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入之江学院
上大学是我第一次乘火车出远门，在火车上，我激动地想象着未来将成为我的母校的学校的样子，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见识过大学是什么样。在我想象中，开学这么几天浙江大学应该满足这么几个条件：校舍崭新；美女众多。
提起光辉岁月，很多人可能觉得这词用得太夸张了，似乎非得要横刀立马、有舍我其谁的霸气才算得上。我们普通人，文不能安邦定国，武不能上马平天下，不敢在枪林弹雨中玩命，也无法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哪有什么像样的光辉岁月？不过就是生命中最难忘的一段日子罢了。黄家驹写给曼德拉的那首歌，也不是说曼德拉叱咤风云的时候才算光辉，罗本岛上做苦力的那段日子也算啊。一个18岁的少年，上大学之前，连湖北省省城武汉都没有去过，突然有一天要带着众人的艳羡跑到杭州上大学，无论如何，未来的日子都可以算得上是光辉四射：第一，这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年龄，我将开始在远离父母的环境中开始独立的生活，度过四年时光，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会花上六年半；第二，这是我成年后表现自己独立能力的最好机会，我将用自己的标准来选择我喜欢的人作为朋友；第三，这是一所很多人都想去但没能去的大学，我所在的武穴中学也就我一个人逮住了这个机会。
那个时候浙大还不是现在这个暴发户的姿态，很谦虚的一个大学，谦虚到我很多亲戚听说我考上了大学，都会进一步问考上什么大学，我回答“浙江大学”后，他们“哦”一声后会继续问“浙江什么大学”，我必须解释“浙江大学”就是这个大学的名字时，他们才恍然大悟，并再次关切地询问：浙江大学是不是重点大学？浙江大学在哪里？我常常很是扫兴，我也算是费了三年工夫才考上的好不好。我有个发小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我的亲戚也知道，带着同情和遗憾的口气告诉我，“她可是考到北京去了啊”。浙江给我们那里的印象就是“温州、义乌、宁波”，我们是劳动力输出省份，无数的亲戚都在浙江打工，但从来没有人知道“浙江大学”。我比他们幸运，我乘上开往杭州的火车的时候，手里不仅拿着火车票，还拿着浙大的录取通知书。
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无趣，我那么多亲戚中，还是有两个人听说过浙江大学，他们都上过高中，其中有一个甚至说“浙大是南方的清华”。我当时还没听过这说法，一阵得意，“北乔峰、南慕容”，获得跟慕容一样的地位让人有那么一丝不快，但也是和威名赫赫的乔帮主相提并论啊。1997年湖北省高考是先报考志愿，后参加高考，可见，我对浙大完全是主动的，完全不像是有些人考得不好委屈自己跑到这里的。而我为什么报考了浙江大学呢？很偶然，就是当初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一个排名。我也不知道从哪儿拿到这本杂志，反正在很角落的地方就看到了，说浙大全国第三，前两名是清华和北大。当时我正在为填报志愿犹豫不决，北大清华有点不敢，别的地方又心有不甘，看到这则消息，真的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估计排名的风气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那时候还只是个参考，也没人关注，除了我这种没见过世面的“白痴”。慢慢地就愈演愈烈了，大家都开始看重这个，学校也就越来越看重。再到后来，广东有个武书连，也发布大学排名。我的天啊，把浙大越排越高，常常超越清华或者北大，估计连潘校长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是我爸送到学校的。在火车上，我激动地想象着未来将成为我的母校的学校的样子，要知道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见识过大学是什么样。在我想象中，开学这么几天浙江大学应该满足这么几个条件：
1.崭新的校舍。到处都是欢迎新同学的动人场面，绿树成荫的校园，一些充满朝气的青春少女蹦蹦跳跳地走过，背着大书包的同学匆匆赶往图书馆，既有一些卿卿我我少儿不宜的场面，也有几个同学和老教授在某个雕塑前认真地讨论问题，总之，一定得有高校的范儿。球场上全是打球的，老师早就告诉我们了，到了大学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按照武穴的说法就是“把头剁掉玩都没人管你”。
