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是一个人生存的动力，是照耀一个人克服前进中困难的灯塔，是一个人推动社会前进还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梦，没有大小之分，也没有高低之别，更没有贵贱之论；只有促进社会前进还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客观评价标准。一个人做什么样的梦，能否实现、与他的天赋、所处的地位、文化传统相关。《我的梦想》讲述了蔡言厚梦想实现的全过程。

《我的梦想》全方位叙述了作者蔡言厚，一生梦想的孕育、发展、实现的曲折过程，详细介绍了作者实现梦想的两个基本条件——科研管理和大学评价研究，并着重阐述【中南基】的三个来源，以及中南大学是实现作者梦想的平台……

引 子

第一编 冬去春来梦之蕾(1937—1956)

第一章 严冬——社会最底层的我

 第一节 我家的衰落史

 第二节 童年的生活

 第三节 童年的难忘事

第二章 春天——扬眉吐气的我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我重新回到课堂

 第二节 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吹响 我进入长沙市一中学习

第三章 父兄的期望、支持

第四章 梦之蕾孕育的土壤

 第一节 初小的校纪校规教育终身受益

 第二节 “一”“?”“×”的学习方法是我一生中学有所成的法宝

 第三节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思想照耀着我的人生道路

 第四节 长沙市一中是我的梦之蕾孕育的土壤

第二编 寒潮来时梦深埋(1957—1976)

第五章 第一次倒春寒暂时吹掉了我的“教授梦”

 第一节 我的作家梦

 第二节 开展反右派斗争的背景

 第三节 反右派运动的号角

 第四节 反右派风暂时吹掉了我的“教授梦”

第六章 第二次倒春寒吹掉了我的“京城梦”

 第一节 我为什么能做“京城梦”

 第二节 第二次倒春寒时期我的思想状况——随着形势发展而变

 第三节 反右倾风、抓反动学生风，吹掉了我的“京城梦”

第七章 第三次倒春寒吹掉了我的“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梦”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背景

 第二节 我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的状况——全天候投入运动

 第三节 我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的状况——为生存而奔波

 第四节 第三次倒春寒吹掉了我的“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梦”

第三编 夏遇甘露营又开(1977—1996)

第八章 倒春寒结束后孕育梦之蕾的甘露和土壤

 第一节 倒春寒结束后孕育梦之蕾的甘露

 第二节 倒春寒结束后孕育梦之蕾的土壤

第九章 实现寄托梦

 第一节 寄托梦产生的背景

 第二节 寄托梦的目标

 第三节 寄托梦的实现——重新温习小学、中学教材

 第四节 寄托梦的实现——向下一代传授自己的学习经验和体会

 第五节 寄托梦的实现——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获得生存的本事

 第六节 实现寄托梦的几点体会

第十章 实现公开发表论文梦——做好本职工作

 第一节 积极组织申报国家科技成果奖

 第二节 提出优秀青年学者栏目

 第三节 1988年12月一1991年6月，抓了四项重要工作

 第四节 编著《走向世界》一书

 第五节 申报粉末冶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第六节 参加申报“211工程”大学工作

 第七节 发起“95亚洲科学技术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十一章 实现公开发表论文梦——在内刊上发表文章 

 第一节 积累管理知识

 第二节 积累科研管理经验，开展科研管理研究，在内刊上发表文章 

第十二章 实现公开发表论文梦——在公开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

 第一节 继续在内部期刊上发表文章 

 第二节 在公开期刊上发表文章 

第四编 秋高气爽梦终怀(1997_2016)

第十三章 开展大学评价——进行基础和应用研究

 第一节 评价指标体系的探讨

 第二节 确定评价指标的原则探讨

 第三节 选择评价指标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探讨

 第四节 大学评价的应用研究：为学校发展提供服务

第十四章 开展大学评价——积极支持武书连和网大的大学排名

 第一节 大学排名的现状

 第二节 参加制定武书连榜评价指标体系

 第三节 对武书连榜和网大榜的指标体系提出改进意见

第十五章 开展大学评价——努力创建艾瑞深

 第一节 评价指标体系的制定和调整

 第二节 评价指导思想的阐述

 第三节 评价理论的探索

 第四节 评价指标和结论意义的阐释

 第五节 接受媒体的采访

第十六章 开展项目研究——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第一节 中南大学崛起的标志、水平与原因简介

