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批评家之死(精)》长篇小说是德国文坛2002年最具争议性的作品。

小说讲述了作家汉期·拉赫因涉嫌谋杀在电视节目中贬斥其作品的批判家安德烈·埃尔-柯尼希而被捕。汉斯·拉赫的朋友兰多尔夫相信其无罪，对此展示了调查……

本书是一部当代德国文坛泰斗马丁·瓦尔泽创作的充满哲人智慧、具有高度启蒙性的妙趣横生的讽刺杰作，以德国当代文坛和电视文化霸权为揭露和讽刺的对象，映照出的却是人类普遍意义上的道德困境和内心迷局。

马丁·瓦尔泽著的《批评家之死(精)》讲述了广受追捧的文学批评家安德烈·埃尔-柯尼希离奇死亡。因嫌疑重大而遭逮捕的作家汉斯·拉赫，不久前因其小说新作被埃尔-柯尼希大加贬损而向批评家当面发出了威胁。汉斯·拉赫的朋友，学者米夏埃尔-兰多尔夫坚信其无罪，就此展开单方面的调查，过程中先后遭遇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警察、作家、学者、出版家等等。他与他们逐一进行交锋和对话。随着调查深入，事件的样貌被不断修改和重塑，人心陷入言语的迷宫，悬念迭生，真相却依旧隐藏在重重迷雾之中……

德国《焦点周刊》评价说：“马丁·瓦尔泽这部针砭文坛内幕的讽刺作品写得妙语连珠，逸闻趣事信手拈来……瓦尔泽从未写过如此优秀、如此泼辣的篇章。”

《批评家之死》风波（译者序）

第一部 涉案

第二部 招供

第三部 粉饰乾坤

四

会谈取消之后一个星期，刑警队长韦德金德再次给我打电话，对于我不打任何招呼就取消会谈的做法深表诧异。我讲出了事情的原委。唉，他说，这可怜又可恨的迈塞勒。他说他们那里破案立功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迈塞勒折腾一桩案子已经好几个星期了，一开始报纸也做了报道，一个立志要当工程师的钳工枪杀了一个小人物，可能出于种族审美动机，这个案犯是汉斯·拉赫在埃特大街的囚友，两人经常在一起嘀嘀咕咕，从此以后，案犯每隔几天便来一次翻供，搞得可怜的迈塞勒一筹莫展，他可能因此气昏了头，所以想坏他刑警队长的事。可惜此举将对这可怜的家伙产生灾难性后果，他至少要被调往弗赖辛或者施特劳宾①。迈塞勒掌管的案犯刚来的时候倒还乐于招供。他韦德金德估计拉赫对这个布莱特豪普特施加了影响，而且还在施塔德海姆利用放风之机继续对其施加影响：招供，翻供，招供……直到推翻每一个事实。他觉得汉斯·拉赫在为自身的沉默创作一支变奏曲。进行调查的人，也就是可怜的迈塞勒，则沦为打字员。他认为迈塞勒太天真了，竟然因为他韦德金德掌管的这个案件的疑犯和受害人都是大名人而妒火中烧。迈塞勒这好人几乎可以说是典型的下人心态，这种想法对他们来说很典型。对于他韦德金德，名人一会儿是油门，一会儿是刹车。

目前我对韦德金德来说也不重要，因为他听说汉斯·拉赫也不再让我去探访了。除了妻子艾尔娜，拉赫谁都不想见。可是，刑警队长说，他和妻子照样无话可说。他明明知道拘留所所长在场，却偏偏对他妻子说：他属于那种关在笼子里就不再唱歌的鸟。韦德金德说，在他这个调查者眼里，汉斯·拉赫是绝对的挑战。据他所知，犯罪史上似乎还没有一个嫌疑犯对自我辩护不感兴趣。但是他不会气馁。现在他被委以重任，要把汉斯·拉赫从麻木状态中解救出来，让拉赫明白只有坦白才可能活下去的道理。如果执意把罪孽藏在心里，那就是一种狂妄，一种致命的狂妄。

通过与韦德金德的交谈，我认识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我在和韦德金德唱对台戏。他想证明汉斯·拉赫有罪，他当然是想拯救拉赫，让拉赫重新回到人类大家庭当中来，我却必须证明拉赫无罪。他确信汉斯·拉赫有罪，我确信汉斯·拉赫无罪。

