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兰登书屋(贝内特·瑟夫回忆录)》是美国兰登书屋创始人贝内特·瑟夫的回忆录，同时也是一部生动反映美国二十世纪出版业风云变幻的经典性著作。作为美国出版界划时代的标志性人物，瑟夫从一家小出版社销售业务员做起，到收购“现代文库”，创立兰登书屋，使之发展成美国最成功的高品质商业出版社。他在书中用亲身经历展示了他是怎样经营出版社、如何扩大自己的品牌影响，如何与作者、同行打交道、如何运作图书。

已故美国兰登书屋创始人贝内特·瑟夫(1898-1971)是美国出版界划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他的回忆录《我与兰登书屋(贝内特·瑟夫回忆录)》是一部生动反映美国二十世纪出版业风云变幻的经典性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充满趣味、幽默、智慧的文学回忆录。

性格幽默开朗、为人诚恳善良的贝内特·瑟夫在书中回顾了自己从少年时代的阅读生活到青年时代的创业，乃至投身出版业四十年的人生体验。一九二五年，他与唐纳德·克劳弗尔合伙收购“现代文库”丛书，奠定了他们于一九二七年创立兰登书屋的基础。在随后的四十多年中，他们将兰登书屋逐步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出版集团。作者讲述了他创业经营过程中无数幽默、有趣的轶事，其中涉及他与尤金·奥尼尔、威廉·福克纳、詹姆斯·乔伊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约翰·斯坦贝克、杜鲁门·卡波特、德莱塞等很多作家的交往，也有关于他和美国其他出版家的交往，还谈到了他经营出版社的过程中碰到的各种趣事与经验谈。

贝内特·瑟夫用亲身经历向我们展示了他是怎样经营出版社、扩大自己的品牌影响，如何与作者、同行、媒体打交道，如何运作图书的……读者可以从一个成功出版人的成长轨迹看到兰登书屋这个美国最大出版集团的崛起之路。

序言

原版出版说明

我与兰登书屋

译后记

译名对照

就在十六岁生日的前一天，我的童年戛然而止。妈妈去世了。她一直很想再生一个孩子，流产了好几次，还坚持要生。我十五岁时她生了一个女婴，只活了大约两个星期就夭折了。几次怀孕、生育使她的身子虚弱不堪，一直都没有真正康复。

从妈妈去世那天起，我就成了我们家管钱的人。外公很精明，他虽然喜欢我爸爸，可在钱的问题上不信任他，生怕爸爸很快把钱花光。爸爸是世界上最容易受骗上当的人，任何人向他借东西他都会给。所以外公把给我的钱交由妈妈保管。她死后我就继承了大约十二万五千美元的财产。外公的六个孩子中另一个继承他家产的是我的赫伯特舅舅——赫伯特．怀斯——妈妈死后他就搬过来跟我和爸爸一起住，我们三个相亲相爱。

十六岁时我决定学习经商，这意味着我得换一种学校念书。我写字很难看，除了记账什么都不懂，可我还是铁了心要当大亨。我有很多不愿离开唐山德·哈里斯中学的理由。这时候我在校刊上写短篇小说，是那儿的高材生，还是橄榄球队队员——虽然我只看得清橄榄球！但我决心赚钱，于是退学上佩克德商业学校。赫伯特舅舅对此很恼怒，可我坚持自己的决定。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都是非常愚蠢的一步，幸好，它对我很管用。至少有一点，我的书法进步了：那段时间他们教了帕尔默速写法。我还学会了复式记账法，开始懂得商业世界的一些门道。放学以后我就到一个注册会计师那儿打工，跟着他找客户们对账。我就这样跑进了一家大饭店的内部，明白了所有资金要像液体一样流动，而不是像食物那样储存起来。我懂得了百货商店和其他行业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因此对这一整套都很感兴趣。就这样，我在商业学校的时候就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

在我上佩克德商校、跟着会计师打工的这一年里，赫伯特舅舅坚持不懈地找我谈，劝我上大学；要是当时我没有听他的话，天知道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我的学分不够，因为没念完高中。我是这年一月份决定上大学的，到九月份必须达到所有入学要求。我就去哥伦比亚大学补修了几门课程，舅舅则辅导我学习其他两门课。

