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你爱到杀死你
警察在案发现场抓住他的时候，他刚刚杀死了自己爱过的一个女人。凶器是一条有着别致图案的领带——那个女人在情人节那天送给他的礼物。
这是他杀的第二个女人。
在他那册可以称之为“遗嘱”的笔记本上，一共排列着八个女人的名字，每个名字后面用括弧注明了她们所在的城市——杭州、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徐州、兰州、西宁。每个名字下面都记着一些密密麻麻的数字，某年某月某日，送给某某价值几何的衣物，送给某某现金多少，送给某某首饰几件，与某某在哪里开房……看样子，他是把她们都当作自己的一笔坚硬遗产了。现在，他不想活了，他打算用自己的粗暴结算方式来处理掉这笔债务。无论如何，他沾过手的女人不能落到别人手里。全世界的金钱，他恨不得独吞，对女人，也是一样。
《第二个，警察赶到！》，是关于这起凶案报道的报纸标题。那些警察来得相当及时，中断了他自己对“遗嘱”的执行过程。当手铐砸到他手上的时候，这个瘦小的男人居然露出一丝遗憾的微笑说：“你们来得这么早啊！我还有事情没有做完……”
他是个杭州农民，早些年养鸡养鸭勤劳致富挣了些钱。可是后来因为狂赌好色，以赌博罪被判了小半年。出来之后，他转了个行当，开始做医疗器械生意。凭着无所不在的商业贿赂，生意做得挺顺，金钱的积累速度相当之快。
他喜欢漂亮女人，舍得投入，在上述的那八个城市里，他苦心经营了八个情人。每个女人身上，他算了一笔细账，大约平均各投入了几十万元。他是个生意人，善于把一切当成买卖。他其貌不扬甚至可以说得上长相粗陋，但金钱开路让他有了与这些漂亮女人亲近的机会。按他的理解，凡事有投入即有产出，这些女人相当于他买进的一批货物，是专属于他的资产。他把生意一直做到了青海西宁，然后又因为一次次的狂赌输尽了几乎所有的钱。他一心寻求刺激，无所不能其极，但很快就觉得无聊。他才三十八岁，但觉得已经尝尽人间百般滋味，做什么事都已了无生趣。
没了钱，也没有人生的目标，他想死，他也不想让他的“遗产”活。
他最先把领带勒到了自己妻子的脖子上，和那个面如土色的女人说了很多话，大意是：你跟我这么多年，受过很多苦，对不起，你是我的，我不活了，我要带你走……
他的妻子，一个被南方的炎热与湿气几乎抽干了整个身体的小个子女人，被他这样杀死然后碎尸，用一只南方小商品批发市场里常见的编织袋包裹着装在一只铁皮箱子里，然后用水泥浇筑在地下车库的角落里。是一种什么样的巨大仇恨，让他用重重的蛮力毁灭并且封杀了这个女人的命运？
他的计划在兰州被中断。 在酒店里，他把骗来赴约的情人用领带勒死在欢爱方毕凌乱不堪的床上。这个女人曾经是选美比赛里的冠军，身材高大，他这个小个子，费了半天劲才让女人不再挣扎。时间不多了，他订好了去南京的机票，要在短时间内赶到70公里以外的机场。他来不及对女人微温尚存的身体作任何处理，于是用床架扣住了尸体，匆匆离开。碰巧，那天天气突变，雷暴雨骤降，飞机停飞。他心里有鬼，掉头又回到酒店里，要求开了原来的那间房。晚上，他拿出刀剪分尸，正忙活得满头大汗时，服务员带着警察进来了……警察之所以能这么快找到现场，全是因为那女人的丈夫。有个漂亮老婆的男人，通常都比较警惕。早上听老婆说是要到这家冠之以“国际”的大酒店去谈生意，一直到晚上还不见回来，打手机手机不接，打呼机呼机不回。他有点发慌，于是去找当警察的朋友，在还没到24小时失踪时限的时间里就去酒店作了搜查。迎头，却撞上了最不堪的一幕。痛极之后濒于半疯状态的他，几乎把这个南方的小男人活活打死在当场。
被捕之后，南方男人的手机一直在响着，警察让他接听，里面传出的嗲声嗲气的南方女音在催问着：“你到哪里了啊，我等你都等得着急死了，快点到我这里来吧，我等你啊……”显然，杀人链条里的下一个女人，还完全懵然无知，在等着一个男人和一堆钱的到来。
