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天民主编纪念文集《疾风知劲草》，以缅怀为中国文学翻译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前辈大师草婴先生，感怀他的业绩、品格和风范。

全书共分两辑：“长相思”和“长相忆”，收录出自先生的亲人、朋友、故旧、同行之手的文章36篇，包括《风雨人生相濡以沫——我与草婴的七十载》、《风雨岁月话草婴》、《饮水不忘掘井人——草婴先生》等。

盛天民主编的这本《疾风知劲草》为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草婴的亲人、朋友、故旧、同行在其逝世后对他的沉痛悼念的文集。从这部文集各人对草婴的回忆和怀念中可以看出老一辈翻译家对自己热爱的翻译事业是如何的兢兢业业。盛天民老师曾经说过，草婴先生翻译一部作品，事先要反复阅读原著，揣摩原著的精髓，然后才会着手开始翻译，翻译好之后会再三修改，直至自我感觉无误后，才会发给编辑，在出校样后，仍然会再修改两遍，这才满意。这是一代翻译大师对自我的高要求，对比当代的一些浮躁的翻译事业从业者，其高下立见，这也是草婴这一辈老翻译家翻译的著作至今无法逾越的根本原因。谨以此书向草婴先生致敬。

我为什么翻译

第一辑 长相思

 风雨人生相濡以沫——我与草婴的七十载／盛天民

 父亲草婴的“翻译之外”／盛元良

 悼父亲草婴／盛姗姗

 记我们的班长(Captain)草婴／汪礼彤

 深切怀念草婴叔叔／陈海鹏

 从爱国少年起步的草婴／任溶溶

 邻家叔叔盛草婴／汤小辛

 “草婴书房”随想／倪初万

 草婴叔叔印象／桂未明

 怀念我的忘年交草婴先生／庄黎曼

 我崇敬的师长及乡贤——草婴／张敏载

 怀念太极拳友草婴先生／沈行佐、沈行佑

第二辑 长相忆

 纪念草婴先生／冯骥才

 风雨岁月话草婴／高莽

 他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沈文忠

 草婴先生的翻译启示／蓝英年

 草婴先生期望一个富有人道主义的世界／白嗣宏

 怀念草婴／张惠卿

 记住草婴——深切缅怀文学翻译家草婴／郭晓勇

 桥梁和脊梁——纪念草婴先生／赵丽宏

 饮水不忘掘井人——草婴先生／吴钧陶

 我所认识的草婴先生／徐振亚

 高山景行我心往之——怀念上海“雅斯娜雅·波良娜”的草婴先生／李正荣

 忆草婴先生的二三事／孟庆枢

 如草之青，如婴之纯一悼草婴先生／陈建华

 草婴去世周年的无尽追思／章海陵

 以提掖后辈为己任——追忆草婴先生／袁长燕

 沿着草婴先生的足迹不断跋涉／贝文力

 怀念草婴先生／曹元勇

 草婴，默默实践人道主义的老兵／楼乘震

 译界巨擘 良师益友——忆草婴先生／周明德

 难忘草婴先生／杨克林曹 红

 草婴倾力译肖留下的启示／司徒伟智

 草婴甘当“三无人士”（上）／金波

 草婴甘当“三无人士”（下）／金波

 勿忽略“百花文学”的一个成因 王蒙成名作折射“娜斯嘉情结”／司徒伟智

附记／金波 司徒伟智

草婴大事记

后记

我相当失落。因为我知道父亲探访肖洛霍夫顿河家乡的心愿很－强烈。他翻译了那么多肖洛霍夫的作品，对当地的熟悉可说已达了然于胸的程度。更何况，父亲在文革中因江青点名批判肖洛霍夫而吃过很多苦头。上海造反派曾把大字报贴到淮海路、陕西路的街口上，称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宣扬战争恐怖，表现修正主义的人性论，而该大毒草的译者草婴也是中国的肖洛霍夫。许多人不知真相，更有人以为父亲是苏修特务。

