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和少年时期
虽然神学回忆不必驻足于人的童年，但在另方面(至少我的情况是如此)，一个人的基本信仰和使命却植根于童年。我童年之所思、之所喜，与我现在之所信、之所喜，这二者问是有持续性的。那可能意味着，我一直未对童年的信仰抱有足够的批判。我可能仍过分地坚持该信仰中在我看来仍有价值的那些方面。该信仰可能在过多的程度上仍在塑造我的见解和希望。不管那可能是怎么回事，反正我从小就被反复灌输的原则之一，就是诚实。所以，我必须说明，我自何来，我早年的成长经历如何现在仍在影响我。我还要承认，正因为当初在父母的影响下接受的信仰，我现在仍对他们怀着感激之情。
那么，那一信仰是什么呢?我的父母是监理公会的传教士。他们本期望到中国去，但结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却被派往了日本。他们在那儿一直(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待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于1925年出生在那里，是我父母j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我们姐弟三人都m生在帕尔默尔学院那个小小校园里的一幢日本风格的房子里。该学院主要是一个夜校，是为想学英语的日本人开办的。第二年，全家搬到广岛。此后我一直住在那儿，直到1931年和1932年间第一次回到美国。
我对在广岛生活的记忆非常有限。我4岁时几乎死于猩红热。我记得医生告诉我母亲说，倘若我不学会咕噜咕噜地含漱，则必死无疑。我显然的确是学会了。当然，我被隔离起来，尤其是与兄弟姐妹们隔离开来。但我记忆最深刻的却是：大人们不准我家的狗进我的房间来。另一个深刻记忆则是，我曾与幼儿园的其他小朋友进行过一次赛跑，我被远远地丢在后面。我一直喜欢把我的缓慢归罪于猩红热，且这一直是我为自己体育不行所找的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
再一个记忆是关于绯村的，那个小伙子几乎可算我家的人。我至今还记得，我如何从户外的楼梯爬进楼上他的房间。后来我作为占领军的一员回到日本，最想见的就是他。但他已战死于缅甸，天皇宣布投降后不久他还继续战斗。
直到1940年12月，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日本，那时已战云密布，我的父母只好送我回佐治亚州去完成我的中学学业。第二年春天，他们也回来了。因为美国国外传教理事会认为，如果战争爆发，美国的传教士可能会成为日本教会的沉重负担。
一般说来，我的父母在宗教上是保守的。然而那时，作为一个保守的卫斯理宗教徒，甚至一个监理会教徒，也迥异于今日所称的宗教权利那样的东西，．卫斯理宗的保守主义当时表现为极度的虔诚。同卫斯理一样，教徒注重的是规范自己的生活，以便尽量行善，以便在献身上帝和人类的过程中，内心尽量地保持纯洁。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那些是值得追求的目标。 童年时，这些目标使我真切地感到神的存在，感到他就在我身边。我从不怎么赞成规定性的祈祷，但每逢幽居独处时，我却常与上帝交谈。我会对上帝谈到我的感觉，谈到我的失败，其诚实的态度是我在其他关系中羞于使用的。这种对话促进了我的自我认识。由于卫斯理宗的虔诚是以上帝之爱为核心的，所以，与上帝交谈，即便谈到自己的错处，我也没有沉重的负罪感。我相信，上帝是理解人、原谅人、并接受人的。
我似乎理想化了这一虔诚。为了不至于此，且让我承认它的一些短处。现在想来，它最大的短处就是，它绝不允许谈性。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该派宗教谈了很多关于如何限制或抑制性欲的话。卫斯理本人对此题目就保持沉默，而且那一沉默延续到了我所知道的虔诚派的圈子。然而，那一沉默却比公开的规定更令人感到压抑。当然，我，正如很多其他虔诚的年轻人，在心理上受到了这派基督教的伤害。
这一虔诚信仰在其他方面的墨守成规却并未使儿时的我感到压抑。由于玩桥牌有赌博之嫌，我们于是就玩“卢克”，它有时被称为“卫斯理宗桥牌”。星期日我们都不玩牌，而是玩棋，比如印度双骰游戏。我很喜欢家庭游戏，至于它是什么、在哪天玩，对我都无所谓。我从小到大都认为，基督徒是不喝酒不抽烟的。我也从不想喝酒抽烟。时至今日我也未抽过烟，且并不感到谁剥夺了我的嗜好。对于喝酒，我倒不是个绝对论者，但我就是对它提不起兴趣。甚至现在，我也宁可喝可口可乐而不愿喝酒，虽然我意识到，酒可能对我更有好处。
