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〇 孔子继续从事教育事业
孔子定下心来，还是把全副精神放在教育事业上。
孔子经常和弟子谈的道理是“仁”。“仁”主要就是要爱别人的意思，这反映了当时“庶人”抬头的社会现实。他在教育上的开放也是基于这种符合历史要求的思想而来的；虽然由于阶级的限制，他又主张维持等级制度的“礼”，不免对于“仁”的思想有所削弱，然而这终究是他思想中最光辉、最进步的一面。
除了讲“仁”之外，孔子又经常教导弟子学习历史、学习文艺、关心政治，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习惯，等等。他的高兴、苦闷、愤怒，在弟子中间没有什么隐藏。他的歌声、笑声，没有什么间断。直率而又含蓄，热情而又严肃，活泼而不失分寸，这就是孔子生活在弟子中向的形象。
孔子和人们谈话的时候，总是尊重别人的意见的，就是对弟子也是如此。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气氛，如果是孔子先询问弟子的时候，弟子们也往往再征求孔子的意见，他们是彼此这样互相尊重着的。有一次，孔子向弟子们说：“各人说说各人的志愿好吗？”子路说：“我愿意自己有好车、好马、好皮袄，和朋友们一块儿享用，就是他们用坏了，我也不抱怨。”颜渊说：“我愿意自己有长处也不自满，自己有功劳也不夸耀。”这时子路便转而问孔子了：“听听您老人家的志愿呐。”孔子说：“我的志愿是：老的过安稳日子，朋友相信我，年轻的对我挺怀念。”孔子的志愿是那样平凡，但是那样近人情，那样温暖，这就是孔子！
孔子很善于在教育上启发人，也善于尊重人们的个性。孔子在弟子中间往往因为各人爱好不同、了解事物的程度不同而说话很有分寸。
有一天，孔子的门人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跟孔子坐在一起。他们的座次是按年龄排的：子路最大，这时有四十二岁了，坐在最前；曾皙有二十四五岁，次之；冉有二十一二岁，又次之；公西华十八九岁，最后。孔子是五十一岁。孔子首先说道：“不要因为我比你们大几岁，就受了拘束。别管年纪，有话尽管谈谈。你们平日常说，没有人赏识。现在我倒要问问，如果有人赏识，你们打算怎么样？”
子路不假思索就抢着说：“有千辆兵车的这么一个国家，受到周围大国的威胁，并且经过了兵灾，人民在闹饥荒。但是如果让我仲由去搞一通的话，只要三年，嗯，只要三年，我就可以练出劲旅，并且让国内教育也很发达哩！”
孔子听了，不觉大笑。
这时没有人说话了。按次序，孔子本来要问到曾皙，但曾皙还在弹琴，就问到了冉有。孔子叫着冉有的名字：“求呵，你怎么样呢？”
冉有见子路被老师嗤笑了，就把志愿说小了些：“我只要六七十里见方的地方，五六十里也可以。让我冉求去搞的话，三年之内，我让大家都吃上饱饭。至于文化教育，等待更有本事的人来。”
孔子这回没说什么。就又问公西华，叫着他的名字：“赤呵，该你了。”
公西华不得不更谦虚了，说：“我不敢说我准能够做到，不过愿意学习学习。诸侯们在宗庙里会见的时候，我穿上端端正正的礼服，当一个小司仪就是了。”公西华本来是擅长招待宾客的，他自己觉得这是本分话，可是孔子也没有什么表示。
最后，孔子才问到曾皙，叫着他的名字：“点呢？”曾皙的琴声慢慢地缓下来了，“咚”的一声，终于停了。他便起身答道：“我比不上他们三人的好主意呢。”
孔子说：“那有什么关系，各人说各人的志愿罢了。”
于是曾皙说：“春天三月里，穿上轻便的衣服，和五六个同伴，六七个小朋友，到沂水去洗个澡…，在求雨台上再吹一下风，唱着歌回来。我不希望什么别的了。”
孔子听了，大为赞叹，说：“是呵，我也正是这个主意哇！”
孔子之所以说这个话，是因为：一来自从决定不参加公山不狃的起事以后，他心里反而特别平静起来：二来孔子虽然热心政治活动，但素来也有不留恋富贵的一面——所谓清高；三来孔子也不愿意轻易表露出他的政治抱负，同时也是有意教育弟子们对待政治应该谦虚谨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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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所以我们要讲他的故事。
