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年之前，在中国境内就出现了掌控当时中国金融业的“清代华尔街”，有了交叉持股、产融结合、多元化经营、加盟商制度等经营方式，产生了身价50亿元人民币的世界首富。这些都归功于四大商帮。然而，面临转型的机遇，四大商帮纷纷败下阵来。如今分析其失败的原因是有现实意义的，在同样面临转型的今天，中国企业如何从历史中总结经验，谋求发展，相信《郎咸平开讲(中国商帮)》会为读者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和解决方案。

中国四大商帮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晋商曾经从南方贩茶叶，掌控了整条产业链，又以“票号”开创了中国金融史上的辉煌历程，实现了“汇通天下”的宏伟理想；徽商从贫困的山区走出来，靠“徽骆驼”精神，最终走出了一条险峻的出路；湖州丝商们敢于走出南浔、走进上海，直接与国外买办交易，生丝的出口成就了湖商的成功；宁波帮则非常强调信托责任，是他们，让中国完成了从传统商业到现代商业的转型，促进了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广州帮在“一口通商”的时代，受清政府的委托，由“十三行”协助粤海关经营和管理对外贸易，在短期内积累了大量财富；潮州商人在一次次的商业机遇中不断创新、迅速发展起来。

可是曾经辉煌的中国商帮大部分没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逐渐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郎咸平开讲(中国商帮)》作者郎咸平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国际环境、四大商帮本身的特质以及中华文化的特征等当面进行分析，并指出，从古至今一家企业能走多远，最终都是取决于其战略思维能达到多高。

历史会给每个商帮、每个企业留出转型的时间，如何在对的时间做出对的选择，也是本书要告诉大家的。

前言 中华文化下的四大商帮

第一章 晋商

 晋商历史的传奇

 晋商的厄运：大清朝的败落

 晋商票号的崛起

 中国的信托责任：晋商如何挑掌柜

 晋商票号的没落

 新晋商的荒诞

第二章 徽商

 大徽商江春

 徽商的家族荣耀

 吃苦耐劳的“徽骆驼”

 徽商的盐巴商机

 徽商的奢侈荒淫

 徽商的没落

第三章 浙商之一：湖商

 湖商和徽商的比较

 湖商的蚕丝发迹史

 湖商的巅峰时刻

 湖商的资本用途

 湖商的投资短视

第四章 浙商之二：宁波帮

 宁波帮的崛起

 宁波帮的创造力

 宁波帮的信用天下无双

 团结就是力量

 宁波帮的投资策略

 宁波帮的经营才能

第五章 粤商之一：广州帮

 广州帮的崛起机缘

 为何广州十三行难敌英国东印度公司

 十三行的衰败：鸦片战争

第六章 粤商之二：潮州帮

 民风强悍的潮州帮

 建立现代工业的潮州帮

 感人的爱国情结

 潮州帮稳健的经营作风

晋商票号的崛起

背景提示

日升昌的前身是李氏的西裕成颜料铺，在掌柜雷履泰等人的精心策划下，他们决定把西裕成颜料铺改成票号，票号采用股份制，1823年，日升昌在热热闹闹的气氛中开业了。

通俗地讲，日升昌票号就是最初形态的银行。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部要靠现银支付，在外地赚了钱捎寄回老家也得靠专门的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去，不仅开支很大，费时误事，而且经常发生差错。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这时，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就应运而生了。

日升昌开创了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票号业，被今人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票号的繁荣，把晋商的辉煌推向了一个顶峰。

当然了，这个票号的产生是在1823年，而茶叶经营的崩溃是在1875年。也就是在茶叶经营要崩溃的前50年，山西商人已经开始搞多元化经营。而且这个多元化还不是一般的多元化，在茶叶方面是“6＋1”整条产业链高效整合，再配合上产融（产业和融资）结合的金融体系的建立。我相信，它应该能够成为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商业（产融）集团。但不幸的是，因为当时清朝政府的原因，使这一切最终功亏一篑。1823年建立的票号，到最鼎盛的时候，大概全世界有124个地方共有670多家票号。当时平遥、祁县跟太谷三个地方就成为中国的“华尔街”。所以在历史上，我们也是有“华尔街”的，而且还做得挺好。那么这个中国的华尔街有多少金融机构，也就是票号呢？30家。有多少资本呢？1.5亿两白银，也就是说，它拥有白银的总资本是清朝整个国家赔款的近1/10，整个大清王朝的赔款是16亿两白银，1/10就是他们的资本。那是非常厉害的，而且到了1906年，当时的户部，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其1/3的银两基本上都放在了山西票号。

背景提示

在鼎盛时期，仅仅把山西几个县城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1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内的库银还要多。

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很多人都看过，这部剧是实景拍摄，从镜头中我们还可以感受到晋商当年的辉煌。

乔家大院经过了几代人的修建，它有6个大院，19个小院，占地8700平方米，房屋313间。这些老房子是晋商财富状况的最好说明。与山西其他晋商比起来，乔家虽远远算不上最富裕的，名气却是晋商中最大的一个。乔家大院为何能流芳百世，它曾经的主人乔致庸为何能在百姓中拥有上好的口碑？

