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作者崔干行从广州徒步99天到北京大串联的日记。

1968年作者主笔完成的10万字《广州二中红卫兵大事记》。

这是一个人、一群人的历史，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一段历史。

崔干行创作的《离当年梦想有多远》记录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一代人为实现梦想的曲折经历，肉体和心灵上经受的种种创伤，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下一代都可能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崔干行创作的《离当年梦想有多远》是一位老教授饱含深情与理性思考的人生回忆录，以1966年从广州徒步99天到达北京的日记、1968年写的近10万字《广州二中红卫兵大事记》、1968年代表35位红卫兵写给省市领导的《上山下乡申请书》等原始的史料为线索，记录他的红卫兵和知青岁月以及文革后的经历。贯穿全书的主线是“血统论”的罪孽与批判，对于家国苦难的思考与对国家未来兴旺的追寻。

前言留下历史

第一章 九十九天

 第一节 成了“人物”

 第二节 从广州走到韶山

 第三节 从韶山走到北京

 第四节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第二章 血与火

 第一节 写于1968年的“红卫兵大事记”

 第二节 “造反有理”

 第三节 “血统论”的肆虐与批判

 第四节 “刀枪入库”

第三章 海南岁月

 第一节 “我们是希望”

 第二节 一个三县交界的地方

 第三节 “英雄式”劳动

 第四节 难为“无菜之炊”

 第五节 静悄悄地撤离

 第六节 后知青时代

第四章 家与国

 第一节 回到“旧社会”

 第二节 “走吧，记住要做一个好人”

 第三节 近在咫尺

 第四节 不“清白”的家世

 第五节 日子还得过下去

 第六节 故乡：坝塘与水湄

后记好事多磨

真是“疑心多病症”。以后几年，这种尴尬事竟然一再出现。

2006年11月8日，《南方都市报》在《广州新闻·人物》版用将近两个版面登载了我40年前“徒步99天赴京串联”的“口述实录”，并刊登了我在南方都市报编辑部“重新戴上当年的东方红长征队袖章”的照片。之后，我的一位初中女同学打来电话：“你真应该给我们的孩子说说这段‘长征’，他们缺乏毅力，太脆弱了。”

我没有想到，“尘封”40年的那段历史还会引起这样的“效应”(之所以说“尘封”，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在公众场合提过这件事)。的确，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生活方式，我们的下一代生活在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环境里，他们有他们的优点，也有他们的缺点。所以，我愿意再次话当年，和同辈及晚辈们共同分享我人生中那段经历。

当然，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所谓缺乏“毅力”，所谓“脆弱”，有的其实是一种病态，那就不是简单的“说说”可以解决问题的了。

我和另外两位同学是1966年11月7日启程徒步“赴京串联”的。这时离“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性事件“五一六”通知发表将近6个月。当时，我们是广州市第二中学高二(4)班学生，在经历了对学校党支部、工作组“造反”，以及到社会“破四旧”这样的“革命活动”后，进入了大串联阶段。“大串联”主要在大中学生之间进行：到“兄弟学校”参观大字报，了解“革命造反”信息，并宣讲自己学校的经验，正如毛泽东主席1966年12月26目的一次谈话所说，“大串连使全国革命连成一片”(见《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而从“八一八”(1966年8月18日)开始，毛泽东主席已经连续六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家也就都把上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检阅看作串联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最大的荣誉和幸福。

但我们没有“资格”，因为我们的“出身”不是“红五类”。所谓“红五类”，“即家庭出身为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子女”(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76》，郑谦、张化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也有用“革命烈士”取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和“红五类”相对应的是“黑五类”。“黑五类”指的是家庭出身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子女。后来，不知不觉间，加上了资本家和“黑帮”，成了“黑七类”。再后来，又不知不觉间，去掉了资本家和“黑帮”，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知识分子，成了“黑九类”(这下子，该知道为什么“文革，’期问有一段时间老师被称呼为“臭老九”了吧)。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对“不知不觉间”做一点研究，‘弄清来龙去脉。

“上北京”有政策。中共中央、国务院1966年9月5曰发出了一个《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按每十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一人；教职工按每一百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参加。”《通知》明确，“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这里有两个硬件，一是十里挑一，至是“革命”。前者是比例，后者是标准。根据“比例”，我远未能达到这个“标准”。

一天晚上，我和同班同学翟广雄在广州二中礼堂聊天。广雄个子不高，文静，戴副深度近视眼镜。他望着窗外的夜空，感慨地说： “要能到北京多好啊！”

广州二中礼堂在教学楼三楼。我们班的课室就在礼堂靠右面。教学楼外侧是“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九个大字。今天能见证岁月的不多了，只有枝叶繁密的大榕树，以及挂在树丫上那口铁钟。礼堂那座木地板舞台也在21世纪初“改头换面”，它曾经是红卫兵大辩论的“阵地”，20世90年代又上演过话剧《雷雨》。

我想起《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2日发表的一篇题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社论说“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联，这又是一很有意义的创举”，“希望各地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社论发表的背景是当时国内交通因为串联已拥挤不堪，而大连海运学院15名学生经历近一个月的艰辛，行程两千余里，到达北京。P8-9

