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精)》是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是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小说围绕主人公于连个人奋斗的经历与最终失败，尤其是他的两次爱情的描写，广泛地展现了“19世纪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强烈地抨击了复辟王朝时期贵族的反动，教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卑鄙庸俗，利欲熏心。

司汤达著的《红与黑(精)》是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主人公于连凭着聪明才智，在当地市长家当家庭教师时与市长夫人勾搭成奸，事情败露后逃离市长家，进了神学院。经神学院院长举荐，到巴黎给拉穆尔侯爵当私人秘书，很快得到侯爵的赏识和重用。与此同时，于连又与侯爵的女儿有了私情。最后在教会的策划下，市长夫人被逼写了一封告密信揭发他，毁掉了他的前程。他在气愤之下，开枪击伤市长夫人，最终被判处死刑。

上卷

下卷

维璃叶这条大街，从杜河岸边慢慢上扬，直达山顶。游人只要在街口稍停，十之八九，会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行色匆匆，一副要事在身的样子。

一见到他，路人纷纷脱帽致敬。他头发灰白，服装也一身灰，胸前佩着几枚勋章。广额鹰鼻，相貌总的来说，不失为端正。一眼望去，眉宇之间不仅有一市之长的尊贵，还兼具半老男子的和蔼。

但巴黎客人很快便会对他沾沾自喜的神情，看不入眼，发觉他那自得之中，还夹杂某种褊狭，又带点机敏。最后会感到，此人的才干，只在向人索账时不容少给分文，而轮到要他来偿债，则能拖就拖。

他就是维璃叶市的市长，特·瑞那先生。市长先生步履庄重，穿过街道，走进市政厅，便在旅人眼中消失了。假如这外地人继续溜达，再走上百十来步，便会看到一座外观相当漂亮的宅邸，从与屋子相连的铁栅栏望进去，是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园。远眺天边，则见勃艮第山脉，峰峦隐约，赏心悦目。竞逐蝇头微利的俗气倘令人觉得憋闷，那么对此清景，自有尘俗顿忘之感。

遇到当地人，便会告诉他：这就是特·瑞那先生的府邸。正是靠铁钉厂的大宗盈利，维璃叶市长才盖起这座巨石高垒的漂亮宅邸；整幢房屋，还是新近才完工的。市长的祖上，相传是西班牙人，算得上是旧家世族；据称远在路易十四把维璃叶收入版图之前，就已定居于此了。

一八一五年，特·瑞那先生夤缘得官，当上了当地市长，从此，他对自己的实业家身份常感愧恧。须知花园各部分的护墙，也是靠他铁器经营得法才建造得起；如今，这座鲜丽缤纷的花园，层层平台，迤逦而下，一直伸展到杜河之滨。

在德国，诸如莱比锡、纽伦堡、法兰克福等工业城市，这类明丽怡人的花园，多似繁星环抱；而在法国，却难望找到。弗朗什-孔泰地区内，谁家的庭院围墙造得越长，石基垒得越高，就越受四邻尊敬。瑞那先生家的花园，围墙重重，格外令人叹赏，尤其因为有几块圈进来的地皮，是出了金价买来的。且说雄踞杜河岸边的那锯木厂，一走近维璃叶，劈面就会看到。那屋顶上，你会注意到有块横板，上面写着“索雷尔”三个大字。该厂六年前的原址，如今已划入瑞那先生家的花园，正用来造最下一层第四道平台的护墙。

索雷尔老头，是个固执己见、不可理喻的乡民。市长先生虽很高傲，可为了叫老头儿把锯木厂迁走，也不得不跟他多次打交道，摸出大把大把的金路易。至于那条推转轮锯的公共水流，瑞那先生凭他在巴黎的关系，才得以喝令河流改道。不过这份恩典，也是在一八二几年大选之后，才谋取到的。

市长是用杜河下游五百步远的四顷地，换得索雷尔这才一顷的小块地。这个地段，虽然于索雷尔老爹（他发迹后，地方上都这样称呼）的松板买卖更有利，但他有本事，利用邻居的急性子和地产癖，居然敲到一笔六干法郎的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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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境”说的理论与实践