 第二节 我们这十年——成绩辉煌简介

第十七章 开展项目研究——中南大学校史研究

 第一节 绪言

 第二节 项目简介

 第三节 文化传统决定大学的发展水平简介

第十八章 开展项目研究——中南基因形成的三个来源

 第一节 问题的突出

 第二节 中南基因形成的第一个来源是现代大学教育理念的直接继承

 第三节 “中南基因”形成的第二个来源是由懂得“古为今用、洋

 为中用”的中西贯通人士担任学校领导的言传身教

 第四节 “中南基因”形成的第三个来源是一批标杆教师耳濡目染效应叠加

第十九章 发表50余篇学术论文和网络文章 

 第一节 下载指数五星的6篇论文目录和摘要

 第二节 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的5篇文章 

第二十章 圆了三个梦

 第一节 圆“教授梦”

 第二节 圆“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梦”

 第三节 圆生活上的“京城梦”

附录

 附录一 中国未来预测——太阳很快再从东方升起

 附录二 水系原则——一种追溯校史的视角

 附录三 指点中国教育助人为发展

 附录四 论著目录

后语

严冬——社会最底层的我

第一节 我家的衰落史

从我父亲(蔡刚祥)给我讲的家史可以了解到，我家从曾祖父到父辈是不断衰落的。从曾祖父起，一代不如一代就是我家的家庭状况。1898年在我父亲未出生以前，我曾祖父拥有10来亩水田和能收50担茶子旱地以及一栋用土累起来的、二层的、一厅屋两侧各四间厢房的物质财富，因人丁少，开支小，在当时算得上标准的小康人家。到了我祖父(蔡吉恩)当家时，由于人丁兴旺，有两女四子，家庭开支增加，生活来源全靠曾祖父留下来的家产，没有其他的收入，经常入不敷出。但是，我们家拥有遵守“模、范、厚、忠、耀”行为规范的做人准则的基因。这基因是我祖父对前辈行为规范的总结，也是对后辈的期望。这种期望从我祖父为他的孙辈——我这一辈取的名字可以看出。我们这一辈一共有5个男丁，按湖南攸县蔡姓家谱，我们的辈分是“言”，给我们取的名是：言模、言范、言厚、言忠、言耀。很显然，“模、范、厚、忠、耀”，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做人的标杆。祖父给我们孙辈取这样的名字，其用意是让他的子孙继承他的“模、范、厚、忠、耀”这种待人处世的行为规范。我父兄就是“模、范、厚、忠、耀”的标杆。这种待人处世态度是基于“人之初，性本善”的认知上的。这种“模、范、厚、忠、耀”行为规范基因既是我的前辈在社会变革、动乱时期不断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我家在社会稳定、和平时期走向发展的巨大动力源泉。

清朝的洋务运动(1861年至1894年)是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洋务派主张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增强国力，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也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到民国初年，商品经济也开始进入湘南的资兴，以经商为职业的阶层开始出现。我祖父也想让我父亲去经商赚钱养家。但是，家里没有积累，只好向人家借钱。以40％的利息向蔡风保、蔡春球借得100多元银洋，责成我父亲去经商。日本钱不多，租不起门面，只能当“货郎担”。我父亲是一个遵守“模、范、厚、忠、耀”行为规范的人，在一些人口密集的乡村，竞争不过人家，货物卖不出去。为了能把货物卖出去，就到一些偏僻的山区去。但去山区当“货郎担”是要冒风险的。我父亲明明知道资兴的八面山一带土匪、强盗多，还是冒着生命和财产的危险去那一带赶集和下乡村。不幸的一天终于来临了，当我父亲在八面山一带下乡村住宿时，一伙人突然进来把货物全部抢劫一空，幸亏没有丧命。我祖父、父亲就这样绝了这条路，欠下一大笔债(本加利息约200元银洋)。

