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醒著的《毛泽东在50年代》是首部讲述毛泽东在50年代事迹的书籍，内容详细，史料真实。

《毛泽东在50年代》参考《毛泽东文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镇压反革命”研究》《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等重要文献。

《毛泽东在50年代》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讲述毛泽东在50年代的事迹，将毛泽东从高高在上的“神”，还原为一个真实的“伟人”。

国际环境的艰难与战后的穷困，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真实生存环境。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建设一个新生的国家，其艰难程度超乎想象。毛泽东带领的中国共产党群体在全世界的瞩目之下，艰难前行，成绩卓越。而如何看待毛泽东在50年代这一段发展起点的历史，对于国家未来的方向有着难得的借鉴意义。

孟醒著的《毛泽东在50年代》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尽量平实客观地展现这一历史时期的建设成就与难以避免的弯路，因为这是一项在中国大地上从没有先贤实践过的事业。

本书的基本观点就是，这个年代的一切方面，都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毛泽东殚精竭虑要建设一个不受欺负的强大国家。正确与否，都与之有关。

1948—1949年 开国的民主气象

 毛泽东为什么要修改“五一口号”

 谁能参加新政协？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新政协形成八个民主党派格局的历史渊源

 从对待民主人士的态度看毛泽东的胸襟

 《共同纲领》的颁布为新中国带来蓬勃的新气象

 开国大典前的盛宴，毛泽东有敬必饮

 “不速之客”对开国大典的绝版记录

1947—1957年 中苏同盟，毛、周互相配合，纵横捭阖

 斯大林为何多次拒绝毛泽东访苏

 在中苏谈判中，毛、周二人各展所长

 出兵朝鲜，战略意义大于正义需求

 赫鲁晓夫的中国“蜜月”与中苏反目的缘由

1949—1953年 从新区土改看毛泽东的战略思想

 针对要不要动富农的土地，有各种不同的态度

 土改政策背后不为人知的密集调研

 听取各方意见，《土地改革法》的制定过程堪称新中国民主决策的范例

 广东土改节奏慢，毛泽东直接批评了叶剑英和方方

1950—1951年 毛泽东对“镇反”的时机选择

 反革命破坏活动猖獗，毛泽东的“镇反”举动却相对温和

 “镇反”的“千载一时之机”

 “一贯道”等会道门组织的徒众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是基层党政人员，这引起了地方党政干部的严重不安

 从“北京经验”开始，“镇反”扩大化了

 “镇反”扩大，毛泽东紧急部署收缩

1949—1952年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反腐思想

 “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增产节约运动与“三反”运动相互交织，同时登场

 “三反”与“镇反”同时进行，“老虎”与“蚊子”一起打

 “三反”运动从多个层面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程

1948—1959年 毛泽东与干部任用、干部待遇问题

 南下干部大军，实际上是由南下工作团和南下干部大队两部分混合编队组成的，大行政区与军事战略区中的“山头”是客观存在

 不为人熟知的“干部审查”运动

 毛泽东在干部待遇问题上的思考，供给制还是工资制

1947—1958年 毛泽东与新税制前后党政关系的调整

 财政领导机构的历史变迁

 党政分开的尝试只是昙花一现

 被人们忽视却起着决定作用的党组

 仓促出台的新税制遭诟病

 新税制背后的矛盾根源

 党务机构的行政职能被强化

 毛泽东点名批评周恩来

 党政“一元化”领导的形成

1953—1956年 “一化三改”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共有18年时间。我们准备在这个时间内，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

 “一化三改”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也奠定了后来改革开放的基础

 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

 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既有成绩又有问题

 手工业改造的历程

1956—1957年 “多事之秋”与“五七风云”

 毛泽东的初衷是要开创一个“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判断

 毛泽东要整风，党内不积极

 当毛泽东看出党内整风有阻力的时候，就提出了党外整风

 毛泽东“引蛇出洞”并不是计划好的

 毛泽东觉得形势危急

 “反右”扩大化的原因何在

1953—1959年 从合作化到公社化的深层考量

 毛泽东要彻底解决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

 农业合作化要为工业化奠定基础

 为什么要搞统购统销

 “抢粮”与“退社”

 风波之后的调整

 毛泽东对“公社化”的考量

 毛泽东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

 “人民公社好”是毛泽东的原话吗

1957—1959年 “大跃进”发生的多重原因及多领域“大跃进”

 “跃进”一词的发明权属谁

 毛泽东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目的何在

 从农业到工业的跃进

 值得记取的各领域“大跃进”

毛泽东为什么要修改“五一口号”

