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我进京是做皇帝的，没说是做皇太子啊。于是，明朝历史上长达四年的“大礼仪”之争就此开始。“大礼仪”之争的核心问题是：是明世宗改换父母，以明武宗的父母为父母，还是明朝从此改换世系，以明世宗去世的父亲为先王并享受先王待遇的祭祀？
明世宗是历史上一位非常有争议的皇帝。一些人认为，明朝的衰落就是从嘉靖时期开始的，明世宗后期荒殆误国、重用术士，积天下之资炼服丹药，导致了国家的衰败；但学者田澍先生认为，由于明武宗的荒唐误国，明朝基业在当时其实已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明朝的命脉在这个时候几乎已经断裂了，之所以没有断裂，就是因为“嘉隆万改革”，即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改革改变了这种局势。而“嘉隆万改革”的起点，就是明世宗。对于“大礼仪”之争，在一般的评论中，明世宗只是在为自己的家庭争取相应的地位，田澍先生却认为，明世宗其实是通过“大礼仪”之争，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树立了自己的新形象，“世宗即位的特殊性决定了嘉靖革新能以全面整顿吏治、清理官僚队伍为核心，最大限度地扫除明代百余年的积弊，激发统治阶层的活力”。此也备一说。
少年求学：师从高师冯思翊
孔天胤一日日成长起来。据他晚年自述，年轻时“尝学剑，学剑不成去学书，学书不成去学为儒”(《渔父说》)，当然这是自嘲的说法，但由此可知其在少年时期有过学剑、学书法的经历。
由于孔天胤青年时代的诗文佚失，其学习经历也不见于他人的记载，我们很难具体了解他的学习情况。倒是有一些关于孔天胤少年时代的民间传说，颇有趣味。
相传孔天胤幼年刚入学的时候，像所有调皮捣蛋的男孩子一样，读书并不用功，父母毫无办法。有一天庆成王府里的舅舅去家里走动，孔天胤的母亲拉家常时就说到了孔天胤，说这孩子记性虽好，就是不用功读书。身为镇国将军的舅舅听了非常生气，说要好好教训于他。待孔天胤回来后，舅舅就狠狠地把他训斥了一顿，并用激将法激他说：照你这样虚度光阴，日后如能成才，我当舅爷的趴在你的胯下来回过三遭。这话使孔天胤的自尊心受到强烈刺激，自此以后便发奋读书，十年寒窗后平步青云，中了榜眼。之后，孔天胤命人在他舅舅的门前造了一座气势宏伟壮观的牌楼，满城的人们都来观赏牌楼的精巧与威风，交口称赞孔榜眼的文才盖世，连舅爷也跟着荣耀门庭。舅舅欣喜之余，突然想起早些年训斥外甥时的赌气话，不禁脸红至耳根。这条街由于这座牌楼又高又大，简直能遮去半道街的阳光，因此人们就把它叫作黑楼底。
这颇有几分俗套的励志故事有几分真实性暂且不说，但这故事至少说明了汾阳民间因出了孔天胤这样一位榜眼的自豪感，并把它作为一个教育儿孙读书上进的励志故事代代相传。
能够真正确定的孔天胤的求学经历中，冯思翊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教师。在孔天胤晚年为冯思翊所写的墓志铭中，写到自己能“登甲乙之选”，即考中举人和进士，具有“居藩臬之尊，绾郡邑之章，列师儒之秩”的人生业绩，“皆先生佑启之也”。孔天胤对冯思翊先生的教诲之恩感激备至。
冯思翊，万历《汾州府志》有传，称其为“隐居教授，聚徒讲学，科第得人最多。榜眼孔天胤、进士王文翰辈，举人赖君恩辈，选贡田选辈，皆出其门，一时称盛”。其中所举的学生名录中，王文翰与孔天胤同登嘉靖十年(1531)乡试举人。
关于冯思翊的故事，汾阳流传着许多不同的说法。在民间传说中，冯思翊被演化成了“冯老李”或者“疯老李”，也有人叫他李半仙。相传疯老李经常躺在炕上看《周易》，因为他的八卦图就画在家里的天花板上。（P11-12）
应该说，写作《孔天胤传》有三个重要的机缘。
一是北岳文艺出版社的“三晋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工程的启动。我检视名单，发现其中有孔天胤，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选择他，只是因为他是明代“汾州文同里百金堡”人，而百金堡今属文水县西槽头乡，与我的家乡西槽头乡东槽头村仅隔三里地，在我们村的西北方向，中间隔着一条文峪河。文峪河又名文谷河，孔天J乱号文谷，这一发现勾起了我对于家乡那条河流的深情回忆。
二是赵桂溟老师此前对于孔天胤的介绍以及他对于孔天胤的前期研究。知道百金堡那个小村庄历史上出过这么一个大人物是在两三年前，此前我只知道我们村东南方向三里地，隔着磁窑河的狄家社村有宋代大将狄青。当研究山西文化三十余年，现兼任山西省法显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的赵桂溟老师告诉我百金堡村有一位明代皇室的外甥考中榜眼、官也做得很高的时候，我惊讶于自己对此的一无所知。我初中就读于西槽头乡中学，有不少百金堡的孔姓同学，也经常随同学去百金堡玩，但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那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村庄，曾经出过这样一位大人物。惊讶之余在网上搜索，竟然找到了影印版的《孔文谷集》，毫不犹豫地买下来，开始了抄写和研读。