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上午会谈摘要

我早同魏、华两入打好关节：反正你们对钱所知极浅，我同他倒有讲不完的话要讲，寒暄一番后，你们就告辞。所以从十点到十一点三刻，就只有我同钱在室内交谈。十一点三刻，另有中文讲9币受“美国之音”之托，另在他室作了几分钟访问。之后，我就带他到俱乐部去吃午饭。下面是上午谈话加以整理后的摘要：

我一直以为中国科学院欧美新著买得颇全，钱早已读过我的《现代小说史》了。实情是，此书他去秋到意大利开一次汉学会议时才见到。有一位意籍汉学家同钱初晤，觉得名字很熟，即拍额叫道：“对了，你是夏某人书里的一个专章。”遂即拿书给钱看。钱在会场上不仅见到了《围城》法、俄、捷克三国文字的译者(那些译本是否已出版，待查)，也听到了美国有位凯莉(Jeanne Kelly)女士正在翻他这部小说。现在英译本茅国权兄加以润饰后，已交印第安纳大学出版所，今秋即可问世。返大陆之后，钱钟书打听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我的《小说史》，才把它细细读了。

从现代小说我们二人谈到了古典小说。《红楼梦》是大陆学者从事研究的热门题材，近年来发现有关曹雪芹的材料真多。钱谓这些资料大半是伪造的。他抄两句平仄不调、文义拙劣的诗句为证：曹雪芹如会写出这样的诗，就不可能写《红楼梦》了。记得去年看到赵冈兄一篇报道，谓曹雪芹晚年思想大有转变，不把《红楼梦》写完，倒写了一本讲缝纫、烹调、制造风筝的民艺教科书，我实在不敢相信，不久就看到了高阳先生提出质疑的文章。现在想想，高阳识见过人，赵冈不断注意大陆出版有关曹氏的新材料，反给搞糊涂了。

海外老是传说，钱钟书曾任毛泽东的英文秘书，《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本也是他策划主译的。钱对我说，根本没有这一回事，他非共产党员，怎么会有资格去当毛的秘书？的确，读过他的小说的都知道钱是最讨厌拍上司马屁的学人、教授的。《围城》里给挖苦最凶的空头哲学家褚慎明就影射了钱的无锡同乡许思园，他把汪精卫的诗篇译成英文(Seyuan Shu，tr.，Poems of Wang Ching wei，London，Allen and Unwin，一九三八)，汪才送他出国的(“有位爱才的阔官僚花一万金送他出洋”——《围城》三版，八三页)。此事我早已知道，特在这里提一笔，借以表明钱对那些投机取巧、招摇撞骗的学者文人一向疾恶如仇。

钱同我谈话，有时中文，有时英语，但不时夹一些法文成语、诗句，法文咬音之准、味道之足，实在令我惊异。中国人学习法文，读普通法文书不难，法文要讲得流利漂亮实在不易。我问他，才知道他在牛津大学拿到文学士(B.Litt.)学位后，随同夫人杨绛在巴黎大学读了一年书。杨绛原是专攻拉丁系语言文学的，所以非去法国深造不可；钱自己预备读什么学位，当时忘了问他。《围城》主角方鸿渐一九三七年七月乘法国邮船返国，想来钱也乘这样一条船返国的。钱氏夫妇留学法国事，好像以前还没有人提起过。

四十年代初期在上海那几年，钱私授了不少学生，凭那几份束惰以贴补家用。那时大学教授的薪水是很低的。杨绛的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游戏人间》、《风絮》——上演，也抽到了不少版税。一九四七年《围城》出版，大为轰动，畅销不衰。所以那几年物价虽高涨，他们生活尚能维持。当年有好多《围城》的女读者，来信对钱钟书的婚姻生活大表同情，钱谈及此事，至今仍感得意。事实上，杨绛同《围城》女主角孙柔嘉一点也不像；钱氏夫妇志同道合，婚姻极为美满。

我对钱说，我的学生管德华(Edward Gunn)博士论文写抗战期间的上海文学和北平文学，不仅有专节讨论他的小说，也有专节讨论杨绛的剧本，对她推崇备至。他翻看论文的目录，十分高兴。论文将由哥大出版所出版，另加正标题《不受欢迎的缪思》(Unwelcome Muse)。那天下午管君特地从康乃尔大学赶来看钱，请教了不少有关上海当年文坛的问题。

