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故实》的著者桑逢康研究员阅读并掌握了大量胡适本人以及他人关于他的传记和著述资料,以17项“要事”为骨干,130则“逸闻”为枝节,全方位地展示这位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重量级人物的风采和瑕疵,生动、深刻且细致入微地描述他在文学、哲学、历史、教育、政治、外交诸领域以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所留下的深深的个人印迹,其中不乏脱离本国实际的自由主义的偏执,此外也发扬着令人抚今追远的中西方传统美德。著者基本的思路和见解正像他在该著作中所表明的:“对于胡适的思想、观点应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胡适的反共立场及其有关言论,理所当然是应当反对的;他的哲学理念、学术观点、教育主张等等,则既有真知灼见,也有谬误之处,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
胡适是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位重量级人物,在文学、哲学、历史、教育、外交、政治诸方面、诸领域,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产生过很大影响。虽然被“冷冻”了许多年,如今却又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综观胡适的一生,值得著之书帛的事情的确很多。桑逢康编著的《胡适故实》将胡适主要从事或参与的17项重大史实,以及130则逸闻趣事,分为“要事”与“逸闻”两篇,借此呈现给读者一个完整而多面的胡适总体形象。
本书史料翔实,叙述生动,兼具文献性与可读性。
“我如何能副这许多人的期望呢?”
1930年10月17日协和医学校请胡适去讲演,时间定在晚上八点半。这是胡适离开北大南下上海三年多后,回到北平的第一次公开讲演,备受世人注目。北平一家报纸早上就登出了胡适讲演的消息,并透露了讲演的题目是“哲学是什么”,地点在协和医学校大礼堂。
晚七点胡适应陈百年等北大旧友之约到东兴楼吃饭,与协和医学校的朱友渔约定八点零五分派车来东兴楼接他。刚坐下来吃了几个菜,朱友渔便把电话打到东兴楼,对胡适说:
“可不得了啦,今晚来了无数中国学生,都是看到报上的消息后跑来的,七点以前就把大礼堂坐满了。现在来的人仍络绎不绝,拥挤不堪,本校的人反而进不来了。胡先生,这种局面如何应付啊?”
胡适想了一想,说:“告诉他们,今天的讲演是用英文的。”
他以为这样大多数不懂英文的人就会主动退场了,大礼堂腾出座位来让懂得英文的师生听他讲演。朱友渔却不这样看,他对胡适说:
“这话我已说过了,可他们说既来了就不走了,必要听胡先生对我们讲一次。”
胡适看了看手表:正是晚七点半。离讲演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他不想让那么多热心的听众失望,不愿扫他们的兴,拂他们的意,便对朱友渔说:
“你送车来,我先用中文讲一次。”
胡适匆匆吃了半碗饭,就坐车赶往协和医学校大礼堂。开到礼堂大门外他下了车,见来听讲的人确实很多,他勉强挤进门口,在朱友渔的引领下走上主席台。举目观瞧,只见偌大一个礼堂座无虚席,听众一个挨一个挤得紧紧的,就连四周空隙处都站满了人,礼堂内挤不下,有许多人只好在两旁的窗子外面站着。这个大礼堂有三百个座位,今晚来听胡适讲演的足足有上千人,由此可见胡适讲演有多么吸引人,热到了什么程度!
为了满足听众们的需求,胡适先用中文演讲“哲学是什么”。听众虽然拥挤,却十分肃静,一个个伸长了脖子聆听他的讲演,都把听胡适讲演视为一次绝大的精神享受,像在音乐殿堂里聆听顶级大师演奏乐章一样。
胡适讲了三刻钟,宣告完毕。朱友渔站起来叫听众退场。
其时门外仍拥挤不堪,听众无法退去,胡适见状叫他们从讲台上两边的门走,但前面人退去了,后面的人又挤了进来,礼堂仍是满满的。
朱友渔和胡适商量怎么办,胡适只好在台上大声说道:
“下面我要用英文讲演了,请不懂英文的人退让一下,我答应你们改日在北大再讲一次!”
可是听众们仍是不动。胡适等了一会儿,看到几百上千双眼睛热切地望着他,只好用英文讲开了。全场仍然很肃静。胡适又讲了三刻钟,最后并用中文做了一个简单的提要,才在听众的鼓掌声中走下讲台。
像“哲学是什么”这样的讲演题目,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不会有多少人来听的,但胡适的讲演却受到了这么热烈的欢迎!这让他既感动又觉得责任的重大:“我是一个谦退的人,最怕虚声。虚声越大,我觉得对社会国家的责任也更重,因为人对我的期望更大了。我如何能副这许多人的期望呢?至于遭忌,还是小节,不很在我的心上。”
“国家吃亏在缺少说实话的‘傻子’”
1930年5月,有一天,一位白头发的老人来大羊宜宾胡同拜访胡适。不巧胡适不在,老人就留下一大包文稿,还写了一张条子给胡适。
胡适回来后拿起纸条一看,才知道来访的是官话字母的创始人王小航,又名侃,生于1859年,比胡适年长32岁。这位老先生在报上看了梁漱溟和胡适辩论的文章,对胡适很是同情,所以特地登门看望,却不遇而归。这让胡适心里既感动又颇有些抱歉。
王小航三十多年前就是一位革新志士,庚子乱后作为奉旨严拿的钦犯,他躲在天津创作官话字母,想替中国造出一种普及教育的利器,以后又冒着生命危险,到处宣传他的拼音新字,宣传新学。到了民国19年(即1930年),仍主张救国根本之计在于普及教育。胡适也是主张“教育救国”的,仔细拜读了老人留下的文稿,直感到王老先生在思想上竟是他的一个新同志。尤其是其中一篇《贤者之责》末段“朋友朋友,说真的吧!”让胡适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震动。
过了两天,胡适去王小航居所水东堂回访。两人倾心畅谈,老先生很沉痛地对胡适说:“中国之大,竟寻不出几个明白的人,可叹可叹!”这句话给胡适的刺激太深刻了,他想下面没有普及教育,上面没有高等教育,明白的人难道能从半空里掉下来?