2.美女要多。在家里别人问我你到哪儿上大学，我说杭州，别人就会以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哇，苏杭出美女啊！我强忍着心中的暗喜，故作淡定，表示“大学还是以学习为主吧”，美女有没有，都无所谓。
对于第一个条件，我期待了很多年。我的小学是在一个小村子里上的，初中是在一个镇子里上的，高中到了县城：总的来说，两大特点：地方小，同学土。大学应该大有改观吧？再说那些宣传资料上都这么写的，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有图书馆，有竺校长的两个问题，还有西湖荷花胜景，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对于第二个条件，至于美女，这不是我说的，但是从心里讲我的期望还是挺高。我记得大一的时候潘一和老师给我们上《大学生成才导论》，第一节课让大家介绍自己为什么来上浙江大学时，相当一部分人都提了“美女”的话题。然而，等校车带着我和我爸来到之江学院，傻眼了，除了绿树成荫真的特别浓烈外，别的和电视看到的都不一样。也确实很热闹，但基本都是那些和我一样兴奋异常的新生，在丛林中的平地上，矗立着几幢三四层的房子。这就是我泱泱大国的堂堂学府？女生有两个特征：少，并且惹人注意的不多。这话说出来可能会惹很多97级的女生不高兴，但是反正也快毕业了，忍了这么久，我不想再忍了。
先说之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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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准备写《后记》之前我先得花一点笔墨说一下从答辩完毕到毕业离校的事儿。
答辩完毕后，我们去系里借学位服拍毕业照。为了不辜负这些年的努力，我们巴不得在每个场所都拍上几张，图书馆前竺可桢校长的塑像这里必须要拍上一张，学校的大门口也得来一张，宿舍里要来一张，然后就是与各个同学分别组合来一张。空间结构里不知道谁想的主意，觉得在杭州上大学，应该有一张西湖边的学位照。于是，我们一帮人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带着学位服，来到孤山公园。我实在不好意思跟有些厚脸皮的家伙一样穿着道袍一般的学位服，从学校出发，途经浙大路、体育场路、保傲路、白堤，在众多游客的惊诧、羡慕抑或是新奇甚至是嘲笑的目光的注视下，来到孤山公园的鲁迅像前。我问他们怎么敢一直穿着，回答说换来换去麻烦，还不如穿上，我还没说多不好意思啊，人家不屑地说谁看你啊。一语隙醒梦中人啊，我觉得这想法特洒脱，立刻表示同意，可能自己真的想多了，管他呢，马上就穿上了。这样，我在白堤入口也把学位服套上，光荣地和断桥合影。之后，一群人就像是中了状元游街一般，穿着学位服从三步一桃、五步一柳的白堤上那挤过摩肩接踵、密不透风的人群，跨过锦带桥、断桥，大摇大摆地走进孤山公园。春天的西湖边真的是游人如织啊，想象一下，我们穿着这衣服，那真是相当的扎眼。我也着实佩服这群人的勇气。现在看了那些录像，觉得特别傻、特别逗，但当时的那股劲头儿就是这般热烈、兴致就是这般高昂。在孤山公园鲁迅像前的那片空地上，我们摆出各种造型、制造各种笑话，演绎了江南四大才子出游的现场版，一直到日落西山，我们的笑声还在西湖的湖面上随着和煦的春风飘荡。
到这个时候，日子更加轻松了，但离别的情绪也越来越浓厚。在这种气氛下，我们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总能找到几个人一起去青芝坞边吃边聊。人不够就赶紧打电话，接电话的人要么也在聚餐，要么就说马上就来，我们也能轻而易举地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理由，没有人会拒绝，我们打算预支、也可以说是弥补未来十年内想要却又肯定无法成行的所有聚餐。实际上，我们也明白，吃什么其实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跟谁一起吃。这个现在依然正确的道理我十年前就已经知晓。
我们建工学院是在邵科馆进行的毕业学位授予仪式。大家拍好集体照，到里面听报告，然后轮流上台让学位委员会的老师把帽子上的穗子拨打另外一边。我到现在也分不清穗子在哪一侧代表已经获得学位，但我牢牢记住的是张浚生书记给我的穗子拨了拨，这就意味着我真正的毕业了。
研究生班最后组织了一次集体活动，在蓝月亮茶馆那边喝茶。这边喝好茶，空间结构的一帮人又约好去保傲路那边防空洞里的KTV唱歌。我大概是回学校有点事儿，差一点就错过了，但好在我及时接到电话。LBY急吼吼地问我在哪里，我说在宿舍里整理东西呢。他在电话里头说快点呢，别整理了，大家都在这里，就差你了。说完那边就挂了电话，我都来不及说“好——好——好——马上就来”，赶紧扔下手里的事情，跑出学校打车过去。在那个很闷的地下室唱得都快天亮了，我累得不行，熬不住，躺在那里睡着了。朦胧中，跟大家一块儿出来，又跑到西湖边一家通宵的店里吃早餐，边吃边玩游戏，再沿着西湖边走边唱，一路从南山路那边走回学校。到学校时已经一个个东倒西歪了，强睁着眼睛，依依惜别，各自回宿舍。我们知道，我们结束了，这次是真的结束了。我站都站不住，但还是熬着，坚持挪到了宿舍，终于在八九点钟的时候一头栽倒在床上了。
