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渡船儿童文学读本”是一套原创儿童文学丛书，汇聚了国内优秀青年作家的最新力作，深刻、激越、别致、优雅。愿带领所有大小朋友徜徉到文学彼岸去，一起回归充满诗意的安徒生时代，这段旅程将是一次美丽的到达。梅子涵主编的《乌头花(摆渡船儿童文学读本)》是“摆渡船儿童文学读本”中的一本，其中收集了梅子涵、冯与蓝、吴文漫、张菱儿、茶茶等当代儿童文学作家的最新原创作品。

梅子涵主编的《乌头花(摆渡船儿童文学读本)》从生活的此岸走到文学的彼岸，读读文学又回到生活的此岸，那种奇妙的生命感觉，很像是坐着黄浦江上的摆渡船，从这边到那边，又从那边到这边。之所以要从这边到那边，是因为从那边可以带一些东西到这边来。之所以要让孩子们读一本好的文学书，从生活走到文学里，是因为文学能给他们很多生活里没有的东西一一生活里没有的诗意，生活里缺少的情调，生活里不容易产生的那种情怀和浪漫。然后，把文学里的这些东西带到生活里，帮助生活，帮助生活里的那条河水、江水，慢慢地流动。

船长手记

 假装校长梅子涵

魔法森林

 长在树上的摇摇冯与蓝

 真实男孩(节选)

 二姥姥吴文漫

 星星麦田

 紫色的乌头花开了

 七姑姑的病茶茶

 沙丘的故事——献给我的哥哥李北方

远方黑鸟

 蓝发卡简平

 黑鸟魏捷

 公鸡魏捷

 夜晚的树藏起了什么童子

阅读教室

 狼心的美丽施张悦

我来讲一个假的故事给你听。是假的故事，因为是我瞎想出来的。我是一个小学生，刚上五年级，可是我已经是老师了。不但是老师，而且是校长。

我现在站在校门口。早晨上学的时候，校长都是站在校门口的，看着大家来上学，对大家说：“你早！”大家说：“校长早！”

“你早！”我说。

你知道我说“你早”的这个人是谁吗？是我们班级的姚依。他说：“咦，多耳朵，怎么是你？”

我很生气：“姚依，你别给校长起绰号，小心放了学我把你留下来，让你肚子饿得咕咕叫！”我的名字叫董尔东，我们班的同学就喊我多耳朵。董尔东的确很容易喊成多耳朵，我问爸爸妈妈，这个名字是谁起的。爸爸说不是他起的，妈妈说也不是她起的。这非常奇怪，不是他们起的，那么我怎么会有这个名字？爸爸说，是你爷爷起的。这我倒是忘了想，爷爷也是可以起名字的。还有奶奶、外公、外婆，他们都可以起名字。因为他们都比我早生出来，如果我比他们早生出来，那么我也可以为他们起名字。爷爷的名字叫董和声，如果我给他起名字，就给他起个“董事情”，因为他经常对我说，小孩子要懂事情，而且还问我：“知道吗？”我当然说：“知道的。”如果我说“不知道”，那么就太不懂事情了。早生出来挺好的。所以我现在当校长也挺好的。我们班级的戴高乐说，他的名字是他叔叔起的，因为他的叔叔崇拜戴高乐，还崇拜丘吉尔和罗斯福，他们都是总统，戴高乐是很久以前的法国总统，丘吉尔是很久以前的英国首相，罗斯福是很久以前的美国总统，他们都死了，也就是都去世了。我问戴高乐，那么你为什么不叫丘吉尔或者罗斯福呢？戴高乐说，他怎么知道？这应该去问他叔叔。我根本不认识他叔叔，怎么问？不过戴高乐说得也很对，因为他的爸爸姓戴，不姓丘也不姓罗，所以他估计他只能叫戴高乐。就算他叔叔更喜欢丘吉尔或者罗斯福，他也只能叫戴高乐，否则他爸爸妈妈肯定不同意，因为一个姓戴的人的儿子，怎么会姓丘姓罗呢？就像我爸爸姓董，所以我就只能叫董尔东，不能叫戴尔东、丘尔东、罗尔东。如果我叫戴尔东，那么我肯定就成为带耳朵了。“带耳朵，你今天究竟有没有带耳朵啊？难怪你没听见我跟你说话，原来你今天没带耳朵！”要是每天有人这样跟我说话，你说我会不会烦死？

