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甚说甚,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去年,也就是三十一年(注:即一九四二年)冬天,我从前线回到延安时,田汗噙着泪,向我讲过葛任的死。当时,他说得有鼻子有眼,说三十一年夏,葛任带着部队出去执行任务,黄昏时分,在一个叫二里岗的地方,遽然与一股日军遭遇了。二里岗有一个关帝庙,葛任的部队就是在关帝庙四周,与敌军激战了几个时辰,最后为国捐躯,成为民族英雄的。他告诉我,有人私下把葛任说成是关公似的人物,当地的民众还嚷着要在关帝庙里为葛任立碑。将军,田汗这么说的时候,我是边听边流泪呀,都不晓得说甚么好了。有好长时间,我夜夜梦见葛任,每次从梦中醒来,我都唏嘘不已。唉,未曾想闹了半天,葛任竟然还活着。
这会儿,田汗讲完之后,一边用劲地拍着大腿,一边说:“驴日的,我真是太高兴了,太高兴了。葛任同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是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呀。”随即,他又提醒我,此事尚无人知晓。事不秘则废呀,一旦走漏了风声,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就会提前下手。那样一来,葛任同志可就性命难保了。
将军真是心明眼亮。对,田汗冒雪来看我,当然另有目的。我想到了这一点,但他不说,我不敢贸然发问。待我啃净了一只猪蹄,他才说,他命令我到南方去一趟,代表他把葛任接回来。让我想想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哦,想起来了。他说:“葛任同志在南方受苦了,身体原本虚弱,肺又不好,够他受的。你去把他接回来,让他回延安享几天福。你是医生,派你去最合适不过。不知你意下如何?等办好了此事,我就去给组织说说,把你的问题解决了。戴着托派帽子,你不觉得丢人,我还丢人哩。谁让咱们是老乡呢?丑话说头,要是办砸了,可别怪我挥泪斩马谡。”
他说得很笼统。只说南方,没提大荒山,更没有提到白陂镇。我当时对他说,我呢,只是一介书生,又犯过路线错误,恐怕难当此任。他说,不管白猫黑猫花猫,捕得耗子便是好猫,祝你完成任务。我问他组织上是不是已经决定了。他脸一沉,举着烧得通红的火钳,说:“你呀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有句话一定要牢记心间,不该你问的,你就不要多嘴,更不要随便记日记。你不说话,也没人把你当成哑巴。不写日记,也没人把你当成文盲。”我赶紧立正站好,对他说,我跋山涉水来到延安,为的就是给革命作贡献。如今机会来了,头可断血可流,也不会辜负你的教诲。
按田汗的吩咐,当晚我还住在后沟。田汗还交代看守,让我独自住了一间窑洞。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一晚上撒了好几泡尿。每次撒完尿,我都一边打着尿颤,一边对着贴在窑洞里的那张列宁像鞠躬。因为下雪,天地之间都是灰的,让人觉得天很快就要亮了。鸡好像被雪迷住了,半夜就叫了起来。鸡一叫,我就一骨碌爬了起来,站在那里,还不由自主地抬起了脚。这样连续搞了几次,我的右腿就开始痉挛了,我很担心右小腿的静脉炎恶化,令我不得不推迟行期。唉,进拘留所之后,我那个地方挨过几脚,十分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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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腔》的每一个句子,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事隔多年,我几乎还能想起书中某一句话是谁说的。有一次,我在路上走,一个翻译家打来电话,跟我商量某一句话的翻译。我不需要翻书就能脱口说出,前面一句话是什么,后面一句话是什么,这段话的语调是什么样的。我不是吹我的记忆力有多好,而是想说明,当初的反复推敲给我留下的记忆太深了。
我想,很多读者其实都能从主人公葛任身上看到自己的梦想,自己的失败,自己的命运。
——李洱
昨天我才意识到,我与这本书已经相伴十年了。这让我感到惊讶。但是,如果能更深入地了解葛任的故事,我就是再花去十年,也是值得的。
其实,这并非我一个人写的书。它是由众多引文组成的。我首先要感谢医生白圣韬、人犯赵耀庆以及著名法学家范继槐。他们不光见证了葛任的历史,参与了历史的创造,而且讲述了这段历史。读者很快就会发现,他们讲故事的能力足以和最优秀的侦探小说家相比。他们的讲述构成了本书的正文部分。其次我也要感谢冰莹女士、宗布先生、黄炎先生、孔繁泰先生,以及外国友人安东尼先生、埃利斯牧师、毕尔牧师、费朗先生、川井先生等人。作为本书的副本部分,他们的文章和言谈,是对白圣韬等人所述内容的补充和说明。
读者可以按本书的排列顺序阅读,也可以不按这个顺序。比如,可以先读第三部分,再读第一部分;可以读完一段正文,接着读下面的副本,也可以连续读完正文之后,回过头来再读副本;您也可以把第三部分的某一段正文,提到第一部分某个段落后面来读。正文和副本两个部分,我用“@”和“&”两个符号做了区分。之所以用它们来做分节符号,而不是采用通常的一、二、这样的顺序来划分次序,就是想提醒您,您可以按照自己对故事的理解,重新给本书划分次序。我这样做,并非故弄玄虚,而是因为葛任的历史,就是在这样的叙述中完成的。
有人说,葛任的生与死,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生与死。还有人说,葛任身后长着一条尾巴,一条臧否各异、毁誉参半的尾巴,一不小心就会抽打住您的神经末梢。前天早上,我打开电脑的时候,又看到一位朋友在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说,葛任是一块魔毯,既能将你送上云端,也能将你推下幽谷。这些话准确与否,读完本书的朋友或许都会有自己的判断。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虽然我是葛任还活在世上的唯一的亲人,但书中的引文只表明文章作者本人的观点,文章的取舍也与我的好恶没有关系。请读者注意,在故事讲述的时间与讲述故事的时间之内,讲述者本人的身份往往存在着前后的差异。正是由于这一差异,他们的讲述有时会出现一些观念上的错误。我相信读者能正确地看待这些错误,所以我并没有做出太多的纠正。我只是收集了这些引文,顺便对其中过于明显的遗漏、悖谬做出了必要的补充和梳理而已。当然,因为葛任是我的亲人,我对他的爱也与日俱增,所以在与本书相伴的十年间,尽管工作的性质要求我保持冷静和超然,但很多时候,我还是忍不住要放声大笑,或低声哭泣,或在沉默中战栗……
李洱著的《花腔》以三个当事人的叙述和大量的引文完成叙事,主人公葛任生生死死的个人历史就以三种不同的话语状态呈现于读者面前。这种提纯局部叙述言语、加强整体对话的独特的话语类型。本书在评论界和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被认为是中国先锋运动以来的集成之作,并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李洱著的《花腔》以寻找主人公葛任为基本线索,以破解葛任的生死之谜为结构中心,描写了葛任短短一生的生活境遇、政治追求及爱情经历,讲述了个人在历史动荡中的命运。
小说的最大特色是以三个当事人的口述和大量的引文来完成叙事。书中众多的任务性情不同、身份各异,以不同的腔调来叙述这桩历史谜案,显得意味深长,引发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记忆与遗忘、饶舌与缄默等诸种生存状态的体验和思考。
作品体现了当代文学的智慧,具有罕见的郑重态度,将在读者心中留下持久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