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绝世、武力显赫的宋朝，为何总是受到异族的压制？或者也可以反过来一问，总是受到异族侵迫的宋朝，为何还能繁华绝世？

从杯酒释兵权、机关算尽的赵匡胤，到凭两千人起事、气吞万里的阿骨打，从一统八部、摧枯拉朽的阿保机，到东征西讨、天下臣服的铁木真，宋辽夏金元如何轮番征战天下？他们的崛起、壮大与衰落之路有何异同？为何中国各族的争存，会在这三百年达到一个高潮？

钱穆的伯乐，教出谭其骧、童书业、杨向奎、侯仁之、白寿彝、胡厚宣等众多史学大师的传奇老师，在民国史学界长期坐着第一把交椅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带着满腔诚意轻松开讲。原来，历史的发展趋势虽属必然，却充满了巧合与无奈……

《国史讲话：宋蒙三百年》用小说笔法正说历史：辽太宗入主中国后，风光得意的同时，又总觉得气闷，老想返回契丹故土，这是为什么呢？铁木真家族受过哪些屈辱，又是怎样报的仇，并且一统天下的呢？……

《国史讲话(宋蒙三百年)(精)》是顾颉刚先生在1924至1925年间为北京孔德学校所作的历史讲演稿。顾先生一直想摆脱旧教科书呆板、冗长的沉闷模式，于是拣取最精彩的历史瞬间，做亲切灵活的编辑安排，以激发年轻学生了解历史的兴趣。作者从种族及政治方面着手，解释了宋、辽、西夏、金、元的兴衰原因。

正编

 宋代的统一

 契丹势力的南渐（上）

 契丹势力的南渐（中）

 契丹势力的南渐（下）

 西夏的始末

 女真的勃兴（上）

 女真的勃兴（下）

 蒙古的立国（上）

 蒙古的立国（下）

 蒙古领土的扩张（一）

 蒙古领土的扩张（二）

 蒙古领土的扩张（三）

附编

 群雄的削平和澶渊之盟

 西夏勃兴和推行新法

 书院的建设和学派的蔚起

 金兴辽亡和宋室南渡

 蒙古的兵力和亚欧的交通

 元朝的政治与特种文学

附录 编纂国史讲话的计画

编后记

女真的勃兴（下）

演说宋朝的历史的，有三部重要的小说。一部唤做《杨家将》，是讲北宋与契丹的战事的；一部唤做《水浒传》，是讲北宋末年的强盗生活的；一部唤做《精忠传》（一名《说岳传》），是讲南宋与女真的战事的。《精忠传》一书共有八十回，用岳飞一人做线索，叙述女真的凶暴，奸臣的误国，很是淋漓尽致，所以戏剧中也有几出著名的戏是从这书里出来的。诸位不曾见过《八大锤》吗？这出戏一名《朱仙镇》，乃是岳飞大破金兀术的一段事。戏场上的兀术涂了满脸的金碧，戴了翎顶，披了狐裘，两手挥着两个铜锤，何等的威风凛凛！却被岳家军中四个善使铜锤的将官杀得大败，连呼“阿哟”而遁。岳家军真利害呵！

金兀术是谁？金是他的国名，兀术是他的原名，宗弼是他的汉名。他是金太祖的第四子，所以江南人唤他为四太子。在北宋灭亡之后，他屡屡带兵南下，想打平南宋。只是他的运气没有像他的哥哥宗望（二太子）那么好，连次给韩世忠和岳飞打败了。但他虽打了败仗，他的威名可真不小。现在人尽多不知道阿骨打（太祖）和吴乞买（太宗）的，却很少人不知道金兀术。这因为金国开国后半期中的兵威差不多是他一个人的活动，而且他又深人中国的南部，所以大家容易记清楚了。

自从徽、钦二宗被掳北行之后，大楚皇帝张邦昌因为没有金兵留卫自己，人心又不服，只得迎接康王构登了帝位，这便是南宋高宗。高宗用了李纲为右仆射（宰相）兼御营使，把主和误国的李邦彦、张邦昌等贬的贬了、杀的杀了。李纲整顿军政，一时很有些振作气象。但是金人的兵力这样大，大家只想避去他们的锋镝，哪敢同他们对垒，高宗究竟不是一个勇敢的人，禁不住左右的怂恿，所以李纲相了七十余天就免职了。陈东又上书，请留李纲，并罢斥主和的人。奸臣黄潜善等因为他的话于己不利，借端触怒了高宗，把他杀了。但陈东实在不认识李纲，只为谋国家的利益而得了死罪。他死的时候，许多人都替他流泪。