我开始四处奔波。我必须把案发之夜的事情调查清楚。必须了解出版商别墅晚会的细节。我进行了调查。我对晚会做了一番考古学研究。同知识分子们对这么一个晚会所做的陈述相比，诉说宠贝古城那些颓垣断壁的历史是多么地可靠。我没想拿自己听到的东西来支撑任何一种猜测。我如痴如醉地去设想各种场面。从所有能够掌握的情况中也许可以找点确凿的东西。我曾禁止自己去打听，更甭说寻找确凿之物，但每次和人谈话之前我又取消这一禁令。既然汉斯·拉赫无罪，这是确定无疑的，我就一定能够从我搜集的材料中得出他不是凶手的结论。我就一定能够找到他无罪的证据，而且是比血染的毛衣、比白雪掩埋的踪迹更为高级的无罪证据。调查人员叫人用鼓风机把出版商的别墅大院，以及别墅前面的托马斯·曼林荫大道的积雪吹开，以便划定晚会的不同阶段，也就是把午夜时分留下的、随后被积雪盖住的足迹，与那些直到凌晨两点才走的客人留下的足迹区分开来。最后一批客人是在凌晨五点离开别墅的。埃尔-柯尼希本人刚过十二点就走了。至于他是一个人走的，还是和科茜玛·封·聚尔根施泰因一起走的，回忆起来却是众说纷纭。那个被称作科茜的女人不见了踪影。不过，在埃尔-柯尼希来到别墅之前，她就不止一次地说过她第二天要坐飞机到很远的地方去。但她没有透露到哪儿去、和准一起去。伯恩特·施特莱夫声称他听清楚了：她去一个什么岛上。