赵桂溟老师知道后，说十年前他已对孔天胤的文集做过初步的点校，有现成的电子文稿，阅读起来会方便得多。这份初步点校的电子文稿不仅为我的阅读提供了便利，也为《孔天胤传》动笔后历时半年就得以完成初稿提供了极大便利。赵桂溟老师还将珍藏的民国王埔昌《汾阳县金石类编》借给我，其中有赵讷为孔天胤写的墓碑文，以及与孔天胤相关的诗文多篇，这都为我对孔天胤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三是孔天胤父母墓碑的发现以及韩兵强教授的加入。这事说起来不无神奇，像是偶然又像是必然，更像是上天对于一个精诚所至、寻寻觅觅者的奖赏。决定写作《孔天胤传》后，我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关于孔天胤的资料，从一个销售电子古籍的人处买到了屈万里主编的《明代登科录汇编》，其中有《嘉靖十年山西乡试录》。有乡试录必然有会试录和登科录，顺着这个思路再找，在孔夫子网上找到了明代的《会试录》和《登科录》。仅《登科录》标价就在两三千之间，我找了一家价格比较低的下了单。下单后店主打电话来，说他只有电子版，需要哪一年的可以单卖，其他年涉及的相关人物资料他可以帮我查。这热心的店主名叫孔伟，网名景安斋，是一位身在北京的晋城人，也是一位山西历史文化的研究者和收藏者。他不仅以低价把《嘉靖十一年进士登科录》卖给我，还赠送了我一份《嘉靖壬辰科进士同年序齿录》。他还把我拉进了一个叫“上党营造社”的群，这个群几乎都是身在外地的晋城人，做泽州文化研究。当我在群里问起了关于孔天胤的问题时，韩兵强教授对我的问题一一做了回答，并把孔天胤父母的墓碑照片发给了我。这张墓碑照片对于孔天胤研究至关重要，此前网络上及新版《山西通志》《山西历史名人传》中关于孔天胤家世的介绍全部被推翻。韩教授说这墓碑是一个叫孔宪政的汾阳人发给他的，并给了我孔宪政老师的联系方式。得知孔老师是山西孔子后裔的续谱人，这块碑发现于2015年，因为怕被盗，他在拍照后对墓碑重新做了掩埋。再以后，韩教授加入了孔天胤的研究队伍，成为了我的合作者，并承担了孔天胤任浙江提学副使一章的写作——浙江时期是本书难度系数最大的部分，涉及事件和人物众多，是孔天胤学术思想、教育思想的基本成型期，韩教授为此付出了极大的辛苦。
韩教授虽然身在武汉且是一位工科教授，但对山西的历史文化名人如数家珍，而且此前已投入大量的精力搜集了几乎所有的电子方志和《四库》文集。网络的便捷也为我们这种远程合作提供了可能。我们大多时候通过QQ交流，近二百天的日子里几乎天天沟通。两个人的力量汇聚起来，大大超过了一个人的苦苦摸索，也为传记的高效、顺利完成创造了奇迹。
天时，地利，人和，我们的研究工作就此展开。
写作《孔天胤传》之前，我其实有意无意间已经做了三方面的准备和铺垫。
……
但大多时候，我都是早晨吃一顿，下午五点国图闭馆时出来再吃一顿，进了国图就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太多的资料还没查，忽忽的就是一天。那种下午两三点时的饥饿感，无论经过多久都记忆犹新。国图总馆有一面墙壁摆着《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共一千册，深蓝色的封面，每本都厚重如城砖，我常常踩了梯子取书放书；而这一面墙壁的书，去过多次也只有我一人取阅。古籍馆毗邻北海公园，去得早了常常是先去公园散步，等待古籍馆九点开门，记忆中看到过盛放的荷花和大得夸张的荷叶，也看到过枯干的枝条和清澈高远的冬日天空。但也有出错地铁口的时候，眼看着九点已过，我却不得不花十元买张门票穿过公园，其时路变得如此漫长，白塔湖影全都失了风采，我满头大汗，行色匆匆。
行文即将结束时，突然又想到在决定研究孔天J青L时，好友玄武通过QQ向我传来了《明实录》《明代黄册制度》及孟森《明史讲义》等的影印版，并向我推荐了一些相关书籍，他嘱咐我说：“写得广阔些。”这句鼓励虽然简短，却一直贯穿于我的写作过程中。这也是我在写作之前阅读一系列关于明代背景材料的原因，但是否写得如他所希望的“广阔”，却又心怀忐忑。限于篇幅，传记正文初稿五十四万字，二稿四十六万字，终稿不足四十万字，一直删改，删去的不少都是背景性和拓展性的内容，这对于孔天胤其人的集中展示有益，于其“广阔”却又有损。
无论如何，这部传记算是完成了，两年多里我们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投入了这项研究与写作，每一个早晨，每一个夜晚，每一个周末或节假日。就在2016年6月，韩教授出差到河南濮阳，寻访到了孔天胤恩师王崇庆的牌楼和弹劾孔天胤的吉澄的墓葬，兴奋地发图片给我。而我出差到江苏常州，得知常州是与孔天胤同时代人唐顺之的故乡，且孔天胤刊刻的林春《林东城集》就由唐顺之点校，于是一路寻访。在唐顺之读书处，心想如果汾阳也能恢复孔天胤的“文苑清居”，把孔天胤也作为汾阳人的精神名片，该有多好！我们互相打趣，还发明了一个词叫“走孔入魔”。所以，写过这本书之后，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过多久，孔天胤都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了。