这最后疯狂的第二天，有些人就开始去公司报到上班了，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地开始了新的征程。我在随后的两三天内打包好行李，包括我的自行车，托运到上海。在四月初的一个早晨，我和蔡戈鸣准备离校了，在一行同学的陪同下，一道离开了新桥门，前往火车站。我们一一拥抱，为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的重逢。老蔡的车后走，他把我送到车上，在列车徐徐前行的瞬间，和我挥手作别。我都不知道该不该哭。哭吧，显得太煽情了，这只是毕业，不是诀别，虽然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通讯工具、交通工具，但是网络已经发展很迅猛，如果我们真的想联系，那绝对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不哭吧，可心里头的确挺依依不舍的，昔日的朝夕相处瞬时分离，一下子就天各一方，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和这么多的同龄人一同喜怒哀乐、一同在夕阳下看妙龄姑娘……到来，然而当未来变成现在时，大失所望之余，又追忆那更加不堪而且也永远不可达的过去，就在这不停地迷惘和彷徨中，慢慢变得沧桑，也逐渐失去了把自己造就成自己想象中的未来形象的能力。我不认为过去比现在更好，我觉到“现在”才是人生最好的时刻，我是真的觉得我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而且，我也觉得，如果我更加努力，运气再好一点，以后的日子可以过得更好。现实中，我也承认我们的雾霾更加严重了，但这不成为我们不追逐美好生活的障碍，反而得成为我们更加努力的动力。2016年清明节回家祭祀，自研究生毕业后，我再也没敢乘浙赣线，真的怕了，可十年多后的高铁，车站车次车厢环境，都大为改善，更让我欣慰的是年轻一代的秩序大为改观，再也没有一大群人蜂拥而入挤得让人以为鬼子来了的场面了。所以，尽管这不是最好的年代，但绝对不是最坏的年代，虽然也还因为闭塞而迷惘，但也因为开放而清晰，虽然有诸多不好，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这个年代因为网络让我们沟通更加便捷所以懂得更多而更加美好，不能不说也是一种进步。
我在描写过去，但是也不打算留恋过去，只是常常不经意地想起，所以，我索眭把这些思念记录下来，算是作为告别过去的一个交代。我终于没有像我的一些同学一样，做到“明日浙大以我为荣”，特别遗憾和惭愧。但是，我还是跟他们一样会牢记竺校长提出的问题，时时提醒自己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不说惊天动地，至少不会干出让母校蒙羞的事儿。我还是愿意像曾经一样，继续慢慢地前行，前行的时候用30岁到40岁的这些文字为20岁到30岁的日子做个小结。最后，以罗大佑的一首歌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也是全部文章的结束语，献给你我：
我来唱一首歌
古老的那首歌
我轻轻的唱
你慢慢的和
是否你还记得
过去的梦想
那充满希望
灿烂的岁月
你我为了理想
历经了艰菩
我们曾经哭泣
也曾共同欢笑
但愿你会记得
永远的记着
我们曾经拥有
闪亮的日子
让时间回到20世纪末。
1997年7月7日的上午，当17个省份的少年拿起笔开始答题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在接下来的三天内、五场考试中，他们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在把他们引向一个叫作“浙江大学”的地方。或多或少的偏差，他们在人生旅途中到达的很可能将不会是同一个站台。在全国几百万的考生中，随便抽取30个人的概率，再计算在全国几百个高校的几十个系的几个班中，随便抽取一个班的概率，两者相乘，在这个几乎为0的概率中，诞生了浙江大学建工974——必须承认，我们的相遇纯粹是一种幸运。每一个生命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竞争的胜利者，所以每个人都有义务去珍惜自己的生命；每一个建工974的同学都是那场高考的胜出者，虽然今天看来，这种胜利不值得一提，但不可否认，是我们的胜出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找不到理由不去珍惜生命中的这个纽带。没有我们，依然有建工974，但是没有了我们的建工974，必然是一个完全不同的974。我们从来都应该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享受生活所赋予我们的全部，包括我们的长辈、父母、兄弟、姐妹、邻居、友人、爱人，不能遗漏的是还有浙江大学建工974。