李纲免了，陈东杀了，于是定计南迁，御驾到了扬州。那时金国的宗望已死，宗翰、宗辅、宗弼等分道伐宋。1128（高宗建炎二）年，宗弼又打到了汴京。明年，宗翰渡过淮河，离扬州很近了。高宗得讯，立刻逃过长江，到了镇江，又逃到杭州。宗弼野心勃勃，请得太宗的许可，大起北方的兵来伐宋。他路过的地方，随即下令，禁止百姓穿着汉式的衣服，又勒令他们照了金国风俗，剃去前额的发，不照样的便杀。他们分了两支兵渡江，打破江东（今江苏、安徽）、江西（今江西）两路的诸府州。高宗又逃到明州（今宁波），坐在船上避敌；后来又到温州。宗弼到了杭州，大烧大掠而去。高宗回到越州（今绍兴），收拾遗民，江东和江西两路算又取了回来；但是四京却完全属于金国了（四京的名目，是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北京大名府）。

宗翰南下时，金太宗叮嘱他，等到平了宋国，仍当依张邦昌旧事，在宋臣中立[眉批：“立”可改“找”。]出一人做中国的皇帝。他所以这样做，乃是要用中国人攻中国，使得金国自己可以休养生息。所以他们打下了京东、京西两路（今山东、河南）之后，宗翰便册立刘豫为齐帝——他是宋的济南知府而献地与金国的。他做的帝，是“金子皇帝”，与石敬瑭和契丹的关系一样。他起先建都北京（大名），后来徙都东京（开封）。

刘豫做了金子皇帝，当然与宋国不能两立，他就遣将伐宋。那时宋国很出了几员战将，而尤利害的是岳飞，他既有武艺，又有谋略，又得兵心，刘豫打他不过，只得到金国去请兵。太宗命宗辅、宗弼等前去帮他。刘豫派了他的儿子刘麟、侄子刘猊，带兵会合了金兵南下。到扬州大仪镇，给韩世忠打得大败。刘麟、刘猊一对弟兄，弃了辎重逃了。宗弼等既打了败仗，又听得太宗病重，也就引兵归国。1135（高宗绍兴五）年，高宗还到临安，定都在那地。那时离他的即位已有九年了，南宋偏安的局面才得立定。

P56-58

教育的现代转型与历史的“说法”

言及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转型，人们每每联想到的是胡适等一系列学术大师联缀的精英系谱，以及新旧不同学派交错分布的学术“地图”，殊不知其时的史学转型，作为社会文化整个转型的一部分，还有着另一些面目。且不说伴随新文化运动掀起的科学和民主思潮带来的观念变化，不说学术载体和知识传播媒介的变化，仅就以废科举兴学校开始的教育体制的变革讲，其于史学的震荡即足可以“革命”视之。从初级到高级学校教育体制的建立，不仅标志着知识预期受众的变化，输出与接受知识之方式的变化，以及知识体系与内容的变化等一系列革命性的改变，而且连知识的言说与书写的方式亦发生了与传统几近颠覆的变化。在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现代教育体制建立的语境下，即使是中国学术中最传统、最为人们所标榜、认为最可与西方学术之科学性有一拼的历史学，也不得不面临对于所授知识“说什么”和“怎么说”等等最基本问题的思考和尝试。应该说，新的历史知识的解释、言说与书写方式的建构，对于社会一般知识世界中的历史观的形成，其重要性和影响因子，绝不亚于那些学术精英的成果。而说起新史学这方面的转型，那位曾高擎“古史辨”旗帜，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学说“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胡适语）的顾颉刚，无论是理论思考还是具体实践，都同样扮演了不容小觑的筚路蓝缕者的角色。