记得有一部童话叫《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说的是小男孩尼尔斯被精灵施了魔法，被一只鹅带着做了一次长途旅行。旅行中，尼尔斯经历了许多困难与危险，却也看到了美丽风光，增长了知识，也结识了不少好友。当他重返家园时，不仅变回了人，而且在方方面面都获得了成长。写作《孔天胤》的过程颇与此类似。对孔天胤的研究，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丰富博大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天胤传》写作的完成不是结束，而只是一个开始。
当然，付出足够的努力并不代表这是一本完美无缺的书，不排除书中还有一些没有发现的错误，或者出版后又有新的材料出现。希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便于以后修订，在此先行谢过。
2017年5月
现代化进程中的山西文学
杜学文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课题。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将面对，难以回避。个人，作为社会的组成细胞，也同样如此。这并不以我们自己的意志来转移。综观世界各国，在这种转化的进程中，都有了不同的选择，并表现出各异的特色。但总的来说，还是目前我们称之为“发达国家”的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其成功的转化有诸多原因，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与其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农耕文明的不发达，以及突出的个人奋斗精神、重利思想、实用主义等有极大的关系。而目前世界上的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则在向现代化转化的历史进程中，又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就中国而言，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农耕文明得到了充分发展，并达到了最为繁荣的境界。现在的发达国家在转型早期的生存压力等表现得并不明显，从而一种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逐渐固化。向现代化转型的原生性动力并不强大。从某种意义来看，中国实际上进入了一种人类最美好的发展境界，那就是，依靠劳动来创造财富，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有剩余的时间来体验人生的乐趣等等。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主要靠外部的强力推动。就是说，因为先发国家对财富、权力、欲望的强烈追求，在吸纳了东方文化，其中非常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之后，骤然表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状态。其商业首先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依靠对海外市场的分割，使过去形成的传统的世界市场在大航海时代变得更加活跃。同时，工业技术得到了快速的进步。人类的新发明成几何级数增长。新技术的出现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物质生产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而与之相应的是社会制度的进一步变革。一种能够服务新的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管理系统逐渐建立，并在血与火之中不断完善。在这样的变革转型中，东方古老的中国受到了西方先发国家的强烈冲击。传统的农耕文明与新发展的工业文明之间出现了严重了错位，并引发了控制、占有与反控制、反占有的残酷斗争。中国从农耕文明的辉煌顶峰跌落，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并反思自身文明存在的问题。在外力的冲击下，中国不自觉地开始了向现代化转化的历史进程。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筚路蓝缕、奉献牺牲，前赴后继、求索奋斗，就是要重新找到国家独立、发展、进步的正确道路，实现民族的复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承担了不同的历史使命。不同的人们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中为这样一个艰难而宏伟的目标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中国的文学，同样没有疏离民族的历史追求，甚至在许多关键的历史时刻，承担了开启民智、传播思想、激发斗志、重塑文明的历史重任。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充满了探索的转型进程中，中国人民表现出了自己最大的智慧与韧性。一直到新中国的建立，才基本形成了主权统一、独立自主的现代国家形态，并以超人的勇气与奋斗精神、惊人的创造力与发展速度迈向现代化。在这样一个伟大的转化进程中，中国虽然经历了失败、屈辱、挫折，但终于创造了他人所没有的成就。而我们的文学，正是这一历史的亲历者、推动者、表现者。就山西文学来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方阵，当然也是这一历史的组成部分。其努力与贡献非常突出。