我的虔诚与其说是基于我与教会的正式联系，还不如说是基于家庭生活。我知道，我尚是婴儿时就受洗于一位日本卫斯理公会的主教。我是在佐治亚州的纽南入的教，我们每7年到那儿去休假一次。那时我才7岁，但牧师认为我明白我所干的事，用不着再等7年。我现在仍认为他当时说得对。在日本，我和我的哥哥姐姐一同到神户联合教堂做礼拜，而我的父母则在日本的教会里忙碌。然而，到那儿去做礼拜，与其说是去获得灵悟或启发，还不如说是去听大人的说话。
上教堂，同上学一样，都要坐火车并走上一大段路。我们一周只往返一次，那是在星期天上午。然而，我少年时代家住纽南时，一个晚间聚会的少年小组对于我却很重要，不逊色于夏季露营和其他活动。在那样的聚会中，基本上是孩子说了算，我在其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我年轻时适逢大萧条时代，生活自然是节俭的。我们不缺生活必需品，但我们知道，钱是很稀缺的。我在佐治亚州时，每周的零花钱是25美分。10美分用于主日学校，5美分用于教堂，剩的10美分才可自由支配。
我于1941年6月在纽南中学毕业。我同父母及哥哥姐姐一起来到华盛顿的斯波坎，我父亲担任了那儿日本卫斯理公会教会的牧师。9月，我回到佐治亚州，就读于牛津的埃默里，该校位于从前埃默里学院的校园。范德比尔特大学本是监理会的主要大学，当其脱离该教派后，埃默里这个小学院便搬到了亚特兰大，成为了埃默里大学，即该教派的新大学(同时还有得克萨斯州的南卫斯理公会大学)。从前的校园成为了新大学的一个初级学院。
在那些年，我的虔诚达于极致。我虽没有什么钱，但我也几乎无消费，所以我尚能把我那点为数不多的钱捐给一个救助非洲麻风病人的慈善机构。我对那事并无什么了解，但它却激发起我的想象，自喜那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可帮助濒于绝境的人。我组织了一个小组，晚间相聚于附近的树林，一起祈祷。
做一个优秀的基督徒，一个重要的品质就是全然的诚实。我倒并不常有撒谎或欺人的念头，但有一次，适逢英国文学测验，我事前又未准备好，于是我偷窥了旁边的同学，抄了一个答案。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当初抄的那个答案是否正确。但我仍记得，那一不诚实的行为事后何等深深地煎熬着我!当天傍晚，我到老师家去认了错。那次测验我得了零分，但我心头感到好受些了。
虽然我的虔诚严格禁止明显的不诚实，但它实际上却鼓励另一类不诚实。我明白，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应总是高高兴兴的，而且总的说来，我也没有理由不高兴。但这却导致，表现在外的形象并不全然符合实际，也导致一定程度的自欺。
……
P1-3
谁能将千年的风霜化为婆娑的微笑?
(一)
2016年5月，译者应邀到美国克莱蒙过程研究中心访学一月。当时心中涌起的是一种朝圣之感，因为世所公认，该中心是过程哲学研究的“麦加”。我当时很想见到两个人，一个是大卫·雷·格里芬，另一个就是小约翰·柯布。格里芬的书我已译出三本，在译书过程中我与他电子邮件往来恐怕不下百余次。此次克莱蒙之行，正好当面向他请教关于过程哲学的发展脉络问题。至于柯布，我只读过他的一本薄薄的《“过程与实在”术语汇释》(A Glossary with Alpha—betical Index to Technical Terms in Process and Reality——Whitehead Word Book)，其中颇有几处印刷错误，我想当面请他确认，另外，主要还是想请他自荐一下他自己在过程哲学方面的成就。也想对他谈谈自己的翻译计划，请他提些建议。
克莱蒙之行，我的愿望都实现了。
格里芬承认我对过程哲学发展的分析，它基本上是一种师承关系：怀特海——怀特海的学生哈茨霍恩——哈茨霍恩的学生柯布——柯布的学生格里芬。怀特海的后来者对过程哲学的贡献有二：一是阐释之功，即以较为通俗的语青解释了过程哲学，比如格里芬的《怀特海的另类后现代哲学》；二是应用、突破之功，比如格里芬的《解开世界之死结》(应用怀特海的学说讲清了身一心关系)，《复魅何须超自然主义》(发展了怀特海的上帝观，提出了一种自然主义的有神论)；再如更年轻一辈的学者约翰·哈金斯·布坎南的《论普遍感受：怀特海与心理学》(将怀特海的学说应用于心理学，解释了超个人经验)。
