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龙迹·“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不仅知道，我还是玄奘和尚的崇仰者！你看——我还随身带着他的书走遍世界呢！”斯坦因激动地从牛皮挎包里抽出一本已有些破旧的书向道士展示。
在众目睽睽下，王懿荣打开一个木盒，掀开包布露出几片龙骨，他神秘地拿出龙骨递给刘鹗、王国维和罗振玉：“请上眼，仔细瞧好。”
李鸿章清清嗓子用高亢的淮北小调唱道：“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1900年·敦煌
18世纪的德国诗人维尔泰尔在《发现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世外桃源》中写到：“没有哪个地方能比中国更闪现出太阳下的光霞，它站在亚洲最远的地方向着东方，它对我们欧洲人来说是多么的遥远啊！”
在这位伟大的诗人对中国如发现新大陆一般赞美的百年后又有一些外国人来到这个神秘的国度。
广袤的戈壁滩，骄阳似火，万里无云的苍穹下大地被太阳无情地烘烤着，缕缕隐约可见的水汽在空气中颤抖着，被吸收殆尽，大地看起来毫无生机，干燥得仿佛要把一切生命榨干。
荒无人烟的戈壁上，一匹筋疲力尽的马驮着一个灰头土脸的人摇摇晃晃地艰难前行。年初，告别朋友的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便转身去了新疆探险，一路上他惊奇地发现，许多考古者如他一般，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西部，他坚信沿着古代波斯通往东方的旅途，一定会有无数的宝藏等着他。斯坦因碰上了日本人的探险队、俄罗斯人、瑞典人……他们也刚刚拥进这块土地，斯坦因深感竞争的压力，自己像站在竞技场的跑道上，已与别人位于同一个起跑线上了……
敦煌三危山下，斯坦因朦胧中看见一排山间窑洞，“有人！”斯坦因一阵眩晕从马上栽了下来，他又渴又热，昏倒在马下。
破旧不堪的寺院
“好了，醒了，醒了！”斯坦因恍惚中睁开眼：眼前是两个模糊不清的虚幻的身影，一个长着稀疏的灰白长胡须的道士，一个持毛鞭的放羊娃。姓王的道士扶起他并喂给他一碗水，斯坦因贪婪地一口气喝光，他定了定神环顾四周，这时才发现，这里是画满佛像的洞窟，熏黑的墙上隐约可见精美的画像，墙的一角还有烟熏火燎的痕迹。从新疆沿丝绸之路走来，沿途有许多这样的洞窟。对此，，斯坦因十分熟悉a他脸上露出惊喜的神情。“我这是在什么地方？”“这是敦煌。”道士平淡地回答。
“这就是敦煌？上帝！我来到敦煌了！”斯坦因兴奋地爬起来。
老道士姓王，名叫王圆箓，他问斯坦因：“先生从何处来又要去何处呢？刚才放羊娃子看见你摔倒在地，叫上我把你拖到窟洞里，你一定是渴坏了吧？”善良的老道士又递上一碗水。
“啊，真是万分感谢，还有你，牧羊小子。”斯坦因以手抚胸像阿拉伯人一样致谢。
放羊娃憨憨地笑了笑表示明白了，“娃娃耳朵聋着呢，可心里啥都明白！”道士头也不抬，淡淡回应。
他发现眼前这个矮个子中国人十分善良友好，，于是他拿出照相机要给道士照张相，从未见过相机的王道士见洋人举着个奇怪的“镜子”对着自己，便大惊失色，死活不肯。斯坦因弄了半天才明白，在中国人眼里镜子有摄人魂魄的迷信传说，哭笑不得的他好不容易才说服道士为自己来到敦煌做个见证人。
他拉着王道士来到一处光线较好的壁画前拍照，随着转动焦距，镜头里的道士渐渐清晰起来，斯坦因突然发现道士身后斑驳的壁画竟是幅玄奘取经图！壁画上一只巨大的乌龟背上驮着一个和尚，渡过汹涌的大河……斯坦因的手颤抖起来，久久未按下快门……
拍完照，斯坦因扑向壁画仔细查看了半晌，没错，这是幅色彩绚丽的取经图！“你认得这张画？！”王道士惊讶地问道。
“这不就是中国古代有名的玄奘和尚取经图吗？！”斯坦因肯定地叫出来。
“你也知道玄奘的事？！”道士更惊喜了。
“不仅知道，我还是玄奘和尚的崇仰者！你看——我还随身带着他的书走遍世界呢！”斯坦因激动地从牛皮挎包里抽出一本已有些破旧的书向道士展示。
王道士虔诚地双手接过书，这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大唐西域记》：“阿弥陀佛！贫道也是唐玄奘的忠实信徒啊！”
斯坦因心中不免叨咕：“一个道士怎么满口佛家用语？”然而，道士显然不明白这个洋人讲的探险是怎么回事，他认为不远万里来此一定是疯了，谁会来这种鸟都不拉屎的地方？！这个洋人八成真是一个虔诚的朝圣者，一个信徒。听到他说从印度来又途经高昌古国，道士一下子兴奋起来。“是唐僧取经的印度？与高昌王结为兄弟的那个高昌国吗？！”道士激动地问。
“是啊，正是中国远古著名的大和尚唐圣僧玄奘学习佛学的地方！怎么你也喜欢唐僧的故事！”