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那个小黑本子，都心中一凛：从来没见过哪个罪犯把情感生活当成财务报表来作的。他还很善谈，有问必答。警察问他杀人动机，他说：“我的东西不能再让别人碰，就这么简单。”那个小黑本子的某几页上写着他乱七八糟的话，大概意思是说，收回这些“财产”后，他会自杀，从一幢很高很高的楼上跳下去。他本来一无所有地来，但现在，他不想两手空空地走。P21－23
一生锋利，勇猛精进，是年轻时我对自己以及文字的要求。
所以，有了十年前那本随笔集《西北偏北男人带刀》，拉拉杂杂地讲了许多凌厉往事。
现在，得了机缘重新出版这本《西北偏北男人带刀》，我想重新审视自己的所来路径。
每个人来到世间，都有一根脐带与母体相连，呱呱坠地其实就是剪断脐带迎风成长，从此独自去面对所有的未知以及可能。事实上，无论我们走出多远，都有一根隐形的精神脐带始终牵系着从前，牵系着亲人和故乡，牵系着哭泣与欢喜，牵系着离别与欢聚。
西北偏北，是我的生身之地，也是我的长成所在，更是我的流离之所。而男人带刀，可能是生存法则，也可能是故作强硬，更可能是刀锋行走。你知道的，每个带刀的男人都有故事，全与爱恨情仇有关，那是武侠小说里的人物设定。而在现实当中，刀需要藏锋不露，甚至需要心中有刀而手中无刀，因为一分锋利就是一分凶险。
英国小说家毛姆在《刀锋》开头有此引言：“一把刀的锋刃很不容易越过，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他的意思是，人的肉身是难以逾越刀锋的，但凭借精神的强大或可突破。毛姆写完这书不久，他最爱的人就与世长辞。是的，在这苍茫的人世间，我们始终不能理解和接受的，就是无所不在的“痛失我爱”。刀锋，隐喻的是众生皆要面对的无常之苦。悲欣交集，才是智者终能领悟的终极命运。
从前的书里，我记下了太多与命运有关的“短制”，都是些小故事，看着却惊心动魄。我刻意地保持冷静，想用零度写作的方式勾勒出那些“生存之地”。再版的书里，我补充了一些新的故事，命名为“众生”，又加入了“诗篇”以及“诗人”两个单元，是想以此为凡庸的人间笔记作出一份“总结陈词”——
仅仅一堆故事是不够的，那不过是穹顶之下的众多事故而已，我们必须看见命运。
诗篇，才是救赎之道。正如“万物都有破绽，是为了让光涌人”。
诗人，替我们活着，也替我们死去，更替我们去说出真相。
接下来，我想说的就是来时路，那是一根无尽的精神脐带。
年岁渐长，生活过很多地方，我开始形成一卷根深蒂固的“私家地理”。言下之意，就是你生活过的地方会对你影响深远，你的气质会不由自主地向其靠拢。换句话说，你在哪条街上长大，你就在哪条街上成人。你在哪个故乡出生，你就被哪个故乡捆绑。你别无选择，你也无处可逃。
拿我自己做例子：我们家兄弟姐妹一共五人，前面四个都出生在海拔2780米的青海格尔木这块非同寻常的高地上，格尔木是句蒙语，意为“河流密集的地方”，境内有大大小小几十条河流。格尔木是座荒凉得可以足不出户的城，却是这世上辖区面积最辽阔的城。它由柴达木盆地和唐古拉山乡两块互不相连、中间相隔400多公里的辖区组成，总面积1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半个英国，一个福建，两个宁夏。