P25-27

《批评家之死》风波

2002年5月上旬，苏尔坎普出版社社长君特·贝格当着马丁·瓦尔泽的面，把瓦尔泽的长篇新作《批评家之死》的打印稿交给了《法兰克福汇报》文学部主任胡伯特·施皮格尔，希望按照老规矩办事。这家无论发行量还是影响力都首屈一指的德国报纸与瓦尔泽有着长期而密切的合作关系，此前他有六部长篇小说在正式出版之前由陔报连载。5月28日，报社通知出版社，他们不会刊载《批评家之死》。次日，《法兰克福汇报》文艺部主任弗兰克·席尔马赫发表了致马丁·瓦尔泽的公开信，对《批评家之死》进行重炮轰击。他列举瓦尔泽两条罪状：其一，用文学方式对批评家马塞尔·莱希-兰尼斯基实施报复或者说谋杀；其二，具有反犹倾向，因为他不仅“追杀”了一位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而且上演了一系列“反犹主义的保留节目”。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德国社会随即爆发了一场以瓦尔泽和他尚未出版的《批评家之死》为主题的舆论大战。参战者有名人也有普通人，有读过《批评家之死》（电子版）的，也有没见过文本就已忿忿然的，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几十家传媒为这场舆论战推波助澜。打响第一枪的《法兰克福汇报》自然要冲锋陷阵，对瓦尔泽进行系列批判。其中既有义愤填膺的读者来信，也有冷静老道的分析文章。一位没有读过《批评家之死》的读者写道：“瓦尔泽用如此险恶和残酷的方式表达对我们最优秀、最有趣的一位文学批评家的仇恨，真是难以置信。如果有朝一日德国的犹太人认为非离开德国不可，所有正派的公民都会跟他们一道走。”善于对文学做“外部”研究的批评家马利乌斯·梅勒告诉大家：在《门诊时间》中出现了犹太批评家（埃尔-柯尼希和玛莎·弗莱迪）糟蹋德国作家（汉斯·拉赫）并褒扬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①）的局面——他知道玛莎·弗莱迪的原型是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菲利普·罗斯是犹太作家。与《法兰克福汇报》势均力敌的《南德意志报》毫不犹豫地唱起了反调。评论家托马斯·施泰因菲尔特认为，对一部尚未问世的作品横加挞伐，可谓闻所未闻；在与瓦尔泽和莱希-兰尼斯基都有密切私交的文学评论家约阿希姆·凯泽看来，《批评家之死》“没有反犹倾向，但是写得很漂亮，很恶毒，很放肆”；奥地利犹太女作家伊尔瑟·艾辛格悲叹瓦尔泽已成为“一种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与此同时，诸多地方报纸和另外几家赫赫有名的报刊——如《新苏黎世报》和《法兰克福评论》，如《时代周报》和《焦点周刊》——也都做了相关的评论和报道，网上论坛也非常热闹。急剧升温的争论甚至让政界人士感到不安。德国联邦议会文化委员会主席、社民党人莫尼卡·格利法恩认为，《批评家之死》紧跟在默勒曼事件之后出现，自然“极具挑衅意味”，基民党秘书长劳伦茨·迈耶则呼吁文艺界人士在讨论反犹问题的时候要“注意遣词造句，以免造成误解”。在这场舆论大战中，有针锋相对的观点，也有前后矛盾的报道。一会传说瓦尔泽学生时代的女友、具有犹太血统并且被视为反犹问题专家的露特·克吕格认为《批评家之死》不是反犹小说，一会又有报道说克吕格认为《批评家之死》的确具有反犹倾向；《法兰克福汇报》一度报道，瓦尔泽的小说使匈牙利犹太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深受伤害，几天之后又被迫进行更正，因为凯尔泰斯说的是“瓦尔泽深受伤害”。面对这等形势，苏尔坎普出版社也举棋不定，左右为难。一方面有人反对出版该书，其中包括莱希-兰尼斯基和哈贝马斯这类重量级人物：前者说瓦尔泽“还没有写过这么次的小说”，后者声称，如果这样一本触犯了道德底线的小说得以出版，他将退出苏尔坎普出版社基金会（哈贝马斯后来的确退出了基金会，但不是因为瓦尔泽，而是其他原因）。另一方面，社会上要求出版《批评家之死》的呼声日益高涨，网上盗版日益猖獗（出版社为此发出了起诉侵权的威胁）。6月5日，出版社终于拍板，决定将原定8月出版的《批评家之死》提前出版。6月26日，《批评家之死》终于在书市亮相。不到三周便登上畅销书排行榜，两个半月的销量就已接近20万。相关的讨论更加热烈。因资助“德国国防军暴行”展览而成为新闻人物的文学教授扬·菲利普．里姆茨玛（他也是《批评家之死》第三部第一章提及的烟草大亨的儿子）在《法兰克福汇报》历数《批评家之死》的反犹罪状，其中包括给批评家安上一根有点犹太特征的鼻子。《新苏黎世报》随即嘲笑里姆茨玛的阅读方式过于粗枝大叶，因为那根鼻子并没有长在埃尔-柯尼希，而是长在汉斯·拉赫的脸上。不久，经常与瓦尔泽发生歧见的君特·格拉斯也出来为瓦尔泽鸣不平。格拉斯不想对《批评家之死》的艺术水准发表评论，对于“反犹说”却是嗤之以鼻。他在《奥斯纳布吕克报》写道：“那些据说有反犹倾向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反犹倾向。我认为那些批评家们言而无据。”格拉斯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批评家之死》的读者十有八九难逃由席尔马赫的指控所决定的“期待视阈”，不得不把这部作品当作“影射小说”和“反犹小说”来读。说《批评家之死》是“影射小说”，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因为埃尔-柯尼希一望而知是莱希兰尼斯基的漫画像，不管人们对这幅漫画有何道德或者艺术评判；说到“反犹小说”，读者多半要皱起眉头，因为席尔马赫所控诉的“反犹主义的保留节目”惟有透过席尔马赫的有色眼镜才能看到：用希特勒的语言——“反击从今夜零点开始”这句话让无数犹太人失去了生命——来恐吓具有犹太血统的批评家，用心何其歹毒；嘲笑批评家发音不标准，实际是在讽刺意第绪语（历史上生活在中、东欧的犹太人所使用的内部交流语言）；“遇害可不符合安德烈·埃尔-柯尼希的形象”，埃尔-柯尼希夫人这句耐人寻味的话是在影射因为辱骂耶稣而被罚“永世流浪的犹太人”（里姆茨玛则认为瓦尔泽在戏仿托马斯·曼针对犹太学者特奥多·莱辛①被纳粹特务刺杀一事所做的恶毒评论：“这么死符合他的形象”）；把批评家描写成一个好女色、好贬低和否定他人的形象，这是文学中常见的反犹笔法，等等。许多反驳席尔马赫的学者都提醒他别忘了一个基本事实：反犹思想的本质特征便是认定犹太人身上都有洗刷不掉的“犹太本性”，《批评家之死》从未将埃尔-柯尼希的审美缺陷和道德污点归咎于“犹太本性”（据统计，埃尔-柯尼希的“突出”特征有69个，其中能够与他悬而未决的犹太人身份勉强挂钩或者说能够解释为反犹滥调的仅占10％到15％），反犹滥调反倒有可能从席尔马赫的牵强附会中诞生。由于席尔马赫的观点没有得到起码的文本支持，他的动机也受到质疑。偏激者干脆斥之为恶意炒作或者说苦肉计。批评家乌尔利希·格莱纳便指责当事各方“不讲道德卫生”，指责他们通过一场“肮脏的游戏”来扩大自身在媒体的影响力。