柯布坦言，他的主要成就是在过程神学方面。虽然退休之后，他写有《“过程与实在”术语汇释》，对怀特海这一扛鼎之作作了精到的解释，但他一生的主要精力却并非花在过程哲学上。交谈之间，他不时从书架上抽出自己的著作，不一会茶几上就堆满了，让我着实感受了一下“著作等身”四字的含义。他很赞同我将过程哲学系统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计划，并推荐了当代一些过程哲学家的著作(那些书后承王治河、樊美筠贤伉俪的美意，以“过程研究巾心”的名义赠了了我)。
回国后我决定翻译《柯布自传》。
(二)
翻泽是什么?翻译就是让本族人民分享他族人的精神成果。那么，为什么要翻译一个哲学家的传记呢?因为一个伟大哲学家的一生往往反映了人类的智慧所能达到的高度。翻译一个哲学家的传记，对于翻译者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净化灵魂的过程。也许翻译者的初衷并不宏大，并无高尚的道德含义，也许翻译只是他个人避世的一种手段，“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但在翻译的过程中他却不时地感受到道德之风的吹拂，有时甚至是振聋发聩似的一击，使他不禁回头反观自身，坠入深思。
(三)
柯布说：“显然，我的期望和梦想远超我的任何成就。然而，我个人的见解确实在或这或那的领域产生了成果，所以，应解释清楚，我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成功’了。”这也是此书译竣后我一直在深思的一个问题。
他自己曾谦虚地说：“如果我的个人事业被证明是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那么该意义就在于：在一个与怀特海的学说高度不相投的时期，我设法保持了人们对它的兴趣。”据他自己说，他不时地通读《过程与实在》达半个世纪之久，也发现了其中的一些瑕疵，但他最后的结论却是：怀特海的“分析精到，思维深邃而严谨，挑战我去再作研究。每读此书一次，我都感到自己此前的诠释在某方面是肤浅的。”如果真如他所说，他的成就不过是在他所处的时代让人们保持了对怀特海学说的兴趣，那么他充其量只能算是个“我注六经”式的优秀哲学史家。
但就我的阅读范围，我却至少可以说：
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根据怀特海的学说提出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提出了环境伦理学，对“人类中心论”进行了釜底抽薪似的批驳，其影响如今已遍布全世界。
在神学方面，他提倡宗教多元论，呼吁宗教间的相互补充、相互包容、相：互融合；主张宗教吸收自然科学的成果。
他反对帝国主义式的增长型经济，提倡可持续性发展。
更有甚者，他虽不是怀特海那样的“体系构建者”(哈茨霍恩语)，却是一个远胜怀特海的活动家、实践家。1969年夏，他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把那称为他的“转化”。那一年他发现，“从前我认为我们人类正集体地走向一个更好的世界，现在我却认为我们正在牺牲后代的利益而满足自己当前的需要。”也就是说，人类正在破坏自己的家园，生态保护成了头等大事，生态保护不好，其他一切都无意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我们在破坏地球的可居住性的同时改进人际关系，那无异于在将沉的泰坦尼克号甲板上重新安排椅子。”自那以后，近半个世纪，他一边继续研究学问，一边为“生态公平”奔走呼号，不惜毁家纾难。将学问和实践结合得如此紧密，几乎前无古人。
(四)
然而，尽管如此，我却觉得，这些冷冰冰的“成就”似乎不能完全说明柯布。我脑海里总是浮现出他那从容亲切的微笑。有一天我蓦然想起我在克莱蒙期间写的一首诗(如果那也可被称为诗的话)。那写的是访学期间我同我的妻子偷闲游览有名的景点“优诗美地”时我心中涌起的一点朦胧感受—— 游优诗美地古松小草
斑驳外衣包裹的躯体内，
沸腾着男性的温柔；
千年的雨雪风霜，
最终化为了婆娑的微笑。
透过幽深林间的那一缕阳光，
赋予它无穷的憧憬；
而它却将一世的忧伤，
凝成了晶莹的露珠。
阅尽人世春秋，从心所欲不逾矩，悲欢离合都化为了慈惠的一笑，这就是千年古松。至于我等林问小草(尤其是我这样的从石头夹缝里弯弯曲曲地生长出来的小草)，虽然伸长了脖子去迎接那一缕阳光，充其量也只能将“一世的忧伤”(personal experiences)化为“露珠”(“晶莹”与否尚不敢保证)。
所以，这才是柯布：以史家之才，哲人之心，行仁爱之事。为了人类将来的命运，奔走呼号，足迹遍及五大洲，时间绵延半世纪，最终文章道德浑然融为一体，千年风霜均化为婆娑的微笑，犹如一棵蔼然屹立的古松。
真的，滚滚红尘茫茫人海，谁能像他那样将千年风霜化为婆娑的微笑呢?