我们讲孔子的故事，主要是想使大家看一看孔子在当时是怎样生活着的，以及当时的人（各式各样的人）是怎样看待孔子的。我们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进步性，但是正如嵇文甫同志所说：“承认孔子有一定的进步性，并不是要提倡尊孔读经。”
对于孔子要不要加以评价呢？当然要。这笔账总要算，应该算。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但是在这本小册子里是不是就要“给以总结”呢？不能够。这主要是因为作者的思想水平有限，没有能力做这个工作的缘故。就是前面所讲的故事，也只能是从作者的思想水平出发而编述下来的，在选择取舍之间，在解释评论之间，错误一定难免。写出来，也只是请读者指教！这不是客气话，是实话！因此，也就谈不到什么“给以总结”了。那是要留待更辛勤的、更精通的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工作者来完成的。
可是读者中也许有人要追问我究竟对于孔子是怎样看法的。我在这里，也就把我极不成熟的看法谈一下。谈得不对的地方也一定有，还是诚恳地向读者讨教！
第一，从孔子所处时代的社会性质来看孔子。孔子处在春秋时代，以我理解，春秋和战国实在是一个整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崩溃、封建社会形成的过渡期。春秋和战国诚然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个不同，在我看来，只是社会变动的剧烈程度表现不同罢了。在春秋时期，社会变动还没有达到质的突变，而在战国时期则完成了这一变革。郭沫若先生说：
依据《史记》，把绝对的年代定在周元王元年，即纪元前四七五年。在这之前的春秋作为奴隶社会的末期，在这之后的战国作为封建制的初期。
如果划界的话，这样划界自然也可以。但是这当然不是说历史是可以截然划开的。而这样的划界，我觉得还不如把春秋战国当作一个整个过渡期，因为这样对一些学术思想的演变要好解释些。只是孔子所处的时代还是奴隶制时代而不是封建社会，在这点上，我是同意郭沫若先生的看法的。
春秋战国是一个整个时代，先秦诸子的思想都是这一整个过渡期的剧变中的意识反映。孔子是先秦诸子中最早的一个。他的进步面之一，就是反映奴隶制社会崩溃期的“人”的解放，这个伟大现实在他的思想体系上，就是“仁”的学说，就是把教育从贵族所专有（官学），在一定程度上开放给一般人（私学）。孔子的进步面之二，就是他在这段过渡期——同时也是封建社会的形成期——中，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提供了一些虽然粗略的但是规模宏大的政治建设蓝图，他研究了以往的政治经验，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总结，又加上一些适合社会发展情况的创造，给后代封建社会的统治规模打下了一些基础。把他称为封建社会的“圣人”，不是偶然的。封建社会总比奴隶制社会前进了一步，所以就当时看，孔子的大部分政治理想是有进步意义的。
孔子的落后面主要是他还带有奴隶社会中的等级思想，甚而是氏族社会中所遗留的血统观念、狭隘地域观念，这就是表现在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正名，讲礼，讲君子、小人，讲天，讲命，讲内诸夏而外夷狄（对吴、楚就加以敌视），等等。这里很多东西是陈腐的，孔子在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也特别流露出留恋一些旧事物的感情。
而且，更由于孔子所处的时代的过渡性以及他的政治地位（他既当过高级官吏，而且一生主要活动除了教育事业外也是奔走做官，就是教育事业也主要是训练弟子们做官的）的关系，他的思想有许多不彻底、不明朗、对上妥协、对劳动生产和劳动人民轻视的地方。这些地方集中地表现了的就是他所谓“中庸”之道。这是他的软弱处。
他有进步面，有落后面，有软弱处，而进步面是主要的，这就是我对于孔子的估价。概括地谈孔子，就是如此。