“平心说来,国中明白的人也并非完全没有。”胡适说,“只因为他们都太聪明了,都把利害看的太明白了,所以他们都不肯出头来做傻子,说老实话。这个国家吃亏就在缺少一些敢说老实话的大傻子。”
在胡适看来,这位大声疾呼“朋友朋友,说真的吧”的王小航老先生,就是一个肯说老实话的傻子。而一个人要能说老实话,说真话,必须要具备四条: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时髦不能动。
P437-440
在现代文化史上,胡适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在文学、哲学、历史、教育、政治、外交诸方面、诸领域,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文学:胡适首先倡导“文学革命”,与其他先行者一起开辟了“五四”新文学整整一个历史时代。
学术:以他为首的“胡适学派”独树一帜,影响巨大。晚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教育:担任过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校长和上海中国公学校长。
外交:抗战时期任驻美大使。
政治:差一点当了中华民国“总统”。
以上经历和业绩充分说明,胡适一生值得著之书帛的事情很是不少。
有鉴于此,本书在学术架构、内容编排与陈述方式上,以胡适的生平事迹为主,又分为“要事”和“逸闻”两篇。采用这种别具匠心的“二元结构”,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前一篇均为胡适从事的主要工作或参与的重大事件,共有17项,如:倡导文学革命,由教授而执长北大,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西文化比较,整理国故,“人权”论战,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后又被开除,“学者外交”,在“沈崇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疏导”学潮,“民主”怪圈与“总统”宝座,“自由中国”事件,与中央研究院始末等。在这些主要工作和重大事件中,凸现了胡适的政治立场、哲学理念、教育主张、学术观点。本书根据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逐一进行评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基本的思路和见解在书中做了如下的概括:“对于胡适的思想、观点应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胡适的反共立场及其有关言论,理所当然是应当反对的;他的哲学理念、学术观点、教育主张等等,则既有真知灼见,也有谬误之处,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
后一篇收录有关胡适的逸事趣闻130则,大都是一些生动有趣而又真实的小故事,如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把新潮流引进娘子关、“尊重社会的信任”、最满意的生日庆祝仪式、戏作《成仁周年纪念歌》、“从不作一篇不用气力的文字”、“从不怨恨骂我的人”、“胡大哥的高轩”、提携罗尔纲、节俭克己之一例、“我从不积蓄”、“透支”生命,等等。这些逸事趣闻从细微末节处显示出胡适的人品与学识,诸如宽厚容忍、平易谦和、博学广识、提携后进、清正廉洁、勤奋著述等,说明胡适是一位有学问、有道德、有修养、值得尊敬与怀念的知识界代表人物,既是思想文化巨人,又是百姓通常所说的好人。20世纪50年代初大陆虽对胡适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但事后中共方面曾通过有关渠道向其表示:“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反对的不过是胡先生的思想。”可见对胡适的道德节操和人格魅力均有共识。
如果说上篇“要事”是躯干,是骨骼,下篇“逸闻”则是肌肤,是血肉。本书将它们有机地、完整地组合起来,并用生动的文字表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人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饱满充实的胡适——活的真实的完全的胡适。
本书以《胡适故实》冠名,和已经出版的《胡适人际关系》是姊妹篇,一个以事件为主,另一个以人际关系为主,合起来几乎就是完整的胡适了。这和以往众多学者撰写与出版的各种胡适传记,在学术架构与论述方式上都有很大不同,具有显著的特点。
这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同时又具有相当的可读性,能引发读者阅读的兴趣,从中获得知识与教益。
本书是在大量史料基础上写成的,主要依据《胡适全集》(44卷)、《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0册),此外并参考了有关胡适的图书20余种,以及近年解密的“蒋介石日记”。
为忠于历史的原貌,故而引文较多,除按一般学术专著的惯例注明出处(包括书名、篇名、作者、发表或出版时间与刊物以及页码等)外,本书的注释部分还对正文中提到的一些事件和人物作了必要的说明或补充,有的注释属于阐释性的延伸。
总而言之,就胡适而言,不分大小事,尽在此书中。这使我不禁想起了白居易曾有诗句云:“大珠小珠落玉盘。”“要事”有如大珠,“逸闻”有如小珠,一起落在作者劳心费力制作的“玉盘”里,未知是“呕哑嘲哳”呢,抑或“如听仙乐”?
是为序。
桑逢康
2013年4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