爸爸警告我，不许去问爷爷为什么给我起一个这样的名字，害得同学叫我多耳朵，爷爷会不高兴的。我当然不会问，否则我太不懂事了。爸爸说，多耳朵就多耳朵，多耳朵也挺好玩的，比少耳朵好玩。妈妈说：“你才少耳朵！”因为妈妈经常喊爸爸做家务，爸爸假装没有听见，妈妈就问他：“你是不是少了一只耳朵？”可是爸爸继续假装没有听见，好像的确少了耳朵，因为如果他听见了，那么他继续不做家务，就不好意思了。我问爸爸，他小时候有没有绰号？他说，怎么会没有，他的绰号叫多包盐，因为他的名字叫董博言。妈妈说，多包盐没有多包糖好玩，妈妈还说，她太倒霉了，怎么会遇上了一个多包盐的人，要是多包糖就好了，嘴巴一天到晚都甜了。妈妈说的时候，还故意舔舔嘴唇。

姚依嬉皮笑脸地说：“多耳朵，你假装校长胆子挺大的，当心被校长发现了，把你留下来饿得你肚子咕咕叫！”

我不理他，对他摆摆手说：“赶快进教室，马上要开始升旗仪式了！”今天是星期一，要举行升旗仪式。

“升旗仪式怎么啦，我难道怕升旗仪式吗？”他边说边不情愿地往教室走，走了几步又转身走过来说，“多耳朵，你难道不进教室吗？我和你一起进教室吧。”

“我进教室干什么？我是校长，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吗？”校长都是很忙的，校长等会儿还要进办公室呢。

结果他只好缩缩脖子，进教室去了。我估计，他现在已经在心里深深地认为我像校长了，我也觉得自己挺像校长的，当校长一点也不难。

我决定如果再看见我们班级的同学，一律假装没有看见，不和他们说话，要不然他们又会和姚依一样嬉皮笑脸对我没有礼貌，不把我当校长，喊我多耳朵，我是校长，不愿意生这样的气！

我现在要训一个四年级的同学。其实几乎每一个同学都应该训一训，因为他们来上学，都让家长送，爸爸送或者妈妈送，爷爷送奶奶送，外公送外婆送，牵着手送，骑自行车送，开小轿车送，放学还要接。只有我不要送不要接，我从一年级就开始了，所以我要训一训。一年级送，二年级送，不训没有关系，可是四年级还要送，我可以不训吗？我一定要训！P3-5

那天。我们是在闵行老街渡口过江的。好多辆三门公交车，我叫它手风琴公共汽车，同一个区被分配到江对面那个农场当知青的学生都在这里。我们先下车，等会儿平板大渡轮会把车和人送到对岸，在对岸重新上车，往海边农场开。

我们都很兴奋吗？不是，也有很担忧、很沮丧，无精打采的。在那个“大革命”的日子里，从渡口和远行的列车出发的年轻的城市学生们并不都是如同后来文字中描述的，个个高歌、人人激情，其实垂头丧气、黯然忧伤、看着对岸或窗外目光呆滞的有的是。不过我的确是昂扬万状，我渴望对岸。就像泰戈尔《对岸》里的那个小孩。

但我们都必须由这里摆渡，这个渡口是我们所有人的渡口。十八岁的年轻激情、年轻忧伤都必须渡过这一条宽宽的黄浦江。古老的江水由上游舒淌而来，又舒淌而去，流过的时候不等一秒钟！它没有一点儿犹豫和缠绵，就像是在完成着规定。我们也是被“大革命”规定着，但是心里却有各自不同的涌动，涌动激情或者忧伤。但站在渡口了，那么照旧都会摆过渡去，不会立在江水的这一边不出发。那时十八岁的年轻们很像江水，理性很少，懵懂太多，摆渡船搅碎着江水往对岸驶去，但深深的江水怎么可能被搅碎，它永远是浑然一片的。我们这些年轻们，也都无法被搅碎，注定会以各自的心情登上对岸，在对岸任何的未知和艰难中度过以后的很多日子。我们那时无坚不摧。