按20世纪之幕甫揭之时，也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启程之时。先是清政府在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亦称“壬寅学制”）、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开始初步形成现代教育管理体制、学校体制、考试制度和课程设置等现代教育体制雏形。继而是刚成立的国民政府在1912年到1913年先后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以及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将现代教育体制进一步修订、落实。因为此时也是标榜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轰轰展开之时，于是在新的教育学科体制下，面对新的受众，历史课程“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便理所当然地提到了人们思考与实践的日程上。

事实上，早在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年，受科学、民主精神感召的顾颉刚先生，就受罗家伦之约，在北京《晨报》所办“五四纪念增刊”发表了《我们最要紧着手的两种运动》。该文指出，要改造中国，最要紧的是进行教育运动和学术运动。顾颉刚认为，教育运动的开展，能使全体国民得到受教育和开心智的机会，而教育运动的深入展开，则又有赖于学术运动的推动。理性的、科学的学术通过教育得到普及，“自然使恶势力都失掉了原来在糊涂脑筋里的根据，更使世界上的好势力，在清明的脑筋里确定了他的根据”，顾颉刚如是说。

顾颉刚的这一认识，也可说是他当时对于社会启蒙与改良认识的基本思路。事实上，自打1920年由北大哲学系毕业留校开始，顾颉刚就一直沿着这两项运动的方向做努力——一方面由姚际恒而崔述而郑樵，由疑古书到疑古史，逐渐深入对于中国古史的认识；一方面也在思考新的学科教育体制下如何将“教科书做成一部活的历史，使得读书的人确能认识全部历史的整个的活动，得到真实的历史观念和研究兴味”（《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的问题。从1921年7月给李石岑书信中所附“拟编中学本国地理历史教科书的大纲”，到1922年4月在《教育杂志》所发表的《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顾颉刚逐渐提出、完善了他对现代历史学科教育体系下“说什么”和“怎么说”的一些设想，并在此基础上，于1923年9月到1924年2月间，撰写了《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初自撰，后邀王钟麒合作）。

作为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历史读本，《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的编撰，也是顾颉刚要民众“初学得承受较正确之古史常识”，以科学的历史知识替代“原来在糊涂脑筋里的根据”，进而“在清明的脑筋里确定了他的根据”，这一社会改良思想的实践。其无论是内容上的“说什么”，还是形式上的“怎么说”，都为现代历史课程教学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尽管后来这部教科书因摈弃了传统以“五帝三皇神圣事’’为信史开篇的叙事而遭禁，但顾颉刚以现代科学的方式尝试中国史“说什么”和“怎么说”的努力并未改变，这就有了《国史讲话》《中国上古史讲义》《春秋史讲义》等一系列的作品。

一部以现代科学精神撰写的中国史应“说什么”和“怎么说”？按照顾颉刚1925年的设想，举其要大致是这样一些：

——主子把人类的活动的状态，拣取最精彩的部分，作亲切的描写；避去呆板的叙述。

——所拣取的故事必要能表现“时代精神”的：时代精神各各不同，我们应当写出它们各各不同的面貌。

——用“打统账”的眼光去作叙述，使提出任何部分时都可见出它的关联之点，都可见出它在全体中的位置；使读者对于历史有整个的认识。

——从向来沉埋于史书下层的记载与器物中寻出各种社会的事实与心理，使叙述的方面不偏重于政治社会和智识阶级。

——从具体的个别的事实中归纳出抽象的共同的时势。

——从时势鼓荡的权力和方向中帮助有名人物的产生之故。

——指示进化的径路，排斥复古观念。

……

（《编纂国史讲话的计画》）

顾颉刚的这些论述还是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其所表现的历史知识教育的话语体系，从“说什么”到“怎么说”，显然与几十年前的清季已俨然两个世界了，更遑论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代表的历史叙事体系的差异！如今，七八十年过去了，再重读顾颉刚当年的这些讲义，重温他以科学和理性的精神重构历史知识世界时的心路与实践，是否我们也有必要思考一下：新时代，从中学到大学，我们的历史教学是否也有“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这里且不说历史知识的内容与解释体系，以及学术与教育的关系，仅就知识“怎么说”而言，顾颉刚讲义文字的流畅和引人人胜，也许是人们最直接的阅读感受。顾颉刚本来就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问题的发现，多少也是得益于他对故事构成的理解。而历史的本质本来也是讲故事，是唯一以叙述为基本言说方式的学科——经语言学转向洗礼而重新发现历史的叙事性的西方历史认识论如是认为，当今史学界亦因此出现复兴历史叙事的吁求；更何况我们唐代的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早就有了“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的认识。历史“怎么说”？读了顾先生这几部讲义后，我们是否会得出这样的认识：历史，包括历史教学，有必要像顾先生那样说——起码是要在历史的叙述方面。

