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大国的景象(西方地图中的中国)》由意大利学者曼斯缪·奎尼(Massimo Quaini)和他的学生米歇尔·卡斯特诺威(Michele(Castelnovi)编写，深入细致地考察了西方地图制图史上中国版图形象的演变情况。在讨论欧洲地学对“中国”(居中之国)认识发展的研究领域中，其著作堪称考据繁密。书中收集了大量相关的数据资料、新闻报道和奇闻轶事，其间还配有极为出色的图解。作者提供了丰富的细节史料及相关的参考文献以重现西方与中国之间相互了解的最初阶段，一直回溯到早至广阔的欧亚大陆被两个伟大的帝国——西方的罗马帝国和东方的中华帝国所统治的时代。

本书的特点在于：它不仅在中国传播欧洲的地理学知识，而且让欧洲了解中国的真实形态，包括人口、法律、风俗和习惯。作者搜集了较为丰富的地图材料，从西方地图绘制的历史演变来看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变化，从中探讨了西方与中国关系的历史性转变过程；其间对于沟通中西之间交流的历史人物，亦分别进行了叙说。

欧洲和中国早在两千年以前就知道了对方的存在，这种相互了解尽管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间接的；在此期间，它们构造出很多关于对方的假说。然而，欧亚大陆文明的两极所具有的共同点，要比我们想象得更多。人们用来描述自己和自己周围世界的最好办法就是绘制地图。曼斯缪·奎尼、米歇尔·卡斯特诺威著的《天朝大国的景象(西方地图中的中国)》通过对地图、图表和地图册的精确检视，对两千年来中国形象在欧洲人认识中的演变提供了一种概览。从可以追溯到希腊罗马时代的第一幅粗略的图画，到充满幻想的中世纪地图；从文艺复兴时期探险家们开创性但不够全面的评价，到耶稣会传教士的科学投影法，我们终于得到了，对居中之国的疆域完整而严格的绘图。本书是该领域里两位出色的专家就这一主题所进行的精湛综合，并由一整套高水准的图片加以装饰。

序

第一章 中国之镜

从欧洲到中国：从神话到神话

介于现实与虚幻之间的中国版图的地理学图景

知识的产生与积累：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巨大障碍”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从中国到欧洲，即“巨大的障碍”是怎样消解的

欧洲作为中国颠倒的镜子

第二章 古典时代的地学观念：中国是居住区的一部分

古代的居住区观念：远东

气候理论的连续性

托勒密所描述的亚洲

罗马人眼中的东方：丝绸地区，黄金与白银之岛

皮尤廷厄地图中的中国

第三章 中世纪地学思想中的远东

作为一种道德教育的制图：世界地图

作为虚构之地中心的远东

作为虚构的民族和动物之中心的远东

阿拉伯制图

第四章 欧洲旅行者奔向中国：马可波罗之前与之后

从陆路抵达中国

马可·波罗对亚洲图像的影响

中国海上的7400个岛屿

约翰·曼德维尔对地理学图像的贡献

第五章 地理大发现时代有关东方的制图

对托勒密的重新发现（与拒斥）

从海路抵达“中国的欢乐海岸”：大发现时代的旅行家们

葡萄牙制图中的中国

澳门：中国境内的第一个欧洲港口

三位伟大的制图家——加斯托迪、奥特琉斯、墨卡托笔下的中国

第六章 耶稣会士笔下的中国

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笔下的中国

地图上的位置：中心或边缘？

在华耶稣会神父

卫匡国的著作

卫匡国和马可·波罗

第七章 从神话到知识：荷兰制图

十七世纪的航海制图：荷兰人的世纪

欧洲制图中持续存在的神话

西方制图中的中国长城

亚洲和美洲之间分界线的绘图描述

第八章 法国与中国

作为“御用数学家的法国耶稣会士”

科学院及莱布尼茨的指导的作用

杜赫德的描述和唐维尔的作用

第九章 南京条约之前和之后的中国图像

十九世纪早期

没有了华丽词藻的中国

从欧洲到中国：从神话到神话

在约翰长老的宫殿门口，爬上一百二十五级台阶之后，就会来到一座巨大的镜子之前。这镜子被置于一根圆柱之上，这根圆柱又被置于两根圆柱之上，依次而下，四根，八根，十六根，直至底座为止。柱子、柱脚和台阶用最贵重的宝石制成。然而，约翰长老那无与伦比的镜子的奇妙之处并不止于此，而且还在于它“法力超凡，能使监督者看到并巨细靡遗地掌握在我们周边的隶属省份中发生的所有阴谋、所有有利和不利于我们的事情”。

