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庆章著的《一次未公开的珠峰探险(1958年中苏联合登山队侦察组考察珠峰始末纪实)》着重对登珠峰前，登山队在1958—1959年为此做过的前期准备工作的经历作首次的披露。

1958年的珠峰之行在日喀则以西，大部分都是在荒芜的、人迹罕见的崇山峻岭中穿行，但也经过了萨迦、协格尔等宗教圣地，所以一路既充满着艰辛，也饱览了奇异的风光。为了增加可读性，本书增添穿插了珠峰的地理、历史背景、沿途的风土人情及有关科学考察等。

本书主要是根据各方的史料写成的，有些场景也是由当年登山队员亲自的见闻、回忆提供的，其中重要的情节至少要经过两人以上的核对才予以收纳。希望本书能起到史料的作用，从中见证中国登山队在建队初期一段经历困难的过程及其成长。

翁庆章著的《一次未公开的珠峰探险(1958年中苏联合登山队侦察组考察珠峰始末纪实)》是一部纪实文学，以日记记事的形式为主线，围绕尚未完全公开的1958年中苏联合登山队侦察组考察珠峰这一事件，将该事件的由来、中苏两方的建议和考虑、在拉萨遇到的波折以及最终苏方退出，中方决定单独攀登，等等内容都进行了真实、客观的记录。作者是此次事件的亲历者，将多位当年一起参加侦查组的同事的采访，自己的日记、老同事的回顾以及国内外登山文献和大量的体育档案加以编辑、梳理，真实、完整地再现了该事件的来龙去脉，可读性强。本书所收录的大部分史料都是首次公开，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前言

序

一、问题的提起

二、苏方的建议

三、中方的考虑——一波三折

四、珠穆朗玛峰的地理背景

五、珠穆朗玛蜂的名称

六、珠穆朗玛峰的高度

七、攀登珠峰简史

八、中苏登山第一次会谈

九、中央对攀登珠峰实施计划的批准

十、进山的准备工作

十一、侦察组的组成

十二、启程——北京至拉萨

十三、在拉萨的进山准备工作

十四、至日喀则

十五、日喀则至绒布寺

十六、珠峰北麓下的绒布寺

十七、兵分两路上山侦察——东绒布线路、主绒布线路

十八、大本营的建立

十九、实地侦察工作结束，留下科考组过冬

二十、侦察组返程——经日喀则—拉萨—北京

二十一、拉萨至北京

二十二、中苏登山第二次会议

二十三、在拉萨训练、拉萨发生反革命叛乱、经历平叛及转移

二十四、中苏登山第三次会谈

二十五、苏方退出，中方决定单独攀登

二十六、1960年中国队登顶成功，国内外的反映

二十七、对珠峰的科学考察

二十八、尾声

后记

参考文献

一、问题的提起

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登山运动已很普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有相当的基础，卫国战争中以登山运动员为主组成的高山部队在高加索山区抗击德寇累建功勋。苏联登山运动的蓬勃发展与苏联人民喜爱户外运动，有定期的休假制度以及物质条件丰富后在山区设置了度假、野营和登山基地，开创了客观条件有关。多年来在实践中已经总结出了一套攀登经验，登山运动的技术水平也挺高。他们还喜欢从事探险活动，较早就去过北极、南极和高山地区考察。而苏联本国内的高山并不多，其最高峰为海拔7495米的共产主义峰(原名斯大林峰)，到了50年代中期，其著名高峰如列宁峰(7135米)、胜利峰(7439米)、本国最高峰——斯大林峰等已经全部登顶成功。下一步怎么办呢？他们想到了拥有众多世界一流高山的友好邻邦——中国。

早在1955年3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访问苏联期间，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即向刘宁一提出要求来中国攀登位于新疆的慕士塔格山(7546米)和公格尔山(7719米)。

当时新中国成立才六年，百废待兴，忙忙碌碌在建设新的国家，工农业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文教体育事业也在相应发展。1954年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显示群众体育在蓬勃开展，但竞技体育仍是萌芽状态，而在登山运动方面则是一片空白。