想明白了这点，我不禁会心一笑，欣然写下了上面的译后记。
周邦宪
2017年9月28日于成都
多年了，我时不时地想写点自传之类的东西。在“朝圣之地”，我所退养的小区里，就有很多人在做此等事，正如我的一些学术同辈所做的。但是，我却不断地以种种理由推延此事，而且，本可能会顺势推延下去，直到我干此等事的能力消失殆尽。眼前的机会和需求似乎总是更重要。实在地说，我也拿不准，即便我写出自传了，它又有何用。
促使我改变主意的原因，是我读了托马斯·J．J．阿尔蒂泽的《经历上帝的死亡》。他很准确地把那经历称之为“一个神学传略”。这是对其现今尚在进行的神学旅行的一种反省。读了该书后，在三方面，我书写自己神学传略的兴趣增强了。首先，它使我思考了自己的非常不同的神学旅途。读阿尔蒂泽常使我反省，读他的这本书则更使我回忆起我俩之间曾经密切而多面的交往。此事容后再说。其次，我认为，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我可以一种自辩的方式，解释清楚我的思想所采取的不同方向。总的说来，就是要解释清楚，我一直努力要干什么?显然，我的期望和梦想远超我的任何成就。然而，我个人的见解确实在或这或那的领域产生了成果，所以，应解释清楚，我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成功”了。第三，阿尔蒂泽的书向我表明，我可以写出某种并非简单地是自娱自乐的东西(虽然它仍有那样的作用)，它自身还可有其神学的分量和用途。它可以提出一种很少有人在追求的神学方案。也许，它甚至可以刺激一些读者反省他们自己的使命，正如阿尔蒂泽刺激了我，使我进一步反省我自己的使命。我不是一个像阿尔蒂泽那样独创的思想家；所以，同他的故事比较起来，我的只是我这一代神学家中一个寻常的故事而已。然而，世界上没有两个故事是完全相同的。
我之所以把我写的东西称为“回忆录”，是想让自己不必太拘泥，不必言必精确地符合于历史的细节。我会以现在的立场，居高临下地描述我思想的发展过程。毫无疑义，我是努力在将事物融入存在于我当今想象中的一个总的模式。但我希望，它仍与过去有实在的联系。我并不打算写小说。
按：以上的序言写于大约5年前，是为比这份稿子更早的一份稿子写的。写稿的初衷落空，稿子布满灰尘(或者说电脑里的文件相对地发生了某些变化)。当我决定重理旧稿时，我发现，5年里发生了好一些变化，比我意识到的要多。有些变化是自己感知和关注点的变化。虽然当前的这份稿子有三分之二出自旧稿，但也有一些修改和相当多的增补。它现在可以表达我当今的观点了。
我愿借此机会感谢一些在手稿的不同部分给予过帮助的人：伊格纳西奥．卡斯图埃拉、龙尼·德斯梅特、提姆·伊斯门、汉克·基顿、凯瑟琳．凯勒、高尔吉亚。罗梅罗、约翰·奎宁，以及弗农-维西克。我尤其在关于物理和形而上学的那章得到了他们的帮助。 2014年7月1日
《柯布自传》主要讲述了著名过程哲学家、生态经济学家小约翰·柯布对自己人生的追忆，反映了过去六十年来的宗教理论发展历程。从存在主义到过程哲学，从女权主义、黑人解放神学到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以及“上帝之死”，作者在这些反思中充分贯彻了一个信念：学术研究必须联系实际问题。字里行间也透视了一位哲人居安思危、心系天下的情怀。
一位当之无愧的“大师之师”，当今毫无争议的过程哲学领域的“NO.1”；
一位执着追求生态文明的九旬老人，为人类将来的命运奔走呼号，百折不挠。
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绿色GDP之父”，中文版自传首次震撼问世！
《柯布自传》主要讲述了著名过程哲学家小约翰·柯布对自己哲学人生的追忆，字里行间也透视了一个哲学家对当今社会的思考。通读全书，不仅能通晓一个著名哲学家是如何成长进步的，包括心灵和身体的全方位，更能领悟如何用哲学的思维来观察社会，来思考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