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母亲讲，我读小学时作文写得极好，曾受到过不少先生赏识。于是有一段时间，我总是回忆，想知道自己在懵懵懂懂的年岁里都写过些什么。我费力寻找，就如同在一片荒芜中搜寻蕴含新生命的种子。有时在路上，有时在梦中，倘若有片段一闪而过，常常激动得难以自持。
八九岁的孩童会写点什么呢？后来恍然间明白，整个童年中，我就写过一个题目，这便是故乡了。那时笔下故乡的名字好多、好多，《我家的菜园》（（暑假趣事》《夏天的麦子》（（冬天的雪景》，那时候的故乡，真的好大、好大，我努力成长，努力书写，从六岁到十多岁，将铅笔写成钢笔，终究还是没能走出故乡的氛围。
何处是故乡？故乡是何处？人生前二十年当中，不曾想过这样的问题，故乡也不会让我去想这样的问题。
几年前，我远离故乡前往天津求学，途中目睹车窗外疾驰后退的山山水水，深感兴奋激动。当真正踏上异乡土地的那一刻，突然意识到，过去二十年，我把“异乡”这个词语，理解得实在太过于轻松。
我开始不习惯异乡的饭菜，开始不习惯异乡的言语，不习惯异乡的云、异乡的风。在一片“不习惯”的慌乱中，我开始怀念故乡的味道、故乡的云，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
何处是故乡？故乡是何处？我有点儿迷惑。
我摊开地图，仔细丈量异乡与故乡的距离。心头不禁一振，原来，我离它已经那么远了……
我尝试着把故乡带进异乡人的生活。向每一个熟识的人、每一张异乡的面孔，努力介绍故乡风物。他们摇头、他们木然、他们疑惑、他们不解，故乡的名字，对于他们竟是如此陌生。
故乡，何时变得这么小了？
2013年12月，正是北风最硬的季节。我裹紧棉被，缩在宿舍一角漫无目的地刷新网页，朋友发过来一条链接，我匆匆忙忙打开，是一段从《舌尖上的中国》截出来的视频片段。秦腔、面条、麦浪、黄土，介绍的正是千里之外的故土民俗。心在故乡，身瘦异地。我打电话给这位同处异乡的朋友，激动地告诉他：“拍得真好，真想现在就回去呢！”
“回去也再难见到，都过去的事情了！”
一声叹息，两头默然。他说得没错，故乡的的确确是变了。
也许故乡一直都在变化吧！春去秋来，寒尽暑往，这个世界上哪儿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呢？破旧的老屋需要重建，颓圮的石桥需要重修，孩童必定长大，青年终将苍老，成长是一件残酷的事情，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挡不住社会进化的脚步，也没有理由阻挡这个世界前进的步伐。一成不变的故乡，定然也不是异乡游子所希望看到的样子。
故乡不再广阔，它缩小自己的形象，让游子的眼界不断扩展。
游子也不再迷惑，从走出故土的一刻，故乡注定常常被用来怀念！
告别少年之后，年复一年冲刺各种考试，大约有八年时间，我没有在故乡好好游走一番。这八年里，匆匆忙忙奔波往返，故乡看着我，我竟不曾注意过它。
变化的故乡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
在一个阳光正好的午后，我漫步乡间，打算看一看持续变化中的故土。
犹如一个侦探，我用刁钻的眼睛打量每一处景致，又如一个警察，拿记忆中的画面，比照故乡如今的样子。故乡果真是变化了许多，童年中随处可见的低矮土房早已不见踪影；印象中那条泥泞小道，变地宽阔而平整；当年在桥头摆摊的少女，如今早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村里的小庙新添了两座大殿，大殿中的泥菩萨也早已镀上了金身。
母亲说：“有的地儿陕不认得了吧？往里再走走，你更认不出来呢！”
四十年中，母亲未曾真正离开过故乡半步。她随时代浪潮行走在故土流俗之间，认真亲历，仔细打量。在她看来，故乡这些变化全仰仗于村里人日渐鼓起的腰包。近十年，外出打工浪潮席卷故乡，村里人紧跟时代脚步，抛下老人孩子，竞相奔赴远方，投身到异乡机器轰鸣的车间，在都市边缘，在城乡接合部，用重复的动作换回一份丰厚利润，开年出去，年根再回来。如此反复几年后，故乡人尝到了市场经济的甜头，便不大愿意在田间耗费哪怕一分力气。