人类的翻译活动由来已久。可以说语言产生之后，同族或异族间有交际往来，就开始有了翻译。古书云：“尝考三代即讲译学，《周书》有舌人，《周礼》有象胥[译官]”。早在夏商周三代，就已有口译和笔译。千百年来，有交际，就有翻译；有翻译，就有翻译思考。历史上产生诸如支谦、鸠摩罗什、玄奘、不空等大翻译家，也提出过“五失本三不易”“五种不翻”“译事三难”等重要论说。

早期译人在译经时就开始探究翻译之道。三国魏晋时主张“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认为“案本而传”，照原本原原本本翻译，巨细无遗，最为稳当。但原文有原文的表达法，译文有译文的表达法，两种语言，并不完全贴合。

隋达摩笈多（印度僧人，590年来华）译《金刚经》句：“大比丘众。共半十三比丘百。”按梵文计数法，“十三比丘百”，意一千三百比丘，而“半”十三百，谓第十三之一百为半，应减去五十。

故而，唐玄奘将此句，按中文计数，谨译作“大苾刍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全都“案本”，因两国语言文化有异同，时有不符中文表达之处，须略加变通，以“求信”为上。达译、奘译之不同，乃案本、求信之别也。

严复言：“求其信，已大难矣!信达而外，求其尔雅。”（1898）信达雅，成为诸多学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热衷探讨的课题。梁启超主递进说（1920）：“先信然后求达，先达然后求雅。”林语堂持并列说（1933），认为“翻译的标准，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这翻译的三层标准，与严氏的‘译事三难’大体上是正相比符的”。艾思奇则尚主次说（1937）：“‘信’为最根本的基础，‘达’和‘雅’的对于‘信’，是就像属性对于本质的关系一样。”

朱光潜则把翻译归根到底落实在“信”上（1944）：“原文‘达’而‘雅’，译文不‘达’不‘雅’，那是不信；如果原文不‘达’不‘雅’，译文‘达’而‘雅’，过犹不及，那也是不‘信’。”“绝对的‘信’只是一个理想。”“大部分文学作品虽可翻译，译文也只能得原文的近似。”艾思奇着重于“信”，朱光潜唯取一“信”。

即使力主“求信”，根据翻译实际考察下来，只能得原文的“近似”。信从原文，浅表的字面迻译不难，字面背后的思想、感情，心理、习俗，声音、节奏，就不易传递。绝对的“信”简直不可能，只能退而求其次，趋近于“似”。

