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中华文化最深厚的根基，是中华文明的承载者、推动者。国学中蕴含的人类数千年积累起来的经典智慧，对人类继续生存并追求和平、幸福的生活，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季风编著的《陈寅恪讲国学》以独特的编排体例，以陈寅恪讲国学为线索，遴选陈寅恪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特别是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国学研究方法、儒家思想等方面的文章，内容涉及诸子百家、思想、文学及历史等多个领域，基本反映了陈寅恪对中国文化的代表性观点，有助于一般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培养国学研究的兴趣，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欣赏价值，可以说是文学爱好者必备的国学经典读本。全书文字浅显易懂，旁征博引，既接地气，又不失高雅，属于国学的入门读物。

陈寅恪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他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他的新考据学方法，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献研究方法，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具有重大意义。陈寅恪与王国维、陈垣等形成了中国史学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的“新考据学派”。他研究的范围涉及中古史、宗教史、蒙古史、敦煌学等多个领域，均取得了不少开创性的成果。陈寅恪被牛津大学评为“最优秀的中国学者”。季风编著的《陈寅恪讲国学》对其学术成就、治学特色以及师友关系等进行了比较深刻的阐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内容丰富、语言生动，为进一步研究陈寅恪提供了新的视角，不失为一部富有特色的了解陈寅恪生平及其学术成就、中国文化精神的著作。

第一章 陈寅恪谈史学：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

 关陇集团是古代中国最强的门阀吗

 武则天为何要打压关陇集团？

 为什么府兵制的衰败会导致关陇集团消亡

 山东豪杰为何能在唐朝强势崛起

 “安史之乱”是汉胡矛盾的产物吗

 历史上只有胡人被“汉化”吗

 “河朔胡化”是近代史家首创的观点

 王导为何号称“江左夷吾”

第二章 陈寅恪谈儒学：精深博奥的天理人事之学

 《白虎通》“三纲六纪”是什么

 为什么说韩愈是承前启后的儒学大师

 为什么说宋明理学是新儒学

 儒学的“通性之道”与“天理”哲学

 儒家礼制与历代法律典章 的关系

 士族文化与儒家文化

 儒家士族与法家寒族的矛盾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谁才是儒学正宗

第三章 陈寅恪谈哲学：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

 为什么学衡派不接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

 为什么学衡派推崇新人文主义思想

 借鉴西方哲学时应该注意什么

 如何进行中外哲学对比研究

 “西方汉学”和“中国汉学”

 研究古代哲学为何要有“了解之同情”的态度

第四章 陈寅恪谈修养：人生是一场学无止境的修行

 为什么说诚信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站得高，是否就能看得远

 交朋友一定要意见相同吗

 学者的意志有多坚强

 博学的人都喜欢孤芳自赏吗

第五章 陈寅恪谈文学：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

 韩愈首倡的古文改革成功了吗

 为什么古文改革直到宋朝时才成功

 《柳如是别传》反映了怎样的思想感情

 《长恨歌》与《长恨歌传》是什么关系

 文学作品能成为史事的佐证吗

 研究古典文学应采用哪些方法

 历史背景对鉴赏文学作品有何意义

第六章 陈寅恪谈考据：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

 《哀王孙》中的“朔方健儿”指的是什么人

 世外桃花源真的存在吗

 “山东豪杰”主要指的是什么人

 唐宪宗是被宦官杀死的吗

 唐初时是怎样处理与突厥的关系的

第七章 陈寅恪谈佛学：吸收外来学说，不忘本民族地位

 佛教支持武则天当皇帝吗

 唐太宗对佛教是什么态度

 武则天对佛教是什么态度

 《西游记》的故事是怎样演变成的

 曹冲称象的故事来自于佛教故事吗

叁 为什么府兵制的衰败会导致关陇集团消亡

所谓府兵制，指的是从北魏到隋唐时的一种军事制度。府兵制既不同于战国秦汉的普遍征兵制，也不同于东汉三国的世兵制，而是一种融合了鲜卑兵制和汉人兵制特点的新军事制度。

陈寅恪先生认为：“府兵制之前期为鲜卑兵制，为大体兵农分离制，为部酋分属制，为特殊贵族制；其后期为华夏兵制，为大体兵农合一制，为君主直辖制，为比较平民制。其前后期分划之界限，则在隋代。周文帝、苏绰则府兵制创建之人，周武帝、隋文帝其变革之人，唐玄宗、张说其废止之人，而唐之高祖、太宗在此制度创建、变革、废止之三阶段中，恐俱无特殊地位者也。”