……

默勒曼事件出现在2002年5月中旬，距离席尔马赫发难只有两周时间，所以瓦尔泽很快就被比作“文学界的默勒曼”。对此，有人替他喊冤，有人说他活该。说他冤枉，是因为他写过两篇带有振聋发聩标题的文章——《我们的奥斯威辛》（1965）和《说不尽的奥斯威辛》（1979）；是因为他对犹太人，特别是德国犹太人的文化成就有着浓厚的兴趣。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他就研究起一个还不太惹人瞩目的犹太作家：卡夫卡，他也是德语国家撰写卡夫卡博士论文的第一人；他发现（1989年）并且促成了（1995年）犹太学者维克多·克莱姆佩勒日记的出版，这些日记在读书界引起巨大反响；《批评家之死》又证明他对犹太神秘主义颇有研究。认为应该对瓦尔泽亮A牌的人，多半对他1998年10月11日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发表的演讲耿耿于怀。当时，因为“让德国人理解了自己的国家，让世界理解了德国”而获德国书业和平奖的瓦尔泽，在答谢致辞中再次谈到如何对待奥斯威辛的问题。他对“奥斯威辛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表示了不满。他不仅承认自己至少有20次遇到恐怖的集中营画面时“扭头不看”（wegschauen）——此举违背了“正视”（hinsehauen）历史的道德律令，他还质问“无休止地呈现我们的耻辱”是否已经公式化和工具化，是否变成了一根“道德大棒”。瓦尔泽还明确反对在柏林市中心修建犹太大屠杀纪念碑的计划，因为这无异于“在首都的心脏用混凝土构筑一个足球场大小噩梦”，无异于“把耻辱化为巨型艺术”。瓦尔泽的讲话结束后，包括联邦总统在内的现场听众起立鼓掌，唯有德国犹太人协会主席伊格纳茨·布比斯夫妇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两天后，德国媒体纷纷报道布比斯说瓦尔泽搞“精神纵火”，同时就瓦尔泽是否想给德国人的悔罪历史划上句号这一问题展开如火如荼的讨论（相关争论已汇编成集）。12月12日，瓦尔泽和布比斯在《法兰克福汇报》编辑部进行对话，两人都认为还需要用更为恰当的词汇来谈论大屠杀历史，布比斯也收回了“精神纵火”的说法。12月31日，德国联邦议会决定实施修建大屠杀纪念碑的计划。犹太裔美国建筑大师、大屠杀纪念碑的设计者彼特·艾森曼一针见血地指出，是瓦尔泽促使联邦议会做出了这一决定。当时的瓦尔泽对他的祖国和同胞感到非常失望，所以他有过移居奥地利的念头。

《批评家之死》的读者如果经历了《批评家之死》风波，多半会获得一个重大发现：第二部第二章开头所描写的反犹问题大讨论与2002年夏天德国舆论界围绕《批评家之死》展开的讨论有着惊人的相似，现实的风波成为虚构的风波的延续。瑞士作家阿道夫·穆什格感叹说：“现实在模仿瓦尔泽的模仿作品。”博希迈耶则联想到王尔德的名言：Llterature always anticipates life（文学乃生活之母）。可是，人们在佩服瓦尔泽的先见之明的同时不禁要问：瓦尔泽既然深知同胞们谈“犹”色变，他为什么偏偏要在这部旨在表达自己“对电视时代文化界的权力运作的体验”的作品里附带一笔敏感的犹太人问题？这一笔给他惹出不少的麻烦，席尔马赫便指责他用“闲来之笔给全书点题”，他本人也感叹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瓦尔泽是有意，还是无意？是考虑不周，还是打算摸摸“political correctness，”（政治正确）的老虎屁股？问题的答案恐怕需要读者自己去寻找。

黄燎宇

2004年5月

2017年修订

瓦尔泽的文字、机智而富有哲理，我深深佩服。

——莫言(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托马斯·曼之后，最伟大的德语作家是谁?当然是马丁·瓦尔泽。他是当代的歌德。

——李洱(著名作家)

马丁·瓦尔泽是除德国大主教之外，对德国人影响最大的人。他的《进涌的流泉》和《恋爱中的男人》等作品就体现出他为什么是德国人心灵世界的精确的刻画大师。

——邱华栋(著名作家)

瓦尔泽这部小说得益于一种屡试不爽的搭配：犯罪，性，精神病，宗教，政治，无处不在的滑稽描写。统揽一切的，则是失意者的尖刻眼光。

——霍斯特-尤尔根·格里克(德国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