“嗯，贫道自幼就喜爱老人讲《西游记》，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那可是我们中国家喻户晓的事呢！自从边关退下来，到此说来也有10多年了，没想到在这里能看到圣僧唐玄奘亲书的《大唐西域记》手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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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先贤共舞
《龙骨》是考古系列小说之一，写到今天已整整过去了30年（其他两部，一部《海客》描写战国末至秦朝的传奇故事，另一部《骊靬城》讲的是西汉末古丝绸之路上传奇）。我常常想，本人有何德何能去写一代先贤泰斗呢？但当一章章写下去时，我总感到大师们就在我身边，与我时时交谈。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已逝去了，我突然顿悟：原来我有幸与先贤们伴行，与他们共舞！我常常回想起他们最后的时刻，因为此时我才深切地感到自己是那么怀念他们……
2000年·贾老住宅
2000年冬，我照例去看老人家。贾老看上去十分憔悴，脸上失去往日乐观与光彩，眼里闪烁着悲凉与茫然若失，老人一见我，就拉着我的手喃喃自语：“小邬啊，老伴没了，老伴没了……”
在我心目中，贾老脸上永远挂着坚毅与开朗，他的神情让人心碎。看到老人状态不好，让我十分担忧，贾老反而安慰我：“没事，孩子们轮着来照顾……还有朋友最近送来的几只小乌龟倒也有趣……你信吗？这乌龟通人性呢！”“真的吗？！”贾老看我惊讶的样子，得意地一笑：“我给你示范一下……这小东西可通灵哩！”贾老像个老玩童似的用手指伸进玻璃缸。果真，小巴西龟慢慢爬上手指，贾老把扒着乌龟的手指凑近自己的鼻尖。“它会跟我通话……”
小乌龟神奇地伸出小小的脑袋亲亲贾老的鼻尖，然后目不转睛地看着贾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与一只指甲盖大的绿色巴西龟在不到三寸的距离间互相对视，这太神奇了！一瞬间老人露出了顽童般的笑容。要不是我亲眼所见，实在难以想象。我用手中的DV拍下了这段奇妙的场景，这也可能是贾老生前最后一段影像资料。2013年5月，我找出尘封已久的资料带，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去复制。没想到画面依旧清晰、真实，贾老在天之灵的保佑让我再次看到这熟悉的音容笑貌。
2001年7月17日·八宝山一号告别厅
贾兰坡教授遗体告别仪式。白发苍苍的贾兰坡教授安详地躺在鲜花丛中。哀乐低回。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界人士排着长队，缓缓地走入告别厅，向贾兰坡教授鞠躬告别。来自外地的王大有先生泣不成声地跪在地上向贾兰坡教授告别。
我手捧着一大束菊花走在告别的人群中，把鲜花轻轻放在敬爱的贾兰坡教授的脚下。菊花中插着一张《龙骨》的题词……
贾兰坡教授去世后，我专程到房山挑选了一块上等的汉白玉石料并请大师精心雕刻成一尊精美的骨灰盒，用烫金字标注“伟大的中国科学家，院士，贾兰坡教授”，不久，贾兰坡教授的儿女告诉我，他们已将贾老的骨灰用这个汉白玉骨灰盒安葬在龙骨山。贾老一侧是裴文中的墓，另一侧是杨钟健的墓地。他们实现了当年牛棚里的约定：“共同守望着龙骨山，等‘北京人’回家。”
邬家馥，刘系芝是我的父亲母亲。父亲生于1918年的溪口上坞村，爷爷邬生林是位海员，母亲长三岁于父亲，不同的是她却出身香港望族（1915年），精通英语还弹手好钢琴，千金小姐与小学徒工如何相知相恋，始终是我们子女心中的谜，父母从不提及。只知道淞沪战役时父母参加了囯民革命军笫三厅下属的笫24抗日救亡宣传队，三厅是由郭沬若任厅长，周恩来领导的由共产党和爱国青年组成的抗日救亡宣传队，俩人从武汉由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奔赴延安，从此成为一生革命伴侶。1989年12月13日父亲突因术后并发症去世在他曾仼八路军总医院政委（汪东兴任院长）的兰州军区总医院；父亲去世后家乡宁波、北京市市政府、浙江省、总后等军队和地方发来唁电，周谷城、贾兰坡和房仲甫等老前辈闻讯后专门给我打电话慰问及发来唁电。父亲是个温文尔雅的老军人，写一手好字也会画画，他被誉为“军队才子”。父亲生前极其支持我创作《龙骨》，他不仅是笫一读者，而且还请他的好友原八一电影制厂剧本创作部主仼陈宗凤叔叔，囯防大学教育长刘瑞芳叔叔提改意见。为此还与周谷老、贾老互相致信感谢他们对我创作《龙骨》予以的支持与关怀。
