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地理王牌作者十年精华文章合集，读者群十分广泛。萧春雷编著的这本《华夏边城(中国国家地理)(精)》是继单之蔷主编《中国景色》之后，又一人文地理力作。作者文风优美，功底扎实，在资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是优秀的人文地理佳作。

华夏大地的每一处褶皱，都堆叠着厚厚的文化层，像是掌纹，讲述我们民族生存的故事。我奔赴各地，细致查看，努力破解那些紧攥在掌心的秘密。与手相学家的不同在于，他们预测未来，我阐释什么样的过去造就了今天。

城市是人类最恢宏的创造物。偏处一隅的边陲城市，扎根于当地奇异的地理、历史和风俗之中，经受着异族文明的强烈冲击。每座城市都独有，但边城——就像那些远离父母关爱的孩子，身世沧桑，性格倔强，最让人动情。

萧春雷编著的《华夏边城(中国国家地理)(精)》是多年为相关地理杂志撰写文章的合集，本书收录的文章都涉及远离中原王朝的边远城市，如长沙、重庆等，并详细讲述这些边城的来龙去脉、独特命运和精神气质。

前言 我们都是城市鉴赏家

古城：河西汉唐城市群

穹窿银城：寻找象雄故都

拉萨：孤独有如皇冠

喀什：维吾尔族人的焦虑

重庆：留不住的江湖袍哥

长沙：先天下之乐而乐？

厦门：大陆的小女儿

后记 我的人文地理写作

古城：河西汉唐城市群

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每座古城，穿越历史的风沙抵达我们，都讲述了某种文明经历的生死劫难。河西走廊是我国古城遗址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农牧民族两千多年的争战、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兴替、绿洲和沙漠的无常变迁，都记载在古城盛衰的故事里。

游牧民族的城

农耕民族善于种植，他们种植在大地上的最大物体就是城池。游牧民族很少建城，他们逐水草而生，到处漫游。但河西走廊最古老的城堡的确是游牧部落建造的，距今2500年以前——那时候，华夏族还没有进入河西呢。

“三角城遗址属于沙井文化，大量使用青铜器，是史前文化的最后一期。1924年被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最早发现。”甘肃金昌市文化局文物科科长李勇杰介绍说。我们来看的三角城，就是河西城池之母，很可能是月氏人留下的。远古之事难考，按照《史记》记述，乌孙人和月氏人最早在河西放牧，接着月氏人把乌孙人赶跑，独占河西走廊。三角城的主人非此即彼，多数学者倾向于月氏。

遗址坐落于双湾镇三角城村(原名尚家沟)的田野，一道残墙围成不大规整的一圈，西北部向外凸出，有点像三角形，边长各百余米，只开一道南门。中国人讲究方位，通常会把城堡筑成四边形，很少建出这种方不方、圆不圆的土围子。城墙是泥巴垒砌起来的，已变成一道低矮的土墩，墙根堆满淤土，城心低洼，整个城址仿佛一口浅底锅。这是我见过的最简单的城堡。

村里人很为这座城址自豪，还办了个展览馆，以图片为主。一张铁犁铧的照片引起我的注意：“月氏人种地吗？”

“沙井文化以畜牧业为主，也有少量农业，半定居，所以有房屋与城堡聚落。”李勇杰说，“其实，河西的史前文化都有农业的成分。绣花庙以西的四坝文化，要更早几百年，属于另一个类型的青铜文化，也发现了麦粒、磨盘和农业生产工具。”

我一直以为北方草原自古就是游牧民族的天下，他们没有农业，原来大错特错！考古学家告诉我们，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的内蒙古高原，主要是农耕文化；直到三四千年前(差不多四坝文化时期)，草原居民才扔掉农具，转向畜牧业，变成“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到了秦汉时期，华夏族在黄河中下游平原耕种，北部的蒙古高原和西部的青藏高原则变成来去如风的无数游牧部落的牧场。位于两大高原之间的河西走廊非但不是障碍，反而因为气候适宜、水草丰美而成为各方争夺的战场。