1920年代初，我祖父无法维持这个拥有八口人的大家庭，待大姑、父亲、大叔、小姑都结婚以后，我祖父母带着二叔、三叔过日子，把父亲、大叔单列门户。迫于八口人的生活费用和操办曾祖父、曾祖母、祖母丧事和大姑、父亲、大叔、小姑喜事的消费，在常年收入满足不了开支的情况下，不断变卖水田或茶山旱地所得来给予补偿。是时，我祖父只剩2亩水田和收20担茶子的旱地。因此，我父亲和大叔单列门户时，只是分灶吃饭，住房没有动，仍然混着住，其他一无所有，一切生活用品都要自己添置。不仅如此，我父亲还要承担偿还经商时欠下的债。刚刚开始独立生活时，沉重的债务就压在我父亲的肩上。经商的路被断了以后，在农村只有一条路——租地种为生。我们兄弟未出生以前，两口之家还能过得去。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战争几乎没有断过——北洋军阀混战、北伐战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战争就要扩充军队，要不断地补充兵源。北洋军阀混战和北伐战争的规模比较小，征兵的范围还没有扩大到偏僻的资兴。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抗日战争，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征兵的范围几乎遍及全国每一个角落，我们资兴这样偏僻的乡村也未能幸免。按照当时国家的规定：一个家庭如果有两个以上男性青年，就至少一人去当兵；征兵的年龄从18岁起，可以延伸到35岁。当然，有钱的人家，可以例外，可以用钱顶替。我祖父有四个儿子，我父亲是老大，当时已经过了当兵的年龄，而且结婚了；大叔也过了当兵的年龄，也结婚了。我祖父这个家庭能去当兵的就是二叔、三叔了。经过婚丧喜事以后，祖父这个家庭越来越困难了，没有用金钱去顶替当兵的能力，我二叔只好乖乖地去当兵了。因为战争不断扩大，我祖父担心_一叔也迟早会去当兵。为了保全三叔不去当兵，方法有二，一是躲避，二是要我父亲给保长蔡国生无偿帮工，希望保长能以抓不到为理由而排除众议。

为什么这个给保长蔡国生无偿帮工的任务落在我父亲头上?因为我父亲是长子，是传统的结婚方式，结婚时花费比较大，生孩子比较晚；而二叔的媳妇是童养媳，结婚时花费少，生孩子早。祖父把这个任务交给我父亲还是通情达理的。而一旦承担这个任务后就没完没了哕。由于战争不断扩大，兵源越来越少，征兵的年龄越来越大，凡是符合征兵条件的家庭，征兵的年龄可以延伸到40岁。就这样，我父亲为此无偿出卖劳力10余年。既然是讨好，春播秋收的关键时刻就要优先满足保长蔡国生的需要，而自己租种的地往往赶不上季节而歉收。经过1946年的旱灾和1947年的虫灾，我家原来租种的10亩水田因灾害交不起租被退耕了，只剩下蔡氏宗族小学的亩把水田了。

在农村，租田种是比较理想的谋生手段，当失去租田种的机会，唯一的谋生手段就是打零工。春季和秋季主要是帮人家干农活，夏季和冬季主要是给人当挑夫。我父亲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因1946年和1947年灾害交不起租退耕后，我父亲就只能以打零工为生了。1947年冬，我父亲在给人家挑砖盖房子时，不幸从楼上摔下来，把左后脚跟上的筋刮断了，化脓、腐烂，卧床不起。我家生活来源的顶梁柱倒下了，生活陷入绝境。

1947年年关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到了腊月二十九那天，年i十的过年米还没有着落，锅灶冷冰冰的。家里笼罩着一种极其悲惨的气氛：母亲对着“神堂”嚎啕大哭的哭声，父亲的呻吟声、叹气声……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刻上深深的印记。

谁来同情呢?既不是父亲的兄弟姐妹，也不是母亲的兄弟姐妹，而是在一个远房的看守祠堂(蔡氏族办小学)的伯伯蔡寄考的帮助下才解决过年的年夜饭的。

我母亲的兄弟姐妹相距比较远，情有可原；我父亲的兄弟就住在一起，似乎就不合常理了。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我父亲四兄弟而言，祖父在世时，与三个叔叔没有彻底分家，都住在一起，而且是交叉住的。我家的厨房是在厅屋东南的一厢房，卧室是在厅屋西南的二厢房。也就是1947这一年，我祖父去世，办完丧事后因分家的事，四兄弟打了一架，而且是三个叔叔共同打我父亲。为什么==三个叔叔共同打我父亲?我祖父养老的几担田，为了办一场像样的丧事也卖了。办完丧事后只剩下一点山地和几间房子。打架肯定是为了山地和房子的事。我父亲坚持平均分配，三个叔叔反对平均分配。我父亲坚持平均分配的理由很简单：四个男丁应该一律平等。三个叔叔反对平均分配的理由似乎很充分：我父亲的结婚喜事是祖父办的，而且办得相当好；我大叔叔的媳妇是童养媳，估计没有办像样的喜事；而二叔叔刚复员回家，没有成家；三叔叔躲“壮丁”，无法成家。由于利益相同性，三个弟弟联合起来对付哥哥的事就发生了。显然，我父亲被“武力”压服了，就按照他们的方案分配祖业了。我家分到的房子是正屋旁边的边屋，与猪圈连在一起。分家以前住的厅屋东边和西边的正屋，一问分给大叔，一问分给三叔。从此，兄弟成了仇人。因此。当我家生活陷入绝境时，他们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从不过问。腊月_一十日那天，看管蔡氏宗族小学的远房伯伯——寄考(残疾)得知我家的情况后，向小学校长蔡茂古(他是参加过“井冈山”根据地的老红军，没有跟上大部队而留下)求情，从小学的办学经费中(当时是以硬通货稻谷结算的)临时拨出200斤稻谷无息借给我家……