父亲去世前（1986年），军委经审核确认他1936年已参加革命的事实，特补授父亲一枚二级红星勋章（独立与解放勋章已于1955年授予）。由过去一直定成的抗战时期，改为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让父亲晚年十分开心，还特意戴红星勛章拍张照片。父亲的骨灰依他的遗愿撒在溪口剡溪和东钱湖中，14年后（2003年）母亲也去世了。去世一年前她时常出现幻觉，夜里叫醒我和弟弟说父亲坐飞机来接她回老家……
郑宁，她虽是我的岳母，但在我心中却永远是值得怀念的母亲！是她引导支持我走上龙骨山，1985年8月带着我和妻子来到房山十渡卧龙山参加平西抗日烈士陵园建园典礼。曾任抗日挺进军司令员的萧克将军、杨成武将军即兴讲演。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房山，也是第一次了解到中国第一块抗日根据地——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历史，这块以北平为中心，包括周边十二个县，面积达四万平方公里的根据地，由于地理位置独特，在八年抗战与解放战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两年后郑妈妈鼓励我到这块热土挂职工作三年。她为了支持我创作《龙骨》，还经常带我拜访老战友和老同志，请他们为我把关，但这位和蔼睿智的南开大学高才生却突然病逝在工作岗位上，让家人都深切地疼痛和悲哀！她同样是一位真正令人敬仰的龙骨人，我和女儿都永远怀念她！《龙骨》出版也是献给我对亲爱的父亲、母亲和所有养育过、关怀过我成长的亲人们！
房仲甫，航海史学家，太平洋历史学会副秘书长。是他的引见，我与周谷老和贾老等泰斗们成了朋友，得以持续18年的贴近釆访。坦率地讲，那时的我什么也不懂，只是对大师们有种本能的敬爱。房老说他觉得我与贾老有父子情结，我说不清，但与他交往的18年中我的确从心底很亲近他们。
我父亲去世时，房老与周谷老、贾老极为关心，亲笔题写悼文，送花圈为素未谋面的父亲致哀。真的，3位老人把我当自家孩子关怀呵护。
孙乃，《人民日报》海外版副主编，高级记者。与贾老不同的是，孙老除心地极善良外还带有浪漫文人的忧郁气质。我第一篇大块头论文（5000字）在海外版刊登就是孙老鼎力支持。当报社转来大批读者来信时，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子不知所措，孙老鼓励我在《内参》上发表回读者信。没有孙老和其他前辈力挺，我不可能大量刊登文章。走近孙老，源于一次我组织的中央新闻采访团去湛江。一日我和孙老、房老沿路散步，这条新修的马路尚未开通，但路旁的新栽树却花开满枝头，听陪同的港务局徐秘书说这些树是台湾人捐献的，到了湛江到处都是开满枝头的紫荆花，这是湛江市花。可眼前这种开满淡黄色花的树却不曾见过。孙老见这种花树显得十分激动，他拨过一枝，闻了闻，陶醉地说：“你们闻闻，是不是很香？”我们闻闻，的确一股浓浓的花香扑面而来：“特别香！这是什么树？”“这叫相思树，台湾才有……”我发现孙老眼里闪着泪花。
临离开湛江的黄昏，孙老再次约我一齐来到这排相思树下，孙老讲述他自己的一个深藏故事：1947年孙老与他的恋人在上海匆匆话别，作为爱国青年的他因上街抗议打内战而遭受追捕，他只好告别准备结婚的女友逃到解放区去。女友是年轻漂亮的女护士，两人感情深厚，难分难舍，约定再见永不分离……不承想一分手竟然永世相隔。孙老参加革命，女友随父母撤到台湾，两人从此音讯全无。20世纪80年代孙老随团访问日本，不承想到报上照片被台湾的女友发现，她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孙老的下落，并得知孙老已结婚并有三个孩子。女友自分别后一直孤身等待，她迫切地想再见到挚爱的情人。于是想方设法在香港再见，但在电话中两人倾诉思念之情后却不敢相见！也许都害怕内心难以承受的苦恋，也许都害怕伤害已有的亲情，最终两人放弃见面。回到北京后孙老写了一篇名为《相思树下相思人》的散文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
一日在孙老家做客，李阿姨拿出这份报纸满脸疑惑地问我：“你们不是去海南采访港口建设吗？怎么写出这么一篇酸溜溜的文章？”孙老默然无语，我赶忙解释：“港口系列报道都登了，这篇文章是随笔采风。”李阿姨不再说什么了，作为女人她敏锐地感觉到有什么自己不知的隐情。
几年后，一部《云水谣》的电影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我突然发现影片的故事情节竟与孙老的经历有惊人相似之处。 孙老走了，与贾老相比，他孤独而寂寞地走了。他走的前两年打电话给我，悲凉地告诉我：“甜甜没了！”甜甜是孙老的女儿，从小喜欢文学诗歌，曾是孙老的寄托，因“文革”下放，甜甜落户河南并成家生女，艰苦地生活着。孙老一直愧疚自己的女儿，一直想把女儿调回身边，但种种困难终无结果。不幸的是甜甜突然失踪了，至今生死不明。孙老走了，多好的一位老人，多有才华的老报人，带着淡淡的相思树的馥郁花香，永远地走向另一个世界，祝愿他在那个世界里和相思的人相逢……