这段话简要地概括了府兵制的流变过程。

早期的府兵制来自鲜卑的兵农分离制度。自从“永嘉之乱”以来，天下大势由五胡乱华逐渐走向汉胡融合。五胡中的鲜卑拓跋部建立了北魏王朝，统一了中国北方。六镇之乱让北魏的统治摇摇欲坠，最终分裂为高欢控制的东魏（后来演变为北齐）与宇文泰控制的西魏（后来演变为北周）。为了克服土地与兵力上的劣势，宇文泰于大统八年（公元542年）将流入关中的原六镇官兵与当地的鲜卑各部族整编为六军。此举为府兵制的正式形成打好了基础。

第二年，西魏与东魏展开激战，西魏君在洛阳邙山惨败，伤亡甚多。为了补充兵力，宇文泰在数年中不断将关陇豪强的乡兵部曲收编人官军，并提拔各州郡的望族豪强为乡帅。这与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是一脉相承的。

后来，宇文泰在西魏建立了正式的府兵组织系统。先是模仿拓跋鲜卑的八部制度，设立了八柱国为执政轴心。其中，西魏宗室出身的柱国元欣徒有虚名而没有兵权，而八柱国之首宇文泰是全军统帅，其余六柱国则分别下辖两个大将军，共计十二个大将军，分统二十四支府兵。

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此时的府兵制还保留着浓厚的鲜卑部落兵制色彩。西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朝廷特赐分管府兵的各将领鲜卑姓氏，以示恩宠。这些姓氏源于北魏前期大小部落，可见西魏统治者把府兵诸将默认为这些早已解体的部落的继承人。各将所辖的府兵军人，也纷纷改从自家主将的鲜卑姓氏。

与同时期其他军制相比，这种具有鲜卑特色的府兵制，具有高度组织性，让西魏爆发出了很强的战斗力。

陈寅恪先生曾经对府兵制点评道：“若骑射并论，自必师法胡人，改畜胡种之马，且任胡人血统之人主持牧政。（中略）至军队组织，则胡人小单位部落中，其酋长即父兄，任将领。其部众即弟子，任兵卒。即本为血胤之结合，故情谊相通，利害与共。远较一般汉人以将领空名，而统率素不亲切之士卒者为优胜。”

西汉名将陈汤曾经说“胡兵五而当汉兵一”，即五个胡人士兵的战斗力才相当于一个汉军士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汉军武器装备精良。但陈汤还说胡兵使用同样的武器装备时，也是三个才顶一个汉兵的战斗力。然而，自从五胡乱华以来，胡人兵马拥有超过汉人士兵的战斗力。

游牧民族先天擅长骑射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胡人的部落兵制也具备某些优越性。在鲜卑部落兵制中，部落酋长既是统兵大将，也是大家长。部众多有血缘之亲，感情深厚，能与将领同生共死。而普遍征兵制的士兵多为临时征发，与将军关系要疏远得多。打顺风仗时也许战斗力不差，而一旦战况不利，就会树倒猢狲散。这就是宇文泰借鉴鲜卑部落兵制组建府兵的主要原因。

关陇集团正是靠着掌握府兵来巩固权势的。毫不夸张地说，府兵就是关陇集团的力量之源。北周、隋朝都继承了西魏的府兵制，并凭借组织严密、能征善战的府兵东灭北齐、南平陈朝，而府兵制也因此发展到了巅峰阶段。

然而，隋朝开皇之治的到来，让府兵制不得不做出调整。早期府兵制是兵农分离，农民专心生产，战士专心打仗。以战斗为生的大批府兵将士失去了用武之地，如果不能妥善安置，不仅会给朝廷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还可能成为新的乱源。于是隋文帝革新府兵制，改“兵农分离”为“兵农合一”。府兵平时为农，战时才接受国家征召，自备武器、马匹、衣物等随军出征。由于成为府兵能获得均田制等配套优惠待遇，不少人加入府兵。但在和平年代，府兵以生产为主，承平日久，军事素养大大下降，导致战斗力不断衰退。

尽管隋末大动乱让李唐的府兵获得了表现机会，但府兵制在贞观年间依然走向废弛。

唐太宗时期的外战不少，但在贞观四年（公元629年）前，太宗的主要兵力来自山东豪杰集团。在此之后，他为了挽回府兵制衰弱的势头，一面重用异族将领充实府兵，一面扩大府兵规模。但府兵制的衰弱依然不可避免。天下已定，兵农合一，承平日久，兵不堪用。腐化的府兵越来越难以满足军事需求，而凭借军事力量掌权的关陇集团，也随着府兵制的衰弱渐渐丧失了主导权。