我们因而被抄家三次，父亲所有的东西都被拿走，书、唱片、衣服、收音机和相机等无一幸免。造反派最后一次抄家，把我的手套、帽子和毛衣裤都拿走。那时我只有九岁，但这场面记得很清楚，我躲在母亲身后，指着一件毛衣说：“妈妈，能不能把那件带有猫咪的红白色毛衣留下来？”母亲低着头、好声好气对造反派说：“能不能不要拿走小孩这件毛衣，她很喜欢的。”造反派非常大声回答：“不行，一件毛衣就够了，拿走！”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件毛衣。

抄家结束后，造反派把父母分别带走，只剩下哥姐和我三个小孩。我家三个房间被封掉两个，只留吃饭间，我们兄妹三人就挤在那儿。我当时很天真地想：爸爸如果不翻译肖洛霍夫的书就好了，我们也许不会遭到这样的对待。后来，我们慢慢知道父母分别被关在单位的“牛棚”里。天冷了，母亲单位的造反派叫我们送衣服和被子去。我和姐姐带着家里仅剩的一条被子与几件衣服去了，但只让把东西交给传达室，然后给我们三个孩子每人15元，共45元，算是一个月的生活费。以后，我们每个月都去领生活费或送东西，但仍不让和父母见面。

过了一些日子，母亲单位造反派让人到我家来，把我们家当成他们的宿舍。共来三男一女，分别住在父母的卧室和哥哥的小房间。那位住我家的阿姨对我们很同情。有一天，她把我和姐姐叫到厨房小声说：“你妈妈今天被带去乡下，让农民打得很厉害，用木板凳打，打得你妈妈头上都流血了，凳脚都打断了。”我们听了非常恐惧，就问：“农民为什么要打我妈妈？”

这位阿姨说：“造反派告诉农民，说她是中国肖洛霍夫的臭婆娘。农民搞不清楚谁是肖洛霍夫，以为是中国的赫鲁晓夫，那还得了！所以，他们就用木板凳把人往死里打，幸亏人没有被打死。”我和姐姐痛哭起来。阿姨劝我们不要哭，说伤势并不很严重，农民一看凳腿都打断了，把人家头上又打出好多血，也就没有再打。造反派也怕了，担心真的打死了人，回去不好交代，就叫农民住手。阿姨嘱咐我们，这些事千万不要和别人说，千万不能让另外三位男同事知道。这位阿姨平时见男同事在场，根本不和我们说话，完全形同陌路。我至今都感激这位阿姨，并猜想她可能看过父亲翻译的肖洛霍夫作品。不管看过没看过，人道主义的力量是无穷的，也是不分国界的。父亲晚年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岂止（一个人的遭遇）》。是啊，岂止我们一家有文革遭遇，这也是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的遭遇。

父亲在住院期间，医院共发过三次病危通知书，第一次是2012年底，我和哥哥从美国赶回上海直奔医院，我们两人各自拉着父亲的手：“我们回来了，你好好休息吧，我们每天陪着你……”几天后他的高烧慢慢地退下去，病情渐渐地好转了。这以后又有两次病危，但和上次一样奇迹般地转危为安。医生们都说，你父亲生命真是顽强。一次次他都挺过来了。我想父亲笔名就是草婴，是受白居易诗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启发。他真的是实现了他的笔名。父亲亲口对我说：“我是一棵小草，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为世界增添一点绿色。”父亲首次发表译作《老人》，就使用这个笔名，那样的谦虚、那么的低调，那时他才十九岁。然而，长期以来，在我的心目中，父亲始终是一棵刚强的参天大树，而我才是一棵柔弱的小草。

参天大树、柔弱小草只是一种比喻，但勾起我一段永远难忘的人生回忆。文革中期，我家五口人分在五个地方，父亲在奉贤五七干校，母亲在南京梅山铁矿，哥哥在长兴岛农场，姐姐在江西农村，我在上海守着裹小脚的祖母。在奉贤的父亲每月有四天休假可回上海，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刻。这天爸爸晚上到家，我第二天下半夜就起床，到家附近的五原路菜场排队买菜。那年月副食品紧缺，唯有早起排队才能买到较为可口的食材。当我买好菜往家走的时候，突然感到一阵强烈晕眩，接着就头重脚轻昏倒了。

