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态与心态--晚清民国士人日记阅读札记》收入的文章均是作者田正平最近几年来研读晚清和民国部分士人日记的札记，包括《读书·修身·治家——<曾国藩日记>阅读札记》、《“侍讲学士”的困境与出路——<恽毓鼎澄斋日记>阅读札记》、《“寻病源”与“读方书”——<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阅读札记》等七篇。大部分曾在《教育研究》、《教育学报》、《高等教育研究》上发表过。

晚清以降，百年间，中国面临着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士人对此心态各异，从他们的日记中很可以看出这一点来。于是作者田正平在《世态与心态--晚清民国士人日记阅读札记》一书中批览曾国藩、恽毓鼎、朱峙三、黄炎培、胡适、竺可祯等晚清、民国士人日记，披沙拣金，勾勒出他们在此大变局下对于教育事业的心态，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夺目的世态与心态图景。

前言

一、读书·修身·治家——《曾国藩日记》阅读札记

二、“侍讲学士”的困境与出路——《恽毓鼎澄斋日记》阅读札记

三、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另一类解读——《朱峙三日记（1893—1919）》阅读札记

四、横看成岭侧成峰：乡村士子心中的清末教育变革图景——以《退想斋日记》和《朱峙三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五、“寻病源”与“读方书”——《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阅读札记

六、“救国千万事，造人为最要”——《胡适日记全编·留学日记》阅读札记

七、理念·境界·情操——《竺可桢日记（1936—1946）》阅读札记

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对于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教育而言，实在是一个大变革的时期：1901年，清政府颁布“变法”上谕，改革教育成为“新政”的重要内容，受到朝野的极大关注；1902年，“壬寅学制”颁布；1904年，“癸卯学制”在全国颁行；1905年，清政府明令废止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取士制度；1907年，中国有了第一部女子学堂章程……一系列旷古未有的重大变革，震撼着千百万在旧教育体制下穷年累月孜孜以求的士人的心灵，关系到他们的前途与命运。面对这些巨变，士人们做何感想？他们的心态如何？这些问题在官方档案文献中很难发现，我们的教育史研究也很少予以注意。这是因为人们的真实思想和感情的流露带有私密性，往往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而无法见之于公开的文字。事实上，当时有不少人通过日记这种传统士人惯用的形式，记下了彼时彼地的真实感受，“对晚清政治风云与思想变迁颇多反映，时发议论，折射出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常常能透露其他文献资料中见不到的历史真相。”解读这些日记，将日记中的记载与有关史料文献进行对比互证，有助于全面理解和把握一个世纪前那场大变革中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加深对历史全貌的认识。

《恽毓鼎澄斋日记》就是一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的日记。日记的主人恽毓鼎（1862—1918）原籍江苏常州，河北大兴人，翰林院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历任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提调、咸安宫总裁等职，特别是担任起居注官十余年，成为宫廷事件的旁观者和记述者，可以说见证了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期间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他业余从医，在京、津一带颇有名气。1901年，清政府设立宪政研究所，恽被任命为总办，是晚清新政的参与者与见证人。1903年3月，恽“奉旨派充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同考官”，与孙家鼐、荣庆等一起主持了中国科举史上倒数第二次会试阅卷工作。1904年后，恽在京师创办和参与创办多所各类新式学堂并亲自为学生授课。辛亥革命前的1911年4月，恽辞去清政府一切任职，虽一再声称“顿觉无官一身轻，天空海阔，任我游翔，可为人生至乐”，但始终不忘情于文化教育事业。民国后，作为清朝遗老，恽一直活跃于文化教育界直至去世。那么，这位20岁中举，27岁中进士、点翰林，并曾随侍光绪皇帝，熟悉晚清中央政情的士人，对20世纪初的教育大变革持什么态度？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和实际行动？一部百万余言的《恽毓鼎澄斋日记》，为我们留下了生动的记录和鲜活的材料。