首先是推动了现代汉语的大众化，为现代汉语从知识阶层走向普通民众，并使二者有机结合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经历了一个从“器”到“道”的转变。所谓“器”，就是中国人在最初以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器物先进，因而倡导“洋务运动”，开办现代工厂，引进西方设施，等等。这些努力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来看，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事实很快证明，仅仅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并不能解决问题。之后发生了制度层面的改革，包括推翻清王朝，建立立宪政权，仿效欧美三权分立及选举制度等等。但是，这种形式上的制度变革没有使中国强大起来，反而使中国成了一盘散沙，四分五裂。于是，更多的人开始反思中国的文化。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部分进行批判；一方面引进国外的思想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等等。新文化运动成为当时风生水起的社会思潮。从今天来看，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有许多过激之言。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就会感到这些批判背后所表露的急切心情及历史合理性。在新文化运动中，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也是最为重要的成果就是把中国人使用了数千年的文言文转化为白话文。从文化发展传承的角度来说，以文言文为代表的中国书面语言具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文明意义。可以说，文言文的简洁、精炼、典雅，以及其表情达意的丰富性，是世界上任何语言都难以企及的。这也正是其生命力之所在。但是，从历史发展的现实来看，文言文也具有非常严重的局限性，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首先是缺乏精确性。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思维追求整体感、人文感、艺术感，中国的语言缺少对事物的准确表述。这种特点虽然具有非常强烈的人文色彩，以及超越了具体现象的整体感，但是与现代工业技术发展中对事物精确性表达的要求有很大的距离。
……
不同于“山药蛋派”风格的作品开始大量出现。首先是题材选择表现得更加多样，其次是表现手法更加多样，再次是创作观念也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山西文学终于形成了从一元走向多样的创作态势。那些坚持以农村为主要创作题材的作家们也积极地吸纳了其他的表现手法，使农村生活的表现领域大大拓展。另一方面，山西也出现了典型的所谓“现代派”小说。心理结构、借鉴侦探小说手法的“悬念”结构、无情节结构、意象结构、寓言式结构等等次第登场，宏大叙事与个人化叙事并存一体。这些作品有的已经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山西作家对文学自身进步的积极探索。
从某种角度来看，山西文学似乎为我们呈现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百年变迁史。这不仅表现在人们广为关注的小说创作之中，同时也更加丰富地表现在文学的其他领域，如诗歌、散文、戏剧，以及逐渐从散文文体中独立出来的报告文学及传记文学之中。当我们追寻这种变迁的历史时，不能割断由山西而表现出来的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山西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从远古以来，这一文明代代相传，承续不绝，其中涌现出众多的仁人贤士。作为个人，他们有自己所处的具体的历史环境、成长条件，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他们似乎勾勒出中国文明发展进程的历史脉络。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价值选择，以及思维模式。