大渡轮在往对岸驶去时，我看见那个坐在驾驶室里的中年人，他用工作的神情把着舵盘，看着对岸，在每天八个小时的规定时间里来来去去。他的驾驶台上还有一只搪瓷饭碗，我看见里面有两个馒头。已经过了中午，我们没有午饭，没有面包、馒头，没有水。过了江我们重新上车，向着海滨方向驶去。

车上有几个神情忧伤的女生，也有几个不昂扬的男生，可我兴致勃勃趴在窗口，看着公路。杨老师告诉我们，我们去的农场在一条军用公路的尽头，路的两边是很高的树，可以挡住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飞机的侦察，可是我看见的树并不高大，公路的感觉也不神秘。杨老师也在车上，他代表学校送我们。下了车，我问他：“杨 老师，这真的是军用公路吗？”他哈哈大笑，好像说：“我骗你们的。”我也哈哈大笑。那时的年轻们，一条军用公路，就可能令我们神往，懵懂上路。至少，我是那样！

那几个忧伤、不昂扬的同学，他们后来都是每天认真劳动的知青，而且没过几年，纷纷被抽调回了市区，又成为舒服、骄傲的市区人。

我不是一个总能优先轮到好机会的人。我在农场很安心地劳动，还办着广播，写稿、播音，也在那个很小的广播室里学习写诗、写散文、写小说，每个月回家度过非常满足的四天，和外祖母在一起，和母亲、妹妹、弟弟在一起。那时我的父亲正在远方受难。摆渡船是六分钱一张票，不是票，是一枚圆圆的塑料绿牌子，我买一枚枚绿牌子，来来回回过江。青春一年年长大。

十年里，每一次站在渡口，渡口的这边，渡口的那边，看见的流水都一样，渡船的速度也一样，可是心里渐渐、渐渐不再一样。看不见未来，就如同看不见江水流到哪儿去了，江上的一艘艘船开往哪儿。我从小喜欢看江上的轮船，我乘过很多次轮船，跟着外祖母，跟着母亲，我也独自乘过，那都是前方有一个下船的码头，我知道要去哪儿，码头上有人接我们，无忧无虑。可是现在，没有未来的“码头”，尽管在农场，每天喊着革命，我在广播里，在诗歌、散文、小说里都喊革命，但是看不见“码头”。渡口的对面固然是码头。但是这个码头只是停靠一下的地方。而未来，我们的年轻、我们后来无数的日子只能在农场的盐碱地上度过吗？

我终究没有无精打采。我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但是我读了很多大学生也没有读过的书。很难的哲学，根本读不懂的经济学，那个年月偷偷摸摸借到的一切文学书，一小片一小片地驱赶着心里闷闷的阴沉，一大块一大块地收拢起骤然而来的感情、激情、诗情，活得结实又冲动，坚定而且浪漫。终于，我在一九七七年的冬天走进考场，第二年春天走进了大学。

那天，我又来到渡口，我要摆渡返回对面了。这是真正的返回，而不是每个月的休假。初春那么温暖，舒淌的江水仍旧那么笃笃定定，开小渡轮的师傅就是那个十年前开大摆渡船的中年人。这些年我来来回回，好些次都是他开船。他怎么不开大摆渡船了？曾经有一个黄昏，我从家里回农场。他开船，我又看见他碗里的馒头，就问他：“这是你的晚饭吗？”他说：“是。”我说：“你这个工作太神气了！”他说：“神气啥，瞎混混。”

他当然记不住我，他每天看见的人太多了。我把装在网兜里的热水瓶递给他：“给你装开水，你以后在船上吃饭可以喝。”

他愣了一下：“你不要了？”

“我考取大学了，以后不回农场了。”

他一定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上了岸，朝着徐闵线车站走去，它是开往徐家汇的。我要在徐家汇换车回家，我上大学了。

我要上大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