我们把时间定格在西汉初年。这时，刘邦在长安建立起汉朝，匈奴崛起于蒙古草原，月氏独占河西走廊，氐羌在青海湟水流域牧马。汉朝与匈奴作战每每失利，只好采取和亲政策，厚赂匈奴。如日中天的匈奴王朝于公元前176年之前击败月氏，夺得河西之地。月氏余部迁移到遥远的伊犁河流域，称大月氏；少数留在祁连山的，称小月氏。

据我们所知，月氏是最早在河西走廊建城的民族。除了三角城，他们还建过昭武城，在张掖市临泽县，今已不存，其址汉代曾设过昭武县，现在还有个昭武村。另一座祁连城，新编《民乐县志》说“秦汉时为月氏城，后为匈奴城……”，但我没有找到古籍的相关记载。民乐县文物局的陈之伟副局长言之凿凿：“没问题，祁连城就是月氏人建的东城，后来清军将领王进宝加修了一座北城，命名为永固城。当年匈奴老上单于在祁连城攻打月氏，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老上单于也在祁连城驻军，所以又叫匈奴城。旁边还有一座八卦营城，是汉城，还有霍去病的点将台。”

匈奴人统治了河西地区约55年，尽管司马迁称他们“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但他们像月氏人一样，有相对固定的居所，也建造了一些城堡，例如休屠王城、盖臧城、觻得城、西城等。想来匈奴人选址和筑城的水平不错，当汉人夺取河西走廊时，这些匈奴城摇身一变，都被改造为西汉县城，如休屠县城、姑臧县城、觻得县城。P11-14

前言 我们都是城市鉴赏家

城池是定居民族的防御性建筑，而游牧民族来去如风，很少建城。2013年元宵期间，我和《华夏地理》编辑易水艰苦跋涉，在河西走廊寻访了四五十座古城。在兰州采访李正宇教授时，他告诉我两个规律：第一，汉人建的城都是方形或长方形，不规则的基本上是少数民族建的，比如三角城、椭圆城；第二，古城的大小与等级相关，郡城周长都在1200米以上，县城约1000米，乡城则在400米以内。

河西地区战乱频仍，绿洲无常，荒漠里埋藏着无数遗失名字的城池。荒废在高台县大漠里的骆驼城就是一例。这座周长2000余米的长方形大城，论规模超过了张掖、敦煌等郡城，绝非无名之辈。但它到底是古代的哪座城池呢？好几代人为之伤神，最终，现代考古学解决了这个问题：城外的墓葬证实，骆驼城先后曾为汉表氏（是）县城、前凉建康郡城、北凉沮渠蒙逊政权的都城、唐建康军城，唐末从史籍中失踪，被风沙埋没了一千年。

汉唐经营西域，在河西留下了上百座各种类型的城池，最有意思的是，这些城市沿走廊一字排开，像铁链一样高效组织起来，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域的坚强通道。事实上，它们组成了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个驿站。安史之乱后，少数民族控制了河西走廊，中原王朝被迫另开海上丝绸之路。中西阻隔，驼队断绝，灿若珠宝的河西城市群尽数没落。多少彪炳青史的伟业，沦为大漠里一座座可疑的荒城。

我关注的城市，多数是远离中原王朝的边缘城市，或者边陲城市。相对于中原王朝的政治中心—独有的京师、首都、中央之城，这些天高皇帝远的边城自由散漫，个性鲜明，在中国的城市体系里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自发明了农业之后，人类开始聚集定居，较大一些的聚落形成了城市，但城市之间，差异极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率先进行了城市类型学研究。他说，欧洲古代城市如雅典、罗马，实际上是军事中心；中国的城市则是政治和行政中心；只有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城市，才开始形成经济中心，并发育出市民社会，成为现代城市的先驱。

