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方大曾的事情遥不可期，协和胡同老宅的修缮问题和拆迁的消息日益临近。当时，小方在保定前线失踪了已经五十年，他在院子里搭建的用以冲洗照片的小木屋，已经朽了、烂了、没了。对于方澄敏来说，随着时间的流逝，身边可供回忆的事物和可谈往事的人物愈来愈少，当时七十二岁的她自感到身心乏力，如果老宅也不在了，哥哥和方家五辈居此的气息和根咏也就没有了。
方大曾离家时留下的底片在方澄敏和母亲的心里视同于他的存在。“舅舅从战地再也没有回来，他在北京协和胡同家中留下了两小木箱底片。外婆说，小木箱是舅舅在院子里盖灰色小木星时请木匠一并做的，有一尺多长，半尺多宽，半尺来高，外面漆上土漆，专门用来装底片。”张在璇回忆道，“日本投降后，外婆就把小木箱放在了她卧室的平柜上。这箱底片是家人对舅舅的一个念想，看见它就好像舅舅还在，觉得总有一天他会回家来拿这箱底片。但谁都没有想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家人却很无奈地失去了它。”
1966年夏，“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最初是在社会上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舅舅的那两箱底片让家里人很紧张，因为他拍摄的绥远抗战的照片都是抗战初期布防在绥远前线的傅作义部队，官兵们服装、帽徽以及旗帜都有国民党青天白日的标识，在那个年代收藏这些是犯忌的；舅舅在通讯《冀东一瞥》中，揭露冀东伪政府统治区十分猖獗的娼、赌、烟、毒、走私等社会丑恶现象的照片，那时也都是有口难辩的“四旧”。万一这些底片让红卫兵看到，不用说底片，家里的人都将会遭受到灭顶之灾。在银行工作的姨妈就来和母亲商量怎么办，姨妈说她打算瞒着外婆把舅舅的那箱底片交到她工作单位的“红卫兵办公室”，告诉他们这是家里亲人留下的纪念物，看他们如何处置。母亲是一名家庭妇女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无奈地说，也只能这样了，但是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姨妈在工作单位的人缘很好，说明情况后，“红卫兵办公室”负责人看她态度诚恳就没有为难她，只淡淡地说了一句“那你就放这儿吧”。失落的姨妈回到家里，母亲告诉她外婆已经知道了送底片的事。母亲说，那天外婆问她小木箱怎么不见了？没想到知道真相后，外婆的表现异常平静，沉默了一会儿，像自言自语似的说了五个字：“听天由命吧。”（张在璇《舅舅的底片》）
在写给张在璇的信中，方澄敏告诉他，北平沦陷后，为了这些底片，外公怕日军来搜查烧掉一部分，白天烧有烟，晚上烧有火光，也就停止了，留下的这部分藏来藏去。“也许是由于咱家是老住户，也就避开了日军的搜查。这些是小方心血的结晶，有绥远抗战的第一手材料，如果抄走就无处可寻了。1975年我退休了，一日，我到工会办公室（前红卫兵办公室），也就是为了探探消息，看到屋子的角落里有一堆报纸包，破口处露出了粉红色的，小口袋，当即我就认出是我以前交的底片，经说明后就取回来了，小箱子在食堂装着饭票，后来也还给我了，这些底片是逃过难的！”
逃过难的这些底片中，是否包含方澄敏遗留下的小木箱里的部分？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这些属于小方的私人照片，是家人捐赠给国家博物馆837张以外的。身着学生装的少年小方、俊朗阳光的求知时代、与朋友轻松快乐的郊野远足、和师友记录情谊的历史瞬间，还有未知名姓者的笑貌音容，随着一张张底片冲洗显影，一个未曾见过的小方脱颖而出，这一发现，使我十几年的寻找旅程有了更加辽远的彼岸。
今天看来，方大曾留下的作品具有多重价值，无论是从新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的哪一个角度切入，似乎都能够找得到相应的关联和支撑。他的通讯和摄影，很好地将道途的选择和行走的足迹有机联系，文字是注解，图片是表达。如果说，十多年前，我在拍摄纪录片《寻找方大曾》时，由于认识上的肤浅，还没有完全以两者统一的角度去丰满他的形象和血肉，以两者集合的方式来思考影像的构建和传播，十多年后的今天，随着生命年轮的丰厚，未曾停歇的寻找脚步愈加沉实，也愈加笃定。小方是一个富矿，未探明储量且难以估量，此刻我觉得离他很近，近得能感觉得到亲人般的亲切，清晰透明。