梁思明（别名王平），高教部干部，老伴宋仁，别名孙文仁，是北师大副校长。我一直称她们为“梁阿姨、宋叔叔”。梁阿姨是个身材消瘦的人，与梁家后人一样有着深凹的双目，是典型的福建人特点。梁阿姨是梁启勋的长女，父亲梁启勋正是梁启超的胞弟。走进梁家完全是偶然，但对我一生影响极大。1972年冬，我因要去301医院住院，一下火车先来到位于南长街大宴乐胡同的梁家，与胡乔木家对门。这是一座青砖灰瓦的三进大院，因是“文革”时期，大院住满了杂户，梁阿姨一家就住在院子最把角的一排“柴房”中。我很快与她的两个儿子小军和小二成了好朋友，而且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
在那间柴房里，铁壶喷着热气，昏暗的房中杂乱地堆着书和杂物。梁阿姨一讲起小时候的生活与趣闻，两眼就闪着难以掩饰的兴奋，其中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1924年，军阀孙殿英将慈禧地宫炸开，抢掠宝藏。不久溥仪率前清遗老前去东陵为老佛爷收尸重葬，年仅8岁的梁阿姨随父亲前去，她目睹了当时足让一个小女孩心颤一生的情景：“慈禧几乎半裸地躺在甬道的一角，地上到处是破碎的瓷器与杂物，有老臣用件衣服盖上慈禧。我紧紧抓住父亲的衣服，忍不住偷偷看看传说中的太后。我到现在都奇怪，一个已死了10多年的人还像活人一样，要不是亲眼所见，死也不会相信！”梁阿姨的父亲梁启勋曾任民国第一任中国银行监督，著名的袁大头银圆就是出自他的设计。
由于梁启超与梁启勋兄弟关系极为亲近，因此，有关梁启超许多佚事与文物都如数家珍一般讲给我听。如今，我与梁家的感情仍在继续，《龙骨》中梁家许多故事就是从四十多年的交往中吸取。
汪向荣，中国社科院日本所所长，中国对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与汪老交往想起来也颇有缘分。汪老是国内日本史泰斗，当今国内各大院校及外交领域的日本问题专家大都是他的弟子。
1985年因《龙骨》中涉及中日关系史的关键问题，贾兰坡教授和房仲甫亲自与汪老联系后由我登门进行采访，说来也巧，汪老的女儿也在我们同一个单位，只是从不知道她是大名鼎鼎的汪老之女。
汪老的家位于雅宝路一个胡同里的四合院中。当我走进这座大宅院时却空无一人，正在奇怪之时，从堆满书籍的条案桌后站起一个头发蓬乱只穿背心的老人。“你找谁？”老人警惕地打量我。“我找汪向荣教授。”“我就是汪向荣，你是……”听说眼前的这位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汪教授，我一时怎么也对不上号，我慌忙掏出介绍信表明来意。老人戴上眼镜匆匆看了一下挥手示意：“坐，随便坐！”我环顾四周无处可坐，因为所有的椅子、凳子都堆满了书。汪老这才意识到确实无处可坐，指着一个凳子发令：“那，把这个凳子上的书放在桌上就可以坐。”我顺从地将书小心翼翼放在桌上坐了下来。与汪老在堆积如山的书丛中面对面谈话真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感觉，我甚至怀疑眼前这个几乎邋遢的老人会是誉满天下的大学者吗？
“我这里要搬迁，乱得很。”汪老挠挠头抱歉地解释。他递给我一把蒲扇，自己也摇一把扇：“这里书太多没法开电扇，扇扇扇子……”好奇怪的老头！我们就这样透过一摞摞书缝中摇着扇子对话。谈到中日关系的历史，很自然就谈到两千多年前秦国方士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因为作为中国太平洋学会接到日本一位女剧作家发来的求助信，期盼中日合作拍一部关于徐福的电影，会长周谷老和贾老将任务交给我，因我正受命写一部以贾老考古为线索的电视剧《龙骨》。
“历史上就根本没有徐福这么个人！”汪老听完我的介绍断然否定有徐福其人其事！这太不可思议！徐福是历史史记中记载最多的一个人，从《史记》开始中国历史上官方史书与野史均不间断记载，汪老怎么会认为并无此人？！是《史记》错了还是汪老错了呢？我一时困惑，不知该怎么说。我们两人就这样默默地扇着扇子从书缝中端详对方，看着他一脸正经的神情，我不由得一时血气冲头：“汪老，您认为司马迁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可信的人？难道他有必要在《史记》中虚构徐福东渡的事件吗？！”我的话充满火药味，也不知怎么了就脱口而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汪老竟然向一个顽童，灿烂地笑着并把椅子拖到我面前面对面：“前不久，我在大会堂与来访的日本历史学家还谈起过徐福的问题，当下日本最权威的史学家井上清是我在20世纪40年代日本帝国大学的同学，他的意见可以说代表了日本史学界主导意见。他对我说徐福这个问题日本人不愿意承认，那是怕说成是自己的祖宗，我看徐福这个事应该没有问题……”