向燕南

于北京师范大学

世纪文景出版的“国史讲话”系列三册，分别是《国史讲话：上古》《国史讲话：春秋》以及《国史讲话：宋蒙三百年》，主体皆为史学大家顾颉刚先生的讲义或者讲话，编者定名为“国史讲话”，缘故即在此；其内容严谨可信，语言轻松活泼，既可供专业研究之用，更适合非专业人士阅读。

以成书年代排序，《国史讲话：上古》撰写时间最晚，主体是顾先生1939年1月至7月在云南大学讲学期间编写的《上古史讲义》。根据先生自述，因时局动荡，于颠沛流离之余，又不幸患上高血压，身体骤坏，因此只写了9章就中途搁笔。1939年4月23日，昆明《益世报》刊载了《中国一般古人想像中的天和神》（即本书第一章）。1941年的《文史杂志》连载了《商王国的始末》《周人的崛起及其克商》《周室的封建及其属邦》《西周的王朝》《渐渐衰亡的周王国》等章（即本书第四章至第八章）。1944年的《文史杂志》又刊载了《齐桓公的霸业》一章（即本书第九章）。1988年，中华书局将以上刊出诸章，连同未刊章节及后来编写的两章，一并收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编成共11章的《中国上古史讲义》。新编的《国史讲话：上古》一书，乃这部讲义首次单独集册出版。为方便读者了解上古概况，本书增收了顾先生在1942年8月撰写的《中国古代史述略》一文，该文最早刊载于1943年1月1日出版的《学术季刊》第一卷第二期。

《国史讲话：春秋》的撰写时间次之，其主体是顾颉刚先生在燕京大学讲学期间编写的《春秋史讲义》。1936年7月，顾先生被燕大聘为历史学系主任。9月，新学年开学，在学生兼助手童书业先生的帮助下，顾先生开始编写讲义。1937年5月，讲义编毕。童书业先生称：“当时虽由我着笔，然宗旨完全是秉承顾师的。”（《春秋史·序言》）《国史讲话：春秋》一书，是这部讲义首次单独集册出版，并附有1937年1月和6月顾先生拟定的《春秋史》试题两份。

《国史讲话：宋蒙三百年》的撰写时间最早，其主体是顾颉刚先生为北京孔德学校讲演而写的《国史讲话》；当时顾先生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担任助教。编写工作始于1924年10月，终于1925年10月。2010年，中华书局首次将其单独集册出版。为方便读者全面了解宋蒙时期的政治及文化状况，此次再版，增收了由顾先生与王钟麒先生共同编写，并由胡适先生担任校订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一书中的相关内容。该书初版于1923—1924年，当时顾先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史地部当专任编辑。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因这三本书涉及的年代颇为古老，且编写时间较早，为方便读者阅读并理解书中内容，编者特为生僻字加了音注，为重要内容加了边注，《上古》及《春秋》两册还增加了几幅历史地图。这些地图皆取材于由顾先生与章巽先生合编，谭其骧先生校订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1955年，地图出版社出版），经世纪文景的美编改绘而成。

以上是编者对“国史讲话”系列三册书的成书背景、内容及体例的交代与介绍，希望有助于读者明了书稿的出处及不同版本编辑者的责任。

王煦华

2015年5月于干面胡同

“五四”以来，史学界有许多大明星，但都没有建立一种学派、学风；真正建立学派、学风的是顾先生，是古史辨学派、学风。

——邓广铭

在民国时期的史学界，事实上长期坐第一把交椅的是顾颉刚。顾颉刚不但以古史名世，更以善于识拔、奖掖、培养青年学人蜚声士林。在培养学术传人方面，顾颉刚可以说前有章太炎、胡适，后无来者。

——王学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