我在给钱的那封信上，就提到了《追念》文，表示道歉。在长桌上我放了六本自己的著作，他只拿了《小说史》、《人的文学》两种，余书他要我邮寄。他对《追念》文兴趣却极大，当场读了，反正他一目十行，不费多少时刻。事后，我说另一《劝学篇——专复颜元叔教授》也提到他，不妨一读，他也看了，显然对台湾文坛的近况极感兴趣。我顺便说，《谈艺录》论李贺那一节提到德国诗人、剧作家赫贝儿(Friedrich Hebbel)，钱误写成赫贝儿斯(Hebbels)，不知他有没有留意到。他当然早已觉察到了，可见任何博学大儒，粗心的地方还是有的。想来当年钱也仅翻看了一本论赫贝儿诗的德文专著，并未精读赫诗，德国诗人这样多，哪能读遍？P139-141

夏先生虽然饱受西洋文化的洗礼，事实上他为人处世，还是地地道道中国人的那一套：重人情、讲义气、热心肠、好助人。

他的两本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是研究中国小说的两座里程碑，在西方学术界，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白先勇

代序 文学因缘——感念夏志清先生（白先勇）

辑 一

上海，一九三二年春

读、写、研究三部曲

初见张爱玲 喜逢刘金川——兼忆我的沪江岁月

红楼生活志

我保存的两件胡适手迹——为《传记文学》银禧之庆而作

耶鲁谈往

桃李亲友聚一堂——退休前夕的庆祝和联想

书房天地

辑 二

亡兄济安杂忆

超人才华，绝世凄凉——悼张爱玲

重会钱钟书纪实

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

悼念陈世骧——并试论其治学之成就

东夏悼西刘——兼怀许芥昱

最后一聚——追念吴鲁芹杂记

高克毅其人其书

何怀硕的襟怀——《域外邮稿》序

辑 三

人的文学

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

文学因缘

——感念夏志清先生

白先勇

我因文学而结识的朋友不少，但我与夏志清先生的一段文学因缘，却特殊而又悠久，前后算算竟有半个多世纪了。我在台大念书的时期，便从业师夏济安先生主编的《文学杂志》上读到夏志清先生的文章。尤其是他那篇论张爱玲小说《秧歌》的力作，对当时台湾文学界有振聋启聩的作用，两位夏先生可以说都是我们那个世代的文学启蒙老师。

一九六三年我到美国念书，暑假到纽约，遂有机会去拜访夏志清先生，同行的有同班同学欧阳子、陈若曦等人。因为我们都是夏先生兄长济安先生的学生，同时又是一群对文学特别爱好、开始从事创作的青年，我们在台大创办的《现代文学》杂志，夏先生亦是知晓的，所以他对我们特别亲切，分外热心。那天他领了我们一伙去赫逊河（Hudson River）坐游船，那是个初夏的晴天，赫逊河上凉风习习，纽约风光，历历在目。夏先生那天的兴致特别高，笑话一直没有停过，热闹非凡，五十年前那幅情景，迄今栩栩如生。有夏先生在，人生没有冷场的时候，生命不会寂寞，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强烈的光与热，照亮自己，温暖别人。

一九六三年夏天，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上暑期班，选了一门马莎·弗莉（Martha Foley）开的“小说创作”，弗莉是《美国短篇小说年度选》的资深编辑，这本年度选集，颇具权威，课上弗莉还请了一些名作家如尤多拉·韦娣（Eudora Welty）来现身说法。课余，我便到哥大KentHall夏先生的办公室去找他聊天。那时年轻不懂事，在夏先生面前高谈阔论，夸夸其言自己的文学抱负，《现代文学》如何如何，说的兴起，竟完全不顾自身的浅薄无知，夏先生总是耐心地听着，还不时说几句鼓励的话。夏先生那时心中不知怎么想，大概会觉得我天真幼稚，不以为忤。夏先生本人从不讲究虚套，快人快语，是个百分之百的“真人”，因此我在他面前，也没有什么顾忌，说的都是心里话。打从头起，我与夏先生之间，便建立了一份亦师亦友、忘年之交的关系。这份情谊，一直维持了半个世纪，弥足珍惜，令人怀念。