阳光从窗外照射而来，八十年前，这光不也一样照射在青年小方的身上？面对方澄敏的遗物，我想，如果没有她的珍存和传递，执着和坚持，我们怎么会认识方大曾？怎么会把一个名字和一段传奇连接在一起？怎么会感觉得到，穿越而来的太阳光线，今天和昨天有什么不同？
2016年的秋天，我在租住地北京东单史家胡同，接到了交付冬季取暖费的通知，单位落款竟是世界知识出版社，这个单位与我住的34号院一墙之隔，在干面胡同，这一次难道又是巧合？《世界知识》就是它旗下的一本主要杂志，这本杂志20世纪30年代创刊于上海，因视野开阔，图文并茂，而被广泛关注，受时任主编金仲华函邀，方大曾担任过这本新杂志的特约记者。目前已知，他发表的二十六篇通讯和一篇译文中，有六篇发表在《世界知识》，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P10-13）
当我们同时翻看他的新闻通讯与图片，会感到十分惊异，那时的小方就有了今天全媒体时代的新闻理念：有国有真相。
——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 江宛柳
在那个胶片照相机为绝对稀有物的年代，拿着相机的他似乎像空气，无所不在，又让被拍摄者视而不见，可见方大曾先生深入生活的功夫和心境。
——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 徐京星
方大曾一定知道，选择战地记者的职业，首先就是选择了死亡。一个只有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坦然选择血肉横飞的战场，选择在最近的距离见证野蛮与正义的较量，选择新闻记者中最危险的那个角色，他或许早就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个体生命虽可消亡，民族觉醒却能永生。
——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 郑鸣
客观而论，在中国近当代新闻史上，还没有方大曾这样的摄影报道与文字报道不分伯仲的全能记者。文字是他的利刃，图片是他的火炮，都是中华民族图存救亡的利器。
——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 朱海燕
找到自己
《方大曾：遗落与重拾》就要出版了，看着责任编辑乔天碧发来的版式设计，我竟说不出话来。
如同怀胎十月，第一次看到降生的婴儿，熟悉又陌生。眼前的一字一句，是用脚步行走出来的，是用曰月编织出来的，是用悲喜浇灌出来的，各种甘苦我心自知。
一个声音提醒我，如果觉得苦就放弃吧！
一个声音打击我，如果觉得悔就离开吧！
一个声音奚落我，如果觉得难就逃走吧！
我知道这三个声音分别来自内心、世俗和成见，我曾经被它们揉碎、漠视、嘲笑，也曾惶恐、无助、惧怕，如今我心如止水，坚强无比！
方大曾让我找到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存在！
方大曾让我找到了家人，作为一份爱的终极依归！
方大曾让我找到了朋友，作为一种义的无限信赖！
人生苦短，追寻路长，十八年来的这一切，让我找到了真实自己！
历史不言，概无知音。
生命不语，概待慧者。
穷物质极简而笃行，富精神丰厚以紧随。
一路行走，笑骂由人；一路蹒跚，未敢稍懈。
十八年光阴消失与重现，八十载岁月遗落与重拾，愿此成为传奇，使英雄不朽！愿此成为佳话，勉我辈不怠！
感谢新世界出版社总编辑张海鸥！感谢传记作者红娟！感谢家人和朋友！
此刻，我心欢喜！
2017年10月22日夜晚 北京
永远在路上
对于新闻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永远在路上，永远在新闻发生的第一现场，一定是最重要的品质之一。
“寻找方大曾”是我职业生涯中，迄今为止最长的一个选题，十八年来，经过不断的深入采访、实地调查和积极推广，失踪了八十年的七七事变现场报道第一人方大曾，终于进入了当代人的视野，被公众所知晓。它是一次关乎历史追问的行动，也是由媒体人通过影像表达，进行的一次历史补白和责任的书写，对我而言，更是一次家国情怀的洗礼和追问初心的自省。