满载归来的故乡人，不断翻新乡间旧物，曾经耕耘茂盛的良田，却在悄悄荒芜。
我看到了故乡变化的样子，它繁荣、华丽、光鲜，但隐隐约约中，有一种变化似乎正在诉说着故乡的痛。P11－13
写下这句话之前，没有想过能写三十多个故事！
写完这句话之后，感觉写三十几个故事也不是一件什么“大事”！
二○一三年一月，我刚满二十岁，在大学混迹了不到四个月，还没等到春天来临，就先失恋了。心情郁闷，但又无可奈何，搭上了一辆公车，钻进图书市场捡起两本书，又跳进公交返校。躺在床上百无聊赖，无故乱翻，尤其服膺钱锺书的一句话：“二十岁不狂是没有志气，三十岁犹狂是没有头脑。”掐指算算，距离三十岁这个节点尚早，我似乎应该有点儿志气。打开手机，站在二十岁的开头，发了一桩宏愿：“二十三岁之前做不成一件大事，就不配苟活于世了！”短短一行字，凭借心中的一腔激情编辑完成，心里头很爽、很过瘾。
我反复告诫自己，你二十岁了，得干“大事”了！可是什么样的事才够“大”呢？我想到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北京长安街，想到了那日北京大学振臂高呼的青年。那些青年做的才是“大”事，他们高呼呐喊，便影响了大洋彼岸的国际谈判桌。我得学他们关心时局，把自己的前途命运，甚至一颦一笑都和家国兴衰联系到一起，哪怕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二十岁的我，开始疯狂阅读《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读《胡适全集》，模仿许知远、梁文道，游走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文字中间，兴之所至，赶在大脑里的荷尔蒙还未退去，写下一篇又一篇“感时伤怀”的“济世文章”。那一年的图书馆、凌晨两三点的宿舍、阴冷的学生会值班室，甚至嘈杂拥挤的地铁上面，都留下了一个“迫切干大事而不得”的青年紧锁眉头、雕琢文字的瘦削侧影。
二十岁的我，自负迷茫，看不起这世界，世界也看不起我。整日在充满火药味和锋芒毕露的文字里面游弋，学会用一堆“大词”来武装自身，将一肚子质疑变成一纸纸带毒的炮弹，酣畅淋漓。我通宵达旦地阅读，在书海里尽情寻觅可供运用的“刺刀”，指点文字并乐此不疲地做着济世抒怀的大梦，赢来了喝彩，也招来了骂名。当二十岁的时光逐渐流逝，在某一个瞬间，我敏锐地觉察到自己开始鄙弃之前的“激扬文字”了。心情有点儿慌乱，于是我停下来，我想看看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焦灼、纠结、疑惑，最后，我居然彻底否定了自己一手造就的“济世文章”。原来，我所认为的“大事”，在时间面前，如此不堪一击。
那究竟什么样的事才是“大事”呢？我又一次变成了大雾中没有方向的青年！
四顾环望，我决定去问问那些作古的“大”人物。
二十岁的后半年，我刻意疏离了许知远，淡漠了梁文道，放下《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一头扎进“大人物”的人生。整整一个冬天，不知道自己究竟浏览过多少传记，翻阅了多少“大人物”的年谱，我只知道，记载那些“大人物”二十岁的一页页文字，曾让我沉思许久，有兴奋、有失落、有惶恐、有悲伤。兴奋的是某人二十岁时居然还是乡野白丁，失落的是某人二十岁既已名满天下；我惶恐，因为二十岁的他已完成如此之多的“大事”，我悲伤，因为二十岁的自己和他们相比，突然萌生时不我待之感。