即以“似”而论，傅雷（1908—1966）提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如Voltaire句：J'ai vu trop de choses，je suis devenu philosophe．此句直译：我见得太多了，我成了哲学家。——成了康德、黑格尔那样的哲学家？显然不是伏尔泰的本意。 傅雷的译事主张，重神似不重形似，神贵于形，译作：我见得太多了，把一切都看得很淡。直译、傅译之不同，乃形似、神似之别也。 这样，翻译从“求信”，深化到“神似”。 事理事理，即事求理。就译事，求译理译道，亦顺理成章。原初的译作，都是照着原本翻，“案本而传”。原本里都是人言（信），他人之言。而他人之言，在原文里通顺，转成译文则未必。故应在人言里取足资取信的部分，唯求其“信”，而百分之百的“信”为不可能，只好退而求“似”。细分之下，“似”又有“形似”“神似”之别。翻译思考，伴随翻译逐步推进，从浅入深，由表及里。翻译会永无止境，翻译思考亦不可限量。 当代的智者，钱锺书先生（1910一1998）在清华求学时代，就开始艺文思考，亦不忘翻译探索。早在1934年就撰有《论不隔》一文。谓“在翻译学里，‘不隔’的正面就是‘达’”。文中“讲艺术化的翻译（translation as an art）”。“好的翻译，我们读了如读原文”，“指跟原文的风度不隔”。“在原作与译文之间，不得障隔着烟雾”，译者“艺术的高下，全看他有无本领来拨云雾而见青天”。 钱先生在写《论不隔》的开头处，“便记起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不隔’了”。“王氏所谓‘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而“不隔”，就是“达”。钱氏此说，仿佛另起一题，总亦归旨于传统译论文论的范畴。 三十年后，钱先生在《林纾的翻译》（1963）里谈林纾及翻译，仍一以贯之，秉持自己的翻译理念，只是更加深入，别出新意。 早年说：“好的翻译，我们读了如读原文。”《林纾的翻译》里则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 早年说，好的翻译“跟原文的风度不隔”。《林纾的翻译》则以“三个距离”申说“不隔”：“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 早年讲，“艺术化的翻译”，《管锥编》称“译艺”。在论及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谐隐”篇时，谓：齐梁之间，“小说渐以附庸蔚为大国，译艺亦复傍户而自有专门”。意指鸠摩罗什（344—413）时代，译艺已独立门户。 钱先生早年的“不隔”说，到后期发展为“化境”说；“不隔”是一种状态，“化境”则是一种境界。《林纾的翻译》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钱先生同时指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 《荀子·正名》篇言：“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即状虽变，而实不别为异，则谓之化。化者，改旧形之名也。钱先生说法试简括为：作品从一国文字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生硬牵强，又能保存原有风味，就算入于“化境”；这种翻译是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精神姿致依然故我。 钱先生在《管锥编》（1979）一书中，广涉西方翻译理论，尤其对我国传统译论的考辨中，论及译艺能发前人之所未发。比如东晋道安（314—385）认为“梵语尽倒，而使从秦”，便是“失[原]本”；要求译经“案梵文书，惟有言倒时从顺耳”。按“梵语尽倒”，指梵文语序与汉语不同。梵文动词置宾语后，例如“经唸”，汉语则须言倒从顺，正之为“呛经”。“梵语尽倒”最著名的译例，大家都知道，可能没想到。就是佛经的第一句话，“如是我闻”；按中文语序，应为“我闻如是”，我闻如来佛如是说。早期译经照原文直译，后世约定俗成，这句子沿袭了下来。钱先生据以辩驳归正：“故知‘本’有非‘失’不可者，此‘本’不‘失’，便不成翻译。”从“改倒”这一具体译例，推衍出普遍性的结论，化“术”为“道”，可谓点铁成金。各种语言各有无法替代的特点，一经翻译，语音、句式、修辞，都失其原有形式，硬要拘守勿失，便只能原地踏步，滞留于出发语言。“不失本，便不成翻译”，是钱先生的一句名言。 又，钱先生读支谦《法句经序》（229），独具慧眼，从信言不美，实宜径达，其辞不雅，点明：“严复译《天演论》弁例所标，‘译事三难：信、达、雅’，三字皆已见此。”指出：“译事之信，当包达、雅。”继而论及三者关系：“译文达而不信者有之矣，未有不达而能信者也。”“信之必得意忘言，则解人难索。” 试举一例，见《谈艺录》五四一页，拜伦（Byron）致其情妇（Teresa Guiccioli）书，曰： Everything is the same，but you are not here，and I still am．Inseparation the one’who goes away suffers less than the one who staysbehind． 钱译：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也。 此译可谓“得意而忘言”，得原文之意，而罔顾原文语言之形者也：实师其意而造其语。钱先生在《管锥编》一二页里说：“到岸舍筏、见月忽指、获鱼兔而弃筌蹄，胥得意忘言之谓也。”“到岸舍筏”，典出《筏喻经》；佛有筏喻，言达岸则舍筏。有人“从此岸到彼岸，结筏乘之而度，至岸讫。作此念：此筏益我，不可舍此，当担戴去。于意云何？为筏有何益？比丘曰：无益。” “信之必得意忘言”，为钱公一重要翻译主张，也是臻于化境之一法。“化境”说或会觉得玄虚不可捉摸，而得意忘言，则易于把握，便于衡量，极具实践意义。 信从原本，必当得意忘言，即以得原文之意为主，而忘其语言形式。《庄子·外物》篇有言：“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故“化境”说，本质上不离中华美学精神，甚至可视案本一求信——神似——化境为由低向高、一脉相承的演进轨迹，而“化境”说则构成传统译论发展的逻辑终点。 “外国文学名著名译化境文库”，第一辑拟推出译自法、德、英、俄等语的十种译本，不失为傅雷辈及其之后两代翻译家在探索译道途中所取得的厚实业绩，凸显出中国译林的勃勃生机。这些译作无疑具有一定的示范性，对推动中国文学翻译事业会产生积极作用。

罗新璋

2018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