P9-11

2009年是我一生最繁忙、最辉煌的一年。我当时身兼数职——被中南大学返聘、参加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秘书处工作、被北京吉利大学聘为兼职教授、担任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研究团队首席专家。我常住北京，但经常要在这四个单位奔波。自5月14日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发布《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以后，采访我的平面媒体和电视台的记者络绎不绝。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除接受10余家平面媒体记者的采访外，还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和4家电视台摄影记者录制采访。使我特别感动的是：当我于6月9日在中央电视台摄影棚里录制完《新闻会客厅》节目，11日回到长沙时，上海电视台通过人民日报驻湖南长沙的记者黄兴华找到我，派员从上海赶到长沙于19日在我校图书馆录制完《1／7》节目；20日返回北京，21日接待《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22日赶到上海张江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参加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工作会议，接到南京东昇电视台采访电话，约定24日晚上在宾馆进行采访录制节目；7月6日中央电视台《道德与观察》栏目记者也要采访我，8日发来采访提纲，11日下午在我住处——玉树临枫锦园一区进行采访录制节目……

因此，埋藏在心灵深处的“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思潮时常涌动，并在我2011年1月27日给建明的信函中流露出来：“我这几年回资兴扫墓，感到吉恩家族，特别是刚祥家族在蔡家是数一数二的。但是，走出七里，在资兴、在郴州、在全省、在全国就难说了。然而，无论怎么说，我们这样的家族，从那样的困境下，走到今天这个层次，确实是不容易的。促成的因素很多，而家庭成员的团结、奋斗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因此，我曾经多次说要写家史，以便给后代留下点什么。”

后来仔细一想，仅通过写家史，不好聚焦，主题不鲜明；而且很难确定选择什么样的角度来反映刚祥这个家。为了方便反映我个人的发展状况，就决定写《我的梦想》了。

我的梦想是什么呢?我为什么要写《我的梦想》呢?

梦，人人都有；做什么梦，因人各异。基因相同的人，做相同的梦；基因不同的人，做不同的梦。社会地位相同的人，做相同的梦；社会地位不同的人，做不同的梦。文化传统相同的人，做相同的梦；文化传统不同的人，做不同的梦。同一个人，不同的时代做不同的梦。

梦，有关梦，有噩梦，有梦呓。关梦是与愿望相同的、促进人类文明的梦，噩梦是与愿望相反的或者是阻碍人类进步的梦，梦呓是实现不了的梦!

梦，是一个人生存的动力，是照耀一个人克服前进中困难的灯塔，是一个人推动社会前进还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

梦，没有大小之分，也没有高低之别，更没有贵贱之论；只有促进社会前进还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客观评价标准。凡是促进社会前进的梦就是高尚的；凡是阻碍社会发展的梦就是卑鄙的，甚至是反动的。但是，社会之所以谓之社会，不同的人做各种不同的梦就是必然的，是不可能避免的。一个人做什么样的梦，能否实现，与他的天赋、所处的地位、文化传统相关。

