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民编写的《巴金画传》主要描述巴金及同时代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创作和思想历程。此外，《巴金画传》还考察了巴金代表性作品的形成过程，同大量最新资料勾勒它们在作者的生活和所处时代的关系等。有学者称本书“视角新颖，构思别致而有深度，由于尽可能吸纳了近些年新挖掘的文献资料，内容更为准确充实”。

周立民编写的《巴金画传》是《文化的记忆》丛书之一。

《巴金画传》主要描述巴金及同时代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创作和思想历程。巴金自称“五四运动的产儿”，作者周立民正是从巴金与五四新文化精神这一视角来考察他的人生和创作，以洗礼、践行、迷失、和复归四个人生阶段突出巴金作为“五四之子”的特点，勾勒出他接受五四精神影响、实践五四的精神，乃至恢复和高扬五四精神传统的生命历程。此外还考察了巴金代表性作品的形成过程，用大量最新资料勾勒它们与作者的生活和所处时代的关系。有学者称本书“视角新颖，构思别致而有深度，由于尽可能吸纳了近些年新挖掘的文献资料，内容更为准确充实”。

引言

1 洗礼

 新与旧

 诗文传家

 梦境中的事业

 丢掉可怕的阴影

 窥见了理想的美丽

2 践行

 理论与实际

 文学与信仰

 困境与突围

 抗战与改革

 理想与庸常

 等待与希望

3 迷失

 从书斋走向战场

 从早春走向严冬

 从人间到“地狱”

 从绝望走向“安心”

4 复归

 “这是独立思考的必然结果”

 “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我仍在思考，仍在探索，仍在追求”

后记

1920年冬天，一个未曾谋面的朋友从上海给巴金寄了一本小册子，那就是真民(李石曾)翻译的《告少年》的节译本，它是俄国革命家克鲁泡特金写的一本宣传社会革命的书，无法想象它带给巴金的震动：“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而且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我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在这样的激情鼓舞下，巴金给翻印这本书的上海新青年社的主持人陈独秀写信。他描述当时写信的心情：“这天晚上我郑重地摊开信纸，怀着一颗战栗的心和求助的心情，给陈独秀写信。这是我一生写的第一封信，我把我的全心灵都放在这里面，我像一个谦卑的孩子，我恳求他给我指一条路，我等着他来吩咐我怎样献出我个人的一切。”

然而，他苦苦等待的指点并没有来。这时，他看到上海报纸上载有赠送《夜未央》的广告，便寄邮票去，这本书来了，又给巴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很巧，这又是一本无政府主义者广泛阅读的书。两个月后。巴金看到本地出版的《半月》杂志上刊发一篇《适社的旨趣和组织大纲》，他便写信给刊物编辑要求加入“适社”。第三天，一个姓章的编辑便亲自送回信来了，并约一时间让巴金到他家里谈。后来见了面，他说适社是在重庆的团体，他们成都的一群年轻人想自己成立一个均社，邀请巴金参与。巴金欣然同意，很快他们就组织起来了，巴金就这样走入了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中。设若，当初陈独秀给巴金回了信会是怎样呢？已经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的陈独秀会不会把巴金引上同样的道路呢？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是在巴金看似偶然的选择中，也有必然——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力远不及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在五四前后的传播达到了极盛，众多革命青年都受过它的影响。

对于一个少年，他最初接触到的可能并不是学说的原理，而是更具体的人和事。不妨看一看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有哪些内容吸引了巴金。