后来我回到爱荷华大学念书，毕业后到加州大学教书，这段期间，我开始撰写《台北人》与《纽约客》系列的短篇小说，同时也开始与夏先生通信往来，几乎我每写完一篇小说登在《现代文学》上后，总会在信上与他讨论一番。夏先生私下与人相处，非常随和，爱开玩笑，有时候兴奋起来，竟会“口不择言”，但他治学严谨却是出了名的，他写信的态度口气，与他平时谈吐亦大不相同，真诚严肃，一本正经，从他的书信看得出来，其实夏先生是个心思缜密，洞烛世情的人，而他又极能宽厚待人，对人对生命，他都持有一份哀怜之心。试看他与张爱玲的书信往来，夏先生爱其才，而又悯其坎坷一生，对她分外体贴入微。他们之间的信件，真情毕露，颇为动人。

我有幸与夏先生也保持一段相当长的书信往返，他对我在创作上的鼓励是大的。夏先生对已成名的作家，评判标准相当严苛，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鲁迅、巴金等人丝毫不假辞色，可是他对刚起步的青年作家却小心翼翼，很少说重话，以免打击他们的信心。那段期间我与夏先生在文学创作上，互相交流，是我们两人交往最愉快的时光，每次收到他那一封封字体小而密的信，总是一阵喜悦，阅读再三。我的小说，他看得非常仔细，而且常常有我意料不到的看法。《纽约客》系列他比较喜欢《谪仙记》，他认为结尾那一段李彤自杀，消息传来，她那些朋友们的反应，压抑的悲哀，写得节制而达到应有的效果。后来他把《谪仙记》收入他编的那本《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英文是我自己译的，经过夏先生精心润饰，其中也选了张爱玲的《金锁记》，这本选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当时有不少美国大学当作教科书。

……

一九九三年，夏先生七十岁退休，王德威精心策划，在哥伦比亚大学开了一个研讨会，将夏先生的弟子都召唤回来，替夏先生祝寿。有的宣读论文，有的自述跟夏先生的交往关系，其间还有夏先生的同事、老友，我也应邀参加。那是一个温馨而有趣的场合，夏先生的同事门生一一上台，讲述了夏先生许多趣事、糗事，台下笑声不断。但大家的结论都推崇夏先生在西方汉学界，尤其是中国小说史述方面的巨大贡献，大家一致称赞。他的两本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是研究中国小说的两座里程碑，在西方学术界，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夏先生在哥大教书数十年，作育一大群洋弟子，散布在美国各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夏氏门生影响颇大。

夏先生八十岁生日时，我写了一篇长文《经典之作——推介夏志清教授的〈中国古典小说〉》，为夏先生祝寿，评介他那本经典论著，后来登在《联合报》上。说来《中国古典小说》这本书与我也很有一段因缘。夏先生对我们创办的《现代文学》一向大力支持，常常赐稿，他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文章，而且都是极有分量的论文，远在一九六五年第26期上，首次刊出夏先生的《〈水浒传〉再评价》，这篇论文是他《中国古典小说》中《水浒传》那一章的前身，由何欣先生译，接着《现代文学》第27期又刊出夏先生的《〈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这篇论文后来扩大成为他书中论《红楼梦》的那一章。那时我已知道夏先生在计划写《中国古典小说》这本书，付印前，我请他将样稿先寄给我阅读，因此，我可能是最早看到这本书的读者之一，我希望将此书各章尽快请人译成中文在《现代文学》登出。我记得那大概是一九六八年的初春，接到夏先生寄来厚厚一叠样稿，我花了几天工夫，不分昼夜，一口气把这本巨著看完了。看文学评论著作，很少让我感到那样兴奋过，《中国古典小说》这本书的确引导我对书中论到的六部经典小说，有了新的看法。

