洋，来到多伦多定居。在这儿他从事医学研究工作。

安多尔跟踪了门德尔一家此后的迁徙，虽然布鲁诺和赫莎已经去世，但是他仍然找到了他们的两位在世的子女，露丝（Ruth）和格拉尔德（Gerald），而且得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在多伦多的家接纳了两位从奥地利逃到多伦多的学生。这两位逃难的学生被当局拘押在拘留营里，由于门德尔夫妇的担保才被释放出来。这两位学生中的一位是我的朋友科恩（Walter Kohn，1923—2016，1998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另一个就是我。

1939年4月，希特勒并吞奥地利一年后，我从奥地利逃到英国，那时我才刚过15岁。法国沦陷之后，英国人害怕德国人不久将入侵英国，因此丘吉尔下令把所有住在海岸附近的“敌侨”都拘禁起来。我那时在布赖顿一家饭店洗碗，马上被逮捕并拘禁，科恩与我一样被拘禁。我和科恩曾在维也纳同一所高中读书，那时在马恩岛的拘留营重逢。此后我们被船运往位于加拿大的各个拘留营，其中拘留时间最长的是在新不伦瑞克省的大森林深处，在那里我们干伐木的活。被拘留的人多半是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他们在拘留营里组建了一个学校。学校的规模虽小，却号称拥有一流的师资，他们招收了十几个学生——其中就包括科恩和我，打算让我们参加麦吉尔大学的入学考试。我们在拘留期间参加了这个考试。不久，加拿大政府确认这些被拘留的平民对加拿大根本没有敌意，就批准释放没有敌意的学生。但是要有加拿大人担保才行。

当我还在新不伦瑞克拘留营的时候，就收到了多伦多的赫莎·门德尔夫人寄来的信，说他们夫妇愿意为科恩和我做担保，并邀请我们在获释以后与他们家人住在一起。他们之所以选择为我们担保，是因为从此前一位拘留者那儿得知，我们在拘留营里曾经表演过一种八孔直笛二重奏。门德尔一家人喜欢音乐，他们多少有些相信喜欢音乐的人一定不会很坏。

多次延误之后，我终于获得了自由，并且与门德尔一家人住在他们多伦多可爱的家里。他们房子里的家具大都从柏林以前的家里运来。各处都显示他们对艺术和音乐的热爱。当时对希特勒的作战并不顺利。这使得一切事物都笼罩在一层阴影里，但是我真的感到不可能找到更温暖的家和国度了。我以门德尔家中成员的身份度过了愉快的一年半时间。之后，我加入了加拿大军队。

门德尔家里最年长的奶奶我们都称她为“托妮奶奶”，她的家在多伦多附近的奥克维尔，里面堆满了从柏林带来的书和艺术品。她对政治仍然保持着强烈的兴趣，继续与住在普林斯顿的老朋友爱因斯坦保持着通信联系。不幸的是，托妮奶奶死后，这些爱因斯坦写给她的信件几乎全都销毁了，但在保留下来的一封信（写于1948年）中可以看到，爱因斯坦悲叹当时令人沮丧的政治形势。在另一封写于1954年的信里，他感谢托妮赞扬他公开谴责麦卡锡听证会，并回忆起多年以前的魏玛共和国年代，他们一起进行的政治活动和反战斗争。，

战后我完成了学业，并最终在美国安顿下来。我曾经试图与门德尔家保持联系，但是不久我们就天各一方。布鲁诺和赫莎回到他们热爱的荷兰，住在比瑟姆附近一条运河边的小房子里。我和妻子只要有机会访问欧洲，就一定会去拜访他们。我还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时。有一次我们与赫莎坐在她的花园里，享受着宁静的田园乐趣，同时又哀叹冷战时期令人气馁的政治氛围。爱因斯坦和门德尔一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如此期许的开明时代，至今仍未实现。