在贞观之治的大环境下，社会安定，百业兴旺，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关陇集团之前多以军功资望晋升，但唐朝用人标准随着战事减少而渐渐不再以军功优先，而是以文化为主，从而使得科举制有了长足的发展。

唐太宗打天下时不仅有关陇集团撑腰，还得到了李勣、房玄龄等山东豪杰的支持。山东豪杰是当时唯一可与关陇集团抗衡的军事集团。在唐高宗时期，长孙无忌等人排挤山东豪杰，试图维护关陇集团的优势地位，但是府兵制的衰败，使得以此为根基的关陇集团也开始松动，军队实权发生了转移，山东豪杰在朝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加。

陈寅恪先生指出，武则天之所以能从关陇集团的封锁中突围，就是因为她得到了李勋为首的山东集团的支持。他说：“武氏之得立，主要原因是在李世勣赞助。世勣在当时为军事力量之代表，高宗既得此助，自可不顾元舅长孙无忌等关陇集团之反对，悍然行之。然武则天之得立为皇后乃决定于世勤之一言，而世勣所以不附和关陇集团者，则以武后与己身同属山东系统，自可不必反对也。”

无论是唐高宗还是武则天，都是凭借山东集团的力量来抗衡关陇集团的。力倡科举取士，使得武后获得了广大寒族民众的支持，而开设武举又扩宽了军事人才来源，致使养尊处优的府兵逐渐被募兵所取代。唐玄宗开元年间，府兵制正式被废除，关陇集团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军事力量，从而渐渐淡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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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名儒梁启超曾感叹道：“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创办者之一，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吴宓称赞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知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则表示：“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三位大师级人物的颂词都指向同一位学者——陈寅恪。

陈寅恪出身于书香名门，祖父与父亲皆是大儒出身的官僚。因其出身名门又精通经史文学，故而清华师生称他为“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据听过陈寅恪先生讲课的清华学子回忆，陈先生的博学令人惊叹。且不说他熟读中国古典的经史子集，也不必说他曾在欧洲多所高校听过多门课程，单说陈寅恪先生掌握的语言就让当时许多“学贯中西”者感到炫目。他在给学生上课时，曾经用过拉丁语、梵语、巴利语、满语、蒙语、藏语、朝鲜语、回鹘语、吐火罗语、突厥语、西夏语、古波斯语、希伯来语、东土耳其语等古老文字，以及英、法、德、俄、希腊、日等国语言。

博学的陈寅恪曾在清华放出过“四不讲”的豪言。他声称：“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这并非狂妄书生吹牛皮，而是真正做到了。尽管不少学生回忆陈先生的课比较难懂，但都听得津津有味。陈寅恪的学问功底之深厚，由此可见一斑。

陈寅恪1925年留洋归来，被清华大学聘为国学研究院导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比肩而立。除了在清华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外，他还在北京大学讲课。陈寅恪主要负责历史、满蒙语文、佛教研究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他的讲课方式不拘一格，常以多种不同的语言来讲解相关历史内容，或是屡屡引用诗词来佐证历史。他引用文字信手拈来，出处准确，以此阐发的道理更是让人醍醐灌顶。甚至连吴宓、朱自清等知名教授也时不时来听陈寅恪讲课。

在清华改革学制后，身兼中文、历史、哲学三系教授的陈寅恪，不仅在教学上尽心尽力，也在文史哲等领域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当代中国高校文史哲学科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

在历史学领域，陈寅恪可谓如雷贯耳。他主要研究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这数百年之间的“中古”历史，尤其是民族文化发展史。中古时代在中国封建时代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在历史学科中，中古历史涉及朝代之多、国内外史料之丰富、民族文化关系之复杂可谓独树一帜。这既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治学素材，也增加了出成果的难度。  但陈寅恪治史有方，非常善于从各种散落于史料的信息中挖掘出一个历史演变脉络，并由此提出一种新理论。

他根据中古时代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史实，提出了著名了“关陇集团”、“山东集团”、士族门阀社会、“胡化说”等新史学概念。在陈寅恪看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隋唐这数百年里都属于门阀社会阶段。门阀家族势力的盛衰，对王朝的兴灭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例如，形成于西魏时期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就是解读西魏、北周、隋、唐历史的一把钥匙。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是关陇地区胡汉大融合的产物，令人惊叹的是，北周、隋朝、大唐的统治者都出身于关陇集团。该集团开创的“关中本位政策”，一直影响到唐朝。而在唐朝，不仅有四方少数民族汉化，也有河朔汉族百姓“胡化”的现象。上述种种论断皆是陈寅恪治史的重要成果。当代中古史学界无论是否赞同其论断，都免不了要在他开辟的框架下讨论问题。