早在1948年9月的时候，在最早解放的东北，就曾经准备成立新政协，还要宣布建立新中国。民主党派的领袖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已经从香港秘密抵达哈尔滨。他们是在中国共产党发出“五一口号”后，最积极的响应者。毛泽东当年在修改“五一口号”时，加上了这么一句话：“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与先期抵达哈尔滨的民主党派领袖就召开新政协的协议草案进行了交流与修订，达成初步意见后，又将之向滞留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陈其尤、李章达、沈志远、彭泽民、章乃器、孙起孟、郭沫若等重量级人物征求意见，1948年11月25日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该协议规定了新政协的性质、任务及人选：“新政协参加范围，由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得许其参加。”

1948年11月29日，也就是《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正式公布仅仅4天后，平津战役(国民党称之为平津会战)也打响了。而在这一年的11月6日，淮海战役(国民党称之为徐蚌会战)也开始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发出不久，李济深、何香凝、郭沫若等四十余人分三批先后到达东北的哈尔滨，只等全部人员聚齐就可以开会了。新政协还在筹备之中，淮海战役在1949年1月10日、平津战役在1月31日就先后胜利了。中共中央随之决定，将新政协会议改到北平，新国家的首都也定在北平。

据记载，1949年6月16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六个工作小组，每个小组都承担不同的任务，分别开展工作，但组员有交叉。

第一小组的任务是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各单位的代表名额、名单。该组的组长和副组长，分别由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李维汉(中国共产党代表)和常务委员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担任。组员有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彭泽民、曹孟君、谭平山、蔡廷锴、陈其尤、聂荣臻、李立三、朱富胜、陈叔通、曾昭抡、许德珩、冯文彬、蔡畅、黄振声(黄鹤祯代)、罗叔章、天宝、陈其瑗等22人。

第二小组的任务是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即后来公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该组的组长和副组长，分别由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代表)和副秘书长周新民(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担任。组员有林伯渠、李德全、施复亮(孙起孟代)、符定一、王绍鏊、郭冠杰、史良(张曼筠代)、郭春涛(吴茂荪代)、蒋光鼐(秦元邦代)、雷荣珂、易礼容、郑振铎、俞寰澄(酆云鹤代)、叶圣陶、沈兹九、李秀真、陈震中(葛志成代)、天宝、戴子良。

第三小组的任务是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组的组长和副组长，分别由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中国共产党代表)和民主教授代表许德珩担任。组员有陈劭先、章伯钧、章乃器、李达、许广平、季方(严信民代)、沈志远、许宝驹、陈此生、黄鼎臣、彭德怀(罗瑞卿代)、朱学范、张晔、李烛尘、侯外庐、邓初民、廖承志、邓颖超、谢邦定、周建人、杨静仁、费振东、罗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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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朝晚期开始，中国就处于不断的战争中。在这样的内忧外患的战争中，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共产党群体的出现，有一个历史的必然性。

不论是清朝之后北洋政府，还是再往后的国民政府，都没有把中国统一起来，也就是说没有形成现代国际政治观念上的一个政治共同体。那么，在国际社会看来，因为国家主权的缺失，这个国家自然也无国际地位可言。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继续受压制、受封锁。从这一点上，很容易理解毛泽东当年为什么决定出兵抗美援朝。

国际环境的艰难与国内战争后的穷困，就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真实生存环境。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建设一个新生的国家，其艰难程度超乎想象。

毛泽东带领的共产党群体在20世纪50年代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尤其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举世瞩目，一举奠定了后来发展的基础，包括后来“改革开放”的基础。

因此，如何看待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作为，对于国家未来的方向有着绕不过又难得的借鉴意义。

本书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尽量平实客观地展现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建设成就与难以避免的弯路，因为这是一项在中国大地上从没有先贤实践过的事业。

本书的基本观点就是，这个年代所发生的一切，都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毛泽东殚精竭虑要建设一个不受欺负的强大国家。正确或错误，都与之有关。

本书共11章，即使前两章在展现国内形势与国际因素的同时，其落脚点仍在国家建设。以后的9章，都是以如何更好地建设国家为重心。因此，本书不是毛泽东在50年代个人生活的全方位呈现，甚至不去着墨，而是对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历史回溯。笔者相信，历史所保留的将是这一主题，而不是所谓的私生活。将毛泽东还原为真实的人，也不是一味纠缠于他的私生活——更何况其中还有许多的捕风捉影。

拂去历史的尘埃，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可爱、可亲、可敬、可学的毛泽东，而不是冰冷的雕像。从这一点上说，将毛泽东还原为真实的伟人，今天做得仍然不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如何评价毛泽东又与今天的改革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如果从极左或极右两个极端来评价毛泽东，就会将改革带入歧途或者完全反对改革。

如何重塑毛泽东时代的信仰以及理想主义，来对抗如今过多的欲望以及拜物主义一直是没有解决好的重大课题。记得有位学者说过，当年共产党之所以打败国民党，国民党里面有那么多共产党的间谍，就是因为信仰。共产党在精神品质上要高过国民党。

毛泽东的50年代，尽管也有阴影，有消极的东西，但它能提供给人们更多的也许是精神动力。从另一方面评价，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其经济答卷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