那本把少年巴金的“心烧成灰”的《告少年》，是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一个反抗者的话》中的一章，作者用通俗的笔调，以生活中的事例和极具煽动性的热情，号召青年起来反抗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寻求万人安乐的社会。克鲁泡特金把有良心的青年人作为谈话对象，以他们即将走入纷繁复杂的社会，而摆在他们面前最紧要也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作为切人点：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但是如何将理想变为现实呢？这些问题的提出，一下就抓住了寻求人生出路的年轻人的心。接下来，作者并没有把眼光放在个人的得失或为个人设计具体的出路上，而是把个人问题上升到了整个社会的问题，用很多具体事例以显示社会的不公平，强调“到民众中间去”的理念，并提出：“除了这种在民众中间为真理、为正义、为平等的斗争而外(在这斗争中你们还会博得民众的感激)，难道你们一生还能够找到更崇高的事业吗？”这与巴金从家庭中得到的“扬名显亲”的教育完全不同，而传统的家庭伦理恰恰是五四前后最受青年质疑的内容，他们从自身感受出发要求个人自由，从青年人的天性出发又渴望融人群体的事业——这时，克氏的煽动性就可想而知了。作为巴金的精神启蒙读物，“从《告少年》里我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灭。”②这本小册子中的许多观念成为了巴金人生观的基础，甚至还影响了他后来的文学观念。从此，巴金与克鲁泡特金(1842—1921)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笔名“巴金”的“金”便是取自克氏汉译名的末尾一字，而且从事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时候，巴金公开宣称，他是一个克鲁泡特金主义者，克氏的平等、互助、自我牺牲的伦理观念是巴金一生恪守的道德信条。而且，他还是在中国从事克氏著作出版和传播中出力最多的人之一，他自己翻译了克氏《我的自传》《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面包与自由》等著作，而且还组织集印克鲁泡特金的全集。P18-19

多年以来，中国学术界有这样一个判断：即近代时期(具体而言，约莫指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是中国学术文化继两千年前的先秦时期和近千年以前北宋时期之后的第三次高峰。其中尤以史学和哲学成绩卓著。屈指数来，像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陈垣、胡适、郭沫若、顾颉刚、钱穆、傅斯年、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等重量级人物，随随便便就点到两位数了。孟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语出《孟子·公孙丑章句下》，“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期间必有名世者。”)。而这一百年内，伴随着中华民族莽荡多灾的历史进程，思想文化界却也是风起云涌，王者辈出，书写了和民族命运转捩相颉颃的厚重而辉煌的一页。

其实，不光是史学、哲学乃至整个国学界，再横向推广开来看(纵向则可收缩到20世纪上半叶)，在现代文学艺术领域，同样是风云际会、群雄并起，诸如文学巨子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林语堂、郁达夫、徐志摩、张爱玲等等；美术巨擘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齐白石、吴昌硕、刘海粟、潘天寿、林风眠等以及梅兰芳等京剧四大名旦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天才出没、灵杰隐现的蔚然奇观，只不过比前者发轫时间稍晚(名日现代)，且特点或不如前者显赫，故不易在数千年的时空中以“第×次高潮”名之。她倒更像是历史长河突然在这里拐了个弯，文学艺术革命豁然开出了新生面，“乱石穿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人们不免要问了，近现代中国风雨如磐，血火进溅，神州陆沉，中华板荡，几乎无处安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何以文化学术与文学艺术独能繁华百年尽得风流呢？这确实是个大问题，恐怕不是一两句马克思的“文化繁荣有时与社会发展并不同步”的名言，或者“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的古诗所能了得了的。在我看来，概括前人备述，择其大端，至少有三条或可一说。谨此就教方家，请略论之。

其一，由于西学东渐激活了中华文化。近代以来，欧风美雨排天而来，东方／西方、本土／域外、传统／现代，两种文化的相互激荡、冲撞、融合，构成了百年大潮波澜壮阔的主流。孰优孰劣，暂不置评。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文化需要对撞，交流才更易激活，尤其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一经激荡便活力四射。无论是先秦诸子，还是佛入中土；无论是民族融合，还是西学东渐。凡有交流、刺激者，必有如输入新鲜血液，带来新的生机，开出新的生面。这是一般的文化特性，更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而不坠的根本所在。因为她的超稳定性，所以不惧开放；因为她的超包容性，所以能同化异质，从而生生不息，永葆青春。恰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正是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引进和运用，传统中国史学才蜕变一新。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典籍与文物)，陈寅恪的“中外互证法”(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都有西方实证史观与理性分析之影响在焉。他们大胆地采用“拿来主义”，坚信“吃了羊肉决不会变成羊”。茅盾说五四时期鲁迅的小说一篇一个样，鲁迅则说“全是仰仗了百余篇外国小说的阅读”。曹禺剧本脱胎于尤金·奥尼尔，茅盾则师承普顿·辛克莱，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也正因如此，中华文化学术与文学艺术才勃发新机，翻开了新的一页。

