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众议著的《向书而在(精)》属于“本色文丛”，是海天出版社精心打造的一套名家散文丛书，入选者均为我国有名的学者和作家，其作品在国内均有一定影响力。本丛书为小开本精装，清新自然，有书卷气。名家散文在图书市场上很多，但像“本色文丛”这样成批量、连续成辑推出，且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却不多见。“本色文丛”自问世以来，在读者中已形成一定的阅读影响力。

《向书而在(精)》一书为海天出版社“本色文丛”中的一种，共收入陈众议不同时期的散文随笔、文学评论等几十篇，文笔优美、语言思辨、哲理性强。

自序：向书而在

上 篇

 崇高与渺小

 淡泊与道义

 好人和坏人

 故事与事故

 修茶壶补碗

 严与慈

 第一次

 孩子读书

 断线风筝

中 篇

 大美中文

 座右铭

 脑筋急转弯

 少读《三国演义》

 今读《水浒传》

 话说《西游记》

  也说《红楼梦》不可续

  保卫母语

  关于传统

  民族的与世界的

  民族传统遭遇跨国资本

  “全球化”与跨国资本

  世界主义批判

下 篇

 莫言左书

 连科说故乡

 贾平凹的口音

 戏说余华

 格非的矛盾叙事

 奥兹速写

 加莱亚诺的目光

 勒克莱齐奥的凉鞋

 巴尔加斯·略萨的激动

 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一起

 帕慕克在十字路口

 又见大江，又见大江

 索因卡问题

 也说文学奖

淡泊与道义

说到道义，今人想到的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还有某些出于正义的战争与拼搏、抗议和辩论。但是，也许是因为和平年代，我等站着说话不腰疼；也许是由于这世界愈来愈物质、愈来愈功利，我等也便愈来愈觉得淡泊的重要。

不知从何时起，这满世界的熙熙攘攘中人们不仅只为名往利来，还每每充满了戾气。曾经发生过的杨佳袭警杀人案，以杨被判处死刑而尘埃落定。事情的缘起几乎不值得一提：2007年10月5日晚，杨佳骑一辆无照自行车途经上海闸北区芷江西路普善路口，巧遇芷江西路派出所巡逻民警盘查。杨佳赌气不予配合，遂被带至派出所讯问。据杨佳事后交代，他当时因拒绝向盘查警察出示身份证件和提供所骑自行车来源证明，造成市民围观，从而影响交通，被带至派出所。但刚到派出所，杨佳便与警员发生了口角和肢体冲撞。据闸北公安分局警员称，此后杨佳多次投诉派出所执法民警。未果，他便着手购置各种行凶工具，伺机报复，及至2008年7月1日上午在闸北公安分局花坛投掷汽油瓶纵火，并趁乱闯入分局大楼刺杀民警多名。试想一下，如果杨佳少一点戾气，那么血案完全可以避免，也不至于赔上卿卿性命。在欧美，谁敢同警察较劲?那不是找死吗?!同样，前不久太原龙口民警粗暴执法，将一妇女按在地上并脚踩其头发达20余分钟，致其窒息，也缘起于微不足道的摩擦。如果双方，尤其是执法人员多一点克制、少一点戾气，那么悲剧也不可能酿成。这样的例子在现实中屡屡出现，可谓不胜枚举。

我这么说并不有意否定牛二式或高衙内式人物，甚至暴徒、酷吏的存在，只是就概率论，绝大多数情况是可以缓解的人民内部矛盾，无须激化，也不该激化。我们先人崇尚的礼仪、德行如温良恭俭让，很大程度上都在教人宽容忍让。所谓“人敬一尺，还人一丈”，大起国家外交、民族宗教，小至待人接物、居家过日，宽容忍让、轻物厚道之理永远不会过时。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社会的公德本质上也有这个取法。至于平素里多说几句“谢谢”和“对不起”累不死人!