P28-30

我为什么翻译

草婴

我做了六十年翻译工作。有朋友问我怎么会一辈子搞文学翻译？我说是历史作的安排，我无怨无悔。

我父亲是位西医，抗战前在宁波铁路医院工作。他有爱国思想，也有人道主义精神，我从小受他的影响。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中国，同年12月我随家人从宁波避难上海，那时我十四岁。日本军国主义的血腥罪行唤起了我少年时期忧国忧民的心情和追求真理的朦胧意识。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和文艺作品，反复阅读刚出版的《鲁迅全集》，开始对俄罗斯文学发生浓厚兴趣。也就在那时，我开始跟一位俄侨教师学俄语，因为付不起更多的学费，每星期只学一次。当时没有一本俄汉词典，没有一本俄语语法书，学俄语确实很困难。

两年后我认识了姜椿芳同志，他是地下党的一位领导。他知道我这个中学生在努力学习俄语，就主动帮助我解决学习上的一些困难。他早年在哈尔滨学过俄语，俄语修养很好，是俄语界的前辈。姜椿芳同志是我一生的楷模。抗战前他就在哈尔滨和上海做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领导反法西斯斗争，解放初期创办上海俄文专科＿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后去北京实际负责马恩列斯著作的编译工作，“文革”期间在秦城坐了六年零八个月的单身牢房，在狱中反复思考中国发生这样一场浩劫的原因，出狱后双目已近失明，仍决心创办《中国大百科全书》，经过十年呕心沥血的奋斗，终于在1987年去世时基本完成这一宏伟的文化工程。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苏联。当时地下党同苏联塔斯社合作，利用苏日还有外交关系这一情况，在上海创办《时代周刊》，专门报道苏德战讯，发表战地通信和特写。《时代》于1941年8月20日创刊，姜椿芳就要我给《时代》翻译稿件。当时上海只有很少几个人懂俄语，我就白天在中学读书，晚上和星期日偷偷在家里翻译。这样，从1941年苏德战争开始，到1945年5月德国投降，这四年的战争过程，我至今记忆犹新。通过阅读和翻译，我清楚地看到了法西斯主义的残酷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大意义。我认识到，反法西斯战争是决定人类命运的一场搏斗。希特勒是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是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也是法西斯主义。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欧洲屠杀了几千万人，光犹太人在集中营里就被活活杀害了六百万，这真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惨剧。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和亚洲也屠杀了几千万人，光南京大屠杀就杀了三十万，还在中国东北设立了细菌工厂和化学工厂，拿活人做试验……

对法西斯的仇恨，我通过翻译工作愈益加深。我翻译了肖洛霍夫的小说《学会仇恨》和《一个人的遭遇》。肖洛霍夫的真挚感情和精湛艺术使我十分感动，我怀着悲愤的泪翻译这些作品，进一步增加了对法西斯的仇恨，也加强了对苦难人们的同情，并且明确了什么是当今世界的大是大非，应该培养怎样的大爱大恨。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江青就污蔑肖洛霍夫是苏修文艺鼻祖，我因翻译他的作品被斥为肖洛霍夫在中国的代理人和吹鼓手，罪责难逃，全家遭殃，我也两次处于生死边缘，好不容易才熬过十年灾难。

其中一次是1975年。我在工地劳动，扛水泥包。一天黄昏，一卡车水泥开到瑞金路工地，我也参加把水泥包从卡车扛到建筑工地仓库。当时天已昏暗，我走到卡车边等候搬运，不巧有一次我还没站稳，车上的人就把一包水泥一松手压到我的背上。我当时只听得格嗒一声，我的脊梁骨被压断了，人也昏倒在地。我立刻被抬到附近的瑞金医院。经X光检查，确诊我的十二节胸椎压缩性骨折一个多公分。医生当时对我家属说：轻则下肢瘫痪，重则有生命危险。因为我当时还是牛鬼蛇神，不能让我住院治疗。医生要我回家仰天躺在一块木板上，一动不动几个月，让断骨自然愈合。这次我忍受了极其厉害的疼痛，懂得了什么叫“痛彻骨髓”。无可奈何，家里就临时搭了一块木板，把我放在板上，一切生活活动就局限在这块板上。当时我躺在板上，咬紧牙关忍受剧痛，同时下定决心要遵照医嘱让断骨自然愈合，绝对不能错位。我想，万一我不能痊愈，那么下半辈子就没有什么事可做，我也将成为一个废物了，可我还有不少事要做，我还要完成翻译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的一项计划呢。经过近一年的痛苦煎熬，我的断骨总算愈合了，我又能恢复活动，慢慢坐到桌旁，重又拿起笔来“爬格子”了。

