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期，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了一幅壮观的场面：浑浩流转的传统史学的长河，与来势迅猛的西方文化潮流互相碰撞，发出了轰鸣，溅起漫天的浪花，形成了“新史学”的高潮。这一“新史学”高潮的代表人物，就是近代文化名人梁启超。他以丰富的著述，代表了传统史学的终结和近代史学的开端。

陈其泰著的《梁启超评传(精)》对表达其新颖思想和独到见解的名言、名文，酌予征引，以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其原作的风貌。

综观梁启超的一生，从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说，他在戊戌前后的十年和晚年从事著述是主要的。他是近代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又是一位启蒙思想家和近代学术文化的开拓者——这就是梁启超的历史地位。梁氏的经历复杂，陈其泰著的《梁启超评传(精)》只能重点论述其最突出者，这就是他爱国的思想和行动、思想启蒙的贡献，而这些也是梁氏在史学上取得超越前人成就的重要原因。梁氏的史学论著数量十分浩巨，本书的研究方法，是把梁氏的史学成就分为前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和后期（晚年著述）两个阶段，以求更清晰地显示他思想和学术演进的脉络；以分析代表性论著为主，并与其他成果结合论述，力求揭示他作为杰出史家具有深刻意义的贡献。

第一章 南国英才

 （一）家世和启蒙教育

 （二）学海堂的高材生

 （三）南海潮音撼心弦

 （四）万木草堂师生情

第二章 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

 （一）为变法图强奔走呼号

 （二）天才宣传家

 （三）时务学堂总教习

 （四）戊戌维新高潮及其失败

第三章 启蒙的华彩乐章

 （一）启蒙思想家的卓越贡献

 （二）批判封建专制

 （三）剖析国民性弱点，力倡新民之说

 （四）传播西方近代思想文化

 （五）倡导“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第四章 “史界革命”：宣告旧史时代的终结

 （一）《新史学》的划时代意义

 （二）《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非凡气魄

 （三）当代史述·人物传记·亡国史鉴

 （四）推进外国史领域的研究

 （五）比较研究的尝试

第五章 九曲回澜归依著述

 （一）十一载风雨路途

 （二）策划讨袁，建立殊勋

 （三）专心著述的晚年

第六章 恢宏渊博：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发扬

 （一）恢宏的风格

 （二）论清学史的两部名著

 （三）建构史学理论体系

 （四）多层面、多格调的先秦史研究

 （五）文化史开山之作

 （六）文献学领域的非凡建树

1996年版后记

增订篇目

 一、梁启超的学术风范和爱国情怀

 二、理性主义对待“排满”与近代民族理论体系的初步构建

 三、梁启超晚年的文化自觉：《欧游心影录》的思想价值

 四、梁启超生平著述年表

跋语

第二章 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

1894年6月，梁启超由广东到北京，他的学生生活至此结束。这位二十二岁的青年心中系念的，是“今后如何报国？”每当想到这个严肃的问题，他不禁感到心中热情燃烧，肩上责任重大。他首先想到著述，将少年时代以来苦学所得的知识，特别是在万木草堂中获得的新哲理、新感受，“与二三同志著书以告来者”。其次，他想得最多的是兴修铁路。当时他认为，中国社会的落后，人心的保守，是因为交通不便，风气闭塞。“铁路既兴之后，耳目一新，故见廓清”，并且各种资源可以开发、利用。他还曾设想，如果以汉口为中枢，把南北交通要道修成一贯通的铁路，再由各省商民筑铁路联接，全国就可联成一气，那是多么鼓舞人心的前景！为了保国，他还时时想到要“广联人才，创开风气”，因此多次与友人夏曾佑、汪康年写信，恳切表达这一愿望，请他们在浙江等地物色改革社会的同志。然而，时局的剧变，并不容许他从容著述或继续作兴修铁路的设想，而把他推向已经酝酿成熟的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潮之中。

（一）为变法图强奔走呼号

在北京，梁启超住在琉璃街新会会馆，时时一起读书、议论国事的朋友，有麦孟华、夏曾佑、江孝通等人。这年七月，发生了顽固派弹劾康有为的事件。清朝官员余晋珊、安维峻代表守旧势力上书朝廷，给康有为加上吓人的严重罪名：“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求朝廷下令“毁《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西太后立即准奏，着令两广总督李瀚章“依议办理”。事情发生时，康有为本人在广州。客居北京的梁启超先得到消息，立即在京城各处奔走，营救老师。由于梁启超近年数次进京已注意联络人才，他与同情变革派的京官沈曾植和社会名流张謇等已有交往，通过沈曾植、文廷式等联名发电报给广东学使徐琪，求他向李瀚章疏通，又找到张謇，请求他向翁同稣说情。翁是光绪帝师傅，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握有部分实权，又是同情变革派的“帝党”人物，有他在朝廷起到折冲作用，自然就使惩处康有为的气氛缓和下来。最后，以两广总督命令康有为自行焚毁，结束此事。老师这次成功营救，是梁启超自学堂走向社会之后，第一次显示出其胆识和组织才能。