在韦伯的眼里，中国古代那些壮丽和繁华的城市，不论是长安、北京、南京、杭州，根本就不叫城市，至少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他曾经为资本主义城市下过一个经典定义：城市是一个共同体，聚落至少得具有较强的工商业性格，而且还得有下列特征：（1）要塞；（2）市场；（3）有自己的法院及法律（至少部分是自己制定的）；（4）具有团体的性质；（5）至少部分自治和自主，也就是说，通过行政机构进行管理，市民本身以某种方式参与行政机关的任命。（《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类型学》）其中，自己的法律、市民团体、部分自治，都是中国城市闻所未闻的。  那么，中国古代的城市是什么呢？《周礼》开篇即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大意是：只有君王可以建立国家，辨正空间方位，以国家体制经营四方，按不同职能设置官位，让民众接受管治。中国古代城市的布局，完全体现了这一礼制原则，将国家官僚体制空间化。

你可以通过城市体系来理解中国古代的行政体系。传统的城市，几乎均为各级行政区划的治所，并依据行政级别，形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系统。金字塔的顶端是京师，那里有巍峨的宫殿和孤独的皇帝；第二级是各省治所，也就是省会城市；第三级是各府治所，相当于今天的地市级；第四级是各县治所，为最低级城市。中国古代的城市群是高度政治化的，俨如官场，城市的等级与城市首长的行政级别完全一致。

被选中为京师的城市就是这个中央之国的中央之城。没有哪个城市注定成为京师。皇帝在哪里，京师就在哪里，京师一定最大。 “天子实十二里之城，诸侯大国九里，次国七里，小国五里。”周朝天子所居之城，城墙每边长12里，其他城市则按官爵等级递减，只能建城墙每边长9里、7里、5里的小城。逾越分寸，就是犯上作乱、准备造反了。

首都是以皇宫为核心建立的政治城市，各个次级政治中心——省城，则围绕着省级官署建筑群而建，县城围绕着县级官署而建。中国的每座行政城市都是相似的，都是一个小小的皇城。

……

厦门是我最熟悉的城市，犹如描述一个亲人，我不想陷入考据与细节，而是直抒己见，谈论地理环境和通商开埠对这座岛城精神气质的影响。

城市是人类最恢宏的创造物，深受山川地理、行政建制、国家政策、人口族群、区域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而偏处一隅的边陲城市，扎根于当地奇异的地理、历史和风俗之中，感受异族文明的强烈冲击，往往形成自己独特的面貌。每座城市都独一无二，但边城——那些远离父母关爱的孩子，身世沧桑，性格倔强，最让人动情。

有无数种阅读城市的方式，如见闻录、游记、画册、杂感、回忆录、特写、论文、城市史、专题调查、新闻报道等等，我选择了最困难的一种：全景式叙述。这些文章，绝大多数是应《华夏地理》杂志“读城”专栏之约而写的，责任编辑易水十分认真，要求我在一篇万余字的文章里正面讲述一座城市的来龙去脉、独特命运和精神气质。采访和写作过程十分艰辛，但深入了解了这些城市的隐秘之后，便有魂梦相通的感觉，与之变成了亲密的友人。喀什、拉萨等地的每一则新闻，从此都让我揪心。

象雄故都，河西诸城，内陆、边疆和海防城市，收入本书的七篇文章是精心选编出来的，构成一个小小的跨时空群落，从各个角度呈现中华边城的多样性。

从前，我们以一个城市为家，只认识有限的几座邻城。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旅行，飞机和高铁每日行经许多城市；我们阅读新闻，每天过眼全球无数城市的信息。无意之中，我们都成了城市鉴赏家。茫茫城海，谁日无情？每个鉴赏家都有心中挚爱，或许这些感动过我的城市，也让你魂牵梦萦。

2015年6月29日

后记我的人文地理写作

朋友林志民是厦门康辉旅行社老总，他在公司楼梯口张贴了一幅字，鼓励人们远行。每次经过，我都忍不住念诵一遍： “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

这段文字出自苏辙19岁时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每次读后，我都不免血脉贲张，心生豪情。但凡读书人，谁不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生活动心呢？

我原来从事文学写作，也很关心地方文史。2009年，我接受《华夏地理》杂志王烨编辑的约稿，写了一篇福卅i“三坊七巷”的文章；不久《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做“福建专辑”，耿菲琳和易水等编辑约我写了4篇文章。这两家杂志觉得我写得不错，频繁约稿，我开始为写作而旅行，跑遍了全国各省市，写下了50多篇文章。我转型成了一位人文地理作家。