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以小方为笔名的方大曾活跃于中国新闻界与摄影界，他是中外新闻学社的重要成员，与范长江、徐盈等人同负盛名。关注民生和时局，他以笔和相机为武器，投身爱国救亡运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第一时间赶赴前线，拍摄并发表了大量来自战地的珍贵照片，鼓舞了士气和斗志。在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中他预言：“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1937年9月18日，方大曾从河北蠡县发出了《平汉线北段的变化》一文后，杳无音信。
1999年，一个偶然的机缘使我知道了方大曾，此后即展开了漫长的寻找之旅。先期采访，我一个人或火车或汽车或步行，往复行程数千公里，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到蠡县，去史志办、博物馆、报社查询资料，了解情况，曾被当作假记者，也曾被拒之门外。
由于方大曾失踪的时候只有二十五岁，尽管他在当时已经闻名长城内外，但是彗星一般的耀亮和迅失，使他在《中国摄影史》中，不仅没有独立的篇章，而且也没有完整的生平，关于他的描述加起来不足一百字，新闻史中更是难觅其踪。后经不断的艰苦查询和考证，他的生命轮廓逐渐丰满，生活轨迹日益清晰。
方大曾，1912年7月13日生于北京。原名德曾，笔名小方，祖籍无锡。中国战地记者的先驱、杰出的摄影家。
1929年8月，北平市立第一中学读书时，他在《世界画报》上刊登《爱好摄影的小朋友们注意——少年影社征求社员宣言》，发起了中国北方第一个少年摄影社团。1930年考入中法大学经济学系，1932年，任北平《少年先锋》周刊编辑。
1935年，大学毕业后应聘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少年部工作，不久，与吴寄寒、周勉之等人组建中外新闻学社，任摄影记者。同时，上海的《世界知识》《生活星期刊》聘请他任特约记者，发表了《黄河上的船夫》《冀东伪自治区写真》《平绥路沿线》等图文报道。
1936年转至北平基督教青年会任干事。他热衷民生，关注时事，陆续发表《缝穷者》（《玫瑰画报》）、《天津海河浮尸之谜》《毒祸》《战氛笼罩下之兴和》《雄视察北的大碉堡》《张家口之现状》（《申报》周刊）、《私货滚滚来》《如此丰台》《战事沉寂中绥边所见》（《良友》画报）、《敌人威胁下的天津》（《国民》周刊）等。
1936年底到1937年初，他用四十三天的旅程，身赴前线，卖地踏查，报道了著名的绥远抗战。1937年6月，参加北平摄影学会第一届影展，他的《联合战线》等十五幅作品展出，广受好评。
1937年7月10日晨，他奔赴宛平城，成为七七事变后第一位抵临现场报道的新闻记者，拍摄了《卢沟桥事件》《保卫卢沟桥之我二十九军战士》《日军炮火下之宛平》等经典照片。《我们为自卫而抗战》《为国捐躯》《抗战图存》等引发强烈社会反响。组照《卢沟桥事变后之北平》等被英国的《伦敦新闻画报》刊载。
1937年8月，经范长江举荐，他成为《大公报》的战地特派员，负责平汉线的报道，发表了《前线忆北平》《保定以南》《保定以北》《从娘子关到雁门关》《血战居庸关》等通讯。
作为纪录片工作者，我在长时间的寻找中，通过史料发掘和实地考察，努力去还原一个真实的、热爱和平与自由的生命，这个年轻人用生活做背景，用生命做胶片，为我们真实记录了当年国难当头的中国大地。如果说，最初的寻找完全是出于对人物的兴趣和探求未知的欲望，过程中，随着了解的深入，不知不觉变成了对于一种高尚精神的认同和追随。
方大曾永远定格在二十五岁，他头戴钢盔的形象，青春帅气，才华横溢，乐观向上，充满正能量。我惊讶于他在战地的高质高产，在艰苦环境中的勇往直前，越是去寻找，就越觉得关于他身上的未知还有很多，他的价值无法估量，这让我难以停下寻找的脚步。
后来，我终于拍摄完成了纪录片《寻找方大曾》（2000年），出版了专著《方大曾：消失与重现》（2014年）。方汉奇先生评价它们“把湮没了八十多年的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摄影记者方大曾推到了历史的前台，让他的名字开始为公众所知晓，这是对中国新闻事业史人物研究和中国战地新闻摄影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出版三年来，小方从默默无闻渐渐广为人知，从中国记协组织召开的“冯雪松追踪采写方大曾事迹座谈会”，到方大曾纪念室在保定落成，再到“方大曾校园行”公益计划走进国内外二十多所知名高校，他的名字被纳入权威丛书《中国名记者》（人民出版社）、《中国摄影大师》（中国摄影出版社），更是走进了最新版本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他的事迹和经历还被引入教学和考试，并通过各种书展走进了港澳台同胞的视界。我主编的文集《解读方大曾》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使他散落的历程得以重拾，新世界出版社更是积极推动多语种版本的版权输出和译制工作，希望把方大曾可歌可泣的中国故事讲到世界去。这一系列行动和影响，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撰文称，从纪录片到图书，从纪念室到公益计划，跨越影视界、出版界、文学界、学术界的“方大曾热”，聚合成为兼具传播力与影响力的现象级话题。