二十岁的冬天，曾经很多次两手插进裤兜，独自站在图书馆五楼窗前，目光呆滞，俯瞰校园里的匆匆人流。我努力思考将要为之疲于奔命的“大事“究竟是什么？是认真听讲，努力背书，考取一个不错的分数？可冰冷的数字并不能给我沉淀更多持久性的东西；是左右逢源，来回奔走，赚取一个不错的IZl碑和名声？可那些虚名与头衔，看起来如此不真实。我要去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吗？但爱需要准备好责任。我要积极入党吗？可我找不到一个非得投靠组织的理由。我越来越不知道那些“大事”是什么！
在一片迷惑不解中，我即将邂逅二十一岁。二十一岁，距离二十三岁又将减少一年，我依旧“想干大事而不得”，我有些着急，着急得简直想一头撞死！就在这年春天，有一个人趴在我耳门旁轻声责问：“孩子，你为什么要这么急？”对呀，我为什么要这么急呢？
于是，二十一岁这年，痛定思痛，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要暂时远离现代，彻底埋首古典l！k～T。二十岁时的我像一头公牛样迫切地朝前冲刺，无暇转身，现在，我想朝身后大胆看看。那个“迫切干大事的青年”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着急，那一点儿“干大事”的勃勃野心还未完全泯灭，但他似乎不再频繁恐惧。我阴差阳错、情理之中
七
二○一五年倒数第二天，最初的三十个故事“讲”完了，数了数，一年零五个月，写下共计十余万字。走走停停，反反复复，总算了却了另一桩心愿！
当年贾平凹写毕《秦腔》，往香炉里燃一炷檀香，磕了三个响头，浇一圈烧酒拜过先人，然后咬一根纸烟，下馆子美美地吃了一碗羊肉泡馍。我没有香炉，也没有烧酒，我想吃面，得用大海碗，辣子要多。于是，我跳上列车，一路奔向北京。靠在车窗，夕阳打进来落在胸前，我戴上耳机开始播放《秦腔牌子曲》。是的，我有点儿想念故乡！
现在，有关故乡的故事讲完了，二。一五年也过去了，二。一六年，不管愿不愿意，我终将正式迎来二十三岁。三年前的那桩宏愿、那些个我发誓要干的“大事”，如今依旧渺无踪迹。可回头思量过去三年，也许这世界上根本就无所谓“大事…‘小事”，只有“应为之事”，“应为”还是“不为”，得看机缘。有一位老朋友曾痴迷上了马拉松，并将之和生活进行了哲学化的思辨，当时不解，现在好像有所领悟。过去一心想干“大事”的那个我，将生活这件事看成了百米冲刺，然而，生活本身其实是一场马拉松。总之，二十三岁的我不想干臆想中的“大事”了，二十三岁后的我，亦复如是。
此刻是北京时间四点零八分，四十七年前，诗人食指在喧嚣嘈杂、遍布离愁别绪的北京车站，写下一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他写道：“我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如今我坐在这里望向窗外，心里却有一丝平静。我深知要走的路还有好远，二十三岁，只是其中一段。如果可以，我还想提前告诉六十岁的自己，你二十三岁那年的决定，真他妈对！
感恩相遇的每一个人，感恩过往的所有记忆，感激始终忘不了的人和事。
北京，我还会回来！
二○一六元月一日凌晨
于北京三联韬奋书店
从2014年冬到2016年夏末，两年时间，我不务正业地写了三十几个故事。故事内容大多追忆曾经熟悉的人和事，有漆匠、泥水匠、画匠、风水先生、神棍神婆、盗墓贼，还有几位离世数载的亲朋故旧。故事发生的背景局限于我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村庄，每写完一篇，我就拿给朋友，随着故事渐多，朋友告诉我，她从文章里便能够想象出那个村庄是何种样子了。我告诉她，这个村庄如今只存在于记忆中。
后来，受朋友抬爱，这些故事陆陆续续得以发表。朋友推荐的平台大，收获的评论很多。那些日子，每发表一篇，我就默默等在电脑前，一一浏览如潮水般涌来的意见。独自苦苦耕耘出来的文章能被更多人过目，自然是倍感欣慰的事情，若能从评论中读到些褒奖之词，内心喜悦，自是不言而喻。可后来我就不敢再去看了，无论溢美之词，还是针砭之论，都不想一睹究竟。因为我很诧异地发现，在潮水般的评论中，真正谈论文章内容者不占多数，往往都是抓住文章某一点，将其无限放大或深度解读，结论大多可以汇集成八个字：世风日下，乡村已死。