从数量看，这些文章不算多，但都是5000～20 000字的长文，跨领域，跨学科，涉及青藏高原隆起、喀斯特地貌、丹霞地貌、海蚀地貌、沙漠演变、五谷变迁、油菜花地理分布、海洋经济鱼类、秦俑、楚墓、苗族、客家、维吾尔族、倭寇、闽南红砖厝、海岛民居、竹纸、盐与高血压地理、浊漳河、藏东、天山、长江源冰川、象雄古都、河西古城、拉萨、长沙、重庆等方面。没有人拥有如此宽阔的专业。对我来说，每篇文章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需要从头起步。我要研究大量资料，确定主题；然后亲临现场，采访当事人和专家；最后阅读各种相关文献，确保自己讨论的问题不与前人重复，才开始艰苦的写作。

在我看来，人文地理写作与普通的游记、旅行见闻完全不同，它以问题为中心，然后调动所有资源——现场采访、专家观点、学术论著等——去解决，属于高度原创的深度写作。由于具有作家、记者和人文学者三重身份，我的人文地理写作也有比较强烈的个人风格：第一是讲究文采，第二是注重现场感，第三是强调学术性。

好文章总是相似的，言之有物，且文字清通。所谓言之有“物”，是指最好提供崭新的思想，其次提供新颖的感受，最不济也要提供新鲜的知识。总之要与众不同，让人有所获益。我要求每篇文章达到论文的水准，力求创新，言之有据，但是不以论文那么枯燥的面目出现，结果每次都写得痛不欲生。我曾经向朋友吹嘘：我是中国阅读论文数量最多的人之一，每写一个专题，都要浏览一两百篇专业论文，平均每年过眼千篇以上——幸好大多数论文并不值得认真对待。

《散文选刊》从前就选载过我的作品，但2012年4月这一期特别让我感动，因为他们选用了《春天的30个纬度》(即《中国春天的速度》)这篇文章。我敬佩他们的散文观念如此开放，我也为自己的人文地理文章达到了文学品质而欣慰。我想，既然有“历史散文”之说，我为什么不能写作“地理散文”呢？每写一篇，我都战战兢兢，把它们当成日后可以重温的散文随笔。我是传统型作家，坚信好文章都值得读第二遍。

回想起来，这些年的人文地理写作培养了我观察世界的方式。研究一个地区的文化，我首先读地形图，了解它的山川水系、岩层地貌；然后是历史地图，弄清政区演变、人口迁徙；再然后关注族群聚落、方言信仰和生活方式及现状；最后才是我所讨论的主题。你一定要到现场去看、去问、去感受，才会发现问题。写作，回答问题，也是彻底展示你的知识、才华和思想的过程。

今年我想将地理散文的写作告一段落，挑拣这些年写下的文章，以“中国的掌纹”为总名出版。它们主要发表于《中国国家地理》和《华夏地理》两本杂志，还有几篇是为《地图》《炎黄地理》《海峡旅游》等杂志撰写的。书中收录的均为我的原稿，图片大部分亦为我随手所拍。因为有些资料或数据可能过时，我特意保留了文章的写作日期，方便读者阅读。

萧春雷

2015年6月3日于厦门

当代中国有文化散文、历史散文、乡土散文，但很少有写得好的地理散文。萧春雷的人文地理写作，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中的空间意识。这种独具深度的写作，有着驳杂的知识记忆和精神亮色，而比知识更吸引我们的，是萧春雷飞扬的才情、感受和思索，以及优雅、考究的汉语之美。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本书有专业的文献基础，敏锐的观察视角，优美的文字叙述，是近年文化历史散文写作的重要收获。

——谢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这是一本奇异的书：是地理书，是历史书，也是旅行书。该书不仅把地理、历史、人文、时政、精神收于一体，也把作家的文采、记者的角度、学者的严谨、行者的孤寂熔为一炉。在我的编辑工作中，从未见过还有谁拥有如此广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思想。

——易水，资深编辑 先后任职于《中国国家地理》、《华夏地理》杂志