如果仔细考究下去，孔子的进步面、落后面、软弱处，我认为也还是错综的，好的不完全是好，坏的也不完全是坏。举例说，他讲仁，这是进步的，但是同时讲礼，礼就限制了仁；他普及教育，这是进步的，但也并非普及到一切人，限度也仍然是有的。他讲礼，一般说是落后的，但是他注重礼的内容而轻视礼的形式，这就又是改革；他讲天，讲命，一般说也是落后的，但他并没有迷信鬼神，也没有全部陷入宿命论，这就仍有他开明的地方。他讲中庸，不错，一般地也是妥协性的表现，但是在“和而不同”上，在对弟子依不同个性而分别指示“过犹不及”上，在“学”与“思”并重上，这就貌似妥协，而事实上是避免绝对化、片面化的正确态度和正确思想方法，这就又不能一笔抹杀了。至于孔子对后代的影响，问题就更复杂，有好影响，也有坏影响；在坏影响中有的是孔子本来不对，也有的本来是有益的东西，而因为不正确的理解，就变为有害的东西，关于这方面，责任就不能完全由孔子来负了。所以我们一方面对孔子要有总的把握，一方面对他个别言论的实质和影响还要加以具体分析。
第二，在估价孔子时，我认为不能照我们主观上的认识，把孔子的思想作为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来对待，也不能拿后代由于演绎孔子的思想而构成的一套完整的儒家思想系统来当作孔子的思想。孔子虽然说“吾道一以贯之”，但究竟孔子的思想还没有达到成为一个严密的系统的地步，这是因为中国学术思想在那个时代还没发达到这个地步的缘故。所以我赞成侯外庐先生等所提出的“不均衡”“自论相违”。很多人过高地估价孔子，或过低地估价孔子，主要是由于没从这一点上考虑。
第三，在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一些具体贡献如教育事业、编写历史、整理诗书上，在孔子个别有价值的言论（包括着智慧和经验）上，在孔子本人的“学不厌、教不倦”的积极态度上，大多数现代学者几乎没有异议，我认为这也就是应当肯定下来的东西。所以，所谓对孔子也还不能“给以总结”，并不等于对孔子来一个“不可知论”。我们应该把可以肯定的东西和还在争论的问题分别开来。
第四，无论谈孔子的历史地位也好，还是谈孔子的具体贡献也好，我们一定要避免个人崇拜。这不只因为个人崇拜是不应该的，是会产生毛病的，而且因为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首先是不合乎事实的，是不科学的。孔子无论有多高的成就，是和当时的社会发展分不开的，而社会的发展首先是广大劳动人民所推动的。孔子的出现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就像同时的政治家子产、晏婴等，也已经具有和孔子相近的才能（虽然发展的方向不同）：就像同时的普通人长沮、桀溺等，也已经具有和孔子对社会变动同等的关切（虽然看法不同）；就像“士”这个阶层，当时一般也都在活跃着——他们都是生活在同一时代里呵。孔子一生经过了一些发展，这些发展也都步步可寻，都和他的丰富经历、刻苦努力分不开，而这些丰富经历、刻苦努力，也只有在他那特定的历史阶段中才有可能实现。绝不能把孔子当作奇迹！
这就是我对于孔子粗枝大叶而又肤浅的看法。至于本稿之成，也经过了一些岁月（现在呈献给读者的是第三次稿，这第三次稿也经过四次删改），中间阿英同志提过宝贵的意见，也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同志的很多帮助，这样才写完（但是并没有写好！）。我要谢谢他们，并期待读者给我更多的教益！
长之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记于北京
《孔子传》是一本人物传记。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本书是李长之的经典名作，他以传记的形式记录了孔子的辉煌而又跌宕起伏的一生。
孔子是一个体味人生至深的人，不过他没因此埋没了自己的真性情。他从丰富的人生体验中，得到了应付现实的恰好的方法。
《孔子传》是著名学者、文学史家李长之经典名著，感悟孔子的智慧，解读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处世哲学，追寻孔子的足迹，探求中华文化的根柢，体悟仁者胸怀，直抵智者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