我的梦想是多样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下是不同的。在1949年以前，当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时，我的梦想就是每天能吃饱肚子；1948年初级小学毕业至1951年读高级小学期间是梦想有一天能再进入校门读书；1951一1953年读高级小学时就梦想当一名工人，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中的一员；1953年上初中后，是想考上中专当一名技术员，早日参加工作赚钱养家；1956年初中毕业时，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梦想考上大学当一位科学家；1957年进入长沙市一中以后，梦想当作家，并做起“教授梦”、知识分子的“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梦”、生活上的“京城梦”；经过反右派运动、反右倾运动和“四清”运动，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上述梦想成为“噩梦”，一想起它就害怕!尽管如此，但是，内心深处却烙上了深深的印记。在1970年代一家三口分三处生活时，我的梦想就是早日团聚；年过40岁还是办事员时，我就把所有的梦想都寄托在下一代身上；1980年全家在中南矿冶学院团聚以后，我又开始做起知识分子的“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梦”!1992年在我校管理队伍中启动了技术职称以后，我就做起了“教授梦”!当我的女儿不愿意留在长沙和南方工作时，我就又做起了生活上的“京城梦”!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我在长沙市一中初步形成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在1997—2016年间，我圆了“教授梦”，圆了知识分子的“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梦”，圆了生活上的“京城梦”。圆“教授梦”的标志是于1996年9月评审通过研究员职称、1997年领到证书；圆“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梦”的标志是“著书立说”、登上了《中国国家培训网》讲台和走进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圆“京城梦”的标志是于2007年担任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秘书处的工作，住在北京女儿家：实现了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夙愿。

按理说，最底层社会出身的我就不应该有这样的奢望。然而，在我心中却孕育了这种奢望。我之所以能孕育这种奢望，一是我的先天天赋尚可；二是父兄的期望、支持；三是时代为我提供了完备的学校教育；四是中南矿冶学院为我实现梦想提供了平台。所有这些，是我萌发“教授梦”、知识分子的“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梦”、生活上的“京城梦”以及重新恢复梦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写《我的梦想》的目的就是想告诉后代和社会，像我这样出身社会最底层的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圆“教授梦”，圆知识分子的“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梦”，圆生活上的“京城梦”；所有能够考上大学的、特别是考上了985工程大学的学子们都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2014．12．24于玉树临枫锦园一区

像我这样出身社会最底层的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圆“教授梦”，圆知识分子的“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梦”，圆生活上的“京城梦”，最根本的是父兄的期望与支持。此外就是自己的先天天赋尚可，时代为我提供了后续的、完备的学校教育，中南矿冶学院为我实现梦想提供了平台。其中天赋是基础，后续的、完备的学校教育是关键，中南矿冶学院这个平台是保证。

一、天赋尚可

我的天赋尚可。我经常引以自豪的学习成绩、课外的体育运动和在我10~11岁时就能够担当家庭的重任就是例证。

我的学习成绩：初小年级第一、高小年级第二、初中班级前五，在初中以前的所有课程中，除语文外，门门都是90份以上；到了高中，猛攻语文，终于达到了范文的水平，在班级语文课上，语文老师把我的作文念给大家听。

我的课外体育运动，一个是地面上的前滚翻，一个是双杆上的前滚翻，我很羡慕。我开始不会，我终于学会。其办法是多看人家练，多请教人家，自己反复练。地面上的前滚翻经过几个星期的努力，终于成功了，翻过去就站起来了。而双杆上的前滚翻就困难得多了，危险也大了。尽管从双杆上摔下来，也没有气馁；约半年功夫，也能在双杆上做前滚翻了。

当我家处于最困难的年代——1947年冬至1948年冬，在我10～11岁时就能够担当家庭的重任：一是忍辱负重去舅舅家采葛根藤为父亲治病，二是代表家庭签订卖茶山的契约。

以上这些成为我前进中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柱。

二、后续的、完备的学校教育

这种后续的、完备的学校教育除了学习书本知识外，更重要的是提供了良师益友，学有榜样，遇到困难时有人帮助。，

我的启蒙老师唐利平留给我的印象是“威严”。，唐老师给我们讲的第一堂课是校纪校规，违反校纪校规是要受到惩罚的。我很幸运，没有受过惩罚。但唐老师给我留下“威严”的印象。我一生遵纪守法，除了家庭遗传外，也与小学接受校纪校规的教育分不开。启蒙老师唐利平的校纪校规使我终生受益。

郴侯高小校长袁国泰教给我的自然知识早已经忘记了，但他教给我的学习方法终生不忘。他说：“无论学习什么，一定要思考什么是重要要的、什么是不懂的、甚至错误的，并用‘一一?’‘×’，分别作出记号。读书以后，应该在书本上画有‘一’‘?’‘×’记号，甚至有批语。”这种学习方法成为我一生中读书的习惯。