那么，晋商是如何一步步铸就了百年的辉煌基业？票号的管理经营有什么过人之处？他们的成功对现代人有什么启示呢？

P18-20

中华文化下的四大商帮

各位读者，呈现在您面前的这本小册子，是我根据我的电视节目《郎咸平说》整理而成的。

说起中国商帮，大家心里会涌起一股崇拜敬佩之情。的确，当年的晋商从南方贩茶叶，掌控了整条产业链，又以“票号”)开创了中国金融史上的辉煌历程，实现了“汇通天下”的宏伟理想；徽商处于贫困的山区，靠“徽骆驼”精神，也最终走出了一条险峻的出路；湖州丝商们敢于走出南浔、走进上海，直接与国外买办交易，生丝的出口成就了湖商的成功；宁波帮则非常强调信托责任，是他们，让中国完成了从传统商业到现代商业的转型，促进了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广州帮在“一口通商”的时代，受清政府的委托，由“十三行”协助粤海关经营和管理对外贸易，在短期内积累了大量财富；潮州商人在一次次的商业机遇中不断创新、迅速发展起来……

今天的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对中国历史上的商帮有一种普遍的错觉——晋商是金融楷模、徽商是内贸模范、浙商和粤商是外贸鼻祖。更普遍的错觉就是对胡雪岩的崇拜，事实上大家了解的或许只有他早期的一时煊赫，却并不知道他后期因为民族文化中的投机取巧而导致彻底的失败。因此，本书会带领大家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四大商帮的兴衰故事。

社会上不时就会出现一股风潮，把我们这些商帮从尘封的历史里请出来，而且敬奉为经商楷模，顶礼膜拜，所以市面上称颂胡雪岩的书可谓汗牛充栋，有关山西票号的电视剧也是热播好一阵子。可是大家知道不知道，胡雪岩不过是一个投机分子，最后也不过是一个失败者！四大商帮[晋商、徽商、浙商(包括湖商和宁波帮)、粤商(包括广州帮和潮州帮)]大部分都没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绝不仅仅是因为政治和政策的原因，就像我们分析今天的企业一样，内因决定外因，大家有没有仔细地分析过这些商帮失败的原因？这些经过仔细思辨的东西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向老祖宗学习的地方，而不是说简简单单地听几个商帮如何煊赫的故事，然后涌起几分钟的民族自豪感的热血。

纵览晋商、徽商乃至湖州帮的沉寂，都不是因为资金不足，而是因为思维上的浮躁、投机取巧，还自闭、僵化。浮躁就是暴富之后开始吃喝嫖赌、纸醉金迷，投机取巧就是倒卖盐引、炒作房地产。他们完成初始的资本积累后，无一不进军房地产，之后比如湖州帮就是折戟在上海的房地产投机狂潮里，胡雪岩所代表的徽商就是崩溃在自己的蚕丝贸易投机里。思维僵化的最主要表现，就是暴富之后不知道该如何进一步发展！比如晋商从来不读书，徽商读书也只是热衷科举，为的只是进一步的官商勾结。甚至很大程度上，他们往往不觉得自己是暴富的，反而认为自己的致富是辛苦闯荡而来的。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崛起都是靠当时的重大经济政策或开放政策，这些我会在本书中详细介绍。因此，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也毫不陌生，而思维僵化这一点，恰恰是中华文化最陈旧、最要不得的地方。所以你不得不承认，从古至今一家企业能走多远，最终都是取决于其战略思维能站到多高。

以此为鉴，出路其实只有两条：一是顺应改革进人下一个政策性行业；二是升级企业管理制度，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高度整合，告别传统的商业模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雪岩和晋商、徽商还有湖商根本不值一提，而宁波商帮和潮州商帮的战略高度反而更值得我们关注。胡雪岩只是纯粹的个人投机，不但无法引领一个行业，甚至都无法令一个家族企业长存。他的财富完全来自权力的腐败和荫庇，这甚至与其他同样基于权力垄断而崛起的晋商、徽商和广州商帮等都不可相提并论，因为后者的垄断正是为当时的政权提供了其必需的服务，并且正因为如此才能得到政治体制上的不断维护和支持。本书中所展现的一个又一个例子也同时说明，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商帮能够长期做到顺应和主导改革，进而继续垄断这种政策性行业，特别是当面对来自体制外部的强大挑战、竞争甚至侵略时，商帮大抵都难逃被淘汰出局的宿命，包括晋商、徽商、湖商和广州商帮。历史都曾留给每个商帮转型的时机，然而山西票号迈向现代银行这一脱胎换骨变革的几度难产，又无比鲜明地展现了僵化思维的痼疾。

面对这种依然存在的挑战、依然存在的悲哀，今天的每个中国人和中国企业不都应该反省一下吗？这种劣根性，在百年前决定了晚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和丧权辱国，在今天呢？我们不但浮躁，而且喜欢投机取巧，所以就决定了中国企业落后于人，永远只能做产业链里附加值最低的加工环节，而无法脚踏实地地走向产业链价值更高的其他环节。而且我们还自闭、僵化，以为做这个最低的环节有所谓的比较优势，因此就固步自封、不思进取。更可悲的是，我们常常把浮躁冒进当作进步，或者是孤注一掷地押宝在一些不切实际、没有科学工序和科学思想的尝试上。百年间的蹉跎反复犹在眼前，今天的中国企业，乃至每一个中国人，应该如何自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