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委员长对于香港期望甚殷”
同年12月27日,铃木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牵线搭桥,首次秘密会晤正在香港为重庆国民政府采购抗战物资的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宋子良。
宋子良是当时民国权贵名门宋家的第五个孩子。他的大姐宋霭龄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的夫人;二姐宋庆龄是已故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的夫人;三哥宋子文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部长,现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四姐宋美龄是蒋介石的夫人。
宋子良对铃木说:
倘使日本是尊重中国的名誉和主权的,重庆政府有和平会谈的准备,因此希望日本在承认汪兆铭政府之前,认真同重庆政府协商。
中国方面为了和平是希望美国等第三国从中调停的,但不管怎样,日华两国在开始谈判前必须休战,而且日本必须保证撤兵。
当时,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名兆铭)已经投靠日本,正在日军的保护下,筹组全国性的汉奸伪政权。宋子良的这番话转达重庆政府对日本的要求:(一)日本在承认汪伪政府之前,应与重庆政府协商;(二)两国既要和谈,就必须休战,日本必须保证撤兵。
不过,日方对宋子良的身份及其能否代表蒋介石存在疑问。因此,铃木在此后和宋子良的密谈中提出,重庆方面应该迅速派遣能够负责重庆政府中枢政策的秘密代表来香港,与日本方面的秘密代表开诚布公地会谈。
1940年2月10日,宋子良在与铃木的第四次密谈中表示,自己已向蒋介石及宋美龄汇报,蒋介石决定派出授权代表,与日方高层代表在香港谈判。
同年2月14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今井武夫大佐到达香港,偕同铃木与宋子良、张治平会晤。会晤地点在台湾拓殖公司在香港经营的东肥洋行的会客室。今井武夫后来忆述与蒋介石的妻弟宋子良初次见面的印象,说:
他果真是宋本人吗?当然不可能断定。这人四十岁左右,白皮肤,身长不高,约五尺二三寸,英语流利,手里时常拿着雪茄烟,态度很有礼貌。当时,宋子良对今井武夫和铃木说:
希望在举行日华两国政府正式和平会谈前,二月底首先在香港举行两国秘密代表各有三人出席的圆桌预备会谈,讨论和平条件。
重庆政府对于这次的秘密讨论寄予很大的期望,所以它的代表都携带着委任状。同时,宋美龄也预定前来香港,从侧面进行援助。
日方对宋子良转达的重庆信息极其重视。2月17日,今井武夫回到南京,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报告详情。19日,他飞往东京,向闲院宫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烟俊六报告。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协商之后,决定同意重庆的提议,在香港举行圆桌预备会谈。21日,参谋次长将此事上奏天皇。
日本大本营随即派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臼井茂树大佐,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派今井武夫和铃木,作为直接与重庆政府代表密谈的三名日方代表,并且将此次诱降蒋介石的密谈命名为“桐工作”。
为了劝降蒋介石,日军在“桐工作”进行期间,不仅推迟汪精卫筹组的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的计划,还延缓对中国西南战略重镇长沙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P14-15
近代以来,香港经历过两次战争。
一次是19世纪40年代初期曾经给中华民族带来屈辱和反省的鸦片战争。战争给香港带来的命运,已是众所周知。
另一次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华民族终于首次战胜外国侵略者的抗日战争以及同盟国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太平洋战争。香港在战争中的牺牲和贡献,还鲜为人知。
从战争规模、持续时间、激烈程度,以及中外人士广泛参与的范围来说,香港经历的后一次战争远远超过前一次战争。因此,可以确切地说,香港真正经历的只有一次战争,即香港对日作战。
参加香港对日作战的,有包括香港华人在内的中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印度人、美国人。在香港对日作战的国家和政党,共有三国四方,即中国(含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方)、英国、美国。三国四方的首脑远在千里之外运筹帷幄,三国四方的将士在香港地区决胜疆场。香港对日作战,无疑是中国抗日战争和国际太平洋战争的重要一役。香港在战争期间经历的苦难、奋斗、胜利和遗憾,与战争带给中国以及其他盟国的遭遇紧密相连。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早已逝去大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或许已经抚平战争亲历者及其后人的身心创伤,促使期盼世界和平者探求引导昔日的受难者、反抗者与施暴者的后人消融仇恨、达成和解的路径。可是,后人和解之路只有建构在厘清前人历史与是非的共识基础上,才能消除世代因袭的怨怼,开启友好合作的前程。有鉴于此,将迄今仍然鲜为人知的香港对日作战的历史概貌客观展示在世人面前,仍然是香港历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了发掘和彰显这段被岁月烟尘掩盖的历史,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英国的作家、学者陆续出版相关的中、英文著作。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内地也出版有关东江纵队在香港抗战的著述和资料集。
所有这些成果,或集中描述香港抗战史的某一段历程,或集中介绍参与香港抗战的某一个人群,从而引导读者得出合乎某一侧面史实的认知。它们虽然都未能完整展现中、英、美三国和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英国、美国四方在香港对日作战的历史全貌,却奠定了对这段历史进行全面探索、宏观把握的学术基础。
当年属于绝密而今已经解密的中、英、美、日等国的大量档案文献,为全面、真实地揭示这段历史提供了坚实的史料依据。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前夕,笔者利用应邀到香港进行学术访问研究的机会,收集有关香港对日作战的中外历史资料和档案文献,和内子陈红一起,共同撰写这部书稿。 书稿的表述形式经过了一番斟酌:是写成一本正经的学术专著,仅供崇尚高雅的学术小圈子品评,而失去普及香港历史的功效?还是写成向壁虚构的小说家言,风靡一时便烟消云散,无法维持长久的生命力?斟酌的结果是:两者都不可取。
窃以为,历史专业的研究者需要借助文学的感染力,兼顾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史学的真实性与文学的可读性相统一,乃是文史类著作赖以普及和持续的活力。因此,本书决定采用历史纪实的表述形式,以翔实的档案文献为依据,借助文学对于历史场景与具体细节的想象和描述,力求如实而生动地展现昔日中、英、美三国和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英国、美国四方在香港对日作战的综合历史画卷。
1997年12月,本书由广州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次年11月,该书重印。
18年后的2015年,适值中国抗日战争和国际太平洋战争胜利70周年。在寰宇同庆的日子里,缅怀昔日中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在香港合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反省人类相斗相残的惨烈教训,目的当然不是延续中国、盟国与日本之间的上代仇怨,而是在尊重历史、明辨是非、总结教训的基础上,谋求共识,俾有助于昔日战争中分处敌、我、友地位的亲历者的后世子孙们达成相互和解,永不重蹈战争的覆辙。
有鉴于此,笔者再次修订本书,书稿按照审读专家意见,删去相关文字,由广东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献给关注这段历史的各界读者,希望继续得到有识之士的批评指正。
莫世祥于香港宝马山
2015年3月18日
莫世祥、陈红编著的《日落香江》是一部深刻剖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香港政局与大国关系的抗战著作,生动地展现当时中、英、美三国以及国民党、共产党、英国、美国四方在香港对日作战的综合历史画卷,讲述中国人浴血奋战的历史记忆。
香港对日作战是二战期间中国抗日战争和国际太平洋战争的重要一役。香港在战争期间经历的苦难、奋斗、胜利和遗憾,与战争带给中国以及其他盟国的遭遇紧密相连。莫世祥、陈红编著的《日落香江》采用历史纪实的表述形式,以翔实的档案文献为依据,借助文学对于历史场景与具体细节的想象和描述,力求如实而生动地展现昔日中、英、美三国和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英国、美国四方在香港对日作战的综合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