看了必修课程单后，我很快决定，永远不学拉丁语和希腊语；我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天赋。我发现在新闻学院不用学那些语言，当即就拍板，这就是适合我的地方(当时，这里还是本科生学院，许多年以后才变成研究生院)。但我的学分还是不够。我的代数成绩从来都没好过，但还是指望这门能通过考试，那样就能得到最后的两个学分。可是，我不及格，就是过不了关。于是我又考徒手绘画——这几乎人人都会——我通过了考试，拿到了一分。然后我又选了高阶法语。这是孤注一掷，要是拿不到这最后一分，我就死定了。所幸，我通过了，顺利考进新闻学院。

那年夏天，莫蒂·罗杰斯上体育课时用的存衣柜跟我的正好相邻，我们得以再续友谊。莫蒂的爸爸威廉·A．罗杰斯医生对我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人，因为他有个病人是我的梦中情人，她就是美丽的女影星诺玛·塔尔玛吉，一想到她是他的病人我就晕乎乎的。记得我还求过他，让我背着他的包跟他一起去看她。莫蒂·罗杰斯还介绍我参加了兄弟会“πλφ”，会长是年轻的奥斯卡·汉默斯坦二世。还有一个名叫贺拉斯·曼吉斯的男生也是会员，他后来不但是兰登书屋的代理律师，还代理其他六家大出版社的法律业务。理查德·罗杰斯不久也加入进来，罗杰斯和汉默斯坦使我对戏剧越来越感兴趣。P12-14

在一九六七年九月至一九六八年二月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的玛丽·R．霍金斯对贝内特·瑟夫作了二十一次问答式长篇访谈。这些访谈均有录音和文字整理，经他初步校订后又重新录排。一九七一年三月，他又补写了一些笔记，使口述历史的内容一直更新到最近的时间。

撰写《我与兰登书屋》是他本人的主意(书名也是他取的)，写作的方式是从一千多页打字稿中整理，把问题删掉，重新安排布局，校订、润色文本，补写他访谈时没想到的内容。在一九七一年八月猝死之前，他已经开始写了，而且在他生前最后几个月里，他经常跟我们和别人说起他对这本书的想法。如果他能活着写完，我们一定会参与他的整个写作过程，而不是带着悲伤的心情，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努力贯彻他的意图。

口述历史的材料是《我与兰登书屋》的主要素材，但不是唯一素材。极少有人会像贝内特这么有条理地记录自己的人生，我们从中获益匪浅：他保存着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时代的日记，到国外旅行的日记更多；精心保存的大量剪贴本，它们本身就是一个参考文献图书馆，里面有关于兰登书屋和他自己的新闻，以及几百篇他发表的文章剪报；大堆大堆他按照顺序有条不紊整理好的书信(很明显，他几乎从不扔信)。

所有这些资料在贝内特的记忆偶尔出现疏漏的时候，都成了核对日期、事实最宝贵的依据。更重要的是，它们实质上也构成了本书的内容。当我们发现对同样的主题，他很久以前写的文章比口述历史的更好时，我们就采用前者。在他的旅行日记中有好几则他当场写的片断，比他多年以后在访谈中回忆的更有趣更详尽，我们就替换掉访谈中的回忆内容。最后，在从大量口述历史素材中选择材料的问题上，我们都是以他自己为这本书定的书名和我们估计他本人也会那么做的思路为指导，这样，本书主要是一本关于出版和他在其中的卓越表现的书。

菲丽丝·瑟夫·瓦格纳

阿尔伯特·厄斯金

两年多以前，我在上海外文书店原版书区域的历史传记书架最下一层意外发现Af Random：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这本书。抽出来翻看，猛然想起来，这不就是十多年前的那本《我与兰登书屋》吗？

一九九一年，三联书店出版美国兰登书屋创始人贝内特·瑟夫(当时译为贝内特·塞尔夫)的回忆录《我与兰登书屋》(陈瑞兰、杨淮生译)，收入著名的“文化生活译丛”。它为尚未进入商业化时代的中国出版界打开了一扇了解美国现代出版业风云际会的窗户，为国内不少立志从事文学出版事业的出版人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投身出版业。不过时至今日，当年首印三千册的《我与兰登书屋》已经很难寻觅。