除了《三国演义》那一章是请庄信正译出刊在《现代文学》第38期（一九六九）外，其余各章仍由何欣翻译、刊登《现代文学》的有五章：《导论》、《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本来何先生把《金瓶梅》、《儒林外史》也译出来了，但是当时《现代文学》财源枯竭，暂时停刊，所以《金瓶梅》、《儒林外史》这两章中译始终未能登出。那时我自己创办“晨钟出版社”，有心将夏先生这本书的中译本在台湾出版，并征得了夏先生的同意，但因为夏先生出书谨慎，出版中译本须自己校对，仔细修改。这一拖下来，便是数年，直到“晨钟”停业，这本书仍未能付梓。这是一直耿耿于怀的一件事。一九八八年《中国古典小说》中译本终于问世，不过是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这本著作本身就是一本经典，曾引导西方学界对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走向新的途径，新的看法。在《现代文学》上登载的几章中译，对台湾学界，亦产生深刻的影响。

夏先生退休不久，患了心律不整的病症，但他非常注重保养身体，所以这些年健康精神都还很不错，直到三年多前，夏先生因病住院，那次病情来势汹汹，夏先生在医院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全靠夏太太全心全力照顾呵护，才得转危为安。其间我常与夏太太通电话，用电邮联络，知道夏先生病情凶险，也暗暗替他着急，为他祈祷诵经。后来知道他康复出院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那段日子夏太太真是辛苦，每天探病，一个人长途跋涉，了不得的坚强。

前年秋天十一月间我因出版父亲的传记《父亲与民国》，纽约世界日报及华人作家协会，邀我到纽约演讲，同时苏州昆剧院也应邀到纽约演出青春版《牡丹亭》的精华折子。我在法拉盛演讲，听众有六七百人，夏先生与夏太太也去参加，我一讲就讲了三个钟头，因为父亲一生与民国历史都是讲不完的故事。夏先生坐在前排，竟撑住了，还听得很入神。青春版《牡丹亭》折子戏在Hunter College 的戏院上演，我请了一批朋友去看：丛甦、庄信正夫妇、李渝，当然还有夏先生、夏太太。那天的戏男女主角俞玖林、沈丰英演得特别卖力，尤其是俞玖林的《拾画》分外出彩，半个钟头的独角戏挥洒自如，夏先生坐在我身旁兴奋得指着台上叫了起来：那个男的怎么演得那么好！

看完戏第二天，夏先生、夏太太请我吃饭，庄信正两夫妇也参加了，还有夏先生的妹妹。我们在附近一家有名的法国餐馆吃龙虾大餐，那次夏先生的精神气色都特别好，一点不像生过重病的样子，那天晚上，又跟我们从前聚餐一样，大家说得高兴，吃得开心。夏先生对人生那份乐观的热情，是有感染性的，跟他在一起，冬天也不会觉得寒冷。  夏先生病后已不便于行，需坐轮椅，那晚吃完饭，夏太太用轮椅推着夏先生回家，我看见夏太太努力地推着轮椅过马路，在秋风瑟瑟中两老互相扶持，相依为命，我心中不禁一阵悯然，深深被他们感动。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夏先生过世，噩耗传来台北，虽然我已听说夏先生又因病住院，但是还是抵挡不住突来的伤痛，掉下泪来。我打电话到纽约给夏太太，她说夏先生走得很平静，前一天二十八日还吃了我叫Harold & David送过去的皇家梨RoyalPears。近年来我不在美国过圣诞，不过总会预先订好皇家梨圣诞节送给夏先生，那是他最爱吃的水果。

《感时忧国》是夏志清的散文集。夏志清是享誉国际的中国文学评论家，独具慧眼，对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具有发掘之功，使这些一度被文学史遗忘的人物重见天光、越来越受到文学界的重视。本书回忆了夏志清读书的经历，对师友深情纪念和评论，阐述文学理念，彰显中国文学中“感时忧国”的伟大传统。

追忆学思心路，书写文人群像。

《感时忧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拓荒者”夏志清忆往追昔之散文集。书中以款款深情、细腻的笔触、深邃的思想回忆作者的求学之路，以及与众多文人的因缘际会，描绘了独特时代下的文人群像，更彰显了中国文学中“感时忧国“的伟大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