事实上，在动笔写作之初，我未曾产生多少关于“乡村之恶”的认识，即使如今的乡村故土，较之以往，某些方面明显已在堕落。我只是想写，单纯感念生养我的土地，感激忘不了的人和事。在我心里，乡村虽然快要丢掉魂灵，但还远远谈不上死。我无意把脉，也无意为它开出系列药方。扪心自问，健康的乡村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我自己也难以解答。有读者评论，我文章里表现的“匠人精神”才是正常乡村该有的元素，可是如今的乡村，“匠人精神”并没有绝迹；还有读者认为，真正的乡村应该“屋合俨然、鸡犬相闻”，然而，这些元素，今天的乡村或许比过去做得更好。所以，当我看到读者朋友把我的书写记录当作一面镜子，试图照见今日乡村的“丑态”时，我觉得很疑惑，很不解。
乡村现在是什么样？乡村该是什么样？乡村能成什么样？每个人似乎都有话可说。
最近几年，无论新闻媒体，还是学院派知识分子，给予乡村的关注度空前提高。尤其当传统节日来I临，中国掀起大规模返乡大潮，城市与乡村这两条河流开始合龙，农民与市民两种身份短暂置换，“乡村问题”借助“返乡体”将一连数天登顶新闻头条。2016年春节，一篇博士返乡手记引起关注。大概是讲这个博士回乡之后，以她的视角观察了许许多多乡村“弊病”，观察细腻，颇有理沧深度，文章一出，四面哗然。之后，国内几大媒体纷纷推出以“讲述返乡经历”为主题的平台，许多人由此分享他们对“乡村”的看法，内容一言以蔽之：我的乡村越来越陌生了。铺天盖地的文章在叙述自死”，一个人的“魂”没了，这个人便寿终正寝，乡村的“魂”散了，乡村也才算真正死亡。乡村真正的彻底崩塌发生在细微之处，比如：邻里之间不再互相帮衬，年长之人在后辈那里得不到尊重，又比如：传统手艺失传，乡村并没有死，但传统手艺人严谨、细致的态度失传，乡村便开始濒死。
五
我的书写实践自然不敢包藏“为中国乡村招魂”的野心，只秉持“为故乡招魂”的孝举。孝举的意思是，故乡于我而言是亲人，是需要反哺，我也有义务反哺的亲人。
“乡愁诗人”余光中先生晚年回到故乡江南，曾感慨“故国是母亲，反哺母亲，浪子不行，孝子也不行，浪子回头才行”。浪子心向远方，故土于他只是迫切逃离的樊笼，孝子常侍在侧，“身在此山”，太过亲近的距离反而将故乡的病变遮掩，只有回头的浪子，经过一番逃离与回顾，对故乡的肉身魂灵终将生成一番彻骨认识。
在故乡生活二十年后短暂离开，如今再度返回，既谙熟传统故乡的一切物事，也得以目睹现代化的一次次换代更新，于我而言，这正是一段浪子回头的征程。回忆斯人，记录故土，既为招魂，也是反哺。纵使乡村的死亡已成不可挽回的事实，那为她留下一段生前影像，也不枉生而为斯人。
当然，若以流行的、所谓进化论的发展眼光看，拙作书写的旧人旧事，其遭遇淘汰消亡的命运，恰恰反映了时代的某种进步。进步，自当要有所合弃！但我要说，有些淘汰是刻意的丢弃，有些消亡是不知不觉中的流失，这些“留在过去”的东西未必死不足惜，我们连带丢弃遗忘的人和事，还存留有理解过去的某种可能性。
倘若拙作能在隔离“新”与“旧”的墙壁上凿开一个洞眼，今人由此得以窥视过去，过去的余光也能投射到今天的生活里来，我将不胜荣幸。
二○一七年七月自序于故乡陕西宝鸡陇县
马鹏波著的《麦子黄了麦客不会回来了》讲述了：当一个人不再被人记忆，意味着彻底死亡；当一个群体不被记忆呢？麦客、漆匠、盗墓贼、风水先生、关帝庙里的老居士，社火、秦腔、庙会……这些人和事是乡村的魂，也是这个时代每一个“我们”的记忆。陕西楞娃马鹏波，用文字为故土立碑，为故乡招魂，以秦腔嘶吼：麦子黄了，麦客不会回来了！
高铁和飞机真的能带我们回到故乡吗？
故乡还是记忆中的那个地方吗？
陕西愣娃马鹏波，以笔为马，带我们回家！
记忆中的麦客越来越少，直到最后，他们终于消失在机器大轰鸣的声音中。
夏天到了，麦子又黄了！
麦客，再也不会回来了！
马鹏波著的《麦子黄了麦客不会回来了》讲述了一个不一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