在约翰长老王国这个乌托邦的幻象中，映射出的是中世纪欧洲安定感的缺乏，并因此寄希望于它正在探索的远隔数千里的遥远疆土。约翰长老是一个拥有七十多个属国的辽阔帝国的教皇。他的帝国成为当时四分五裂的基督教世界心目中的一个模范。在这个国度中，纯洁和正义占据着统治地位，自然缔造着奇迹并演绎出令人惊奇之极的进步，不管是人文的还是技术的。约翰长老给君士坦丁堡皇帝的信可能是在1150年左右，由红胡子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 Barbarossa)宫廷里一位佚名的教士所写，并在下一世纪里被译成法语。从那时起至16世纪，这封信札被传抄、转译，改编成英语、德语、意大利语、爱尔兰语、俄语、塞尔维亚语和希伯来语等各种版本。“这函信札成功地把零散的幻像编缀成一部首尾一贯的小说，其真实性令人无从怀疑”[保罗·祖姆托(Paul Zumthor)，1993]。

因此，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把菲利普医生派往约翰长老那里，并带去了迄今仍留存于世的对来函的答复。然而菲利普却一去不复返。这一结果并未使人怀疑约翰长老这个人物的真实存在，却使其变得更加神秘。于是，凡路过亚洲的旅行者都禁不住要打探一下：他住在哪里?他的王国到底有多大?马可·波罗也谈到了菲利普的使团，并且发现菲利普是一个在一场战争中被成吉思汗打败并取而代之的历史人物。

15世纪末，葡萄牙人陆续开始了寻找这个神秘王国的探险旅程。1520至1526年间，渺茫的探索终于由弗朗西斯科·奥维斯(Francisco Alvares)的使团打破了僵局，他们勉强给“约翰长老的帝国”拟定了一个真实世界中的地域，认定它就是尼加斯(Negus)统治下的埃塞俄比亚。其最终的位置被记录在由亚伯拉罕·奥特琉斯(Abraham()rtelius)所著的已知世界的第一部近代地图集中。1573年，他在其著作《寰宇概观》(Theatrum Orbis Termrarum)中插入了一幅题为《约翰长老的帝国或阿比西尼亚帝国的描绘》的地图，在1588年利维奥．萨努托(Livio Sanuto)的第一部非洲地图集里也有记录。持续的探险之念直至塞万提斯《唐吉诃德》一书的问世方告终结。在这部书中，约翰长老的领土已失去了旧日的神秘，成了“既不曾被托勒密描述过，也不曾被马可·波罗看见过” 的骑士传奇中不着边际的虚幻之物。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在人们把这个神话国度与东非联系起来之前，它一直被想象成传闻中的中国(Cathay)，后来又被认定为蒙古大汗，正如保罗．祖姆托所建言的那样，它可以是“其他任何地方的伟大君主，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既然政治乌托邦的高尚主题会因价值取向的改变而不断更新，既然世界范围的经济波动往往会带来诸国国力的此消彼长，那么，这个神话就不会一成不变，因此也就从来不会完全消失。事实上，可以说，欧洲对中国的认识一直带有这个神话的特点，从一个神话转到另一个神话。今天仍然可以观察到这一点，当代的“马可．波罗，，们从北京发稿描述中国“经济奇迹”的惊人速度时，在西方人的印象中同样引起了很大的忧虑。

作为“乌托邦式地理学”产物的约翰长老的信札，一般被看成是一个类似于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的虚构的文学作品，其目的在于借助一些虚构的波斯旅行者的航海印象来改变欧洲。在中国神话诸多的近代变种中，最近的也最有影响的例子可以在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小说《看不见的城市》中绝妙的当代地理学手册中找到。其中，马可·波罗再次成了主角。这并非出于偶然，正如最著名的中世纪欧洲史学家罗伯特·S·洛佩兹(Roberto S．Lopez)所说．

马可·波罗，这位有史以来最为“妇孺皆知的的人物”，在从其商贸之旅归来时，带回了比上等中国丝绸还要贵重得多的文化宝藏。其游记取材于实境身临的冒险历程，并极具预言性地将之题献给了“皇帝、国王、公爵和其他所有的人”，因此也就注定会取代克雷蒂安·德·特罗(Chretien de Troyes)的小说，成为欧洲各地读者最多的世俗读物(洛佩兹，1966)。