我曾经想着，如果不是上大学，我现在在干啥呢？或许我已经是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的父亲，在某个工地上干着一天两百块钱的活儿，晚上带着满身的粉尘和疲倦回去，叫老婆赶紧做饭，对女儿大吼怎么没把弟弟带好，然后咬开一瓶啤酒，点上一支烟，愁眉不展地悲叹着日子的艰辛，满怀着对儿子考大学的期待。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在那场考试的一个多月后，我就拿到了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两个月后，我打点好行李，在母亲深情的目送下，离开了湖北省，第一次乘了火车，来到了浙江这个陌生的地方。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湖北这个我曾经生活了18年的家乡，在后来的日子里只是个驿站，每年我都以一个过客的身份出现，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而我上大学的这个地方竟然成了我儿子的家乡。人生很多时候是多么的偶然啊，不可预测，但却是可以改变的。
我大概是我们班最后一个到的，因为我到了那天的晚上就开班会了。我带着一个高中生特有的兴奋和眼光期待着漂亮女生的出现，介绍第一个我期待第二个，介绍第二个我期待第三个，介绍第三个我期待第四个，——结果发现没有第四个，第三个就是最后一个，于是焦虑的我再次开始偷偷地按顺序再端详一番，就像你考试的时候，第一题不会你想着赶紧做第二题，第二题不会做你想着赶紧做第三题，第三题不会做想着赶紧做第四题，翻开试卷的背面，发现没了，一共就三道题，第三题就是最后一题，于是，你只能硬着头皮回头从第一题再看看会不会做。我在313室靠窗的床的下铺坐下，聆听着班主任韩皓的讲话。突然从上床吊下一条腿，一个特点：毛特多，那茂密的样子可以用凶猛来形容。我那时还觉得自己是个孩子，觉得只有长大了腿上才有这么多毛，想，天啊，这人怎么现在就那么多呢，这要长大了该到何种程度，完全不敢相信这是同龄人的腿。一直到现在，我腿上的毛都没有我当初看到的那条腿的毛多。这说明这纯粹是个人特点，跟年龄无关。前几天海啸贴出了他的结婚照，发现他头发少了不少，同学们有说是3型，有说是M型，有说是W型。大家知道这人是谁？戈鸣。人的头发和腿毛的总量大概是恒定的，头发多了，腿毛就少，比如我；头发少了，腿毛就多了，比如戈鸣：所谓“上帝对谁都是公平的”这个原则简直适用在各处。班会结束的时候，我们确定了班长、学习委员什么的，至此，建工974算是成立了。
第一次考试，我担心考得不好会被发配原籍，得从头再来一次高考。“从头再来”？说起来豪迈，可轮着谁也不乐意。不过，结果出来后，一颗心落地了，自己虽然考得不好，但比我差的人也很多，开始那会儿的忧虑纯粹杞人忧天。不过考试结果也让我知道高手如云，居然有老刘（书江）这样会拿100分的人，他也因此成为我后来感叹的对象。开学后有一次海啸说她是温州人，——我很深刻地记得她第一次班会自我介绍说自己是苍南人……，我很奇怪，怎么苍南变成温州了？我脑子里，温州可是很遥远的富庶之乡，无数人在那里打工，跟不知名的苍南有什么关系呢？后来我终于明白苍南是温州的一个县。钟栋说他同学去上海了。我在想，天啊，上海这样的地方随便就这样去了？我根本不敢相信上海距离杭州只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后来，大二实习的时候第一次去上海，到站的时候，我那种大开眼界的激动心情难以言表。现在动车开了，杭州到上海就更容易了，我再也不会感到惊讶了。有人说去苏州旅游，我很早就听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据此推断苏州大概和杭州是非常近，结果发现苏州比上海还远，而且居然不是浙江省的，是江苏省的。江苏在我的印象中，就是经常大水漫天，老百姓成天背着袋子到我们家那边乞讨的，苏州怎么能是江苏的呢？再后来知道南京是江苏省的省会，我简直崩溃了，因为南京可是六朝古都，怎能和江苏混在一起？作为典型的应试教育的产品，我开始补充自己的常识。现在，我的常识远比我学到的专业知识更丰富，我说起长三角的情况比湖北省的要清楚得多。我时常觉得，我真正的认知是从大学才开始的。