距我住在门德尔家那段时间的70年后，我接到了安多尔的电话，他希望从我这儿得到对门德尔家往事的回忆，而且他还使我得知普林斯顿大学拥有丰富的爱因斯坦文献资料，其中最吸引我的是爱因斯坦旅行时记下的日记。它们在我眼前呈现的不仅仅是这位不同寻常的日记作者，还包括写日记时那个动荡的时代。它们也带回了有关托妮奶奶的一些回忆。例如爱因斯坦乘坐在去纽约的船上时，感谢托妮奶奶送给他在路上吃的甘草蜜饯。这些事谁会知道？

约瑟夫·艾辛格

纽约

2011年3月19日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他的名声达到最顶峰的时候，到世界各地旅游，这其中包括日本、南美，以及它们之间的许多地方。在这些旅行中，从1922年到1933年他保持了记旅行日记的习惯，记录了一些他对人物和事件的感想，以及对各种事物的思考，其中包括音乐、政治、量子力学乃至精神分析等等。《爱因斯坦在路上》（Einstein on the Road）是一本引人入胜的爱因斯坦个人传记，它就是以这些从未完整出版的、非常吸引人的记录为基础编写而成的。

《爱因斯坦在路上：科学偶像的旅行日记》作者约瑟夫·艾辛格使用生动有趣的叙述，代爱因斯坦发声。在爱因斯坦的世界旅行中，他见过皇室、总统、明星和艺术家，如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和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克赖斯勒（Fritz Kreisler），以及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等人，同时还见到著名的科学家，例如玻尔（Niels Bohr）、普朗克（Max Planck）、薛定谔（Erwin Schr6dinger）和哈勃（Edwin Hubble）等人。

在他1922年到日本的长途航行所记录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对远东的一些直率的印象。在日本。爱因斯坦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还在一次皇家宴会上出尽了风头。爱因斯坦和埃尔莎（Elsa Einstein）到过并且考察过日本很多城市，还去了新加坡、斯里兰卡、香港、上海、巴塞罗那、马德里和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看到了犹太复国主义正付诸行动，并且对此还有一番思考。

1931年，爱因斯坦夫妇在帕萨迪纳住了八周，与加州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和威尔逊山天文台的天文学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科学交流。这一部分日记里，还有他对美国、科学，以及遇到的好莱坞名人的精辟思考。他后来又两次来到加州理工学院。还在科学圣殿牛津大学逗留过两次。

从回到柏林以后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与这座德国首府的学术、社会和文化圈有很深的交往。还与魏玛共和国的政治有很深的牵扯。他在日记中，讨论了书籍、晚宴、戏剧、音乐会和航海。但是除了物理学之外，他最大的爱好是音乐，没什么比演奏室内乐更让他高兴的了，莫扎特的乐曲更是几乎每次都少不了。

他一生都是一名和平主义者，焦虑地看着纳粹兴起，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他放弃了和平主义，并且寻找避难的场所。最后，他来到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加入了新创建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获得了美国国籍，再也没到其他地方去游荡。

这本书有许多重要时刻的记录和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一扇窗口，让我们得以看到这位20世纪最著名的科学家的思想和见解。也让我们能够分享他那令人兴奋的经历。

1919年的日食观测验证了广义相对论的预言，让爱因斯坦的影响力超越科学界，成为妇孺皆知的科学偶像。此后的十几年里，他一直“在路上”，其足迹遍布欧、亚、美、非四大洲十几个国家，直至他1933年永久定居美国。在旅行过程中，爱因斯坦沿途记下了不少日记。在香港和上海，他看到了中国底层人民的艰辛生活。在耶路撒冷，他目睹了犹太复国主义正付诸行动。在美国，他与好莱坞明星结为好友。日记里有他探索统一场论的次次挫折，也有音乐带给他的无上安慰，还有他对人物、书籍、政治、航海乃至精神分析等的品评与思考。

《爱因斯坦在路上：科学偶像的旅行日记》作者约瑟夫·艾辛格独具慧眼，将这些从未完整出版过的日记整理成书，带我们跟随爱因斯坦出行，鲜活地体验他旅途中的日日夜夜，真实感知这位科学巨人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