其二，由于西力东扩激发了中华士子。自从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轰毁了古老帝国的城门，一个辉煌了几千年的民族，瞬间跌入了屈辱的深渊。“知耻而后勇”，“置之死地而后生”。面对保国、保种、保教三重危机的挑战，中华民族激发出了勇敢的应战精神。无论是“体用之争”还是“师夷制夷说”，睁开眼睛看世界之后的选择就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以1 50多年前的留美幼童为肇始，无数仁人志士英才俊杰汇入了这一潮流。科学救国也罢，主义救国也罢，文化救国也罢，为救亡图存，为中华崛起乃第一要务。这恰是中华传统之精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愈挫愈奋，百折不挠。于是，鲁迅们东渡扶桑，从学医疗救身体到弃医从文疗救灵魂，不经意间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与骁将；陈寅恪们负笈欧美，游历列国，博通多语，只为重审历史，探询新知，未曾料想为现代中国史学奠基开疆。他们或者干脆“怒向刀丛觅小诗”，以笔为枪投入战斗：林语堂放弃翻译《红楼梦》之夙愿而新创《京华烟云》直接伸张民族大义，徐悲鸿以中西合璧之膂力绘制巨作《田横五百士》激励士气；梅兰芳蓄须罢演表明抗敌心志……“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正是中国士子的良知使命，爱国热忱，天下担当促成了他们的选择，玉成了他们的事业，使之进发出最大的创造激情和最炫目的天才光芒，像群星照亮了近现代中国文化学术与文学艺术的深邃夜空。

其三，由于坚守根本，昭示了中华文化的未来。前点引述陈寅恪之“两方面说”——“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说的就是大师的标准与风范：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综观近现代诸子，经、史、子、集、儒、释、禅乃至西学，无一不通者，不如此不能有大成。但掰开了说，我更看重后一方面，即“民族根本”。而且依我看来，近现代诸子多作如是观。从张南皮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鲁迅的“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从王国维的沉湖殉葬，到辜鸿铭、钱穆的终生“卫道”；从林语堂的“中华文化至上论”到陈寅恪、钱钟书皈依传统以至于书写方式都回到竖写、繁体、文言而决不妥协，已然看出近现代诸子之殊途同归——从中土出发，游学多年，再精通数门外语、深谙异域文化也就是说拥有了双重乃至多重文化背景之后，进行了“入乎其里，出乎其外”的深刻比较，最后的选择是回归传统。即便口口声声要“全盘西化”如胡适之者，后半生几乎都投入了“整理国故”，一部《水经注》的考证就沉湎二十三年不能自拔。至于说到中国艺术的魅力，诸位想想，林语堂区区一本《生活的艺术》都足以让美国人倾倒，那梅兰芳访美访苏演出之后被惊为“天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表现派大师布莱希特就坦言：我梦寐以求的艺术境界(假定性、程式化或曰“间离说”)在梅先生的京剧艺术中已然炉火纯青了……当然，凡此种种，都是现象，只云其然，未云其所以然因为她太过复杂，因为她涉及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就譬如说汉字结构罢——由于她象形与会意，就造成了一字多形多义的效果，美国语言学家范尼诺萨一百年前(1908)就著文阐述汉字的象形文字所传达的动感，所包含的具体图画和多词类功能。因其非抽象性，包涵有浓厚的感性直观素材而更能表达诗的本质，“由于其记载了人的思维心态的过程而开创了语言哲学的新篇章”——汉字仅仅是“更能表达诗的本质”吗？范氏发现不正是今天西方有识之士开始频频叩询与推崇“儒教文明即将拯救人类”的先声吗？

好了，三三归一，依然是个说不清道不明。要知真相，欲探究竟，还请看江西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的大型丛书《文化的记忆——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画传》。它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阵容豪华的规模，为活跃于近现代中国文学、国学、艺术诸领域中的数十位巨子作人传，立学案，画群英谱。既向世界系统介绍近现代中国文化从而可能进一步引发西方解码中华文化的兴味，又向国内一般读者尤其是青少年重启记忆，赓续传统。所谓薪尽火传，传什么？怎么传？如何站在巨人的肩上继续攀登？“读图时代an era 0f readlng pictre”固然不免“读图”，但又决不能仅仅止于读图！文化的赓续主要在于两条：一是有传统(记忆)；二是要思考。读了“记忆”以后要三思啊！至于我的三点解读对耶错耶？诸君读后自有明鉴。