由于时局的发展，梁启超开始从事宣传爱国救亡的活动，此项占据他一生最宝贵年华和精力的事业，从此揭开了序幕。七月底．甲午战争爆发，清朝陆军在朝鲜战场、海军在黄海战役中同时遭到大败。前方的战火，标志着中华民族危机的加剧，暴露出封建清皇朝的腐朽。西太后和朝官们不顾前方将士死难和国家的危险，依然醉生梦死，决定要为西太后举行六十寿辰庆典。梁启超在北京目睹这种腐败情景，他满怀忧愤，向一些士大夫吐露他对时局的看法，无奈“人微言轻，莫之闻也”。他想到上书皇帝，更无法呈达，不禁感慨泪下。下面这首著名的《水调歌头》词，真切地表达出他慷慨激愤的心情：

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著悲歌。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人事竟如何？百户尚牛酒，四塞已干戈。

千金剑，万言策，两蹉跎。醉中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思，强半为销磨。愿替众生病，稽首礼维摩。

梁启超只好把他的热情用到吸收新知识上，更加努力读译书，学习算术、历史、地理。十月，回到广东。到次年（1895）春天，他和康有为一起到北京参加会试。据说，这次梁启超的考卷，本来文章做得极好。可是主考的封建官僚事先约定，对于不依据“御纂”经义而自行发挥的卷子就可断定为康有为试卷，摒弃不取。副主考李文田见到梁启超思想新颖、不落旧套、发挥淋漓尽致的考卷，既感到惊异又加以排斥，不予录取，在卷末写上：“还君明珠双泪流，恨不相逢未嫁时”，似是讥讽，又像是惋惜。（P9-11）

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期，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了一幅壮观的场面：浑浩流转的传统史学的长河，与来势迅猛的西方文化潮流互相碰撞，发出了轰鸣，溅起漫天的浪花，形成了“新史学”的高潮。这一“新史学”高潮的代表人物，就是近代文化名人梁启超。他以丰富的著述，代表了传统史学的终结和近代史学的开端。

梁启起，广东新会人，1873年2月23日（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出生。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从小由祖父、父亲教授经、史，并得力于母教。十二岁中秀才。十五岁起，在广州学海堂就读，学业出众，为他以后从事著述和宣传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十七岁中举人。以后师从康有为学习，并大量接触当时传人的西学的知识，形成了系统的近代变法思想，立志献身报国。

1895年春，梁启超与康有为同赴北京参加会试，从此他结束了学生生活，投入社会。他一生的活动可分为四个时期。1895年至1903年，是梁启超投身于变法运动和进行启蒙宣传的辉煌时期。甲午战争失败，亡国的危险刺激着这位满腔热血的青年爱国者，《马关条约》的内容刚刚传出，梁启超便立即发动广东、湖南两省举人上书都察院，要求拒绝和议。接着，协助康有为组织声势很大的“公车上书”，形成近代史上第一次以爱国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群众性爱国运动。此后，梁氏编辑《中外纪闻》，协助康有为创办强学会。次年由京到沪，任《时务报》主笔，连续发表《变法通议》等名文。《时务报》盛行国中，数月之内销行至万余份。时人以“康梁”并称，自通都大邑至僻壤穷陬，无人不知有新会梁氏者。1897年秋，梁氏到长沙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蔡锷就是当时学堂中的高材生。

1898年春梁启超到北京，协助康有为，进一步推动变法运动。在“百日维新”高潮中，梁启超帮助康有为倡行新政。戊戌政变发生，梁氏流亡日本，10月到达东京。顽固派的血腥镇压和流亡国外的遭遇，使梁氏对清廷的反动腐朽有进一步的认识，到日本后，他大量阅读日文所译西书，“脑质为之改易”，故思想一度激进。他克服流亡国外的各种困难，更加积极进行思想启蒙的宣传，先后创办《清议报》《新小说》《新民丛报》，自称“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彼时最烈矣”。这一时期他发表的批判专制和传播西方进步社会学说的文章，对国内爱国人士特别是青年学生产生了巨大影响。黄遵宪称誉他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自1903年至1914年，是梁氏一生中比较暗淡的十一年。他先是以改良派代表人物的身份，与革命派展开论战。当时的时代潮流是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梁氏的活动违背了时代的要求，故当1907年《新民丛报》停刊时，“革命论已盛行国中矣。”