我在养伤期间反复思考，为什么江青要首先抓住肖洛霍夫，把他说成是文艺界头号敌人呢？我渐渐懂得了，江青这帮人嗅觉很灵，他们看到肖洛霍夫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塑造人物，通过人们悲欢离合的遭遇，揭示人性的坚强和美丽，来宣扬人道主义。这同他们竭力蹂躏人性，摧残千百万人生命，宣扬斗争哲学，鼓吹阶级斗争，煽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正好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他们要千方百计制造舆论，为开展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扫清障碍。他们的野心在“文革”前就已开始暴露，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大批判”，反对人性论，咒骂人道主义，目的都是要加强他们的专制统治，愚弄善良的人们。

通过“文化大革命”，我越来越清楚，在历史上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少数人以自己的意志决定多数人的命运，这是人类苦难的根源，也是人类无数次浩劫的原因。要结束这样的悲剧，首先必须培养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情，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宣扬人与人之间的爱，也就是人道主义精神。

在阅读和翻译文艺作品中，我认识到托尔斯泰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一生就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他的作品用感人至深的艺术手法培养人的博爱精神，反对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和思想。在苏联作家中，肖洛霍夫是继承托尔斯泰精神和艺术技巧最成功的一位。我在50年代重点介绍肖洛霍夫的作品主要是出于这个动机。我在“文革”之后集中精力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花了二十年时间把四百万字的托尔斯泰全部小说翻译过来，主要也是出于这样的动机。但是，我之所以重视托尔斯泰的作品，是由于他伟大的精神和高超的艺术技巧。有人说，托尔斯泰是19世纪世界的良心，我同意这个评价，而且认为托尔斯泰的伟大人格至今仍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不过，我要声明，我不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也不赞同当年那些自称为“托尔斯泰主义者”的人们。我觉得，那些人并不真正理解托尔斯泰的思想和精神，其中有些人甚至别有用心。

人类经历了苦难深重的19世纪，度过了多灾多难的2（）世纪，进入了21世纪。在这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回顾历史，特别要从刚过去的20世纪中总结必要的教训。20世纪里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血腥斗争以及其他几次浩劫。每一次大战和浩劫都造成千万人死亡和千万个家庭破灭。有人说，最有理性的人类制造最无理性的历史，这确实是事实。因此，我觉得改变这种情况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但要改变这种情况谈何容易，必须让世界上多数人分清是非，而要能分清是非，必须有交换意见的自由，也就是言论的自由。真理越辨越明，言论自由是探索真理的起码条件。

我们从事翻译，主要就是要使人们了解世界各国杰出人物的思想和感情，扩大自己的视野，活泼自己的思想，丰富自己美好的感情。这项工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环。文化交流必须通过翻译。只有通过广泛的思想交流、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才能真正改变闭关锁国、夜郎自大、愚昧落后的局面。我想，我从事文学翻译工作，过去、现在和将来也都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

2002年8月

草婴说：“他是一棵小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棵小草来到世上就是给黄土地增添一丝绿意。”这是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此，七十年来，在历史漩涡中，他艰辛地走在介绍外国文学的路上。他翻译反法西斯罪行的作品，他翻译反封建专制的作品，祈盼世界和平和正义。他介绍“真、善、美”的作品给中国读者。使我们了解世界上杰出人物的思想和精神，以丰富我们自己的思想情感。

草婴渴望人类能自由、平等、博爱、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人与人之间充满爱。

他希望世界阳光明媚，郁郁葱葱，一片绿茵，繁花似锦，春满人间。

盛天民于上海岳阳路住所

201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