对他们进行研究，并用传记的方式表现出来，使今天的人们了解并感受他们所具有的闪光的人文价值，不仅对今天的改革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对我们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重建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将首先使我们看到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的影响力，进而使我们能够进一步确立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觉性。在这些如星光一般闪烁的先人身上，我们将体会到中华文化的魅力、价值和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承续山西文学的精神品格，创作出新的能够表现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而对五千年文明发展进程中那些曾经作出突出贡献的英杰才俊进行文学式的描述，也将是我们传承民族精神的一种努力。因此，组织编辑出版山西文学“双百工程”，有着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这一“工程”包含两个序列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百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分是已经发表出版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现当代小说。通过集中编辑出版，可以使我们比较全面地回顾审视山西文学某一方面的成就与贡献。另一部分是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其目的是推动山西长篇小说的不断繁荣。把它们列入这一工程，即是对文学发展的新推动，也可以延续已有的成果，使人们看到山西文学创作的最新成就及更加生动的面貌。二是“百部山西历史文化名人传记”。山西的报告文学近些年来表现出非常活跃的态势。不仅参与创作的作家比较多，出现的作品比较多，而且产生的影响也比较大。其中一些作家应该说是中国报告文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同时山西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对中华文化发展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英杰先贤。以传记的方式把这些先人在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中的贡献表现出来，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追寻中华文化的精神、操守、品格，并使我们从先人的风采中找到自己前行的楷模和动力，激励我们推动中国的改革发展进步。所以，这也就成为我们的一种责任。相信通过这一努力，既将促进山西文学的进一步繁荣，也将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文化责任，重塑我们的文化形象，展示中华民族在漫长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力量与智慧，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作出积极的贡献。
张勇耀、韩兵强著的《孔天胤传/三晋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是山西明代著名学者、诗文家、出版家孔天胤的第一部历史传记。孔天胤曾被誉为继薛瑄之后河汾文脉的重要承续者，其在当时影响极大。本文在研究孔天胤作品、交游、地方志所载宦迹的基础上，按照孔天胤一生的行迹，分汾州才俊、高中榜眼、初仕陕西、左迁祁州、兵备颍州、汾州丁忧、起复河南、提学浙江、重回陕西、致仕归汾、文星陨落、成就影响十二章，对孔天胤一生在学问、诗文、刊刻、救荒、教育、建书院、保护文物古迹、成就他人、史料记述、结束虏患等方面的贡献进行全面梳理，使这位曾经影响一时的山西大儒能够以历史人物的形象，立体化地重归当下人的文化视野。
二十载仕宦，潜心教育，造士无数，高文典册，两浙关中留佳话。
三十年乡居，精研理学，交游有声，遗爱桑梓，三晋河汾传美名
张勇耀、韩兵强著的《孔天胤传/三晋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以传记的方式把孔天胤在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中的贡献表现出来，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追寻中华文化的精神、操守、品格，并使我们从先人的风采中找到自己前行的楷模和动力，激励我们推动中国的改革发展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