在文学研究领域，陈寅恪独辟蹊径，开创了“以诗证史”与“以史证诗”的研究方法。他将此法运用于古典文学研究，留下众多令学界叹为观止的著作。

陈寅恪研究古典文学从来不局限于诗词小说的文字。他非常注重从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捕捉人们所忽略的隐藏信息，并提倡运用多种办法来解读文学作品的背景与内涵。例如在鉴赏《长恨歌》时，陈寅恪不厌其烦地考订了女主人公的身份与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的来龙去脉。他晚年不顾目盲体弱，以惊人的毅力著述了多达八十万字篇幅的《柳如是别传》。陈寅恪围绕着柳如是、钱谦益的作品与事迹，勾勒出俩人所处的晚明时代背景，歌颂了柳如是忠贞爱国重情重义的可贵精神。

在儒家经学领域，陈寅恪也堪称一代宿儒。近代以来，垄断古代中国学术界的儒家经学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冲击。“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口号之一，批评儒学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要潮流。但学贯中西的陈寅恪对此有不同看法，他在给王国维先生撰写的挽词中提到：“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这种言论很容易被时人视为守旧落后之说。但作为学衡派的代表之一，陈寅恪依然对古老的儒学报以很大的期待，反感那种将儒学连根拔起的激进做法。

在哲学领域，陈寅恪把重心放在中国古代哲学领域，而不像胡适等人那样以推广西方哲学思想为主。他久居海外，对不同流派的西方哲学有着深入的认识。正因为如此，他非常反对近代学者们常见的以西方哲学诠释中国古代哲学的做法，认为那是不严谨的穿凿附会之举。故而，他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评价不高，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却颇多赞誉。因为后者具备他提倡的“了解之同情”精神。

博学只是陈寅恪的一面，他的另一面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与“读书不肯为人忙”的为人处世之道。

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知识分子常以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为学者的做人标杆。但在现实中，真正能做到的人依然只有极少数。所谓“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并不是指一味与社会大流“唱反调”，也不是故作标新立异的姿态以夸耀自我。在陈寅恪看来，这些貌似“清高”的做法，不过是夸诞之人为求名利而进行的炒作罢了。

著有《中国哲学史》的冯友兰，曾经得到陈寅恪的高度评价。但冯友兰一度受国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哲学斗争的影响，在《论孔丘》一文颠覆了自己过去的观点。后来他不无悔憾地说，自己当时并不是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做学问，而是带有哗众取宠迎合热点的过失。

而推崇思想自由独立的陈寅恪，无论在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建立之后，从来不为社会风向所动。无论学术处境多么苦难，他都坚持自己探索出来的真知。尽管他的学术观点未必全部都是真理，但陈寅恪只会因真凭实据而推翻自己不成熟的见解，而不会被学术外的因素干扰本心。

他曾说：“夫考证之业，譬诸积薪，后来者居上，自无胶守所见，一成不变之理……但必发见确实之证据，然后始能改易其主张，不敢固执，亦不敢轻改，惟偏蔽之务去，真理之是从。”

自己提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做人原则，自己贯彻了一辈子。哪怕是因战乱流离失所，因动荡而贫苦交加，哪怕是疾病缠身、遭人诋毁，陈寅恪都不为所动，依然坚持在学术之路上前行。

自古文人多相轻。近代学者中自然也有不认可陈寅恪的人，比如钱钟书。但更多时候，陈寅恪还是被大家当成“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这并不是因为他喜欢标榜自我。恰恰相反，这个盛名完全是别人给的。

当初在德国柏林留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多。陈寅恪与同胞们常一起海阔天空纵论天下。据其他学者回忆，陈寅恪不仅懂文史经学，还畅谈国家未来的形势，讨论教育民生的治国大纲。而且他并非像寻常书生那样泛泛而论，而是提出了很具体的意见。例如在教育环节以普遍征兵制来训练国民，经济发展应当以建设新工业和开发边疆地区为重等等。这让其他的旅欧学者深为叹服。故而像梁启超、吴宓、王国维等兼修中西文化的饱学之士，都对陈寅恪推崇备至。梁启超在向他人介绍陈寅恪时，公开表示自己的学问不如陈。

然而，陈寅恪自己并没太把众人的赞誉当成一回事，依旧保持着朴实真诚的作风，自信满满却又谦和为怀，所谓的学者风范、大师本色，说的大概就是陈寅恪先生这样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