当时我没有读过三联版《我与兰登书屋》，但是在一口气读了两遍英文版后，心头豁然开朗，从此告别工作近三年的报社，投身书业，并且着手联系《我与兰登书屋》的国际版权。

没想到落实这本书的版权还颇费周折。

《我与兰登书屋》精装版初版于一九七七年，在贝内特·瑟夫逝世六周年之际由兰登书屋出版，二○○二年兰登书屋成立七十五周年，出版社又请作者长子克里斯托弗·瑟夫作序，推出平装版。尽管该书版权为兰登书屋所有，但由于初版时间久远，独家代理兰登书屋翻译版权的版权代理公司数据库中并没有这本书的资料。幸运的是，不久我即随同黄育海先生参加了二oo四年法兰克福书展。我心有不甘，径直跑到兰登书屋的展台询问。可是一般的年轻工作人员怎会了解这样一本近三十年前老书的版权状况呢？这时，兰登书屋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帮了我的忙。她颇为兴奋地说：“这是一本好书！”并热情地介绍我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去找他们负责国际版权的一位小姐妮科尔谈。“书展结束后我会回公司查这本书，你回去等候版代公司的消息吧。”妮科尔把书名记下来，笑着对我说。接下来的事就十分简单了，一切如愿。

《文汇报》的陆灏兄获知我要翻译这本书，欣然将他收藏的三联版《我与兰登书屋》借给我作参考。我这才发现，这并不是全译本。译者特意说明：“为使本书集中于塞尔夫发展兰登书屋的全过程，译者将本书原文中叙述他幼年生活的片断及个别与本书主题关系并不密切的章节有所删略。译者相信这些节略将不会影响读者对塞尔夫这位卓越的出版家的了解。”

也许两位译者自有他们的道理，但在我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在被三联版译者删略的开头两万多字内容里，作者从自己童年的家庭生活说起，写到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毕业后在华尔街的荒唐工作，乃至一脚踏进出版业、在利弗莱特出版社积累工作经验的过程。这些生活经历均与作者日后创立兰登书屋以及他的整个人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简单的删略只能令读者看不到作者性格、人生观的发展历程，难以理解他与许多朋友、事件之间的渊源和联系。而在作者创立兰登书屋之后的内容中，也有个别章节、段落被删略，最明显的是在某个章节中，作者讲述他身为自由派出版人，与两位极有争议的极端保守派惠特克·钱伯斯与乔治·索克思的交往以及出版《联邦调查局故事》的过程。这整个章节的删除影响了读者深入认识作者在政治立场、交友标准和商业利益之间的微妙关系。

可能是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或者无从查找资料(当时查找资料远没有今天便捷)，旧的译本在涉及出版业专业背景的词汇翻译上很容易出错。譬如对出版社书目、图书发行、出版品牌、书系、图书俱乐部、图书附属版权、文学经纪人制度等许多出版专业背景知识的翻译和理解不够准确，可能会影响读者对作者行文和出版业的理解。此外，由于当时的译本并没有列出译名对照表，许多人名、书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与今天约定俗成的译名也相差甚远(书中提到的许多图书现在已有中译本)，这也令今天的读者很难对号入座，无法将自己所知道的知识与书中提到的相应内容一一对应起来。

距离一九九一年三联版《我与兰登书屋》的诞生已经超过十五年，中国出版业在这十五年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版权贸易空前活跃，出版集团的裂变整合已不算新鲜事，图书俱乐部(书友会)也出现了。我重新翻译这部美国现代出版史上的经典作品，固然是出于自身对贝内特·瑟夫由衷的敬佩和对这本书的热爱，希望能尽量弥补过去译本中存在的一些遗憾，也希望它有助于国内出版同业在新的市场环境中获得新的启迪，对国际出版业有更深刻的认识。

新译本沿用旧译本《我与兰登书屋》的书名固然是因为它在国内读者中的影响巨大，也是因为原版中At：Random这个极其精妙的双关语书名实难直译。在英语中，At random一词本意为“率性，随意，偶然”，这一层意思体现出兰登书屋不拘一格的自由派出版风格主张，而Random-IIouse音译为“兰登书屋”，则At Random也意为“在兰登”。这样的双关正反映出作者贝内特·瑟夫生性幽默、爱好搜集双关语的特点。堪称不可译的绝妙书名。

感谢责任编辑赵萍小姐，还有陆灏先生、季晟康先生、王建梅女士以及所有喜爱《我与兰登书屋》的朋友，没有他们的鼎力支持，《我与兰登书屋》将不会以现在的面貌顺利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感谢率先将《我与兰登书屋》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三联书店，是三联敏锐、超前的出版眼光使国内许多出版人和普通读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从这本书中获益匪浅，也感谢两位前辈译者，他们在某些译文上的精妙处理，使我在翻译过程中深受启发。

二○○七年是兰登书屋创立八十周年，也是《我与兰登书屋》问世三十周年。这一新版中译本，是对贝内特·瑟夫这位伟大的出版家一种最好的纪念。  译者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