资兴县中学是我实现“梦想”的起点，也是我实现梦想的加油站。

资兴县中学的班主任程钧怀老师是我的第一个恩师，是他点燃了我前进的灯塔，帮助我把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从而战胜了前进中的困难，为实现“梦想”奠定了基础。

资兴县第一中学的程达老师及其丈夫戴石平老师是我的第二个恩师。程达老师和戴石平老师不仅借钱给我们助学，而且给我们精神粮食，使我们兄弟能够顺利完成大学学业。

长沙市一中是我确定人生规划的关键时期，奠定了我一生的人生走向。

长沙市一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是校长袁宗凯和同班老乡刁家亨。校长袁宗凯在开学典礼上所作的报告是第二个点燃了我实现梦想灯塔的人，指出了我实现梦想的途径。与同班老乡／J家亨身影不离的人生探讨确立了人生规划。

我从资兴县中学到长沙市一巾，在心灵上发生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离开资兴县中学时感觉自己很“高大”，而进入长沙市一中后感觉自己很“渺小”。刁家亨也有同感。

长沙市一中是湖南省最好的中学，又紧挨着湖南省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高干子弟很多，富家子弟也多。无论从穿着，还是相貌，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城里人，谁是乡下人；谁是本校初中考上的，谁是外校考来的，一目了然。1956年秋季入学时，城里和本校考上的学生与乡下和外校考来的学生就大不一样：城里和本校考上的学生都穿鞋袜，女的穿衬衣套裙子，男的穿衬衣套长裤；而我们这些乡下和外校考来的学生，赤着脚，穿着土布衣和大裤筒裤。我记得非常清楚：教导主任在开学典礼会上就专门讲了学校对学生穿着的要求：要穿鞋袜，女的要穿衬衣套裙子，男的要穿衬衣套长裤；不能赤着脚，穿大裤筒裤。为了保证学习时间和社会活动时间，不要自己洗衣服；有困难，向学校提出申请，学校给予补助。这下，我突然感到“无地自容”似的，刁家亨也有同样的感觉；从而我们成为身影不离的好朋友。

我和刁家亨成为身影不离的好朋友是因为：同是郴州地区(他是酃县中学、我是资兴县中学)的、都是被保送的，编在一个班(高42班)的，还都是班上干部(他是班长、我是学习委员)，年龄也差不多(他1938年生、我1937年生)。我们都深深地感到，尽管在初中的成绩是不错的，但比起长沙市一中本校考上来的学生还是逊色多了；更为突出的是“乡里的土气”一下子难得改变。因此，我们俩就身影不离了。正因为如此，我们之间无所不谈。谈学习心得，谈职业规划，谈男女之情。

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在长沙市一中只安安静静地学习了一年。1957年下学期的反右派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上学期停课修京广复线、下学期停课大炼钢铁)使我们中断了正规的课堂学习，整天在运动中和劳动中度过。特别是反右派运动使我刚刚孕育的“梦想”成为“泡影”。

我是一个有广泛兴趣的人，尤其对社会科学的兴趣更浓。参加“蓓蕾”文学社后，萌发了当作家的“梦想”，即使成不了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成为吴运铎式的作家是有可能的。然而亲自经历反右派运动后，心都凉了。长沙市一中的老师中，从事社会科学教学的老师占l右派的大多数，我们“蓓蕾”文学社的辅导老师彭靖也在其中，在初中教数学的、有抗美援朝经历的同乡老师廖焕龙亦未能幸免；连学生中的学习榜样——李湘俊、钟黔宁也成了右派，开除团籍、学籍，送回农村劳动改造。在大学生中最著名的极右右派——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更使我胆战心惊。

还在读高中就有如此经历，如何平稳地度过一生的问题就摆在面前。因此，我和刁家亨经常讨论人生规划问题，时刻警告自己，千万不要因为犯个什么错误被遣送回家。在大跃进劳动中接受的“普通劳动者”的教育，使我们明白了在人生的道路上选择什么职业是最保险的、最安全的。经我们观察到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有j种职业是不能沾边的：一是与社会科学有关的岗位，二是与钱打交道的财务工作，三是政府干部——公务员。因为社会科学岗位都与政治关系密切，在工作中很难避免说错话，在用文字表述时也很难保证都符合时代的要求，工作中的错误是难免的，工作的风险很大。钱，这个东西，太有诱惑力了。不接触它，没事；一天到晚接触它，很难自律。在财务这个工作岗位上犯错误的几率比其他岗位上犯错误的几率大得多。为了安稳起见，还是远离它好。在政府机关当干部的风险很大。权力，也与钱一样，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滥用权力的事时常发生，弄不好就会像刘青山、张子善那样，贪污巨款被判处死刑；还有，政治运动多，生活非常不安定。我们一中的高于子弟同学，一个政治运动以后就不见了就是证明。当时湖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周礼是刁家亨远房亲戚，曾经想要刁家亨去当他的秘书。鉴于对在政府机关当干部风险大的认识，刁家亨婉言谢绝了周礼书记的好意。