是为序。

己丑夏月于江右袁州听松楼

这应当是我的第四个版本的巴金传。

最初的巴金传写作开始于2005年7月，那是上海最炎热的时候。我搬了张桌子放在空调的下面，真要一副大干的样子。那一年，我一直在大连和上海两地间奔波，但巴金传的写作却一直没有停笔。写到一半的时候，巴老病情恶化，当年lO月驾鹤西去。当时一片乱糟糟的，新闻媒体像被搅动的蜂群。但我发现，人们都觉得很了解这个老人，能对他评论几句了；其实我们都不了解他，许多事实也没有弄清楚，至于要把握他的所思那就更困难了，真的需要认真地梳理一番。于是，我放手写了一个很庞大的初稿。2006年年底应四川人民出版社之约，我以ll万字的篇幅组成了《巴金画传》。该书放在出版社好久，2009年6月才看好校样，等到出版已经是2010年4月了。当初交了稿一直不见书印出来，我就当它不存在。2008年夏天一度空闲，我又将它彻底修改了一遍，增加了近一倍的篇幅，并请几位老师帮忙看了看，他们为我提供了很多资料的线索。十一长假期间，我几天闭门不出，又彻底修改了一遍，增加了很多细节，便形成了新的版本巴金传，它以《五四之子的世纪之旅——巴金评传》为题，于《西部·华语文学》2008年第11期全文一次发表。这是它的第二个版本。在此基础上，2009年春天，我又作了细节的修订，修订以同题于2011年5月，由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单行本。而-4"，我增加一些史料，修订了其中的文字和一些提法，作为第四个修订本与读者见面。

我曾经这样表达这本传记的写作初衷：在众多的巴金传记中是否有必要再出这样一本呢？这是动笔之前就摆在我面前的问题。它令我踌躇，但也决定了这本传记的写作起点：它不会是一本凡事必录面面俱到的传记，也不会是粗枝大叶蜻蜓点水的人物介绍，它有所侧重也有所放弃。在这里，我只是对巴金百年人生中的一个侧面表达一点粗浅的理解。为了更接近这个目标，当面对传主卷帙浩繁的著译、饱经风霜的人生和无比丰富的内心世界时，我选择了两方面：一是巴金如何成为这样的人，又怎样有了这样的创作，由此勾勒出他成长和思想变化的基本轨迹，以显示其创作与生活、思想发展之间的关系；二是巴金与五四新文化精神之间的关系——巴金说他是五四之子，一生都坚持和发扬五四新文化精神，可以说与五四渊源甚深。我期望在对贯穿巴金一生的这两条线索的梳理中，能够看到巴金的创作特色并感受他独特的精神气质……我想读者可以通过不同的传记找到他所需要的内容，本书不想也无法包罗万象，更不需要走很多中国传记的老路子，只是给大家讲故事。人生和历史往往都没有故事，也不传奇。在这次修订中，我还是坚持这些看法。

2007年2月春节期间，在老家看第一个版本的巴金传校样，我在那本书的后记中曾写道：“我把这本小书送给我的女儿新雨。在等待她出生的那些日子里，我一直写着巴金传，等她能满床爬时，就煞有介事地捧着《巴金全集》咿咿呀呀跟我捣乱，直到现在满地乱蹿，又来到电脑前要跟我一起‘工作忙’。‘巴金爷爷’是她‘认识’的第一位作家，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她了解这样一个人，做一个‘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的人。”岁月磨人，如今那个三岁的小女孩已经上小学了，还经常与我辩论，并且也有自己的头脑了。两年前，她就很认真地对我说：“我在北京遇到一位叔叔，吃饭的时候他说：‘鲁迅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他说的不对，还有巴金爷爷呢，你说是不是……”我笑了。一本书不论怎么修改，爸爸的爱是不会修改的，这本新书依旧是献给她，这个经常陪爸爸在巴金爷爷家上班、在巴金爷爷家花园里玩耍的小女孩。

2013年12月13日夜

于花城竹笑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