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是个笑话，我们这个村子怎么也牵扯不到山西省委，更牵扯不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有一点却是必须郑重说明的，就是，我出生时，我们这个镇子的规格要比现在高些。我是农历丙戌年出生的，相当于公历的1946年。当时这个镇子，是个县城，就叫临晋县。到了1954年，“厄运”降临了，全国大合县，临晋与东边的猗氏合为临猗县，县治设在猗氏，临晋就沦落为镇了。在此之前，它可一直是晋南平原上响当当的富县。而我们那个村子，就在这个富县县城的东关口上，与东关大街只隔一条不会超过十步宽的土路。
东关是旧县城最繁华的大街，说我们村就是县城的一部分也不为过。这一点所以非常重要，要做郑重说明，乃是因为它不光关系到我们村子的品格，还关系到我个人的品格。须知，一个县城出生的孩子与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我们那儿有句俗谚，较为清楚地说明了此中的道理，说是：“城里的娃娃，乡里的狗。”意思是这两类动物，都是轻易招惹不得的。
我出点小名后，好多人一提起我是韩家场村人，总说我是个乡下人，于是生出许多说法来，或是纯朴，或是颟顸，总之是一个出生在韩家场这么个村子里的人，是不能跟一个出生在哪怕是太原这样重污染的城市里的人相比的，多少会少些文明的熏陶。我听了心里颇不以为然，觉得他们还是不太懂得中国城乡文化的深奥含义。一个生长在周围都是农村的县城的孩子，其优越感是要远远大于一个纯粹生长在城市里的孩子的。前者有可比性，后者没有可比性，可比性最能激发孩子的潜质，至于是好的还是坏的，那就全看各人的造化了。
说到这里，顺便说一下我的出生。道理同前，只有将这些最基本的情况弄清了，往后说什么才能落在实处。不知你留意了没有，刚才说到出生时，我只说我是农历丙戌年出生的，相当于公历的1946年，没有说月与日。加上月与曰，再说1946年就不妥了。我出生的日子是丙戌年十二月十二日，换算成公历，已是1947年的1月3日了。上大学历史系的第二年，看到一本緬年历》，轻轻一翻就查出来了。这是我上了五年大学，现在能想起来的最明确的一个收获。
该说这个家庭了。真担心能不能说清楚。好多时候，是说不清楚的。这次也只敢说试试看。最好的办法是从头说起。若在戏台上，是要叫板的，我的叫板该是一声长长的：苦啊！
所谓从头说起，就是从我记事时说起。我不是个多么聪慧的孩子，记事之时，当在七八岁的样子，也就是上了小学一年级以后。我这里说的是虚岁，没办法，我小的时候，一直是用虚龄计岁的。
七八岁，也就是1953年吧，清楚地记得，我家大门的门脑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小木牌，比三十二开的书本还要小些，大体说来是四方形，只是上面两个角截了些，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六边形。正中墨写的四个字是：光荣军属。
谁是军人？我父亲。
我见过父亲寄回的照片，好几张。一张是单人的，戴着军帽，正中是五角星，昂首挺胸，胸前的白布胸卡上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父亲跟我说，这是他在设在石家庄的华北军政大学学习时照的，学校校长是后来成了元帅的叶剑英。
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