一、王朝利益的考量：对改革科举与停废科举的矛盾心态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止是清末“新政”时期的一项重大举措，它不仅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政府用人制度和仕进渠道。严复曾断言：“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把科举停废比之为秦始皇的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实在是一种深刻的见解。无独有偶，作为旁观者，时任天津北洋大学堂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家立亦把此举称为“一项革命性的法令”。众所周知，晚清科举取士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在维新变法时期即已拉开帷幕，进入20世纪，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下，改革步伐加快。整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戊戌与新政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主角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志士，改革以“废八股，改试策论”为目标；后一阶段的主角则是袁世凯、张之洞、陶模等清朝封疆大吏，旨在全面停废科举。科举取士制度的改革与存废作为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一件大事，考量着从身居庙堂到躬耕于穷乡僻壤的每一位士人。早在1898年初严修上奏《请设经济专科折》后不久，恽毓鼎即上《经济特科敬陈管见折》，在赞同严修主张的同时，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建议在保荐和试以策论的基础上，对录用人员根据其专长，分配至中央各部门在实际工作中考察一年，“言行相符而后大用”；二是建议被推荐人员要有“才”，更要有“德”，“不得以有才无行之人滥登荐牍，斯人品正而才皆有用之才矣”。折上，光绪帝在上谕中对恽提出的第二点给予充分肯定。很显然，这一时期的恽毓鼎是站在支持对科举取士做局部改革的一面。1898年6月23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废八股，改试策论”，在这一天的日记里恽有如下记载：

本日奉上谕，废八股，改试策论，令部臣详议章程。臣谨按：时文之弊，至今已极。……若改为论体，……诚善制也。唯愚意义理之学断不宜废。

这段日记表达了作者的两层意思：一是积极拥护“废八股，改试策论”的举措，称之为“善制”；二是对“义理之学”前途心存忧虑，担心科举考试内容与方法的改革，会影响到“义理之学”在人才培养中的核心地位。

综上所述，可以说在晚清科举改革的第一阶段，恽毓鼎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他支持开设经济特科，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完全赞成“废八股，改试策论”的主张；但是，无论是人才选拔方法的改革还是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他都认为不能动摇“义理之学”的地位，因为，在他看来“人品正”“趋向端”是最重要的一条。

P53-58

1926年6月，鲁迅在《马上日记·豫序》一文中写道：

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来；看的人格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内感篇》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我想，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

在鲁迅看来，日记应该是写给自己看的，不须摆“空架子”，并肯定此类日记“是日记的正宗嫡派”。

1936年7月，胡适在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适留学日记》撰写的“自序”中写道：

这十七卷札记是我在美国留学时期（1910—1917）的日记和杂记。……这十七卷写的是一个中国青年学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他自己记他打牌，记他吸纸烟，记他时时痛责自己吸纸烟，时时戒烟而终不能戒；记他有一次忽然感情受冲动，几乎变成了一个基督教信徒；记他在一个时期里常常发愤要替中国的家庭社会制度作有力的辩护；记他在一个男女同学的大学住了四年而不曾去女生宿舍访过女友；记他爱管闲事爱参加课外活动，爱观察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到处演说，到处同人辩论；记他的友朋之乐，记他主张文学革命的详细经过，记他的信仰思想的途径和演变的痕迹。……这里面有许多少年人的自喜，夸大，野心，梦想，我也完全不曾删去。这样赤裸裸的记载，至少可以写出一个不受成见拘缚而肯随时长进的青年人的内心生活的历史。

胡适一再强调自己这部日记的真实性：

这十七卷的材料，除了极少数（约有十条）的删削之外，完全保存了原来的真面目。

……

收入本书的文章均是作者最近几年来研读晚清和民国部分士人日记的札记。大部分曾在《教育研究》《教育学报》《高等教育研究》上发表过。说实话，阅读的过程对我而言是与日记主人一起重新穿越历史的过程，常常沉浸其中不能自已；有时甚至有一种受到强烈震撼并提升境界、净化灵魂的感受。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同志建议我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在感谢他们的好意之余，觉得篇幅少了点。我本来的设想是每年读一到两部日记，期之以十年，再考虑出版的事。可是从2008年开始，到目前仅读了十几种，有些日记篇幅很大，像《竺可桢日记》有1300多万字，一年时间根本无法读完，我只好先阅读他主持浙江大学校政期间13年的部分；有些日记则是读了几遍后仍觉得抓不住要领，难以下笔，或者是写出来之后，自己仍觉得意犹未尽。编辑同志来信说篇幅太大反而可能给读者带来阅读压力，建议不妨先把现有的这十几万字出了，以后陆续写成的，可以作为续集。我想这也是个不错的主意，便听从了出版社的建议，不揣浅陋把这本小册子奉献给读者，请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田正平

2016年12月31日

浙江大学西溪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