为了帮助我国开展登山运动，也为苏联日后来华登山铺路，1955年5月，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邀请中华全国总工会派人去苏联参加登山培训。由工会系统出面邀请，这是出于苏联管辖基层群众性登山活动(包括它的度假基地)都是由工会系统组织和管理的(大型的登山活动则由苏联体委负责)。当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应邀派出许竞、师秀、周正、杨连源四人赴苏参加在格鲁吉亚的登山教练员学校学习。这是我国运动员接受现代高山登山技术和中苏登山合作的开始。

接着在19568年春季，苏方派出2名登山教练来华，由全总从各产业工会抽调有一定运动基础的职工40余人在北京西郊八大处举办登山营进行登山的理论和技术授课，培训出了一批登山运动员。

1956年4月25日，成立不久的我国第一支登山队——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30多人在苏联教练库金诺夫和兹维兹特金的指导下，队长史占春等31名运动员登上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3767米)的顶峰。

对于这么一个新发展起来的运动项目，国家体委也给予了特别关注。1956年5月16日国家体委在其东楼礼堂召开的庆祝会上，体委主持常务的蔡树藩副主任在致辞中说“祝贺中国第一支登山队成立和攀登太白山的成功，登上太白山为中国登山运动的诞生日”。贺龙副总理出席了会议，在会上还给登顶运动员颁发了登上太白山的纪念章。  1956年夏季，苏联总工会又接受了10多名中国运动员在苏联的登山营进行培训。接着7～8月中苏两国运动员组成中苏混合登山队登上了位于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的慕士塔格峰(7546米)。这座山的攀登史上，曾有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和英国登山家希普顿试图登顶，但没有成功。此次有中方12人、苏方19人登顶；三周后中苏队攀登公格尔九别峰(7595米)，中方2人、苏方6人登顶。（P3-4）

我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讲讲我亲历过的一起登山盛事，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完全公开过。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要把这尘封了几十年的往事披露出来，用个人的日记、信件和参阅有关的文献资料、书刊、公文档案、照片等记录以及登山战友们的共同回顾加以编织起来，把它们组成文字像片片的浪花那样倾入历史的大江大河之中，让后人知道它的来龙去脉。

中国登山队于1960年北坡首登珠峰成功，队中王富洲、贡布、屈银华三人实现了人类首次从北坡登上珠峰峰顸的壮举。此事在当年和随后已作过很多报道，是大家所熟知的事。

然而为什么年轻的中国登山队成立才5年，就在1960年一举挑战世界第一高峰呢？这得从1957年苏联登山界的倡议讲起，是苏联登山界首先提出要组成中苏联合登山队攀登珠峰，并先后上书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均经批准)。这么高规格的申报和审批是两国两党关系史中极为罕见的，也是历史条件造成的。首先是珠峰的北坡当年还从来没有人类登上过顶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队虽曾经攀登过7次[有资料提到是8次，这之间差别在于是1935年为英国人莫里斯·威尔逊个人攀登(但是他也组织了几十个尼泊尔舍尔巴人支援的后勤队伍)。可以说是，英国队登7次，英国人登了8次，但都失败了。人们把珠穆朗玛峰这个特高海拔地区称之为地球的第三极，将它与南极、北极相提并论。要想冲击世界第一高峰并试图登上世界最高峰峰顶这当然是件大事。

其次是中苏关系此时处于最佳时期，有这个氛围去共同携手干件让全世界瞩目的盛事，而且苏方还提出要以此项活动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这自然也是很友好的表示。

经过会商，于是在1958年10月中苏双方组成侦察组去珠峰实地考察进山的路程、登山的路线、高山营地的设置和气象条件等。值得提到的是，这是我国人员有史以来首次抵达珠峰地区的群体，是一个具有里程碑式的记录。珠峰地区在我国西藏的西南部，平均海拔高度4000米以上，由于高寒缺氧，气压及氧含量为平地的1／2左右(海拔55f)0米空气中的含氧量为平地的1／2、7500米为1／3、8000米为1／4)。而且它的地理位置太偏远了，侦察组从日喀则骑马去就走了15天，那里只有当地附近的居民才偶尔到珠峰山下的寺庙去朝山拜佛。西藏解放前全境没有公路，运输基本靠骡马、牦牛。境内密布雪山、深谷，道路稀少、崎岖，旅途十分艰险。故西藏其他地区的大部分藏胞过去因交通不便，一般也无缘进入。