方澄敏保留哥哥遗物的发现和整理，是促成这本《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姊妹篇写作的动因，三年来，新史料的梳理、发掘、实地寻访和对家人的多次深入访问，百余张方大曾私人照片首度发现，同学、师友的散碎回忆浮出水面，使我有机会揭开历吏的地表再次聚焦，又一次接近感知方大曾生命的温度。
与他有过生命交集的进步教师王思华、范文澜、阮慕韩，同学少年夏农苔、曹承宪、高云晖，生死线上的金振中，摄影启蒙蒋汉澄，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伴随着寻行的步履一一显现。
这本书是一次再出发，从方家后人提供的遗物、遗照入手，沿用《方大曾：消失与重现》确立的纸上纪录片的表达方式，集合最新研究成果，以史料发掘和实地调查为基础，融用多种视角，呈现寻找过程中的新线索，梳理出了方大曾的师友圈、社交圈及鲜为人知的特殊经历，进一步丰富了他的个人世界。
一个新闻人，如果脱离了民众和家国，不用双脚去丈量，不用内心去感知，再炫动的画面也是虚空的，再华美的辞藻也是苍白的。方大曾的双脚始终踩在大地上，无愧为时代变迁的记录者、民众命运的关注者。寻找方大曾的过程，是作为一名新闻人的我，职业理想不断升华的过程。我越发深刻地体会到，真正的记录者是严谨和真实的，而不是炫技和讨好的，用实心、动实情、写实迹，才能见实效。
我相信，在媒体融合的今天，这些道理仍然适用，并且更加重要。书写和记录历史，现代技术手段只能是辅助，只有潜心求证、努力追问，借助现代手段进行立体表达，才能更好地与时代同频共振，提升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
记得在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寻找方大曾》专辑拍摄现场，倪萍大姐问我，十几年，从一部纪录片到一本书，是不是意味着这件事的终结？我说，只要方大曾没有下落，他就是我永远的选题！
永远在路上，作为一名新闻人，生命不息，行走不止，小方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在路上，希望《方大曾：遗落与重拾》与你同行！
（原标题：《新闻人永远在路上》刊载于《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3日12版，有改动）
方大曾，20世纪30年代的一位天才摄影家，在创作最活跃的两三年里留下了大量在摄影技艺上可与其同时代的摄影大师布列松、何奈·布里、尤兰史·密斯齐相媲美的作品。他是首位到达卢沟桥事变现场进行图文报道的记者，他拍摄的大量具有玛格南图片社风格的影像是当时国内主流媒体，乃至西方媒体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手信息。1937年9月，时年二十五岁的方大曾赴当时战事最紧的保定采访后失去音讯，并从此被湮没，不为人所知。尽管他留下的抗战影像时常被使用，但罕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中国摄影史》对他的记载寥寥无几。
《方大曾(遗落与重拾一个纪录片导演的再寻之旅)》作者冯雪松，通过对方大曾的生命历程，特别是作为一名战地摄影记者生涯的寻找与发现，把他推向公众的视野，向读者展示了一位不为暴力、权力、金钱驱使的，用生活做背景，用生命做胶片的摄影家的人生故事。
冯雪松著的《方大曾(遗落与重拾一个纪录片导演的再寻之旅)》沿用《方大曾：消失与重现》确立的纸上纪录片的表达方式，集合最新研究成果，以史料发掘和实地调查为基础，融用多种视角，呈现寻找过程中的新线索，梳理出了方大曾的师友圈、社交圈及鲜为人知的特殊经历，进一步丰富了他的个人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