当然，公德还不止于斯。反过来说，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满嘴脏话、强横加塞、目无法纪等都是公德所不容的。说到这个，我不由得后怕地想起亲身经历的几件事来。一件是“文革”时期的打架斗殴。有关红卫兵造反我已在不同场合说过，不少文友也曾口诛笔伐。但除了红卫兵，也还有我等红小兵或红小鬼的胡闹。那时节人性泯灭，王法荡然，所谓的“革委会”则毫无权威；因为任何人可以随意捏造任何 “事实”将任何人打翻在地，再“踩上一万只脚，使他永世不得翻身”。我就曾伙同几个小朋友在河边“捡’’人衣服，这一来可使洗澡的对手无法上岸，此为恶作剧；二来当时布票紧张，一件半新不旧的衣服能换好几斤糙米，此为偷盗。当然，这样的事情不能常做，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否则必定被捉。小伙伴中就有被逮个正着的，结果自己供认不讳，还连累大家，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拿起棍棒、怵惕自卫。好在当时人小鬼大，但力气有限，否则早构成谋财害命了。重要的、庆幸的是我们在挨打和打人中终究没有沦落为真正的小偷或流氓团伙。

另一件是在国外留学期间，我们固然很穷，但一开始并没有作奸犯科的勇气，后来却在个别进修老师的带领下做起了逃票和“顺手牵羊”的勾当来。有一位自称“文革”前就曾留学的老前辈不仅在人家美术馆穹顶的大理石雕像边小狗似的撒尿，还在商店里顺手牵羊，却时而嬉皮笑脸，时而咬牙切齿地说资本主义的东西不拿白不拿……

P6-8

向书而在

在微时代，在二次元、三次元“审美”时代，我的这个书名够古板。但是，我喜欢。

迄今为止，我人生的大多数时光都与书为伴：幼时被迫背书，儿时照例上学读书，少年则因“文革”失学而不得不窃书……一晃几十年过去，这世界终于使书变成了老古董。我自己又何尝不是?

博尔赫斯认为书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他这么说是认真的，毫不夸张。当然，他所说的书不包括泥板、贝叶和竹简，而是纸和印刷术发明之后的物事。他这个蠹书虫，一辈子待在图书馆里，晚年曾经这样写道：“我一直都在暗暗想象，天堂该是图书馆模样。”呵呵!只可惜我们这个发明了书的民族已经繁衍出了千百万连《红楼梦》都死活读不下去的后人。对于这些后人，我无话可说。他们中不乏今朝有酒今朝醉、轻松潇洒走一回的“爽人”，也不缺直言不讳地奉“不劳而获”“逢赌必赢”为座右铭的“屌丝”。但愿他们万事胜意!我这么说也是认真的，且毫无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醋意。因为，曾几何时，我们的先人言必称“诗书传家”。所谓“人生无非积善，传家唯有读书”，或者“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如此等等。当然，我并不完全相信古人的说法，却不知咋的就把读书当成了生活方式。

此外，问题在于古人所谓的读书，关键还在一个“用”字，博取功名的敲门砖是也。“无用之用”实在只是极少数落寞文人的自我慰藉罢了。这样说来，我们或我们的先辈其实也不尽是为读书而读书的。况且那年代唯书可资“审美”，舍此其何?于是，我不得不扪心自问：你又何必责备后人、苛求来者?他们有他们的活法。再况且他们或他们的后人才是我们的评判者和终结者。

这是我等的命运、我等的幸福，也是我等的悲壮。

但这又何尝不是人类的矛盾?

海德格尔说过，人的最大悲哀是“向死而在”；用德里达的话说，则是“知死而生”。它恐怕也是我们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显证之一，但这个显证恰恰是人类的悲催。

蒙前辈柳鸣九先生不弃，我攫取前前后后、凌凌乱乱“向书而在”的这些片言只语，编成这个集子，算是再为自己打一个分号。

最后，我还是要说，因为书，所以读；因为读，所以写；因为写，所以集。集而为书!

是为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