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生活网站读到吴同先生的《怀念我的父亲吴兴华》，摘录如下：
父亲离开我们已近四十年了。那是血雨腥风的“文革”初期——1966年仲夏。当时铺天盖地而来的大字报已经糊满了我家宅院。我和妹妹终日提心吊胆，不敢越出门槛半步。八月二日清晨，我一如既往将父亲的自行车钥匙交给他；父亲心情分外沉重，拉着我的手说：“小同，我准备请求系里允许我搬往校内宿舍，这样大字报可以随我去。”我听了不禁悲从中来，父亲的眼眶也湿润了。还未等我说话，父亲就匆匆离去。年幼的我做梦也想不到这即是我和父亲的永诀，从此天地两隔，再无见面之日。
据目击者事后讲述，那天父亲在北大校园内顶着烈日劳改时，被“红卫兵小将”强行灌人阴沟里的污水，中毒昏迷后又遭到这群暴徒棍棒相向，拳打脚踢，耽误了送医时间，就此不治。……《吴兴华诗文集》遗漏了不少重要诗作，比如《演古事四篇》《给伊娃》《湖畔》《爱情》《西长安街夜》《鹧鸪》《病中》《晾衣》《在镜中》《夜游赠以亮二首》《览古》《观画》《残年》《偶然作》《励志诗》《宴散作》《吴起》《岘山》《西施》《尼庵》《咏古事两首》等，另外一些十四行诗及绝句都未人选。该诗文集中还遗漏了吴先生发表在1938年《文学年报》第四期的《唐诗别裁后书》，1944年出版的译作《里克尔诗选》，以及1963年译作《论趣味的标准》。诗文集中也不乏误引，尤其是来自手稿的数首《无题》，谬误颇多，希望再版时加以纠正。
（一）读钟鸣的《中国杂技：硬椅子》（作家出版社，2003），他在《自序：诗之疏》里讲到，1984，年在一次港台书展上买到台湾巨流出版公司出版的《传播工具新论——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Media：TheExtensiortsofMan）。钟鸣表示，在自己的阅读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一本让人振聋发聩的书。他称《中国杂技：硬椅子》在方法上有麦克鲁汉的影子，在故事上受到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触发。钟鸣所谓麦克鲁汉就是今天已经被大量翻译的麦克卢汉，那本书就是后来进入大陆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商务印书馆，2000）。今天的文化研究对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奉若神明，却对多伦多学派（伊尼斯、麦克卢汉）不冷不热，由此可以想见钟鸣在20年前的判断力。
（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当代中国的倡议网络也在逐渐形成。读《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玛格丽特。E，凯克、凯瑟琳，辛金克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三章《拉丁美洲的人权倡议网络》提及阿根廷在1976—1980年期间侵犯人权的情况比墨西哥严重得多。由于国际人权网络比较关注阿根廷，其人权状况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得到改善；而墨西哥没有得到重视，其在20世纪80年代侵犯人权情况仍然非常普遍。但是倡议网络和人权的关系是否如此简单，我有些存疑。这本书翻译得一般，可以读得通，不过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翻译成“言论和发表思想的自由、崇拜上帝的自由、不虞缺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总是觉得有些拗口，尤其是所谓“崇拜上帝的自由”。“四大自由”的通译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译者何必另辟蹊径？
龙应台在《文化是什么》（《中国青年报》2005年10月19日）里说道：在台湾南部乡下，她曾经在一个庙前的荷花池畔坐下，为了不把裙子弄脏，便将报纸垫在下面，一个戴着斗笠的老人家马上递过来自己肩上的毛巾，说：“小姐，那个纸有字，不要坐啦，我的毛巾给你坐。”
费孝通在《我对自己学术的反思》（《读书》1997年第9期）里讲到过类似的细节：童年时看到过祖母把每一张有字的纸都拾起来，聚在炉子里焚烧，并教育他说要“敬惜字纸”。他长大之后，笑祖母是个老迷信。但等他长到了老祖母的年纪，才明白“敬惜字纸”的文化意义：纸上写了字，就成了一件能为众人带来祸福的东西，不应轻视。费孝通称自己一旦理解了祖母的行为，心头相当沉重，他这样自责道：“我一生对字纸太不敬惜了，想写就写，还要发表在报章杂志上，甚至还编成了书，毫不经意地在国内外社会上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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