那么，如何选择人生道路呢?如何做职业规划呢?我们通过对当时社会环境认识的深入和个人情况的分析来确定自己的人生规划。经过反复讨论，最终选择工科大学读书，大学毕业后选择工程技术岗位工作的人生职业规划。

我们为什么确定如此的人生规划呢?这完全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自己的情况决定的。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处于新旧政权更替不久，新政权还没有巩固，通过各种政治运动来巩固政权是天经地义的。我们是新政权的受益者，不应该抵制政治运动，但又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只能远离风险大的场所和地方。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是没有阶级性的，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它。“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是那个时代的写照。而且通过培养普通劳动者的教育，成名成家的思想已经洗刷得差不多了，干什么都一样。只要服从国家需要就行了。  三、中南矿冶学院为我实现梦想提供了平台

在1956年至1957年反右派之前萌发的“教授梦”“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梦”和“京城梦”，经过反右派运动、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抓反动学生、十年“文化大革命”后，彻底地破灭了。代之而来的是做一个合格的“普通劳动者”，期望平静地生活。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我是一个不愿意麻烦组织和单位的人。在组织家庭时尽可能地在长沙找对象，以免因两地分居麻烦组织和单位。1968年结婚后，因为夫人是湖南中医学院附一院的医务人员，在“6·26”的指示下于1988年12月下放湘西泸溪小章公社当“赤脚医生”。当时，我们非常天真，以为真的像宣传的那样：只要是医务人员，人人都要轮流到农村当“赤脚医生”，一方面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另一方面为贫下中农服务，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既然是“人人有分”，早去迟去都一样，即使有困难(当时，我夫人怀孕在身)，也没有去申诉。现实呢，一去就不复返了。在当时的背景下，我只有自己寻找出路了。1969年地处赣州的江西冶金学院恢复办学，向中南矿冶学院求援，我是学冶金的，非常符合他们的需要，我提出申请，学校以我是骨干不让走。1970年广东省在韶关兴办广东矿冶学院，也向中南矿冶学院求援，我又提出申请，学校仍然以我是骨干不让走。1971年上半年，学校突然通知我开会，一去才知道是下放人员的家属会。

我作为共产党员只能是“个人服从组织”。我唯一的诉求就是解决夫妻团聚的问题。至于是“下靠”泸溪县革命委员会，还是“下靠”湘西自治州革命委员会当干部，都要把我夫人调到县或州卫生院。

我的要求遭到拒绝，说要考验一段时间再说。我实在想不通：我在中南矿冶学院时是骨干；而到了湘西自治州就成了“危险分子”了。因此，我第一次违抗“命令”：我那里都不去了。正是这一次“反抗”，为我以后圆梦提供了转机。

1971年“9·13”事件后，冻结了多年的“两地分居”问题开始启动，中南矿冶学院也是如此。当我提出解决我的“两地分居”申请报告后，得到了回应。从此，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夫人何惠终于在1974年3月17日接到调令调回长沙湖南中医学院时，我的“两地分居”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中南矿冶学院成立于1952年11月1日。它是我国院系调整时，由中山大学、广西大学、湖南大学、南昌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工学院(即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的地质、矿冶系科合并而成立的。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形成了国内有色金属领域学科体系最完整、总体水平最高的院校。1960年10月被国务院批准为64所全国重点院校之一，肩负起全国冶金行业学科建设和科研两副重担。早在1950年代，我校的科学研究就进入国家队，参与国家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担负起高层次项目的研究任务。如果我离开了中南矿冶学院，到前面所述的任何一个地方工作，我的梦想不可能实现。正是这一次“反抗”，我才能够留在中南矿冶学院工作，为我提供事业发展的机会，实现我的“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梦”和“教授梦”；才保证了小孩能受到完备的学校教育，能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也就创造了到北京工作的条件，为我在北京生活提供了机遇，圆了生活上的“京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