“您的意思是徐福确实东渡日本了吗？”我又惊又喜“你先别急，先说司马迁，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日本人也极为推崇他。井上清对我说司马迁绝不可能无缘无故在《史记》上记载一个虚构的人物。司马迁与徐福的故事仅相差五十年，很难想象作为同时代的人会去编造一个当时轰动一时的大事件。我是相信司马迁的，那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司马迁是史学泰斗，考古证明司马迁的记载都是准确的。其实我在日本上学时就多次到徐福的遗址去考察，前些年去日本访问我还拍了一些照片……”汪老找出一些照片递给我，这是一组彩色照片，都是日本徐福遗迹和祭拜的照片。真是太好了！我又惊又喜。汪老笑着说：“这些照片送你了，我支持你的观点！”汪老详尽地讲述他在日本留学时，也曾怀着一颗好奇的心独自寻找徐福踪迹的经历，他发现日本人，尤其是流传甚广的徐福登陆地、徐福采药地的当地人不仅极为崇尚徐福，还有很多人坚信自己是徐福的后代！
但自从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后，很多日本人，尤其是极右的民族主义者，不愿承认历史，千方百计淡化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有相当一批学者也参与其中……
1985年太平洋历史学会在山东长岛举行研讨会，贾兰坡秘书长主持这次盛大的研讨会。会议期间，贾老专门安排两个活动：一是与会者参观长岛博物馆。这座仅有二万居民的小岛却有一座漂亮的博物馆，其中最令长岛人自豪的是这里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和东夷人生活实证。贾老亲自对展品一一仔细观察并与当地文物专家讨论。去庙岛群岛考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美好回忆，我与陈老翰生、贾老、房老一大批文博泰斗一起坐在木机帆船上，在碧海上前行，海面上奇石怪峰矗立，如同海上石林，景色异常壮丽。
在庙岛海上博物馆我们看到人类早期航海的实物与甲午海战中的致远号铁锚，一位老渔民向我们讲他所亲历的故事。
没想到在接下来的专题讨论会上却发生意想不到的事。在专题研讨会上，江苏徐州师范大学教授罗其湘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发现徐福村》，罗教授在当地一次户籍普查工作中意外发现江苏秦皇岛附近的一山村竟是古代琅琊郡，这个山村以徐姓为宗，村中庙宇竟供奉着徐福，普查村民家谱皆称是徐福后人。
罗教授将普查结论披露于世引起海内外一片热切关注。当然，最热烈的莫过日本，每年都有大批自称徐福后人的日本人来此寻根并在徐福出海地成头山上集体祭拜，场面颇为壮观。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主席的赵朴初先生闻讯后专程来此并亲笔书写“徐福村”碑。但罗教授这篇论文却遭到国内一些知名大学历史系专家的猛烈抨击：“徐福是历史上虚构的人物，不足为信。”
学者们对罗教授群起而攻，我忍不住拍案而起，我以采访汪向荣教授的经历，再次提出应如何评价司马迁和《史记》的问题，我问道：“如果今天有人说司马迁只是个传说，《史记》不足以信，你们这些史学家作何感想？作为仅与徐福东渡不到50年的同时代人，司马迁凭什么要用三段文字专门记录此事？他有什么必要去杜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呢？”说实话当时发言也是脱口而出，我看不惯有些人动不动就以日本人怎么认为，仿佛日本人的理论就是他们否定一切的根据。会场上一片寂静紧张，我偷偷看了一下主席台上的贾老，他不动声色地给了我一个坚定的眼神。会后，有学者找到我悄声说：“我们都是汪老的学生，汪老都这么讲，我们肯定听老师的！”
不久，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徐福下东洋》的大块文章，所配的照片正是由汪老送的照片，不久汪老也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刊载他的文章《徐福与徐福村》，汪老以他的方式支持和肯定了我的观点。不久，汪老特意邀请我参加中外关系史学会，成为他旗下的一名会员。
不久，汪老还转来日本学者的一份日文杂志，杂志上赫然登了一篇介绍我的文章，这位叫福岛的日本学者是怎么知道我的，事后才知道这位日本人对中国学术的关注程度要远比国人关注日本周密得多，他翻译了我的论文并摘要刊登在于1987年（昭和六十二年）7月的《日本与中国》一书中。这令人汗颜。在创作《龙骨》的过程中涉及中日早期关系的依据无不渗透着汪老的智慧与提携，我永远怀念这位可亲可敬的大家。