说起实习，我想起那次去上海住的地方。同济大学在一个杂乱、闷热、晚上虫子多的宿舍招待了我们，我们怎么都睡不着。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觉得同济这么干太不够意思了，直到工作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同济大学的学生。他说他们来杭州实习，浙江大学提供了一座游泳池边上的宿舍，杂乱、闷热、晚上虫子多，他们怎么都睡不着，——我听着目瞪口呆，这感觉也太一致了，要不是我有同样的遭遇，都有点想替浙江大学对同济大学说不好意思了——后来受不了，十几个人到边上的旅馆里开了个房间挤着睡。我可以想象一群少年光着膀子挤在凉风习习的宾馆里痛骂浙江大学的情形。浙大用来招待同济的兄弟的宿舍就是7舍，几乎是最差的一幢了，大白天也黑乎乎的，显得阴森森的，正好招待来自远方的客人。我们浙大、同济感情就是好，专治对方各种不服。每想至此，我都忍不住要笑。
每次回家，家里的那些街坊邻居都会问我在学校里有没有谈恋爱，我每次都很诚恳地表示没有，她们——主要就是大姐大婶之类——每次都很惊讶地表示电视上大学生不都是要谈恋爱的吗！我不得不告诉他们电视上的那些内容还能信啊，电视还讲孙悟空七十二变化呢，全是捏造和扯淡啊。那些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老实说，我们的大学生活是有那么一点累，这个源于我对高中生活的反弹。我原以为高中生活结束了，也就意味着开始自由的学习了，我真的没料到接下来的四年很多时候也要在应试中度过，这给了我们很多约束，也给了我们很多自律的好习惯，在未来的日子中，我们常常会感到这种痛苦，并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而是你该干什么就得干什么。
日子过起来很长，想起来很短，四年就是一个幼儿园从托班到大班的时段而已。毕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传说中的那种要死要活的分别场面，大概通讯手段日趋先进的现在，距离感也弱了，更没有那种毕业即分手的那种想经历但没机会经历的与其说是痛苦不如说是炫耀的过往情事。我们差不多一半人都要上研究生，毕业不过就是一个中场休息而已。刚上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同班的同学在一起常常喜欢开玩笑，说要就一件事写一篇论文，似乎上了研究生就可以写论文，两三年过去了，我发现自己依然是这个专业的门外汉，于是在万般遗憾中带着一个硕士文凭离开了求是园。
研究生毕业了那真是毕业了，余涛那时候在香港读博士，他给我发消息说没想到一转眼发现你们都成了硕士。隔着网络，我想象着他满脸的不屑，冷静地跟他说：“这有啥，我们头发还在，有些人成博士的时候头发可能没了，一定得小心。”他立马离线，估计就怕听到这句话，索性逃之夭夭。余涛还在浙大的时候和老邵整天一起着急，为什么读个博士那么容易掉头发呢？得抓紧时间啊，一定得赶在脑袋上还有头发之前通过答辩。所以，两个人在科研之余一起试用红花牌养血生发胶囊。不料，被我们发现了，然后异口同声地说是对方用的，自己蹭一蹭而已。现在两个人都已经毕业了，他俩的导师用穿过了他们的黑发的手撩过博士帽的流苏的时候，两个人都暗自庆幸了一番。班上该毕业的都已经毕业了，不管是本科、硕士还是博士，都已经离开浙大了，如同1997年之前一样，四散在各地，建工974就此从浙大真正的消失，轻轻地来了，又轻轻地走了。
后来的我们为人夫为人妻为人父为人母，三十而立三十儿立，等到我30岁的时候发现儿子真的会站立了，我终于明白古人说这话的远见卓识，这话意味着已经不再年少。我很清楚，我们并不是一个处在回忆的年龄，很多事儿还需要时间去过滤，而要想80岁的回忆更加丰满，现在还得继续把日子过好。但，在走过了一段岁月之后，回头去看看自己曾经律动的青春，也挺好。这样在我们的未来可以告诉我们的儿女，你们如何才能拥有一个比父辈们更加灿烂的明天。
张伟才9708117建工974
2011年6月22日
张伟才著的《土木六年半(记一段1997-2004年我在浙江大学上学的日子)》是一本可以让人会心微笑的书。这是一部关于青春和美好的记录，关于工科男、生活、爱情，等等。它朴实真诚地图忆了以作者为代表的70后工科男在之江学院、浙江大学的校园生活。它不止是献给浙江大学建校120周年的一份心意，更是献给70后的青春记忆，献给广大年轻的在校大学生们的经验指南，献给过去、现在和将来，曾经年轻、正当年轻和依然年轻的人们的人生剪影!
张伟才著的《土木六年半(记一段1997-2004年我在浙江大学上学的日子)》是作者对自己本科及研究生在之江学院、浙江大学求学期间的校园生活的记录和回忆，用作者的话说是随笔性的记录，内容较为务实，贴近生活，文字基调朴实，真实反映了作者难忘的青春记忆。
本书不仅生动鲜活地展现了1997年至2004年浙江大学的学生生活风貌，同时，也反映了广大70后大学生的生活特色和青春印迹，能够引起一定的读者共鸣。
本书是作为浙江大学建校120周年的礼物，既是呈现给作者及其老师同学和广大浙江大学学子的纪念性读物，同时也可以作为回忆录、青春文学面向更多普通的大学生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