当时中苏登山会谈商定的是：1958年侦察，1959年试登，1960年登顶，用三年时间来完成。然而于1959年3月，中国登山队正在拉萨集训，苏联登山队即将于3月22日从莫斯科启程来我国与中国登山队会合进山之际，一个突发事件的出现，严重地干扰了登山队的进程，即3月10日西藏拉萨发生了分裂分子的武装叛乱。出于对运动员安全的考虑，中方通知苏方春季登山暂停后延。

中国登山队受困于拉萨之际，在西藏军区的领导下，成立了150人的武装民兵连，在拉萨的两天半平叛战斗中，配合解放军某部炮兵连(炮兵只能攻击远处，需要有步兵协防)坚守阵地。平叛胜利后，担任接收押运俘虏，奉派出100人参与搜索和警卫布达拉宫达半个月，派出50人参加拉萨军管会去接管有关寺庙等。这真是历史的机遇，一个国家运动队参加了平叛活动，而且还在当时西藏的政治中心、西藏地方政府的办公地——布达拉宫参加搜索和担任警卫、执勤站岗。

到了1959年10月，西藏局势已趋稳定，中方邀请苏方商谈拟于次年(1960年)恢复继续登珠峰，但此时中苏两党的分歧正在加剧，在苏方高层的干预和阻扰下，苏方登山界则借口技术准备不及而不来了。

处此进退的关键时刻，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试问了中国登山队的态度，登山队本着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精神，表达决心可以克服困难由中国登山队单独执行。经中央的批准后，在国内有关单位及西藏军区的大力支持下，1960年春季中国登山队200多人奋战在珠峰的雪山峻岭之间，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奋力拼搏，在付出一定伤亡代价下(牺牲2人，冻伤40多人)，终于在5月25日由王富洲等三人胜利登上珠峰峰顶。

关于1960年登山队登顶的盛况，新华社驻队记者郭超人当时以《红旗插上珠穆朗玛》为题在国内各主要报刊作过长篇连载的报道。本书只对其中第四次行军、突破第二台阶、突击主峰等亮点作些陈述。另外重新采访了运动员，在他们的回顾中补充一些过去没有提到的情节。

本书着重对登珠峰前，登山队在1958—1959年为此做过的前期准备工作的经历作首次的披露。1958年中苏登山队侦察组赴珠峰，此事当时中苏双方都强调要保密，带到珠峰去的电台都用密码配备有机要员，这大概是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东西方两个阵营严重的对立所致，我们干些什么都不愿意让西方知道，也许还有在成功登顶后一鸣惊人的想法。所以中苏登山侦察组一行赴西藏在国内对外部的称谓是国家体委参观团。

中苏珠峰侦察组工作结束，联合登山队的中方人员于1959年初到拉萨训练时，仍沿用国家体委参观团的名号，直至当年底苏方决定1960年不来了，参观团的名称才终止使用。

从此关于1958—1959年中苏联合攀登珠峰活动的信息归于沉寂，也未对外公布过。直到1993年，中国登山协会出版的《中国登山运动史》上第八章第二节——“中苏联合攀登珠峰的协议及其终止”的段落中才有一页（P92一P93)文字记载，首次提到有过这么一件事，但无具体情节。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参与中苏联合登山队侦察组的中方成员，有的偶尔还能联系一下，有的长期卧病在床，已经有好几位不在人世了。1958—1959年中国登山队的经历是一个特殊的成长过程，它承载了若干个第一次的纪录和传奇，把这段历史事件的细节回放出来，将是我们这些亲历者的职责。

1958年的珠峰之行在日喀则以西，大部分都是在荒芜的、人迹罕见的崇山峻岭中穿行，但也经过了萨迦、协格尔等宗教圣地，所以一路既充满着艰辛，也饱览了奇异的风光。为了增加可读性，本书增添穿插了珠峰的地理、历史背景、沿途的风土人情及有关科学考察等。