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梁氏结束了长达十四年的国外流亡生活．回到北京。在1913至1914年两年间，他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故屡受舆论抨击。此后，他们之间关系日趋疏远，梁举家移居天津。1915年至1917年，梁氏在政治活动上再度有出色的表现。从1915年夏天起，袁世凯加紧密谋策划复辟帝制。其时，仰仗袁贼鼻息的一群反动军阀、政客和无耻文人纷纷“劝进”，丑态百出，梁启超不顾危险，决心保护共和政体，他在天津与蔡锷商定反袁大计。梁公开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警告袁世凯若恢复帝制便自取灭亡。近代史家陈寅恪曾以亲身经历，论述此文具有拨开云雾见青天的威力。在梁的周密计划下，蔡锷秘密到达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梁氏也南下，经历了难以形容的艰难，冒险到达广西，策动陆荣廷独立，大大壮大反袁声势。在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后，梁启超以非凡的远见，说服、协调南方各反袁力量，坚决主张袁世凯必须无条件退位，并在广东肇庆成立护国军军务院。袁世凯在忧惧气愤中暴死，护国战争取得胜利。梁启超作为这场保卫共和政体的正义战争的最高指挥者名垂青史。1917年，张勋、康有为拥溥仪复辟，梁启超通电反对。并为段祺瑞起草向全国通电，讨伐张勋。

从1918年起，是梁启超专心从事著述的十年。1918年他即奋力著《中国通史》，因用功过度致吐血数次。1919年，他在欧洲考察了一年。1920年初回国后，集中力量从事著述和讲学，以近代观点写下了大量论著，著名的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史》、《儒家哲学》、《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曾在清华、南开多所大学任教。由于梁氏本人存在严重的局限性，他对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传播及北伐战争，都说过反对的话。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

综观梁氏一生，从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说，他在戊戌前后的十年和晚年从事著述是主要的。他是近代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又是一位启蒙思想家和近代学术文化的开拓者——这就是梁启超的历史地位，而从其所处地位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来冷静考察，更是这样。梁氏的经历复杂，本书只能重点论述其最突出者，这就是他爱国的思想和行动、思想启蒙的贡献，而这些也是梁氏在史学上取得超越前人成就的重要原因。

梁氏的史学论著数量十分浩巨，当代学者估计他的著述起码有半数以上可归入史部。本书的研究方法，是把梁氏的史学成就分为前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和后期（晚年著述）两个阶段，以求更清晰地显示他思想和学术演进的脉络；以分析代表性论著为主，并与其他成果结合论述，力求揭示他作为杰出史家具有深刻意义的贡献，以避免东抓西抓，据表象立论。那么，贯穿梁氏前后期史学论著共同的东西是什么呢？答曰，最重要的有三项。第一，站在近代的时代高度，对传统史学作了总结，批判旧史中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毒素，而大力发扬我国史学记载广泛、内容宏富、大史学家富有创造精神、体裁形式多样等优良传统。第二，大力吸收西方近代进步的学术思想，构建了近代史学的理论体系，初步规划了近代史学的蓝图。弘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并与吸收西方进步文化相交汇，才形成了梁启超史学这一新的高峰。第三，恢宏渊博，涉及广泛的领域，对于清代学术史、先秦两汉学术、春秋战国史、重要历史人物、文献学等方面的论著尤具有总结性的特色，因而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显示出生命力。梁氏“笔锋常带感情的文字”曾风靡海内数十年，在今天读来也仍具有审美价值，故本书对表达其新颖思想和独到见解的名言、名文，酌予征引，以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其原作的风貌。

读书治学之路崎岖曲折

却又充满欣喜格外充实

大学里种下梦想

研究生阶段幸遇名师指导

从此走进学术殿堂

深深庆幸自己赶上这伟大时代

沐浴着学术发展的大好春光

刻苦自励辛勤耕耘

三十几个寒暑

三百万字篇章

抒写我对祖国优良文化传统的挚爱

对新世纪学术灿烂前景的渴望

上面这段话，表达了我编完《史学萃编》全书后的真切感受。直至此刻，我的心中仍然洋溢着殷切的感激之情，因为这九种著作的相继撰成和全书汇集出版，论其根源都应得力于时代之赐！这也正如我在最近完成的《历史学新视野——展现民族文化非凡创造力》一书后记中所言：“置身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才有真情、有毅力为深入发掘和理性对待祖国优秀传统文化而接连写出这些论著，并且充满乐观和深情地展望我们民族的未来。”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对本书的汇集出版给予了宝贵的大力支持。华夏出版社对全书出版予以热心帮助，责任编辑杜晓宇、董秀娟、王敏三位同志为编校工作付出很大心力。为这九本书稿做查核引文、校正错字、规范注释的工作甚为复杂繁重，幸赖各位教授、博士热心为我帮忙，细致工作，付出很大心力，他们是：晁天义、张峰、刘永祥、屈宁、焦杰、李玉君、张雷、施建雄、宋学勤、谢辉元。谨在此向以上单位和朋友郑重表示衷心的谢忱！夫人郭芳多年以来除尽力服务于其本职工作和照顾家庭之外，又为帮助我电脑录人、校对文稿等项付出辛勤的劳动，也在此向她深切致谢！

书中不当之处，诚恳地期望专家、读者惠予指正！

陈其泰

2017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