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
我们镇上有许多匠人，泥匠、裱匠、木匠、画匠、油漆匠、铁匠、纸火匠等等。王明是个木匠，他总是戴顶蓝帽子，一年四季不离头，帽子上面泛着闪亮的头油。他脾气很好，不爱主动说话，谁与他搭话，都喜欢用是是是或者对对对来回答。他这种好脾气人们很喜欢，他的手艺也比镇上其他木匠确实好些。
春天王明给我家割家具时，那几根榆木已经在屋檐下堆了好几年。父亲说，这些木头干透了。王明说，是是是。父亲问，割一张床、一排靠墙的书柜、一个大门，够吗？王明说，对对对。父亲问，老明，为何和你说啥也是是是是，对对对？王明笑了，他把帽檐往下拉了拉，两撇八字胡一颤一颤，像狡猾的兔子。
王明开始在我家做工了，他带来电锯、电刨子、墨斗、尺子等一堆东西，却只有一个人。父亲问，老明，你手艺这么好，为啥不带个徒弟呢？王明点点头，张开嘴，把一根木头搬起来，斜着眼瞅了瞅，开始放线。电锯轰鸣，他说什么根本听不清楚，刨花的清香在屋子里弥漫开来。
床要割成这样子。书柜……我把想象中的样子向王明描绘。王明不说话，在纸上认真画着。我的设想还没有说完，王明已经画出一架床和一排书柜的样子，上面清楚地标着各种部件的位置、尺寸和样子，比我想的周全漂亮多了。我说你设计得真好。王明往下拉了拉帽檐，笑了。
王明非常想要个男孩，可她老婆一连生了三个，都是女孩。第三个生下后，王明为了交超生罚款，花光积蓄还到处借钱。那几年，人们仿佛总是看见王明老婆在奶孩子。尤其是夏天，她坐在巷子口的石磨盘上，孩子一哭，就掀起衣襟，胸前明晃晃的。村里许多女人都这样做，但王明老婆的动作格外惹人注目。因为她长得漂亮。
但她性子慢，干什么都慢腾腾的，还不爱收拾家。人们说她家炕上、地上都堆着满满的东西，连个下脚处也没有。
王明来我们家干活儿来不及吃早饭，总是带着两个馒头和几块咸菜疙瘩。进了门，把那个大罐头瓶子灌满开水，开始吃馒头。母亲见他每天这样，叹息一声说，光漂亮顶啥用？
家里吃早饭时，母亲便在锅里留点菜和稀饭。王明一来，给他把那两个馒头热上。王明喝着稀饭，脸上冒出红晕来，说我们家的生活好。
王明在干活儿时基本不说话，中间休息、喝水，老拿根铅笔在纸上画来画去。有天我好奇，凑过去看了眼他画的东西，居然是鼓楼和木塔的样子。代州的鼓楼应县的塔，正定府的大菩萨。人们都这样说。可王明画它们干什么呢？我不由自主地问他。
王明说，有空我想去鼓楼和木塔上看看，它们到底是什么样子，要是能搞到它们的图纸，把它们缩小了，做成工艺品，定能卖个好价钱。
王明的话让我大为惊讶，他脑子里居然有这样宏伟的梦想。我说，确实是个好主意。但心里嘀咕，怎样能搞到它们的图纸呢？它们可都是国家级文物。王明不知道想没想过这个问题。他的铅笔在纸上用劲儿描着，鼓楼的柱子特别亮特别黑，铁做的一样。我给他杯子里续上水。王明说，不喝了，拉了下帽子，帽檐右侧经常手拉的那块地方磨破了，露出条条白色的纤维。他的眼睛亮晶晶的，闪着狂热的光，盯到家具上时，光淡了下去，眼珠有点发黄。
中午了，王明还在干活儿。父亲说，老明，收工吧，该吃饭喽。王明答应着并不停歇。床架已经做好，他在做里面的床箱。
我们家开饭了。父亲过去喊王明，老明，在我们家一起吃吧。王明说，不了，一会儿回家吃。他拿起一块木板。
我们吃完饭，王明还在忙着。母亲洗完锅，父亲开始睡午觉，王明离开我们家。他耷拉着肩膀，帽檐低垂着，街上只有他一个人，走一步影子往后缩一下，像被迎头打了一棒的蛇。P1-4
在乡村和城市的时光缝隙中奔走
《流年》和《村逝》是我近几年中短篇小说的两部选集，《流年》关于城市，《村逝》立足乡村，两部小说集没有多大关联，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母亲。假如你拿到《流年》，又恰对它感兴趣的话，不妨再找来《村逝》看看，反之亦然。
当编完这两本书时，我惊讶地发现，《流年》集中首篇《流年》是写年轻公务员从县城到城市的历程，尾篇《遍地太阳》却是中年下岗职工从城市到农村的步履，而《村逝》集中的《村逝》则是表达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已经一步步消失。这与我的生活奇怪地合拍。年轻的时候，羡慕城市里的生活，好多年都在努力进城；中年的时候终于到了城市，却时不时怀念乡村，每逢节假日急急忙忙订车票，返回老家探望父亲、兄弟，以及一大帮还在那块土地上生活的亲人和朋友．但乡村已经不是我生活过的乡村。
这么多年，身体和文字一直奔走在乡村与城市的时光缝隙之间。