这是座兵城，也是座汽车城，更是一座游牧之城。无数的淘金客、冒险王以及体制的流民不断涌入又不断流出，上帝的沙盘上一直行走着这些自不量力的挑战者。在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生如草芥来去自便，不用过于计较得失成败，也无须太多蝇营狗苟。在寥廓的戈壁上，在无边的大城里，在钴蓝的天空下，在消融的雪线边，人只会放下妄念与虚狂，懂得自己的渺小和谦卑。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们家一路迁徒，沿着河流走向，重返祖籍甘肃。1973年，我出生在兰州市西固区河口南。我们家来自“河流密集的地方”，顺流而下，照样还是与河流紧邻。黄河一脉泥流浊浪，自星宿海而来，穿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在此与洮河、湟水、庄浪河、咸水河四水交汇，逶迤而下，向东疾行。山逼河来，河劈山去，直接切割出一线纵贯四十多公里的兰州谷地。
的确如此，河流与天命都是一样的川流不息。被河流裹挟，就是被海洋召唤，我们这家人如同大水泛滥，不定期地溢出原有的河道，涌向这个国家被冲积出来的“泥浆文明”。我哥像块礁石被永久地湮没在兰州河谷，我大姐去向福建厦门，我三姐落定山东龙口，我二姐和我扎根在浙江杭州。回望来时路，溯流再向上，真是件让人惊奇的事。我们家所有的流动轨迹，都如同河流从高原顺势而下，分流南北，借着自然蛮力，从此再不回头。
甚至，我在全世界的很多城市里都发现了兰州的蛛丝马迹——雅典的神性、曼彻斯特的宿醉、伦敦的自恋、爱丁堡的狂想、伊斯坦布尔的分裂、巴黎的文艺、威尼斯的迷失、杜布罗夫尼克的创伤、日内瓦的寂寞、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粗暴、纽约的躁动、香港的杂糅、杭州的享乐、广州的无序、北京的自大、重庆的江湖、乌鲁木齐的混血……是的，我在哪里都能发现那座城市的某个侧面，它灵魂附体几乎无处不在。
这些文章中的一部分，后来又发表在《杭州日报》的“西湖副刊”上，专栏名叫“万物生长”。我想，我的笔下，也的确是写到了万物生长，我们可以在静夜时分，听到那些草木生长拔节的声音，听到那些花大朵大朵噗噜噜开放时的声音。那些故事里的主人公，和我一样游移不定，都呈现出一种卑微的生存状态。我们不露痕迹地活着，与万物一起生长，也与万物一样枯荣。《杭州日报》的编辑莫小米老师说，我的文章一看便是陇海线以北的，自有一种地气与血性存在，与江南的精致柔弱全然不同。这一点，我相信并且深以为荣。我捉笔如挥刀，那些黑压压的文字从来血脉贲张，仿若一群揭竿而起云集响应的义军。
我的绝大多数精神滋养都来自西北这座城市，它粗陋简单，却又真实动人，绝无一言难尽，只有一饮而尽。那是一座“匪气十足”的城市，它的特点是“怎么都行怎么痛快怎么来”，所以凡事都不能按常理去解释。我的很多文字都在寻找一个命中注定的主人公，就像叶舟那句诗里写的：午夜人城的羊群／迎着刀子／走向肉铺。那些羊群，几乎就是命定般的西北化身，是整个西北的一个隐喻。很多人，很多事，在西北偏北之地，都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就是如此这般，就是顺其自然，就是干一票大的再说，就是那么一个看得清清楚楚却无法说得明明白白的结果。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去生活，似乎能让人更深刻地理解何谓悲剧。在西北，你会很容易感觉到那种沉重苍凉的东西，与南方的轻飘浮华完全不同。就像穿过兰州的那条姓黄的河流，万物被它裹挟而下，可能半途蒸发，可能中道断流，可能奔流到海，也可能沉积成大地的一部分。河流下山，就必须不断向前，哪怕泛滥改道也在所不惜。
没有一条河流不是曲折前行的，它必须绕过各种障碍，才能一点点壮大自己。
没有人的生活不是跌跌绊绊的。我们必须不停地告别，才能真正地长大成人。
太阳每天照常升起，生命就是一条奔跑的河。改道，就是去顺应自然的法则。