樊锦诗，敦煌研究院院长。2004年拜会了这位传奇式的老大姐，这年夏天我来到敦煌，她刚做了手术，却坚持亲自带我们参观莫高窟，如此贴近地触摸历史，让我为之震撼！大姐如数家珍地讲述敦煌的前世今生……
那天中午她用自产的蔬菜宴请来访的有关领导一行，大姐特意安排我作陪。临行时大姐还特意送给我们每人一本著作与一幅木刻水印敦煌壁画。大姐解释这是专门从敦煌临摹壁画中精选出来，委托荣宝斋制作的，历年作为国礼赠送重要嘉宾。我能有幸获得一幅，让我欣喜若狂！从此，我一有机会就去敦煌拜访大姐，并去丝绸之路寻古探秘……
《龙骨》的创作过程也是我提升自身水平的过程。每每回想起，许多前辈大师一直默默支持着我，甚至手把手地教。记得一次我向贾老转述导演的建议，为了收视率，要虚构一些情节，尤其要加入美女的戏份和惊险片断。贾老听完后，十分严肃地对我说：“绝对不要虚构，这件事（指‘北京人’失踪）本身就足够传奇，千万不要胡编乱造，我们中国的宝贝，要有一部中国人自己声音、自己观点的作品！外国人搞了很多猎奇的影视，那些是为了金钱而不是向历史负责……”
邬家馥、刘系芝是我的父亲、母亲。1937年淞沪战役父母吿别故乡奉化，来到抗日前线，与千千万万的爱国青年一样，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去延安，成为两位百炼成钢的革命军人。把他们写进《龙骨》寄托着对老一代人的思念，更是去理解他们所走过的征程……
朱毅（化名）、李宏癸是我同一研究所同事，我有幸与二老同住过一个宿舍。朱老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是我国第一代枪械专家，1949年受学长——时任国民党兵工署署长俞大维竭力推荐成为该署枪炮局少将副局长，他回国后被指派验收美国援华军械，原本想报效祖国的他看到蒋介石一心打内战而失望，后弃官跑回北京家中，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留用人才到一机部某研究所工作，20世纪80年代他退休回北京与在协和医院当护士的女儿在一起，因我和朱老同一宿舍成了莫逆之交，我还跟他学过一年的德语，本书的德国留学生以其为原型。1986年冬，我随部领导到武汉视察工作，一天晚上民生公司总经理卢国纪来访，因为生病，他是被人背着到我们驻地拜访的。卢国纪是卢作孚的第二个儿子，他详尽地给我们讲述了抗战时期父亲指挥长江大撤退的壮丽故事，不知不觉中我们谈了很久，因考虑到他的身体只好结束了谈话，临走时他送给我一本亲手签名的书《我的父亲卢作孚》和一些关于民生公司的资料。他恳切地对我说：“如果你要想写这段经历可随时来找我，我将全力支持！”
1987年我参加国务院长江上游考察团来到金沙江上游时，亲眼看见一群纤夫艰难地拉一艘木船，他们就在我面前不足几米的地方经过，赤脚踩在岸边的沙石地上，竹编的纤绳深深地勒进了已经变形的肩膀……这个场面强烈地震撼了我，让我联想起卢国纪讲述的宜宾大撤退中的纤夫……
1992年我随瑞中友好贸易团访问瑞典斯德哥尔摩，热情的使馆工作人员带领我们参观瑞典王宫花园，那是个美丽的岛上花园，看着古典的皇家建筑和宁静的花园时我突然想起安特生与古斯塔夫王子当年或许就站在这里，畅谈着向往中国的理想和先辈们曾经的辉煌。我仿佛也身临其境……
这一切的一切都为我创作《龙骨》注入了活生生的感受与第一手素材……
在创作中我还得到许多前辈，斯季英阿姨、老首长王成斌司令员等，当然还有我的父母和郑宁妈妈的帮助，他们始终是我坚实的支持者，如今他们几乎都已逝去。如今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府学胡同36号里的海棠花和玉兰花争奇斗艳，满园芬芳馥郁，朵朵柳絮与花瓣在风中起舞，象征着我们共同的纪念。愿人们可以从《龙骨》中看到他们的身影。
邬江
2016年清明于北京宅中
龙，中国人心中最神圣，也是最具想象力的图腾，承载着中华民族太多的期盼与梦想。但是，从龙图腾出现一万年以来，我们至今不知，龙究竟是由何种动物演变而来？
公元前500年，孔子专程赴洛阳拜会了老子。关于龙的话题，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十分有趣的讨论。老子自称见过龙：“夫龙之为虫，可狎而骑也，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杀人。”（引自《韩非子·说难》）孔子则调侃道：“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引自《史记·韩非子列传》）