摆放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历史书。

当然，也许你会说，不，这只是一本回忆录。

我不大喜欢“回忆录”的提法，因为“回忆”总是会受到生理和心理的影响，很难避免对内容的重新构建，从而使作品的价值打上折扣。而实际上，这本书尽管也有不少内容是通过“回忆”取得的，但主要的依据是史料。

第一章“九十九天”，主题“虔诚”与“毅力”，是依据我1966年从广州徒步(串联)99天到达北京的日记写成的。在日记中，我用具有“时代气息”的文字记录下沿途所见、所闻、所想。

第二章“血与火”，主题“叛逆”与“反思”，是依据我1968年主编的近15万字的《广州二中红卫兵大事记》写成的。广州二中(我高中时就读的学校)是干部子弟比较多的学校，我所记述的是一支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反对“血统论”和反对武斗的红卫兵。

第三章“海南岁月”，主题“迷惘”与“责任”，收入我1968年代表35位红卫兵写给省市领导的上山下乡申请书。广州二中上百知青赴海南农场和北京中学55位知青首批赴云南西双版纳遥相呼应。在“后知青时代”一节，写的是我在中学和大学任职期间经历的若干件“大事”和“小事”。当然，记录下来的“事”都是有“意义”又有意思的。

第四章“家与国”，丰题“磨难”与“希望”，内含我弟弟1974年在农场九年后偷渡澳门和香港，到达目的地后写回来的第一封信，详述偷渡经过；以及广州三中(我初中时就读的学校)几位同班同学回忆当年因家庭成分问题导致考不上高中从而面临的困境。此外，还包含我舅父叶佩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写的若干篇回忆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广东乡间生活的散文，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我的外祖父(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先后担任广东省新兴县、开平县县长)和外叔祖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对外贸易部部长)之间看似奇特但又很正常的关系，也可以说这种“关系”体现出“不曾破裂的国共合作”。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一代人为实现梦想的曲折经历(包括肉体和心灵上的种种创伤)，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下一代都可能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把几十年前的事情写下来，目的只有一个，留下历史。为了尊重历史，在使用当年的日记、笔记、书信时，我都遵循一条原则：对文字只删不改。也就是说，把没有必要公之于众的内容删掉(人名用××代替)，但绝对不改动，不增加。错别字或病句也原文照录，只是对影响阅读之处做了说明。标点符号倒是有小小改动，尽量规范(总得要为读者着想一下吧)。

亲爱的读者，当你有兴趣、有耐心读完这本书后，请你告诉我，我当年的梦想实现了吗？或者说，我离当年的梦想有多远？

2012年9月，我的小书《语文课的铃声响了》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独立完成的第七本教育著作。我打算“封笔”了。

百无聊赖时，我想起了多年前阅读过的一篇文章《中年人生大盘点》，大意说人生到了40岁，最迟60岁，就要好好收拾自己的东西了，旧书信、旧相册、旧家私。

这下子可真让我有点发愁，我那几本近半个世纪前写的笔记、日记该如何处理节 

看来还得写下去。

于是，从2012年10月开始，我用了整整两年时间，写出这本《离当年梦想有多远》。其间数易其稿，而含有“梦想”这个词语的书名是一开始就确定了的。

到最后，得要写后记了。怎么写节 我想起我担任大学生毕业论文写作指导教师时，上面发下来的“论文写作格式”，其中有一项叫“致谢辞”。我当时着实愣了一下， “致谢”怎么也要规范节 如果导师没有对学员有到位的帮助，那么学员的这种“谢”是不是由衷的节 

但写这部书的致谢倒真的是由衷的。

向父亲、母亲、舅父、弟弟、太太的致谢不用说了，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人和亲历者，也是历史材料的提供者。

同学中的致谢倒是要来点“真格”，得点点名，如初中的陈效镛、林宝屏、梁燕仪、蒙秀卿、刘美意，高中的陈虫虫、肖大连、何代宁、郑次平、叶鸿龄。不过，说句厚脸皮的话，他们倒是应该感谢我，是我把他们留在历史。

我的不少同学很关心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我也很希望写出一本令他们都满意的书。我反复修改书稿也是和抱有这种“希望”有关。但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这个“都满意”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尽管我和我的同学都经历过那个时代，经历过那段历史，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及表述有相同之处，但也有不相同之处，这是我们不同的生活环境及工作经历所决定的。所以，我的同学们对书中的记叙有什么不满意，如果涉及史实，希望给我提供相关材料，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我会进行修改；至于表述呢，那只能希望谅解了。

说了好一会，还没有涉及“后记”的小标题，怎么没有说到“好事多磨”节 

书的“后记”说的往往都是这本书如何完成，如何出版，这应该就是“好事”了。

那怎么“多磨”呢节 

如果你还没有读完这本书，那么你应该先读书；如果你已经读完这本书，你只要想一想就应该明白，为什么会说“多磨”。简单地说说吧：很多材料要核实，很多文字要斟酌。

对了，还需要致谢的是南方日报出版社，特别是刘志一博士以及他的同事们，正是他们，才能使“多磨”得以终结。

不过，遗憾的是，我母亲不能看到这本书的出版了。2015年4月23日21时零6分，世上最疼我的人走了。此时此刻，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唯有把这本20万字的书献给我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