从西方地图绘图对远东的描述这一角度来看，马可·波罗的影响甚至到18世纪都没有完全消失。欧洲一流的制图家们对其航行的重要性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他们时常会在所绘地图上重现马可·波罗的旅程，甚至把他画在地图上。比如，绘于威尼斯公爵宫殿屏蔽室中的东亚、南亚及北美地图，就是我们可以细细斟酌的一例。这幅地图目前仅存有18世纪弗朗西斯科·格利赛里尼(FrancescoGriselini)所绘制的摹本，其母本可能是由伟大的皮埃蒙特宇宙学家吉亚科摩·加斯托迪(Giacorno Gastaldi)所绘。其标题本身就是对马可·波罗地理学知识的致敬：“印度、西徐亚(Scythia)及中华帝国的地理图，兼及新地理发现及13世纪威尼斯贵族马可·波罗游历路线的描述，亦包括以上地区的风俗。”奥特琉斯在其著名的远东地图中，尤其在涉及北部地区时，也承认受益于马可·波罗，因为他是“唯一探索过亚洲北部地区的人”。几位制图家们甚至画出马可·波罗的船向着爪哇岛进发。甚至耶稣会士阿塔纳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仍对这位伟大的威尼斯旅行家敬意不减。

另一方面，自16世纪以来，形成了这样一个固有的观念，认为马可·波罗从东方不仅带回了丝绸和珠宝，而且带回了对西方世界同样珍贵的地图，这些地图成为大制图家们绘制地图的主要参考来源之一。乔瓦尼·毕亚契达·赖麦锡(Giovanni Battista RamtJsio)在其著作《航海与旅行》(威尼斯，1559)中谈及弗拉·毛罗(Friar Mauro)著名的平面球形图时，也曾提及这一点。在弗拉·毛罗曾工作过的修道院任院长的佛罗伦萨宇宙学家保罗·奥兰迪诺(Paolo Orlandino)声称，其世界地图“照抄自一幅精妙的古代航海图和一幅由伟大的马可·波罗及其父亲从中国带回的世界地图(原文如此)”。

在李约瑟(Joseph Needtaam)先生的研究成果(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讨论)发表之后，我们对上述事实已不会再感到惊讶了，正如其著作已经充分论述的那样，当西方的科学制图在托勒密之后长期中断的同时，中国在这方面却并未停步，并在欧洲漫长的中世纪里达到了其发展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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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5

本书由意大利学者曼斯缪·奎尼(Massimo Quaini)和他的学生米歇尔·卡斯特诺威(Michele("astelnovi)编写，深入细致地考察了西方地图制图史上中国版图形象的演变情况。在讨论欧洲地学对“中国”(居中之国)认识发展的研究领域中，其著作堪称考据繁密。书中收集了大量相关的数据资料、新闻报道和奇闻轶事，其间还配有极为出色的图解。作者提供了丰富的细节史料及相关的参考文献以重现西方与中国之间相互了解的最初阶段，一直回溯到早至广阔的欧亚大陆被两个伟大的帝国——西方的罗马帝国和东方的中华帝国所统治的时代。

作者的评述兼顾了欧洲和亚洲两地的情势，由此也就勾勒出一幅有关中国的地理描述全景图；运用的材料涵盖了对当地资料的搜罗、实地的地形测量考察材料，以及传教士和旅行者搜集的间接见闻等诸多方面。作者评述的时间跨度很大，初起于文艺复兴时期地图集里零星散见的、基于猜想的错误百出的地图，止于17-18世纪描述较为精准的地图。“那时出现了两位从科学和哲学层面上解决这一问题的领军人物——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和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两人同为耶稣会士”，呈现了这一背景下人们对天朝之国的描述。

本书的特点在于：它不仅在中国传播欧洲的地理学知识，而且让欧洲了解中国的真实形态，包括人口、法律、风俗和习惯。作者搜集了较为丰富的地图材料，从西方地图绘制的历史演变来看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变化，从中探讨了西方与中国关系的历史性转变过程；其间对于沟通中西之间交流的历史人物，亦分别进行了叙说。

本书视角独特，颇有学术深度和学术价值。从译文内容上看，译者长期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翻译较为准确，语言明白晓畅。本书存在的问题是：书中的地图属于历史史料，由于当时的地理学知识发展不完善，测绘手段和测绘工具不完备，加上西方人对中国史地的认识存在欠缺或不全面之处，有些地图带有绘制者的主观猜测或想象的因素，故而仅供参考。

2014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