孔子对老子绘声绘色地形容龙的存在并不感兴趣，以至弟子们十分诧异，归来后的孔子对这次轰动一时的会晤竟避而不提。“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归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胁，予又何归老聃哉！”（《庄子·天运篇》）
用今天的话讲，孔子并不认为龙是真实存在的动物，而是一种精神修炼的“气场”。
关于孔子与老子的会晤是历史上流传甚广的经典事件，20世纪70年代，山东嘉祥县出土汉代大墓中，赫然在列一组石刻画像，内容正是孔子拜会老子。
事实上，类似石刻、砖刻画在各地多有出土，这说明这场会见对中国历史产生多么大的深远影响……
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考古工作者挖掘了一个新石器的墓葬群，其中标注M45号大墓出土一具墓主人骨架（墓主人身高1。84米），在东侧由白色蚌壳摆出长1。78米、高0。67米，头北尾南的“龙”形图案，与之对称的则是一条虎形蚌塑。据考古学者用碳14测定，该墓为6500年前仰韶文化后期墓，而辽宁阜新县石块堆塑的龙则被考证为8000年前的。
出土的青铜器、陶器龙纹式则为代表良渚文化的玉手镯（杭州余杭瑶山）和甘肃渭水出土的鲵纹彩陶瓶，商周青铜器龙纹被证实是存在于3800年至5800年以前。这些实物证据可以充分地表明“龙”以及“龙”的文化在中华民族进化过程中始终陪伴左右。
众所周知，恐龙的发现距今不到200年的历史。1822年在英国的一个小村庄，世界上第一块恐龙化石被发现，这个发现如同在已知的世界里投下一个足以改变世界观念的震撼弹。从此，古生物热和恐龙热席卷世界。中国古代流传的“龙”的概念就是指“恐龙”吗？难道8000多年前的中国人就已经知道这个地球上还有一种早已灭绝的动物——恐龙？龙究竟是从什么样的动物演化而来的呢？考古界可谓众说纷纭。
闻一多先生在其《伏羲考》一文中认为：“大概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龙。”闻一多先生的主要依据是汉代砖刻像，这种伏羲、女娲交尾图在马王堆辛追墓中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关于龙的演变，学者们归纳了10种可能演变成龙的动物或现象，如：蛇、马、蜥蜴、河马、鳄鱼、鹿、猪等以及与云彩、闪电、彩虹、松树等自然现象合成的图腾。
龙骨，不言而喻，就是龙的骨骼。我们惊喜地发现2000多年前中华医书中就已明确记载：“龙骨”是可入药治病的中药，这比西方提出的动物化石早2000年。更有趣的是，古人早已知道龙骨并非是龙变成的，而是动物“石化，而非龙化耳”（参见《神农本草经》）。
生物学家达尔文在研究了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后赞叹其为：“十六世纪中国百科全书。”
2013年8月间，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了920余件竹简，其中被考古学家推断，疑似含有失传已久的扁鹊医书，这些被初定为《敝昔医论》等九部医书的竹简至少将中国医学古籍的出现时间提前了数百年……
“龙”字，最早大致见于崖刻图腾与甲骨文中，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左传》《周易》《论语》《尔雅》等著作中，还有大批出土的被证实至少应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
我们称自己是龙的传人。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是否可以给出基本的答案呢？100多年来，几代学者不懈地试图解开这个困挠人类的问题。然而，当人类面对历史时总会提出这样那样的质疑：那是真实的吗？
英国人柯林伍德提出一个新观点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自己对发生的事件的认知，也就是说历史本身或存在人为的不确定性。学界将这种历史观称之“思想史学派”（柯林伍德学派），与之对应的学派为传统的“考据派”（兰克学派）。疑古或否定历史是有失人们普遍认知公允的偏颇之举，历史记载固然存在史者个人因素在内，但纵观人类几千年文明史基本是准确的和有依据的。当然，后人对历史有不同解读并不奇怪，但对历史基本事实却是一致认同的。好在现代有了考古学，它不掺杂任何个人恩怨，真实准确地以出土文物为证据，无论史前还是有史历史都予以客观佐证。有哲人说“史者是忠实的历史记录者，而考古者则是历史的鉴证者”，现在的探索正是从考古与历史相互印证揭晓千万年遗存的谜底！