从山上到山下，从旷野到城市，从这儿到那儿，从此岸到彼岸，从大陆到大海，从一种风景到另一种风景，从我到你——这是一个奔跑和抵达的往复过程。生命如同河流，停滞就是终点。不是变，就是死。
旋岚偃岳而常静，江河竞注而不流——大象无形，似动为动，最好的生命状态是不疾而速，这又是河水流逝带给我们的另种启示。
是故，王阳明才会说：“杀人须就咽喉上着刀。”人生苦短，必须把有限的精力用在最精准处，从心髓入微处用力，才会终有所成。
十年之功，可以面壁亦可以磨剑，可以洗心更可以革面。更好的选择，是可以结缘和发愿，是把这册文字在我最看重的城市出版。
感谢甘肃文化出版社副总编辑原彦平先生、编辑陆青小姐，正是你们的青睐与努力，才让这些文字再次积累成册面世，这既是难得的天意，也是你们煨心的美意。
再次向所有朋友致意，正是你们的烛照，才成就了今天的我。
西北偏北男人带刀，将成为我们共同的标签。
2017年12月于浙江杭州
一个忧患主义者苦涩的微笑
认识张海龙，是从报纸开始的，《兰州晚报》。大概是1996年，这张报纸上，开始出现一些文章，我们立刻发现了，这些文章不一样，会介绍《在路上》，会提到我们没有听过的音乐。我看报纸，犹如福尔摩斯在一切碎片里拼出线索，渐渐我拼出了写这些文章的人的线索，他是重点中学的老师，他要进入这家报纸，他成为特邀记者，他成为记者，他开始报道案件，他开始担任编辑。他是张海龙。
1999年．这张报纸，突然出现了一个版面，我们立刻嗅出来了，这个版面不一样，这样的版面，出现在这个城市，这个人们还习惯于蹲在路边吃牛肉面的城市，多少有点不可能，至今也不大可能。我们默默地看，慢慢地谈论，在遇到陌生人，如果对方也提起这个版面来，立刻省略了互相介绍的必要。这个版面的编辑，是张海龙。终于有一天，因为这个版面上的一篇文章，我坐着34路车，去报社了。这篇文章，叫《愤怒的早晨》，作者的署名是“榆中一农妇”，她这样写：“我是一个只读过小学四年级的农民，是为了一个我想不同（通）的问题，才这样写了一个愤怒的早晨，请你们不要笑我”，她这样写：“她急（疾）步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被冷风吹乱的秀发在白嫩的脸上来回穿梭，黑色的平底鞋踩着积雪”，她这样写：“就像做了一场可怕的恶（噩）梦，眼前时尔（而）出现书记凶恶的咀（嘴）脸，和可怕的那只大右手”，能把这样一篇文章发表出来的人，一定不寻常。一米八，胖，戴眼镜。
我们开始是编辑和作者，是朋友，后来，是上下级，是同一个专栏版面上的两个作者。他带我认识这个城市里的作家／诗人／画家／无业游民，看画展，去那些奇怪的酒吧和聚会。我的世界，在2001年渐渐打开，在顶楼小屋写作的那些日子，常有风浩荡地从窗子里穿堂而过，我常常没来由地想起“好风万里”这样四个字。
给2001年／2002年由他编辑的专栏版面“新龙门客栈”写稿子，是最快乐的日子。可能在新的／更年轻的一代那里，还有人正在经历世界展开的快乐，在心里经历那些小小的风起云涌／波澜壮阔／暗流初涌。但在2001年／2002年，我也经历过。
他写作，但在他专栏作家／诗人的身份之前，他首先是个记者，这很重要，他选择这个职业，这个职业选择他，都是有道理的，他的天性里．更多地是记者的天性。在生活中，他有一种谨慎的深沉，他喜欢在置身事外和忘我投入中掌握自由穿行的权力，有时候，看得出来，他也想摆脱这种深沉，然而，这种方式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成为他与世界交接对话的基本策略，所以，当他偶然显得不那／z，沉着的时候，所有的人，反而不习惯了。在一次次的交谈中，在那些朋友聚会的夜晚，在那些灯光晦暗不明的酒吧里，我们习惯听到他告诉我们，那些他媒体生涯里经历过的事，无论是能写的，或者是最终没能写的，我们与他的对话，更多的时候，是建立在大量信息交换的基础上，而当他偶然流露出他的情感／他的忧愁／他的颓唐的时候，我们都难免四散而逃。作为朋友的我们／作为读者的我们所要求的他，就只是这样：不动声色，手眼通天，掌握着这个世界的密匙，令人放心。大多数时候，他的确是非常令人放心。