大学毕业后那几年，我在滹沱河畔的村子里当老师。2002还是2003年，一冬天没有下雪，立春之后却下了一大场。雪从头天下午纷纷扬扬下起，晚上也没有停，第二天早上5点多起床去学校上早自习，发觉外面白茫茫的，比平时亮。推着自行车出了门，雪有半腿深，巷子里没有人影，也没有任何人和动物活动过的痕迹，只有白。我有些自怨自艾，想这么早谁会骑着自行车出门？忽然听到一对新婚农民夫妇的声音，妇人满足后发出锐利的叫声，在寂静的早晨格外响亮。它像寺庙里的暮鼓一样，我眼前许多的门关上了；然而也像晨钟一样，同时推开一扇窗户。我知道自己选择的路和别人不一样。
2008年到2011年，我在离家乡不到100公里的市里借调，为了好好表现，早日调过去，每个星期五赶最后一趟大巴回家。有几个星期五连续有事情，每次忙完急匆匆赶往汽车站时，最后一班车已经走了。这时妻子经常打电话过来，问我坐上车没有，我回答没车了，电话那头4岁的女儿就哇地哭了。每个星期一早上，5点多起床，要赶最早的大巴去市里上班。孩子从前一天晚上就紧紧搂住我的胳膊。到了早上，我轻轻拨开她暖呼呼的手臂，往汽车站赶。冬日的早晨，寒风呼啸，人们都还在梦乡中，路上只能见到清洁工在昏黄的路灯下扫马路。新年之前，妻子骗女儿我要早一天回来，女儿一整天等着，晚上我还没有回去，她又哭了。很晚我才回了家，女儿带着泪睡着了，手心里握着幼儿园给她发的一颗糖和几瓣橘子。第二年，有一位朋友也借调到市里，他有一辆车，拉上我两人结伴走。我们车轮一样旋转，每周至少熬一个通宵加班，却调不过去，周围一些因为有关系的人一个一个调了进来，两人都特别有情绪。有个星期一早上从家里出来之后，两人在路上边走边骂，车走了好久都没有到市里，看路标，原来光顾生气，到了高速路出口居然没有注意，超过去了。我们两人商量着，干脆别去上班了，直接开上车到省城去，找另一位朋友。但结果却是到了下一个高速路出口返回上班的路。这多像小说呀！然而里面的现实是生活，想象才是小说。后来我以这段经历为背景，写了许多篇小说，《流年》和《萨达姆被抓住了吗》就是其中两篇。
2011年9月，我终于调到了省城，家安顿住之后，路上跑得少了，每逢节假日回老家，基本选择坐绿皮火车。172公里的路程，需要坐4个多小时，途经每一个村落的小站都要停。在这列车上，车厢里一般人都很多，许多人经常连坐票也买不到，多见的是沿线村落里的农民、带着尼龙袋子进货的小商贩、行李放在油漆桶中的打工小伙子、眉毛做得又粗又直的乡下姑娘、穿着校服戴着眼镜的学生、拿着装病历袋子的老人……这些人大多讲着各自的方言俚语，生活经历也各自不同，坐在他们中间，我仿佛回到了从前。
2013年中秋节回老家后，回城时为了避免拥挤，我买好了提前一天走的火车票。没想到那天那么多人赶车。我在候车室遇到了一位儿时的伙伴，他拖着一个很大的行李箱，打算去我所在的城市赶庙会。这位朋友性子火暴，从小爱打架，还坐过几年牢。从牢里出来之后，就开始做套圈圈的生意。我不知道他硕大的行李箱里装的是毛绒玩具，还是石膏雕塑，或者是些烟酒之类的玩意儿。和他同行的是他老婆。我们有一句没一句闲聊着，我知道他没有买上坐票。快要检票的时候，又来了位我们村坐火车的人，这位朋友马上让他老婆回去，说来的这个人可以帮他把行李箱弄上火车。我们两个待的这段时间，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要我帮忙的话，我还一直以为他老婆要和他一起走。我告诉他上了火车可以和我一起挤挤，我们一家三口买了三张票。朋友说，你坐你的去吧，我和你现在说不到一起。
在城市里，出行我一般步走或坐公交。坐公交有时免不了跑几步赶车，但是每当看到身体臃肿的中年男女奔跑着，追赶即将离站的公交车，心里就有些淡淡的悲伤，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一次读关于梁漱溟的文章，里面写到这么一段故事。伍庸伯走了20多里路赶火车，快到车站时火车已到站，本来跑步能够赶上，可是伍庸伯继续保持原来不疾不徐的速度，等他到了车站，火车开走了，他又步行20多里路返回去。读到这里，我顿时觉得公交车是可以不追赶的，但自己却没有那份定力，遇到车要走时，还是追赶。