根据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教授1984年的著作《周口店发掘记》，自传等著作与贾老本人亲历口述为主线索，并参考大量第一手文史档案进行创作而成的《龙骨》，从清末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发现中药中的一味叫“龙骨”的药上有文字起，到瑞典科学家安特生发现‘北京人’牙化石开始，拉开了中国近代百年田野考古史的序幕。
然而，正当中国考古成就让世界震撼和瞩目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世界陷入东西两个法西斯国家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法西斯军队的铁蹄下无数的生命涂炭，无数的财富与文化遗产被掠夺、破坏。在惨无人道的暴力战争同时，还有另一场特殊的战争——“文化战争”也如影随形。双方拼搏的“战士”不是带枪带炮的“军队”，而是敌对国顶尖学者、文人！人类文明的魂宝——‘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正是在这场没有枪声的“战争”中神秘失踪！几代考古人冒着生命危险锲而不舍地追寻国宝“北京人”头骨。
自1984年起，受命于周谷城会长、贾兰坡院士亲自委托，由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中国对外关系史学会会员邬江创作一部以贾兰坡院士为原型的中国考古人经历的40集影视剧。为此，他对贾老持续贴近釆访18年，是《龙骨》原创作者。
1985年《龙骨》影视剧剧本脱稿后，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予以高度肯定并欣然命笔为本书题名。周谷老说：“这个名字起得好！龙骨是味中药可以治病，同时它又是化石可以探索人类起源！就今天而言，龙骨是种民族精神！”他指着身边的贾老感慨地说：“贾先生就是位长着龙骨的人！”
如今敬爱的先贤们已静静地安息在龙骨山的绿茵中，但他们留在龙骨山的足迹仍在前行，他们的英灵永远守候在那里等待“北京人”归来……
崔国民和邬江是30多年的老同亊和朋友。2005年，根据有关专家学者的建议将《龙骨》剧本先行还原成小说，日后再适时改编成影视和其他文化作品的意见，崔国民和邬江协商决定由邬江执笔共同合作将影视剧《龙骨》还原成小说。经过数十年（32年）的不懈努力与数百次反复修改与补充并经受国家有关部门两次严格审查，终于于2016年批准出版。
《龙骨》时间跨度大（从清末、民国到现代），人物众多（科学家、艺术家、实业家和军事家）在重大时代事件背景下演绎全景式百年传奇故事，小说采用真人、真事为基本素材并适度进行艺术加工，尽可能使不同时代背景的人物鲜活生动，让历史场景感同身受，期待广大读者能喜欢它。由于在创作中涉及到的专业知识、历史背景、事件回忆等须查询海量资讯和文史档案，须一一作出合理甄别并予以筛选，故创作难度极大，其中本书对历史相关传闻、传言进行甄别和探索。作者非职业作家，更不是考古学家，难免对专业技术及历史悬疑存在一定疏漏与谬误之处，恳切欢迎大家予以斧正。
本书创作过程中始终得到太平洋历史学会会长周谷城（已故），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贾兰坡院士（已故），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著名日本史学家汪向荣教授（已故），中国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和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高峰，导演刘毅然，制片人邹小提、贺东平，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徐光冀老先生，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林圣龙先生，著名作家丛维熙、赵思敬先生的长期关注与支持，借以《龙骨》面世之际，在此表达深深的感激之情！
特别感谢房山区区委、区政府、区人大各级领导长期支持；感谢周口店猿人遗址杨海峰同志和房山区广大人民群众和朋友无私关怀；感谢梁思明阿姨（已故），著名画家张学成先生，还有邬志超和邬晓林先生，倪晓梅女士，没有他们的关怀与鼓励便没有今天的作品。今天他们中许多人已去世，但愿人们在《龙骨》中看见他们不平凡的经历。
“本书谨献给伟大的科学家贾兰坡院士与考古学、古人类学的先贤们；
谨献给我亲爱的父亲，母亲和已逝去的先辈们；
谨献给至今仍锲而不舍地寻找‘北京人’头盖骨的人们！”
作者：邬江、崔国民
2016年4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