经过几年的收集资料和走访，在当年登山战友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决定以纪实的写法，尽可能地把当年的经历原原本本地表述出来。

我从1955年大学毕业时开始记日记，直至现在，已经历了60年。1958—1960年这三年有特殊任务，我也记载得比较翔实一些。如今把当年的日记找出来，经过整理，以日记记事的形式为主线，采访了当年同事的回顾并查阅了国内外登山文献和大量的体育档案，特别是体育博物馆保存的登山案卷。把其中重要者进行了摘录引用，从中也可见当时中央对此项活动的重视和特殊的关注。

本书主要是根据各方的史料写成的，有些场景也是由当年登山队员亲自的见闻、回忆提供的，其中重要的情节至少要经过两人以上的核对才予以收纳。希望本书能起到史料的作用，从中见证中国登山队在建队初期一段经历困难的过程及其成长。

笔者的能力和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够准确和错漏之处，请各有关方面、登山队老战友及关心登山事业的同志们及读者们给予批评和指正。

中国登山协会在本书的筹划及编写过程中给予了大力支持。国家体育总局文史工作委员会档案馆为写本书查阅重要的登山档案文献资料时提供了指引和支持。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采访过登山队的老战友有：队长史占春、副队长许竞(兼侦察组组长)、刘连满、陈荣昌、王义勤、袁扬、桑吉、陈式文、刘广达、姚慧君等同志。

还和崔之久、张赫嵩、李长旺等开过座谈会，共同回忆登山期间的一些重要情节。2003年后，我和王富洲同志同住在一个小区，向他咨询请教的机会就更多些。

本书在撰写格式中，部分采用了日记式的叙述。除选用自己当年记下的日记外，还参阅了登山档案里1958年中苏侦察珠峰大事记的记录(这是由原体委登山处管文秘的胡琳同志根据侦察组的电报记载的)。我见到这两者在侦察珠峰期间所记载的事物在时间地点的一致，这使我有信心把这段经历作为史料传留下来并告诉读者。

在写侦察珠峰期间，我参阅了菲里莫洛夫1991年在俄罗斯《青年近卫军》刊物发表的《通往埃菲勒斯(珠穆朗玛)之路》一文。对此的俄文翻译，我请了国家田径队总教练黄健(他在苏联上的中小学及大学，1951年回国，其俄文水平比中文还高)帮助，由他口述，我记录了4000字的摘要。菲里莫洛夫还有一篇主绒布路线的侦察总结，我请华南师范大学的俄文教授胡思明(我高中的同学)译成了1000字的中文。我写作时也部分取材于这两项。如沿途及山上的温度和高度都是菲里莫洛夫所测。

1960年登珠峰时，中国和印度两队遭遇的天气问题，影响到登顶的成败。请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的高登义研究员对此作了重要的评述。

本书侦察珠峰的图片大部分是菲里莫洛夫所拍，当年他曾寄给我8张，前些年恢复联系后，他说经多方查找又寄来10多张。鉴于我方人员对此的照片大都在“文革”中丢失了，所以很可能本书展示的为仅存的初到达珠峰的主要影像资料。李长旺、彭淑力两位提供了沿途及科考的照片。

1959年3月，拉萨平叛期间，新华社驻队记者张赫嵩拍下了叛匪走出布达拉宫投降及我和同事们在军管会哲蚌寺工作组的照片，也是登山队参加当年平叛活动的佐证。

1960年在珠峰，体育报记者陈雷生也到了六七千米的高度，拍下队伍攀登北坳和我在6400米营地为队员体检。还有些在七八千米高度的镜头是登山队员拍摄的，由于年代久远，记不起他们的姓名，都把他们归于登山队供稿。

对于上述各位提供的帮助，致以深切的谢意。

翁庆章2016年冬

我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讲讲我亲历过的一起登山盛世，过去由于复杂的政治和历史原因，没有完全公开过，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要把这尘封了几十年的往事披露出来，告知后人它的来龙去脉。

——翁庆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