最为遗憾的是，这么些年一直没有大块儿的创作时间，本职工作和写作无关，甚至还干扰得很厉害。也遇到过几位领导告诫我不要写小说了，好好干本职工作。写起小说来，偷偷摸摸，急急忙忙，既怕被周围的人发现，也唯恐被什么事情打断。这么些年，写的大多是短篇，即使这样，也是经常有了好的想法却没有时间实施，或者写了一半，状态正好时，却不得不去忙活什么事情。常常想起卡夫卡《猎人格拉胡斯》中的一段话：“我一直在运动着。每当我使出最大的劲来，眼看快爬到顶点，天国的大门已向我闪闪发光时，我又在我那破旧的船上苏醒过来，发现自己仍旧在世上某一条荒凉的河流上。”但是生活中有无数我这样的人，每天忙得死去活来，就像赫拉巴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中谈道：“在波尔迪钢铁厂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理解别人，才能理解自己。跟我在一起干活儿的还有其他人，他们的命运比我更加艰难，然而他们却一声不吭。”无数次比较卡夫卡和乔伊斯，他们的性格截然不同，但都站到了文学的巅峰之上。我没有能力，也不是那种能使自己与世俗生活完全割裂开的性格，便唯有勤奋些。记得借调的时候经常加班写材料，有时半夜两点钟才睡，早上五点半闹钟响起来的时候困得要命，心里告诫自己，什么也没有还想偷懒，便赶紧爬起来，用凉水抹把脸，开始写小说。有段时间大概太累，早上起来枕头上经常有鼻血。每个周末回了家，也是伏在电脑上写东西，很少陪家里人。有一天女儿说：“爸爸，我希望你回来后家里就停电。”我问为什么，女儿回答：“那样你就不写东西了。能陪我玩。”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用生命写作，却特别理解那些为了写作抛弃一切的人，哪怕他们早早离开人世，但只要留下足够好的作品，已经足够了。对于一个人，他们真正活过。
幸运的是，这么多年一步步走过来，理解支持我写作的老师和朋友越来越多，他们像光一样，摸不着，但无处不在。我在坚持写短篇小说的同时，写的中篇小说也多起来，不知不觉发表了130多篇。其中大多数作品创作时信心满满，写完之后得意扬扬，觉得自己完成了一部了不起的作品，可是过不了多长时间，就开始怀疑、惶恐起来，便想赶紧再写下一篇证明自己。在我怀疑自己的时候，这些可敬的老师和朋友们给予了我非常多的肯定，使我这块称不上璞玉的顽石从一堆石头里显示出来，变得越来越有了些亮光。
其中一位我非常信赖的朋友，他的眼光十分好，在好多公众场合给过我无私的褒奖。私下里聊天，谈到我小说存在的问题时，他觉得我的小说经常不朝一个方向努力，把力量削弱了，希望我能尝试去写些一竿子扎到底的小说。我对他的意见非常重视，常常想怎样写出这样一篇小说。2015年5月底，我读到了A·雅莫林斯基的《契诃夫评传》，他里面有段话这样评论契诃夫：“最有特色的小说缺乏纯粹的叙事方面的兴趣，有的小说没头没尾，有的小说有一种静止的性质，故事进行得慢，跟舞步一样。那些小说不但不朝一个固定的结局活动，往往溜出正轨，或者故事还没到高潮就逐步退下来。不过它们还是能够用惊人的方法抓紧读者的想象力。正因为不要捏造，不布疑阵，不耍聪明，原本松弛的地方并不故意拉紧，原本粗糙的地方也不故意削平，故事的进行适可而止的缘故，那些小说具有使读者身临其境的力量。”我大为兴奋，我的那些“缺点”契诃夫都有，他所达到的那种自然，是我一直努力追求的，而那时我差不多已经认为契诃夫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大师。文章还有一段话也颇适合我：“出身卑微，从小经人教诲，尊敬权势，服从权力，感觉自己渺小，怎样把奴隶的血从自己身上一点一滴地挤出去。”怎样把奴隶的血从自己身上一点一滴地挤出去，正努力在做。
生活还在继续，写作也在继续，引用契诃夫获得“普希金文学奖”之后给朋友的信里的一段话作为这段文字的结尾：“我的文学活动还没有真正开始，不过是个学徒罢了，或者连学徒也不如，得从头做起、从头学习才行。要是今后花40年的工夫看书用功，那么学成之后或许会朝读者发出一个炮弹去，弄得天空也震动。”
是为序。
《村逝(精)/70后实力派杨遥作品系列》收录了杨遥的中短篇小说代表作品六篇，包括《匠人》《养鹰的塌鼻子》《弟弟带刀出门》《山中客栈》《巨大童年》《村逝》。杨遥的小说，节奏感强，结构圆融，其营造出的情感和氛围蕴藉含蓄。表达的寓意，迷离多意。
《村逝》集所收的小说，皆以农村为写作对象。《匠人》《养鹰的塌鼻子》《弟弟带刀进门》《山中客栈》《巨大童年》《村逝》，写农村不同而又互有关联的人事——手艺人、外乡人、农民、村干部、暴发户等，看法理性，手法多变，布局及看法皆不落俗套，格局大方，气势不凡。书末配有著名文学评论家胡传吉女士深入而又深刻的评论文字，并附有杨遥作品发表目录，可让我们一窥作家的创作成长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