当然，写作中的他，也是一样令人放心的。他在一开始，就避免了那些写散文的人的老路：故土情怀，青春迷思，都市烦恼，或者陷于爱情的人的呓语。他在一开始，就决定把自己隐藏起来，只写那些他看到的／听到的别人的事情。而且，他从不掉书袋，而是洋溢着一种我所喜欢的市井江湖气，也从不雕琢，只是尽着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本分，把自己记者生涯里经历的那些诡异的／滑稽的／悲伤的／匪夷所思的事情一一呈现出来，他的文章，看起来是一个城市的细节，其实却忠实地勾勒着这个城市的真实的轮廓，还有，那些言语所不能描绘的城市的气氛，让我们看到，入夜以后或者光天化日之下，在别的地方，在别人的生活里的那些别样风情，别样景致。题材的丰满和溢出并不意味着他就此忽视了文字本身，他有着惊人的适应性，在诡异的故事里，他的文字像黑房子里错落的钢琴，写到妖艳的情事，他可以在我们眼前铺开一层层的缤纷绸缎，所以，有人疑惑地提出“这些似乎不像散文”，但是，面对复杂诡谲的世界，“像散文”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在他“像散文”的那些部分，也充满了由一尖冰山猜测暗涌与船难的可能：“在我们曾经的生活里，他曾经也像一颗遥不可及的火星，粗粝／荒凉／空气稀薄，并且充满想象。我们一直渴望接近他，却不可避免地一次次失败。等到他可亲可近的时候，才发现他果真如此荒凉。”但是，他也让我们看到，那些生生死死，或者惊心动魄，或者波澜诡谲，却也只能刚好容纳进一篇900字的文章里，虽然曲折有致，却文终情止，仅仅是这个事实，就足以让我们黯然心惊，而他却不动声色，隐藏在他的文字后面，把自己的悲伤／无所适从保护得很好，只在细微的地方，露出一个忧患主义者苦涩的微笑。
2007年1月于甘肃兰州
十年间，张海龙去过了全世界的很多城市，都发现了兰州的某些蛛丝马迹——雅典的神性、曼彻斯特的宿醉、伦敦的自恋、爱丁堡的狂想、伊斯坦布尔的呼愁、巴黎的文艺、威尼斯的迷失、杜布罗夫尼克的创伤、日内瓦的寂寞、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粗暴、纽约的躁动、香港的杂糅、杭州的享乐、广州的无序、北京的自大、重庆的江湖、乌鲁木齐的混血……它灵魂附体几乎无处不在。
张海龙著的《西北偏北男人带刀》当中，作者用几首诗、若干短故事以及两篇长文，刻画出西北故地曾经的人事与风物，寓庄于谐，小中见大，爽利峻切，为我们展现了一座城市的不同棱面，让我们感知到生命的丰富与多样，触摸到命运的偶然和必然，也让我们感同身受十数年间在他内心萦绕的脉脉温情，这是一部有深度、有温度、有见地、有立场的好书。
张海龙著的《西北偏北男人带刀》是一本十年前曾经出版过的随笔集增补再版，文章多集结于作者在《京华时报》和《杭州日报》专栏中的文字。暌隔十年，作者从西北兰州迁徙落脚至江南杭州，回望生命历程，依然逃脱不开兰州这座城市与他命定般的情感联系。
作家张海龙，运笔如刀，零度写作，以“诗篇·众生·诗人”三个篇章，述写了以兰州为中心的中国西北偏北一带的风物、方言、饮食、民谣、历史、地理、流变以及命运。在他看来，那是一座离神更近的城市，那也是一座欢乐与忧伤都很强烈的城市。这是神喜欢的城市，因为它有缺陷和不完美，所以神才有事情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